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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确保每个孩子享有健康、食物、教育的权利，保护他们免遭一切形式的虐待、忽视、剥削和暴力。我们要使儿童的声音能被听到，让孩子们参与解决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
—1923，《儿童权利宪章》
在儿童被“发现”之前，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写的那样：“传统社会看不到儿童，甚至也看不到青少年。儿童期被缩减为儿童最为脆弱的时期，即这些小孩尚不足以自我料理的时候。一旦在体力上勉强可以自立时，儿童就混入成年人的队伍，他们与成年人一样地工作，一样地生活。小孩一下子就成了低龄的成年人，而不存在青少年发展阶段。”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足够远，就会发现在古希腊，斯巴达的儿童是国家财产，古罗马的法典中规定可以弑杀畸形婴儿；中世纪流行的 “预成论”儿童观，认为幼儿一降生就已经是小成年人，人们用体型的大小与知识的多少作为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差别，极大地蒙昧了人们对于儿童的认识。菲利普·阿利埃斯在分析了早期欧洲绘画作品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6世纪以前，欧洲社会并没有给儿童以特殊地位，人们甚至从未想过，儿童有自己的天性。”
到了18世纪，卢梭发现了儿童。卢梭提出“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这种观念成为了儿童观历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为儿童争取权利，人们到20世纪才意识到这一点。
在1909年，瑞典女权主义者及社会改革家爱伦·凯出版了《儿童的世纪》，这本书在当时被认为是大胆的作品。书中的第一章就语出惊人“儿童有权选择父母”，这意味着儿童有权在家里受到高质量的照顾和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是随便选择父母。爱伦·凯在这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也阐述了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期待，她意识到在保护儿童与让儿童参与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即她那句著名的断言：“每一步都要让孩子体验到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把他手中玫瑰的刺摘下来。”
然而真实的生活是残酷的，五年后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20世纪初教育觉醒的时代，战争对于教育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战争制造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战争中儿童权利的保障更加无从谈起。这时，一位名叫埃格兰泰恩·杰布的英国女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始了救助儿童的行动。
“我没有七岁以下的敌人”
有人认为埃格兰泰恩·杰布几乎不太可能是一个儿童捍卫者，因为她终生未婚，也未育有后代，并且她承认自己不怎么喜欢儿童，她叫他们“小淘气”。
小时候的埃格兰泰恩颇有些“淘气”。她不仅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在花园玩打仗游戏，还编造各种故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埃格兰泰恩还喜欢骑马，尤其喜欢与男孩子一起比试骑术，因为她觉得女孩子太容易疲倦。她也游泳、划船，唯一能让她安静的是她父亲的大书房。她用很多时间在那里读书，母亲说她简直就是在做白日梦。
英国乡村给埃格兰泰恩提供了简单的成长环境。虽然家境富裕，但她却经常穿着廉价的衣服。埃格兰泰恩乐意和普通人接近，讨厌等级制度对人的影响，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世界上只有一个阶级，那就是人类”。
埃格兰泰恩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生病停止了学校的工作。1913年，在妹妹多萝西的丈夫的鼓励下，埃格兰泰恩前往巴尔干半岛，在马其顿救济基金会工作，为难民提供救助资金，以便减轻战争带来的困苦。巴尔干半岛长期争斗的错综复杂的局势给埃格兰泰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看到了可怕的战争和痛苦的难民，她说：“我必须回到英国，这里每天都是死亡。”回到英国后，她发起筹款运动，但收效甚微。一战爆发后，埃格兰泰恩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她的妹妹介绍给她一份杂志编辑的工作，同样因为生病，短暂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
1919年，多萝西与埃格兰泰恩成立了救助儿童基金会，为全欧洲的儿童提供帮助。也是在这一年，埃格兰泰恩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发传单时被捕了，因为传单上印有奥地利饥饿儿童的照片，这些来自敌对国家儿童的照片将埃格兰泰恩送上法庭。政府希望用逮捕熄灭埃格兰泰恩的热情，然而，埃格兰泰恩在法庭上的表现赢得了尊敬，被罚款5英镑。埃格兰泰恩说这是一次“胜利”的罚款，因为检察官被她说服，将5英镑罚款捐助给救助儿童基金会，这是救助儿童基金收到的第一笔捐助。救助儿童基金运作很成功，不断收到从各个国家寄来的大量捐款。这些捐款后来被用于救助德国与奥地利的儿童。
