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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与法国学派相比，可比性是美国学派赖以生存的理据。从40至60年代的戈登、艾布拉姆斯、韦勒克和雷马克，到70至80年代的吉布斯和费威廉，以及90年代的彼得，他们以其杰出的理论或实践，展示了近百年来美国人对中西文学之间可比性问题的探究历程。其中，尤其以戈登、吉布斯、费威廉和彼得的《文心雕龙》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究了中西文学的可比性问题，为21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最终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实现全球化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可比性;美国学派;比较文学;文心雕龙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国外‘龙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7WZDXM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斯我，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王毓红，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A Century of American School’s Exploration of Comparability： Take the Cross-cultural Study of Wen Xin Diao Long as an Example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French school， comparabil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American school. From Gordon， Abrams， Wellek and Remark in the 1940s to 1960s， to Gibbs and William Craig Fisk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nd Peter in the 1990s， they used their outstanding theories or practices， It shows how Americans have explored the issue of comparabi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100 years. Among them， Gordon， Gibbs， William Craig Fisk and Peter’s “Wen Xin Diao Long” research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ey explored the issue of the comparabil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ly out of Eurocentrism and realizing globalized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Key words： comparability; American schoo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en Xin Diao Long
Authors： Feng Siwo is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email protected]. Wang Yuhong is Professor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email protected]
隸属于不同国家的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可以比较，是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因此，可比性是比较文学之为比较文学的东西。诚如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乔纳森·卡勒所说：“比较文学的命运似乎不可阻挡地被绑缚在可比性上，这真是见证了一个名称的巨大力量”（卡勒 8-15）。作为学科，比较文学最初的诞生就是基于可比性，即历史上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与影响。正是这一客观历史事实的存在使得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需的——如果我们想更好地理解文学的话。于是，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法国学派而言，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分支，它忠实于19世纪实证主义学术研究的传统。然而，不少国家文学之间根本就没有历史上的相互影响，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也存在着种种界限，要对它们 进行比较研究，可行吗？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美国学派认为可以。于是，找到不存在客观历史事实的两个国家文学之间或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可比性，就成了美国学派研究者开展研究的首要任务。事实上，要让自己的比较研究被认可，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与法国学派相比，可比性是美国学派赖以生存的理据。然而，国内外对此问题的探讨基本停留在纯理论层面，鲜有结合比较文学具体实践的专题性深入研究。本论文立足于美国汉学，主要以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为中心，通过对美国学派探究可比性问题历程的剖析，揭示美国跨文化比较文学的特质。
一、40至60年代戈登的“历史材料” 美国学科意义上的比较文学19世纪后期兴起，“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比较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进展”（韦斯坦因 21），美国比较文学学会1960年成立，专业刊物《比较文学研究》1963年出版。可是，直到1960年，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亨利·雷马克（H·H·H·Remak）依然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雷马克 62）。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学者对传统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局限于历史事实、民族主义的影响研究不满。雷内·韦勒克（Renè Wellek）在1958年召开的第二次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比较文学长期存在的危机，即“人为地划分题材与方法，机械地理解来源与影响，受文化民族主义支配的动机”（韦勒克 275）。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Irich Veisstein）1968年也对法国影响研究提出质疑，倡导平行研究。