第二天一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埃格兰泰恩在法庭上的故事。但是她不满足人们只是知道这件事情，希望能有更多人为救助儿童行动起来。她和妹妹多萝西号召公众前往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参加集会。多萝西担心不会有多少人参加，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慈善是对本国的儿童进行救助，而不是对敌国的儿童施以援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5月19日的集会当天，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座无虚席。
一位埃格兰泰恩的同事描述当时的场景：有人向到场的民众提供了烂苹果，如果有谁向敌方孩子提供资金援助，这个叛徒一定会被投掷来的烂苹果击中。但是他们没有对埃格兰泰恩这样做。他们不得不听她的演讲。开始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她的使命感给予了她极大的勇气，她的声音越来越大，她捍卫的并非是自由辩论，而是对于自己事业的热情与坚定信念。“我十分确信，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可能看着孩子被饿死而不去援助他们。”等她说完这句话之后，人们的鼓掌声几乎掀翻了阿尔伯特大厅的顶棚。仅仅在十天内，她便募集到一万英镑的捐款，这笔钱被用于援助维也纳的儿童。
为敌方儿童提供帮助使她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有人把她当成叛徒，质疑她这种叛国的行为，埃格兰泰恩用她经常引用的萧伯纳的名言作为回答：“我没有七岁以下的敌人。”
儿童就是儿童
1919年，救助儿童会在苏格兰开设了第一个分支机构，到1921年末，已经有300个分支机构遍布英国。从1919到1920年，因为救助敌方的儿童，救助儿童会饱受非议。埃格兰泰恩的答复是：“救助儿童会不在乎政治、种族与宗教，儿童就是儿童，不管是白人、黑人、棕色人种还是红色人种。” 1920年1月6日，埃格兰泰恩·杰布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救助儿童联盟。到了2月国际救助儿童联盟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埃格兰泰恩·杰布因病没有参加。然而她与日内瓦的其他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包括一直支持着建立国际救助儿童联盟的红十字会。
埃格兰泰恩相信，每个国家都应该为它的子民提供最好的帮助，而不应仅仅被动地依靠援助。救助儿童会将援助范围从英国扩大到了爱尔兰、美国、北欧以及其他的国家地区，不仅为战争中的儿童提供救济，也为每个国家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援助。虽然许多其他援助机构（如胡佛的美国救援组织）也在欧洲开展援助工作，但大部分都针对成人而非儿童。埃格兰泰恩始终坚信儿童是最需要帮助的，她说：“实际上，每一代儿童都给人类提供了重建这个被毁掉的世界的可能性。”她在儿童身上看到了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
如果救助儿童会想获得世界级的领先声誉，就要有专业的法则以及毋庸置疑的筹款与获得援助的能力。这让埃格兰泰恩陷入深思，如果人们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灾难发生时如何救助儿童，孩子们怎么能获得永久的帮助呢？因此，救助儿童会需要做出改变。
1924，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
埃格兰泰恩永远不会满足，就像她一直做的那样。1922年，埃格兰泰恩登上日内瓦郊外的山上清理思绪。她坐在草地上，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望着远处的城市，起草一份有关儿童权利的宣言的想法在她心中产生。这份宣言不仅成为日后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的基础，而且永远改变了世界对待儿童的方式。
1923年，埃格兰泰恩·杰布声明其对儿童权利的看法：“在我看来，目前我们无法指望进行大规模的救助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希望继续为儿童工作……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倡议各国共同合作，用有建设性的方法而非施舍的方法保护他们自己的儿童。我相信我们应维护儿童的一些权利并为其获得普遍认可而奋斗。”同年，她发表了一份《儿童权利宪章》，最先刊登于儿童救助会出版的《世界儿童》杂志，之后立刻被国际救助儿童联盟通过。1924年，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一致通过将埃格兰泰恩·杰布的《儿童权利宪章》作为《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于第五届国际联盟大会批准通过。它成了国际社会上签订的第一部保护儿童权利的文书。
《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
所有国家的男女都应承认人类负有提供儿童最好的东西之义务。同时不分种族、国籍或信仰的差别，让所有儿童在下列各种事项中，都能获得保障，并承认这些事项为自己的义务。
1.必须提供儿童正常发展所需之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各种需要。
2.必须提供食物给饥饿的儿童，并提供生病的儿童必要的治疗。身心发展迟缓的儿童，要获得适当的援助。对不良行为的儿童要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孤儿和流浪儿亦应获得居住的场所，并得到适当的援助。
3.遇到危难时儿童应优先获得救济。
4.儿童有独立维持生计的地位，因此要避免受到任何形式的压榨。
5.儿童必须获得适当的培育，使其才能够对全体人类有所贡献。
虽然《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并未真正规定儿童权利，而主要是针对一战中儿童遭受痛苦所进行的反思，但这毕竟是“儿童权利”的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被提出，“儿童权利”从此走进国际视野，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五段宣言，也成为195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的基础。
在1925年，埃格兰泰恩开始实行自己的新的救助方法，就是在难民的土地上解决难民的生活问题，帮助难民实现自我救助。她在保加利亚帮助当地难民重建村庄，给当地居民种子和工具，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开始新生活。埃格兰泰恩取得了成功，并且把这种救援形式推广到了阿尔巴尼亚。1926年以后，埃格兰泰恩将目光放到了欧洲之外。她在1927年写道：“毫无疑问，在亚洲和非洲有比欧洲更痛苦的孩子。”
1928年，52岁的埃格兰泰恩因为中风去世。她深孚众望，赢得了贵族、工会、教皇的信任，甚至曾经对她进行经济封锁的首相夫人也为她开创的事业动容。她留下的，是一份未尽的宣言以及日内瓦羽翼未丰的国际救助儿童联盟。埃格兰泰恩认为，作为未来的一代，儿童在忍耐和给予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潜能。如果我们辜负了儿童，会让世界变得危险。
儿童是未来，也是现在
1929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的签署者之一，波兰犹太裔教育家雅努什·科扎克出版了自己的最后一本书——《尊重儿童的权利》。在书中，他为世界留下了这样一句具有远见的声明：“儿童不仅是未来，也是现在，他们有权得到尊重，并且被温和地对待。”雅努什·科扎克早年从医，后来毕生从事儿童教育工作，为儿童获得平等的权利奉献一生。他相信儿童和成人一样有理解力，只不过他们缺少类似的经验。二战爆发后，他拒绝了友人帮助转移的好意，坚持居住在华沙犹太人聚集区，将全部精力用于照顾孤儿院的孤儿。1942年8月，德国纳粹包围了这里，雅努什·科扎克与孩子们最终被杀害于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
20世纪的“逢‘9’年”总会出现儿童权利的里程碑事件。1959年，联合国发布的《儿童权利宣言》，是在1924年日内瓦宣言基础上的第二稿，包括十大原则，完善丰富了1924年宣言的内容。儿童受教育权首次通过宣言的形式在国际社会提出，并且毫无争议地得到一致认可，一直保留至今。宣言强调了儿童拥有受到保护的权利，原则二规定“应通过法律和其他方法而获得各种机会与便利，使其能在健康而正常的状态和自由与尊严的条件下，得到身体、心智、道德、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原则九规定“儿童应被保护不受一切形式的忽视、虐待和剥削”，“不应成为任何形式的买卖对象”。原则五针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留下伤残的儿童进行保护，规定“身心或所处社会地位不正常的儿童，应根据其特殊情况的需要给予特别的治疗、教育和照料”。
1989年无疑是世界儿童权利发展的最为重要里程碑。在11月20日举行的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不仅明确了各缔约国对于儿童应尽的义务，而且具备法律约束力。满足儿童的天性与需求，照顾和教育儿童，保护儿童不受伤害，都以责任的形式被纳入公约的条款中，对成年人形成约束。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定义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尤其是在第12条，规定了儿童有正确表达意见的自由，并且在司法和行政诉讼中，儿童也应该具有适当陈述意见的权利。第13、14、15、16条给予儿童自由表达的权利，享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和平集会权以及隐私权。
相比1959年的《儿童权利宣言》，《儿童权利公约》具有更广阔的范围，强调政府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责任，即每个国家都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儿童。
从1989年以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不仅在理论上重新评估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地位，而且也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儿童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被关注、照顾和保护的对象来看待，而是通过立法、儿童机构、家长和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重新塑造儿童的生活和命运。同时，儿童在塑造他们自己的生活、学习以及未来的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得到了承认。儿童，包括最年幼的儿童，有权得到尊重。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权做出决定，有权被倾听，也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