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比较文学的持续增长，美国出现了比较全面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并实践可比性问题的著作。这就是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1953年出版的《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此书是比较文学史上经典之作，1998年被现代图书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100本英语语言著作之一。它的深远影响既体现在他对英国浪漫主义理论的盖棺定论，也反映在他对艺术品和艺术理论之间可比性问题的探讨。艾布拉姆斯论证指出：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术语差异等等，历史上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美学或艺术理论一点都不易于比较。“因为它们缺乏一个能相遇并碰撞（to meet and clash）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理查兹（I. A. Richards）最早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里曾指出了批评理论的混乱问题，并致力于探寻基于心理科学的坚实的文学评价基础（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5）。然而，艾布拉姆姆斯进一步分析指出：理查兹的说法具有启发性却不可行。因为批评不是物理，也不是心理科学，“任何好的美学理论的目的不是在各种事实之间建立关联，通过参考过去、使我们能预测未来，而是建立一些使我们断定、规范和澄清我们关于美学事实本身的解释和评价原则”（4）。因此，艾布拉姆斯认为最有希望的方法是采用一个避免强加它本身哲学的分析体系，这个体系是由那些已经被比较过，且存在于大多数理论里的共同的、关键性特性构成。人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变化地使用这个体系，也即找到一个参照系（a frame of reference）。它简单易于操作，但又灵活得足以在一个对话平台上（a single plane of discourse），被尽可能多地翻译成多种——在不过分歪曲任何有关艺术的表述的条件下（5）。显然，艾布拉姆斯这里所说的“一个对话平台”就是艺术理论“相遇并碰撞的共同基础”（6），也即所有艺术理论里共同的东西。
这种共同的东西在艾布拉姆斯看来就是四种基本要素。他论证指出：任何可以被理解的艺术理论都会程度不同地涉及任何艺术作品的四个方面，即作者（artist）、作品（work）、宇宙（universe）和观众（audience）。其中宇宙指作品主题涉及的有关自然、超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情感、思想观念等。以作品为中心，艾布拉姆斯展开了对艺术理论的比较研究，并认为任何合理的理论都程度不同地说明四个要素，但它也只在某个因素上呈现出可识别的倾向。这就是说，艺术家倾向于从其中某个因素提炼出他定义、归类艺术作品的分类原则，以及他评价它的价值的主要標准。因此，运用这个分析图，人们可以把阐释艺术作品的特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归为四个广泛的类别，即摹仿理论（Mimetic Theories）、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和客观理论（Objective Theories）。前三个批评家主要根据作品与另一要素的关系阐释作品，后一个他们则把作品本身视作一个自足体。以自己研究实践为例，艾布拉姆斯深入指出：他提出的“这个分析图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让我们发现了19世纪初期理论的共性：执着追求于以诗人解释诗的特性和标准”（7）。但是，发现一种批评理论里的主要倾向只是充分批评分析的开始，重要的是要发现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异。因为四要素的意义并非固定的，而是随着理论的不同而不同。尤其是宇宙这个要素，在不同理论那里，其意义和功能往往大相径庭。
艾布拉姆斯四个共同或基本要素的明确提出及其实践，对比较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者们因此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找到了理据，明确了什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尤其是那些从事跨文化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们。艾布拉姆斯之后，明确论证比较文学可比性的是雷内·韦勒克。1958年，他在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讲话。通过对以伽列、基亚为代表的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他认为过去50年中实际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拘泥于“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唯事实主义观点看待文学研究，把它只作为来源和影响的研究”（韦勒克 53）。而“内容和方法之间的人为界线，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概念，以及尽管是十分慷慨的但仍属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持久危机的症状”（韦勒克 54）。针对这种症状，韦勒克提出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性”，也即“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应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和重点（韦勒克 56）。遗憾的是，与艾布拉姆斯紧扣文学作品找到的四要素一样，韦勒克仍然是在欧洲文学范围内谈及“文学性”。20世纪60年代，雷马克甚至明确指出：“‘世界文学’这个很自命不凡的术语意味着对整个世界的认可，通常指的就是西方世界”（Remak 12）。 对历史资料的探赜索隐、钩沉拾遗，使我们惊讶地发现，最早打破文化民族主义壁垒、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中西文学之间可比性问题的，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研究的美国汉学家。40至60年代，中国文学没有真正进入西方绝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当时用西方语言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学理论或批评方面的论著稀少、匮乏，存在于中国的这个史料里的大量内容仍然没有被系统整理”（Gordon 1）。于是，出于对这种现状的挑战，美国人戈登（Erwin Esiah Gordon）较早对中国文学展开了专题性跨文化研究。1945年，他以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里的一些早期观念”（“Some Early Ideal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的论文，取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尽管以整个中国早期文学理论或批评为研究对象，但是，该论文的主要内容和重心是刘勰及《文心雕龙》。而较早探讨中西文学之间的可比性问题是戈登研究的最大价值。