—1923，《儿童权利宪章》
在儿童被“发现”之前，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写的那样：“传统社会看不到儿童，甚至也看不到青少年。儿童期被缩减为儿童最为脆弱的时期，即这些小孩尚不足以自我料理的时候。一旦在体力上勉强可以自立时，儿童就混入成年人的队伍，他们与成年人一样地工作，一样地生活。小孩一下子就成了低龄的成年人，而不存在青少年发展阶段。”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足够远，就会发现在古希腊，斯巴达的儿童是国家财产，古罗马的法典中规定可以弑杀畸形婴儿；中世纪流行的 “预成论”儿童观，认为幼儿一降生就已经是小成年人，人们用体型的大小与知识的多少作为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差别，极大地蒙昧了人们对于儿童的认识。菲利普·阿利埃斯在分析了早期欧洲绘画作品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6世纪以前，欧洲社会并没有给儿童以特殊地位，人们甚至从未想过，儿童有自己的天性。”
到了18世纪，卢梭发现了儿童。卢梭提出“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这种观念成为了儿童观历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为儿童争取权利，人们到20世纪才意识到这一点。
在1909年，瑞典女权主义者及社会改革家爱伦·凯出版了《儿童的世纪》，这本书在当时被认为是大胆的作品。书中的第一章就语出惊人“儿童有权选择父母”，这意味着儿童有权在家里受到高质量的照顾和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是随便选择父母。爱伦·凯在这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也阐述了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期待，她意识到在保护儿童与让儿童参与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即她那句著名的断言：“每一步都要让孩子体验到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把他手中玫瑰的刺摘下来。”
然而真实的生活是残酷的，五年后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20世纪初教育觉醒的时代，战争对于教育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战争制造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战争中儿童权利的保障更加无从谈起。这时，一位名叫埃格兰泰恩·杰布的英国女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始了救助儿童的行动。
“我没有七岁以下的敌人”
有人认为埃格兰泰恩·杰布几乎不太可能是一个儿童捍卫者，因为她终生未婚，也未育有后代，并且她承认自己不怎么喜欢儿童，她叫他们“小淘气”。
小时候的埃格兰泰恩颇有些“淘气”。她不仅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在花园玩打仗游戏，还编造各种故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埃格兰泰恩还喜欢骑马，尤其喜欢与男孩子一起比试骑术，因为她觉得女孩子太容易疲倦。她也游泳、划船，唯一能让她安静的是她父亲的大书房。她用很多时间在那里读书，母亲说她简直就是在做白日梦。
英国乡村给埃格兰泰恩提供了简单的成长环境。虽然家境富裕，但她却经常穿着廉价的衣服。埃格兰泰恩乐意和普通人接近，讨厌等级制度对人的影响，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世界上只有一个阶级，那就是人类”。
埃格兰泰恩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生病停止了学校的工作。1913年，在妹妹多萝西的丈夫的鼓励下，埃格兰泰恩前往巴尔干半岛，在马其顿救济基金会工作，为难民提供救助资金，以便减轻战争带来的困苦。巴尔干半岛长期争斗的错综复杂的局势给埃格兰泰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看到了可怕的战争和痛苦的难民，她说：“我必须回到英国，这里每天都是死亡。”回到英国后，她发起筹款运动，但收效甚微。一战爆发后，埃格兰泰恩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她的妹妹介绍给她一份杂志编辑的工作，同样因为生病，短暂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
1919年，多萝西与埃格兰泰恩成立了救助儿童基金会，为全欧洲的儿童提供帮助。也是在这一年，埃格兰泰恩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发传单时被捕了，因为传单上印有奥地利饥饿儿童的照片，这些来自敌对国家儿童的照片将埃格兰泰恩送上法庭。政府希望用逮捕熄灭埃格兰泰恩的热情，然而，埃格兰泰恩在法庭上的表现赢得了尊敬，被罚款5英镑。埃格兰泰恩说这是一次“胜利”的罚款，因为检察官被她说服，将5英镑罚款捐助给救助儿童基金会，这是救助儿童基金收到的第一笔捐助。救助儿童基金运作很成功，不断收到从各个国家寄来的大量捐款。这些捐款后来被用于救助德国与奥地利的儿童。