由于人种、地理位置等诸多方面差异所致，不同文化之间的裂缝可以说是天然的，当人们试图跨越它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识别它的身份，确认它与自己之间的关系。戈登正是如此。作为中国文化的他者，他没有把中国古典文学视作一种异己的存在排斥它，而是明确认识到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是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戈登常用“历史材料”（Gordon， Some Early Ideals in Chinese 8）称呼客观、物质化存在的中国早期文学批评或理论。他论证指出：“就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来看，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表明它有其自身的某些特性”（Gordon 1）。而以刘勰为代表的六朝文论是“最深刻的文学哲学”（7），它的存在使中国文学（也許世界文学）显得更辉煌。在戈登看来，作为一种人类文化遗产，也即“历史材料”，无论是就思想、观念，还是他们提出的原则、方法而言，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早期文学批评家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毫不逊色（61-62）。因此，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我们从他的相关论述和实践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戈登是在包括文学在内的、西方传统的美的艺术理论意义上理解并评判中国文学理论或批评的。因为他称后者为“文学哲学”，而不是单纯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3）。有时，他也在与中国艺术、美学的比较中，谈论中国文学理论或批评。第二，戈登是在世界文学视域或平台上审视并研究包括刘勰《文心雕龙》在内的中国早期文学理论或批评①。戈登之后的40多年里，吉布斯是美国《文心雕龙》研究代表性学者之一。如果说在世界艺术理论史上，艾布拉姆斯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实践了一个对话平台的四要素理论的话，那么，吉布斯则是从理论到实践，对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二、70年代初期吉布斯的“中立平台”
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界关于可比性问题的认识，依然采用的是50、60年代艾布拉姆斯、韦勒克和雷马克的观点，即囿于欧洲文学的文学性。20世纪70年代初期，雷马克公开质疑法国学派局限于文学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到纯比较。他所说的这种纯比较具体指两方面的比较：一是没有历史事实联系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 1）;二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3）。前者，雷马克认为要“阐明文学作品的实质”，“就可能不及比较互相并没有影响或重点不在于指出这种影响的各种对作家、作品、体裁、倾向性、文学传统等等的研究”（1）;后者他认为是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的根本分歧。很显然，他基本沿用韦勒克观点，也即把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本身。而韦勒克70年代初虽然强调比较文学“要克服民族的偏见与地方主义”，并以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与法国伏尔泰作品《中国孤儿》为例，明确指出：“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对比中”（韦勒克 29），但是，从他所有论述中所例举的例子以及所使用的术语来看，韦勒克还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最早打破这一文化壁垒的是美国汉学家吉布斯。
1970年7月，唐纳德·阿瑟·吉布斯（Donald Arthur Gibbs），以题名为“《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hsin Tiao-Lung”）的长篇论文，取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该论文在比较文学史，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吉布斯首次提出并实践了一种中西跨文化研究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出版后的第12年，他直接以它为指导，开始了对《文心雕龙》全面系统客观的专题性研究。吉布斯非常推崇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认为它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操作性的工具（Gibbs，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Hsin Tiao-Lung 12）。在博士论文里，他不仅用几乎一章的篇幅介绍并阐释艾布拉姆斯的上述理论，而且明确指出：当时中国国内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对单个篇章的考证、解说等，缺乏宏观系统的研究。他拟采用艾布拉姆为研究一般文学理论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心雕龙》，以解决当时《文心雕龙》研究界所存在的含糊不清或矛盾问题，发现刘勰批评倾向的主要特征，以及他的贡献、存在的问题等，并在此基础之上，证明文学的普遍性。事实上，吉布斯全盘吸收、阐发并实践了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特别是在该论文的导论里，他大量援引艾布拉姆斯的话，从四个要素的概念到每种批评倾向的特征，吉布斯比较详细、全面地阐发并高度肯定了艾布拉姆斯的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吉布斯认为：当“比较不同理论，尝试寻求每种理论独特的贡献时，众所周知，由此产生的混乱多于清晰。这是艾布拉姆斯观察到的一个事实。这通常是由于需要一个比较的共同基础（a common ground for comparison）。即使从一个具体的、基本为人们认同的术语来看，世界艺术理论都是千差万别的。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说：‘很难发现它们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以及所存在的问题’”（6）。此处，吉布斯特别强调了“共同基础”是就“比较”意义上而言的。在他看来，从事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像艾布拉姆斯所说的避免把自己哲学强加于人的、具有显著特征的分析框架。 其次，吉布斯论证指出：艾布拉姆斯四要素框架，也就是“比较的共同基础”，它为人们探讨批评家的理论倾向，建立了一个“中立平台”（neutral platform）。由此，我们便发现了可称之为摹仿的（宇宙倾向）、实用的（观众倾向）、表现的（作家倾向）和客观的（作品倾向）批评家。任何严肃的批评理论都涉及四种可能的倾向，但其中总有一种比其他更突出。历史地来看，没有严肃的文学理论能逃出这个分类框架（10）。