第二天一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埃格兰泰恩在法庭上的故事。但是她不满足人们只是知道这件事情，希望能有更多人为救助儿童行动起来。她和妹妹多萝西号召公众前往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参加集会。多萝西担心不会有多少人参加，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慈善是对本国的儿童进行救助，而不是对敌国的儿童施以援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5月19日的集会当天，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座无虚席。
一位埃格兰泰恩的同事描述当时的场景：有人向到场的民众提供了烂苹果，如果有谁向敌方孩子提供资金援助，这个叛徒一定会被投掷来的烂苹果击中。但是他们没有对埃格兰泰恩这样做。他们不得不听她的演讲。开始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她的使命感给予了她极大的勇气，她的声音越来越大，她捍卫的并非是自由辩论，而是对于自己事业的热情与坚定信念。“我十分确信，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可能看着孩子被饿死而不去援助他们。”等她说完这句话之后，人们的鼓掌声几乎掀翻了阿尔伯特大厅的顶棚。仅仅在十天内，她便募集到一万英镑的捐款，这笔钱被用于援助维也纳的儿童。
为敌方儿童提供帮助使她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有人把她当成叛徒，质疑她这种叛国的行为，埃格兰泰恩用她经常引用的萧伯纳的名言作为回答：“我没有七岁以下的敌人。”
儿童就是儿童
1919年，救助儿童会在苏格兰开设了第一个分支机构，到1921年末，已经有300个分支机构遍布英国。从1919到1920年，因为救助敌方的儿童，救助儿童会饱受非议。埃格兰泰恩的答复是：“救助儿童会不在乎政治、种族与宗教，儿童就是儿童，不管是白人、黑人、棕色人种还是红色人种。” 1920年1月6日，埃格兰泰恩·杰布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救助儿童联盟。到了2月国际救助儿童联盟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埃格兰泰恩·杰布因病没有参加。然而她与日内瓦的其他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包括一直支持着建立国际救助儿童联盟的红十字会。
埃格兰泰恩相信，每个国家都应该为它的子民提供最好的帮助，而不应仅仅被动地依靠援助。救助儿童会将援助范围从英国扩大到了爱尔兰、美国、北欧以及其他的国家地区，不仅为战争中的儿童提供救济，也为每个国家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援助。虽然许多其他援助机构（如胡佛的美国救援组织）也在欧洲开展援助工作，但大部分都针对成人而非儿童。埃格兰泰恩始终坚信儿童是最需要帮助的，她说：“实际上，每一代儿童都给人类提供了重建这个被毁掉的世界的可能性。”她在儿童身上看到了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
如果救助儿童会想获得世界级的领先声誉，就要有专业的法则以及毋庸置疑的筹款与获得援助的能力。这让埃格兰泰恩陷入深思，如果人们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灾难发生时如何救助儿童，孩子们怎么能获得永久的帮助呢？因此，救助儿童会需要做出改变。
1924，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
埃格兰泰恩永远不会满足，就像她一直做的那样。1922年，埃格兰泰恩登上日内瓦郊外的山上清理思绪。她坐在草地上，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望着远处的城市，起草一份有关儿童权利的宣言的想法在她心中产生。这份宣言不仅成为日后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的基础，而且永远改变了世界对待儿童的方式。
1923年，埃格兰泰恩·杰布声明其对儿童权利的看法：“在我看来，目前我们无法指望进行大规模的救助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希望继续为儿童工作……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倡议各国共同合作，用有建设性的方法而非施舍的方法保护他们自己的儿童。我相信我们应维护儿童的一些权利并为其获得普遍认可而奋斗。”同年，她发表了一份《儿童权利宪章》，最先刊登于儿童救助会出版的《世界儿童》杂志，之后立刻被国际救助儿童联盟通过。1924年，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一致通过将埃格兰泰恩·杰布的《儿童权利宪章》作为《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于第五届国际联盟大会批准通过。它成了国际社会上签订的第一部保护儿童权利的文书。
《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
所有国家的男女都应承认人类负有提供儿童最好的东西之义务。同时不分种族、国籍或信仰的差别，让所有儿童在下列各种事项中，都能获得保障，并承认这些事项为自己的义务。
1.必须提供儿童正常发展所需之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各种需要。
2.必须提供食物给饥饿的儿童，并提供生病的儿童必要的治疗。身心发展迟缓的儿童，要获得适当的援助。对不良行为的儿童要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孤儿和流浪儿亦应获得居住的场所，并得到适当的援助。
3.遇到危难时儿童应优先获得救济。
4.儿童有独立维持生计的地位，因此要避免受到任何形式的压榨。
5.儿童必须获得适当的培育，使其才能够对全体人类有所贡献。
虽然《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并未真正规定儿童权利，而主要是针对一战中儿童遭受痛苦所进行的反思，但这毕竟是“儿童权利”的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被提出，“儿童权利”从此走进国际视野，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五段宣言，也成为195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的基础。
在1925年，埃格兰泰恩开始实行自己的新的救助方法，就是在难民的土地上解决难民的生活问题，帮助难民实现自我救助。她在保加利亚帮助当地难民重建村庄，给当地居民种子和工具，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开始新生活。埃格兰泰恩取得了成功，并且把这种救援形式推广到了阿尔巴尼亚。1926年以后，埃格兰泰恩将目光放到了欧洲之外。她在1927年写道：“毫无疑问，在亚洲和非洲有比欧洲更痛苦的孩子。”
1928年，52岁的埃格兰泰恩因为中风去世。她深孚众望，赢得了贵族、工会、教皇的信任，甚至曾经对她进行经济封锁的首相夫人也为她开创的事业动容。她留下的，是一份未尽的宣言以及日内瓦羽翼未丰的国际救助儿童联盟。埃格兰泰恩认为，作为未来的一代，儿童在忍耐和给予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潜能。如果我们辜负了儿童，会让世界变得危险。
儿童是未来，也是现在
1929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的签署者之一，波兰犹太裔教育家雅努什·科扎克出版了自己的最后一本书——《尊重儿童的权利》。在书中，他为世界留下了这样一句具有远见的声明：“儿童不仅是未来，也是现在，他们有权得到尊重，并且被温和地对待。”雅努什·科扎克早年从医，后来毕生从事儿童教育工作，为儿童获得平等的权利奉献一生。他相信儿童和成人一样有理解力，只不过他们缺少类似的经验。二战爆发后，他拒绝了友人帮助转移的好意，坚持居住在华沙犹太人聚集区，将全部精力用于照顾孤儿院的孤儿。1942年8月，德国纳粹包围了这里，雅努什·科扎克与孩子们最终被杀害于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
20世纪的“逢‘9’年”总会出现儿童权利的里程碑事件。1959年，联合国发布的《儿童权利宣言》，是在1924年日内瓦宣言基础上的第二稿，包括十大原则，完善丰富了1924年宣言的内容。儿童受教育权首次通过宣言的形式在国际社会提出，并且毫无争议地得到一致认可，一直保留至今。宣言强调了儿童拥有受到保护的权利，原则二规定“应通过法律和其他方法而获得各种机会与便利，使其能在健康而正常的状态和自由与尊严的条件下，得到身体、心智、道德、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原则九规定“儿童应被保护不受一切形式的忽视、虐待和剥削”，“不应成为任何形式的买卖对象”。原则五针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留下伤残的儿童进行保护，规定“身心或所处社会地位不正常的儿童，应根据其特殊情况的需要给予特别的治疗、教育和照料”。
1989年无疑是世界儿童权利发展的最为重要里程碑。在11月20日举行的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不仅明确了各缔约国对于儿童应尽的义务，而且具备法律约束力。满足儿童的天性与需求，照顾和教育儿童，保护儿童不受伤害，都以责任的形式被纳入公约的条款中，对成年人形成约束。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定义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尤其是在第12条，规定了儿童有正确表达意见的自由，并且在司法和行政诉讼中，儿童也应该具有适当陈述意见的权利。第13、14、15、16条给予儿童自由表达的权利，享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和平集会权以及隐私权。
相比1959年的《儿童权利宣言》，《儿童权利公约》具有更广阔的范围，强调政府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责任，即每个国家都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儿童。
从1989年以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不仅在理论上重新评估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地位，而且也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儿童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被关注、照顾和保护的对象来看待，而是通过立法、儿童机构、家长和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重新塑造儿童的生活和命运。同时，儿童在塑造他们自己的生活、学习以及未来的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得到了承认。儿童，包括最年幼的儿童，有权得到尊重。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权做出决定，有权被倾听，也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