最后，吉布斯重新具体阐发了四要素里的每个要素，尤其是把其中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宇宙”（universe）直接改称为主体（subject），认为它指的是“行动、观念、感情、物质、事件或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把“观众”这个要素解释为“那些聚焦于艺术家产品的关怀”等。尽管如此，他所说的基本意义与艾布拉姆斯无别（7）。
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吉布斯完全沿用艾布拉姆斯有关术语分析《文心雕龙》。他认为艾布拉姆斯从世界艺术理论里区分出来的四种基本要素也存在于《文心雕龙》中。正是这种“普遍性”（literary universa），吉布斯进一步举例解释说：一方面使他易于发现《文心雕龙》与世界其他文学理论之间哪里一致，哪里不一致，甚至问题的症结是什么，理解了《文心雕龙》中一些对他者来说，似乎是模棱两可或矛盾的东西（主要由误字、漏字现象导致）;另一方面使他发现了刘勰批评的主要倾向（即实用而非表现），明白了他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主要贡献。因为普遍存在于《文心雕龙》和其他世界艺术理论中的四要素，既奠定了它们之间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也避免了对话中的任何一方把自己的哲学强加于另一方，从而使二者之间平等的对话成为可能（10）。吉布斯把这种研究称为“客观的《文心》研究”（objective Wen-hsin studies），并宣称其目的是“力图显示艾布拉布斯理论的实用性和普遍性，最起码能把《文心雕龙》这个中国中世纪时期的主要论著，以及中国文学思想和欧洲文学思想，如艾布拉布斯所希望的，带到一个对话平台上”（4-11）。虽然吉布斯强调此处“一个对话平台”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但是，很显然，他拓宽了艾布拉姆斯的平台，不仅明确把中国文学思想和欧洲文学思想并提，而且以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在世界文学平台上，“毫无疑问，它会使一般世界文学的研究者看到，刘勰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广泛理解力的严肃批评家，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批评不是超出世界文学范围之外的他者（12）。
因此，尽管几乎完全运用艾布拉姆斯的方法和可比性理论，但是，若从比较文学史来看，吉布斯比艾布拉姆斯走得更远。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是他把比较文学真正引向了世界②。如果说艾布拉姆斯在欧洲而非世界艺术理论范围内首次明确提出并实践了四要素理论的话，那么，吉布斯则在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范围内重新阐发并实践了它，从而证明了它所具有的世界性。并且，虽然吉布斯博士论文的题目里没有出现“比较”类字样，但是，他的研究就是一种比较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艾布拉姆斯通过对欧洲众多艺术理论广泛的比较研究总结出来的四要素理论，既是吉布斯研究的理论指导，又是其方法。因此，他实际上也是在与欧洲众多艺术理论的广泛比较中审视刘勰及其著作。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是艾布拉姆斯理论的另一个实践，以此他想进一步证明艾布拉姆斯理论的普遍性（6）。对此，答辩委员会给予了高度肯定。其云：在此之前，人们关于《文心雕龙》中诸多陈述和刘勰的地位问题意见纷呈，难以取得一致性意见。吉布斯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兼容（compatible）和高度有意义的系统。藉此，他对刘勰文学关怀的研究揭示了它基本上与我们的一致，正如我们一贯所理解的一样（1）。
第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他不仅完全采用艾布拉姆斯从多种艺术理论里总结出来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分析刘勰及其著作，而且把他与柏拉图、朗基努斯相对比，并在整个人类意义上评价他。如他明确指出：“作为文学理论家，刘勰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古典时期世界的、伟大理论，尤其是由于刘勰，我们有了人类天才关于“适应”原则的智慧之花——他从过去文学中抽绎出来，并在《通变》里建构起来的”（139）。因此，吉布斯是在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认同刘勰及其文本，并从理论上论证了此平台之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使得一些对西方人来说难以理解的问题变得明白易懂”（4）。
从与华裔美国人刘若愚类似研究的比较，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到吉布斯《文心雕龙》专题研究的意义。除吉布斯外，20世纪70年代，刘若愚也采用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其成果是他1975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该成果比吉布斯晚五年。与吉布斯一样，刘若愚也在第一章导论里，明确阐明了他对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一书中四个要素理论的采纳与应用。不过，通过把艾布拉姆斯所说的“艺术家”、“观众”分别改为“作家”、“读者”，他将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缩小为世界文学理论，并明确声明：他本书所谈的是“文学理论”而非“艺术理论”（刘若愚，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6）。这样，刘若愚把本质一样的中西古典诗学区分为不同的，也即一个属于艺术理论范畴;一个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这完全不同于艾布拉姆斯和吉布斯，也拉开了刘若愚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面对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理论，同样依据一个由四要素组成的一般框架，艾布拉姆斯和吉布斯不是不假思索地简单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研究，而是首先探寻二者之间的可比性，识别并认同它们的身份。正是明確意识到它们都属于美的艺术理论范畴，艾布拉姆斯才将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诗歌与欧洲其他文学理论相互比较。同理，正是明确意识到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一样，同属于美的艺术理论范畴，吉布斯才将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相比较。与之相反，通过修改四要素术语等，刘若愚竭力想说明的是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属于“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刘若愚 3），从而把中国文学理论变成了西方文学理论的他者。 三、70年代后期费威廉的“功能”说
美国比较文学家卡勒曾议论说：70-80年代，甚至90年代西方比较文学的典型特征，是比较文学理论探索和范围的扩大（卡勒 2012）。然而，除上述所论吉布斯、刘若愚外，70至80年代，美国明确探究可比性问题，尤其是有关中西文学的人是美国汉学家费威廉。1976年，费威廉（William Craig Fisk）以题名为“中国中世纪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题：摹仿，互文性，形象性和前景化”（“Formal Themes in Medieval Chinese and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Mimesis， Intertextuality， Figurativeness， and Foregrounding”）的論文，取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在该文里，他运用现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特别是前突和互文性理论分析中国诗歌。他的研究几乎都是从翻译并阐释刘勰的相关论述开始的。他一共翻译了《文心雕龙》里的两千多字，显示了他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高度重视。因此，虽然不是专论，但是，无论是从费威廉对待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态度，还是其在他博士论文里实际所占篇幅，以及大量译文来看，《文心雕龙》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尽管没有引用或提到吉布斯，但是，费威廉受吉布斯的直接影响是明显的。这集中体现在在世界文学平台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批评展开研究时，费威廉第一步也是探寻跨文化研究的共同基础。只不过与吉布斯直接沿用艾布拉姆斯一个对话平台的四要素理论相反，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功能”（functions）说。此说看似与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理论无关，实质上是聚焦于文学本身，准确地说是“作品”这一要素。尤其是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费威廉博士论文导论的思路与艾布拉姆斯的几乎完全相同。二者都首先通过对当时比较文学界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比较详细分析，既提出并论证了各自的说法，也实践了它。而且，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可比性问题的探索上。
与艾布拉姆斯一样，费威廉之所以构想出此说，是出于对众多艺术理论，特别是中西文论之间难以进行比较研究的现状而言。在导论里，他以疑问句的形式开门见山议论道：“中世纪中国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元比较研究有什么用处？就其各自立足的根基而言，两种文学毫无任何可以比较的地方。由于它们之间完全缺乏相互作用和影响，它们的形式和体裁完全相异，甚至完全缺乏主题的相似，所以，一种从6世纪到13世纪的中国都繁盛的批评，对于熟知西方后五十年或一百年文学创作实践和系统理论发展的西方学者来说，鲜有可能表现出任何形式的相似。而且，即使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也很难看出它们在实践或理论上有何价值”（Fisk， Formal Themes in Medieval Chinese 1）。可见，在费威廉看来，面对中国文学，传统比较文学不仅在具体研究对象，而且在方法上，都显出了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对中世纪中国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呢？费威廉认为首要的是找到它们可以相遇并相撞的共同基础。这个共同基础就是文学本身，也即有关文学的理论。他更进一步论述说：“的确，忽略文学自身的性质，外在的欧洲文化语境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也许基于一种不能完全翻译的语言写出了一种普遍的语法。正如考斯特斯（Jan Brandt Corstius）在他的‘文学比较研究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所说：‘某种思想方式，以及伴随着源自它的术语使用，很可能掩盖这一普遍观点’。即使我们知道它的所有词汇，我们也不可能像母语一样欣赏另一种语言，如果它被使用他自己本土语言句法的人讲出来的话”（1-2）。而任何有关文学的理论，费威廉认为归根结底无非是“描述文本是怎么被评价的以及它的功能如何，其关键要素就是功能，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弥合矛盾”（2）。
存在于任何文学理论里的关键要素，当然是一般文学理论里的共同要素。这个共同要素不是外在于文本或作品，而是内在于它，也即文本自身的功能。费威廉认为“一个文本建立了它本身拥有的意义模式，它凸显它自己的镜子，通过这个镜子，我们看到它是独立的”（213）。因此，他所说的存在于任何文学理论里的“功能”要素就是“一首诗所包涵的它的表现或意义特性（its qualities of representation or of signification）”（7）。这种“表现”或“意义”特性又可以分别再次析出两种理论，前者是摹仿理论（theories of mimesis）、互文性理论（theories of intertextuality），后者是形象理论（theories of figurativeness）和前景化理论（theories of foregrounding）。
与艾布拉姆斯一样，费威廉“功能”说的提出也是为了探索一种新的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他称之为“比较的元批评方法”（a comparative metacritical method），并明确指出：这“是唯一足以区分中世纪中国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方法”（211）。当然，这种方法也具有普遍意义。费威廉明确指出：“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严格现代欧洲基础的文学理论（按：中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种比较的元批评方法提供了一种标明潜在外推方向的比较技巧，也揭露了一种盲区，即不经过反思就用现代理论解释中世纪中国诗论”（211-212）。很显然，这里的“外推”就是指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可以被用来分析中世纪中国文论。其实，费威廉所说的“外推”是广义的。它指的是某个国家或时代的文学理论可以被用来分析另一个国家或时代的文学理论，若在“功能”这个共同基础之上或者说以此共同要素审视世界艺术理论的话。他整个博士论文“结语”部分的题目“元批评外推”（Metacritical Extrapolation），明确向我们昭示出：在从“功能”意义上，以现代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世纪中国文论之后，他得出了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 由此可见，费威廉完全继承了艾布拉姆斯开创、吉布斯承传的研究思路，即首先寻找包含在任何艺术理论里的共同要素。而他所找到的“功能”这个要素表明，他其实是立足四要素之一的“作品”比较考察了包括刘勰在内的中国中世纪形式主义主题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准确地说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文论。后者直接影响了他“功能”说的提出及研究。我们没足够的证据证明后来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者受到费威廉直接影响。然而，锁定某个共同要素，以此为基础上，在世界文学平台上审视《文心雕龙》却是许多人的共同做法。例如，彼得和安特耶聚焦“作品”研究體裁，宇文所安从“作品”与“读者”关系出发解读《文心雕龙》，罗纳德·伊根（Ronald Egan）就“作家”与世界关系探讨“神思”，等等。
四、90年代彼得的“文学话语”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依然未引起美国比较文学界的广泛重视。科罗拉多大学克罗尔（Paul W. Kroll）认为：与所有产生在前电子时代文化一样，中国古代文学之于西方人依然是一个他者（otherness）。它与自然世界相联系的文化，及其社会交换方式与我们后印刷时代差异很大，寻找跨越这个裂缝的途径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如《文心雕龙》（Wenxin Diaolong）这个书名就有许多意义，英语从来就没有充分捕捉到它（Krol l989）。实际上，21世纪初北美洲比较文学界才明显呈现出从欧洲领域向全球扩展的选择，苏熙源在主编的2004年报告里，开始敦促比较文学放弃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而转向全球。即便如此，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关东西比较文学方面的论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一是彼得（Dr. Peter Way）1990年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中国和欧洲的古典主义：亚里士多德《诗学》与刘勰《文心雕龙》比较研究”（“Classicism in China and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ristotle’s（384-322 B. C.）Poetics and Liu Xie’s（465-522 A. D.）Wenxin Diaolong”）;二是厄尔·迈纳（Earl Miner，孟而康）的《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札记》（Comparative Literature）;三是苏源熙（Haun Saussy）的《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三者均把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视域从西方文学中心扩大到世界文学，实践了跨文化比较研究。迈纳偶尔涉及中国文学，他主要把西方文学与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其著作的体例基本依据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体裁种类安排。彼得和苏源熙的论著都是以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后者虽然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视域检视了黑格尔、莱布尼兹、利玛窦等有关中国学的研究，但是，他许多问题的研究并未涉及到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比较”。与之相反，无论是就研究对象、内容还是方法来看，彼得的研究都属于真正美国比较文学意义上的。而且，比迈纳和苏源熙更进一步，彼得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明确探讨并实践了东西文学之间的可比性问题。
其实，美国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史上，最早旗帜鲜明公开挑战比较文学界的人是彼得。其博士论文题目充分标明了这一点。在该论文第一章，通过与“保守主义”、“传统主义”的比较分析，彼得厘清并说明了他论文里的关键术语“古典主义的内涵。他认为与中西传统中所正式使用的“古典主义”不同，他所说的“古典主义”“在中国和欧洲，代表着一种正统的批评主义传统。它通过分析文学的历时次序（即历史）和共时逻辑（即它的结构和形式），主要聚焦于对文学的抽象认同”（Way， Classicism in China and Europe 7）。这样，彼得把中国传统文学与欧洲传统文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古典主义”的代表，而刘勰《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诗学》则分别是中西两大“古典主义”传统里的经典之作。
正是充分认识到了中国文学存在的价值，以及出于对当时比较文学界现状的不满，彼得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以视域辽阔的比较语言学为例，他对囿于欧洲文学的比较文学界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与比较语言学相比，谈到比较文学，人们首先固守民族中心论和少见的超越原因和结果概念的文学影响论，以及类似的主题平行论。如雷马克（Rene Wellek）“在文学历史中”研究古典主义概念。他在题目里就把古典主义作为一种唯一的欧洲现象。当时的比较语言学不会容忍这种赤裸裸的本位主义（9）。于是，与戈登、艾布拉姆斯、吉布斯和费威廉一样，彼得没有直接把亚里士多德《诗学》和刘勰《文心雕龙》两部文本拿来比较，而是在其博士论文导论部分一开头，集中论证并阐释了他进行这种研究的可行性及其价值问题。并且，与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一样，他找到了不同文学相互碰撞、对话的另外一种共同因素——语言，准确地说“文学话语”。彼得把文学视作独立于人类历史的、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他推论道：“如果人们考虑到世界——用维特根斯的话来说——作为各种事件的总和（文学也是其中的一种）的话，那么，文学作为一种形式现实（不考虑它不同的历史）就具有某种共同的、可限定的性质”（2）。此处的“共同的、可限定的性质”指的就是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他进一步说：“如果文学不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事实，而且是语言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它的性质将独立于任何个别的历史”。这里，彼得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暂时悬置起了历史性，他不是把文学作为人类历史的一种事件，而是把它作为这种事件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从而论证了相对独立的文学传统之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共同的、可限定的性质”（1）。因此，基于文学是一种语言事实的认识，彼得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认同了中国文学。他论证道：“绝大多数印欧语言借助于一些形态模式区分名词和动词音素，中文并不代表一个基本源自其不同历史事实的另类”（2）。事实上，“呈现于中西两个最具历史独立性的文学之间的有关形式、观念和价值的批评，将最能揭示文学作为语言历史的本质因素。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批评和欧洲批评都区分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而且在文学话语内部，同样的术语被用来表示独立的文学历史事实。——考虑到它们如此独立——考虑到它们没有关键意义的区分，如果它们是真正的一个传统的话，那么，中国批评和欧洲批评历史独立的批评意义就不能被过分被强调”（2-3）。这里，彼得从语言视域比较中西文学、“中国批评和欧洲批评”，指出二者都属于同一个真正的语言传统，强调它们作为语言历史的某些本质的共同之处。而他在文学批评或理论意义上所说的“文学话语”不是指批评家们写作所使用的话语（也即具有文学性），而是指他们批评或理论的对象是文学，也即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诸如文学的本质、作品结构、作家创作等。不同批评家往往就这些基本问题提出了相同或不同的看法。 从文学话语这一共同因素出发，彼得认为“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只是两个拥有保持进步和自觉性、历史超过2500年的文学而已”（3）。刘勰与亚里士多德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相反，这两个“很早就被隔绝的中国和欧洲的批评家们，论述了许多文学的抽象性质——它的身份和结构”（2），二者内部存在着思想上的基本一致性。他分析说：“当我们比较刘勰《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时，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个奇迹：每个批评家——作为完全不同历史产物的——经常不仅在同样术语内提出了同样问题，而且提供了同样答案”（12）。至于他们的批评思想，彼得认为二者也基本一致。他举例指出：“亚里士多德和刘勰没有孤立体裁，如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分或他聚焦于叙事模式——反映了每个传统内部的关注点和进化的真正差异，但这并没有减少平行的关键意义。如果考虑到文学和非文学话语之间的真正区分，当我们分析他们对一些重要思想和问题的看法时，他们内部存在着思想上的基本一致”（3）。
因此，基于文学语言或话语所具有的“共同的、可限定的性质”，继戈登简短评论之后，彼得在世界艺术理论研究范围内最先系统比较研究了刘勰《文心雕龙》和亚里斯多德《诗学》，并在追溯柏拉图、郎吉努斯等世界主要美学理论家思想，以及分析世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实用主义、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同时，首次使用哲学话语、辩证的话语、批评话语和文学话语等概念，探讨了以二者为代表的中西古典主义诗学的特质及其在世界艺术理论史上的地位。他之后，普拉克斯、宇文所安也主要聚焦于话语层面考察《文心雕龙》。如后者曾明确宣称：对刘勰的论证，我考虑的不是已经完全成形并固定的思想观念的“表达”，而是对此的加工处理，也即作为表达者的骈文修辞。这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话语机器”，它通过它本身的规则和需要言说。《文心雕龙》是表达者刘勰与骈文之间的对话（Owen 176）。
结语
美国比较文学源远流长，特色鲜明，2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引领着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打破民族文化壁垒的平行研究是美国比较文学与法国比较文学之间的根本区别。于是，寻找可比性，特别是跨文化文学之间的，就成为美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独有的特质。从40至60年代的戈登、艾布拉姆斯、韦勒克和雷马克，到70至80年代的吉布斯和费威廉，以及90年代的彼得，他们以其杰出的理论或实践，展示了近百年来美国人对中西文学之间可比性问题的探究历程。其中，尤其以戈登、吉布斯、费威廉、彼得分别立足“历史材料”、“中立平台”、“功能”说和“文学话语”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不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而且，从世界艺术或文学理论、文学本身（包括宇宙、作家、作品和读者）和语言事实等方面，全面深入探究了中西文学的可比性问题，揭示了跨文化比较之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为21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最终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实现全球化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释【Notes】
① 关于此，作者王毓红已有专论，参见王毓红，主体间诗学：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的特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7（2016）：49-60。
② 关于此，作者冯斯我已有专论，参见冯斯我，美国汉学之于比较文学的意义——以美国《文心雕龙》研究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7（2019）：11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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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
关键词：可比性;美国学派;比较文学;文心雕龙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国外‘龙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7WZDXM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斯我，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王毓红，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A Century of American School’s Exploration of Comparability： Take the Cross-cultural Study of Wen Xin Diao Long as an Example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French school， comparabil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American school. From Gordon， Abrams， Wellek and Remark in the 1940s to 1960s， to Gibbs and William Craig Fisk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nd Peter in the 1990s， they used their outstanding theories or practices， It shows how Americans have explored the issue of comparabi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100 years. Among them， Gordon， Gibbs， William Craig Fisk and Peter’s “Wen Xin Diao Long” research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ey explored the issue of the comparabil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ly out of Eurocentrism and realizing globalized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Key words： comparability; American schoo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en Xin Diao Long
Authors： Feng Siwo is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email protected]. Wang Yuhong is Professor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email protected]
隸属于不同国家的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可以比较，是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因此，可比性是比较文学之为比较文学的东西。诚如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乔纳森·卡勒所说：“比较文学的命运似乎不可阻挡地被绑缚在可比性上，这真是见证了一个名称的巨大力量”（卡勒 8-15）。作为学科，比较文学最初的诞生就是基于可比性，即历史上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与影响。正是这一客观历史事实的存在使得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需的——如果我们想更好地理解文学的话。于是，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法国学派而言，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分支，它忠实于19世纪实证主义学术研究的传统。然而，不少国家文学之间根本就没有历史上的相互影响，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也存在着种种界限，要对它们 进行比较研究，可行吗？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美国学派认为可以。于是，找到不存在客观历史事实的两个国家文学之间或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可比性，就成了美国学派研究者开展研究的首要任务。事实上，要让自己的比较研究被认可，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与法国学派相比，可比性是美国学派赖以生存的理据。然而，国内外对此问题的探讨基本停留在纯理论层面，鲜有结合比较文学具体实践的专题性深入研究。本论文立足于美国汉学，主要以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为中心，通过对美国学派探究可比性问题历程的剖析，揭示美国跨文化比较文学的特质。
一、40至60年代戈登的“历史材料” 美国学科意义上的比较文学19世纪后期兴起，“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比较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进展”（韦斯坦因 21），美国比较文学学会1960年成立，专业刊物《比较文学研究》1963年出版。可是，直到1960年，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亨利·雷马克（H·H·H·Remak）依然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雷马克 62）。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学者对传统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局限于历史事实、民族主义的影响研究不满。雷内·韦勒克（Renè Wellek）在1958年召开的第二次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比较文学长期存在的危机，即“人为地划分题材与方法，机械地理解来源与影响，受文化民族主义支配的动机”（韦勒克 275）。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Irich Veisstein）1968年也对法国影响研究提出质疑，倡导平行研究。
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比较文学的持续增长，美国出现了比较全面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并实践可比性问题的著作。这就是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1953年出版的《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此书是比较文学史上经典之作，1998年被现代图书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100本英语语言著作之一。它的深远影响既体现在他对英国浪漫主义理论的盖棺定论，也反映在他对艺术品和艺术理论之间可比性问题的探讨。艾布拉姆斯论证指出：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术语差异等等，历史上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美学或艺术理论一点都不易于比较。“因为它们缺乏一个能相遇并碰撞（to meet and clash）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理查兹（I. A. Richards）最早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里曾指出了批评理论的混乱问题，并致力于探寻基于心理科学的坚实的文学评价基础（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5）。然而，艾布拉姆姆斯进一步分析指出：理查兹的说法具有启发性却不可行。因为批评不是物理，也不是心理科学，“任何好的美学理论的目的不是在各种事实之间建立关联，通过参考过去、使我们能预测未来，而是建立一些使我们断定、规范和澄清我们关于美学事实本身的解释和评价原则”（4）。因此，艾布拉姆斯认为最有希望的方法是采用一个避免强加它本身哲学的分析体系，这个体系是由那些已经被比较过，且存在于大多数理论里的共同的、关键性特性构成。人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变化地使用这个体系，也即找到一个参照系（a frame of reference）。它简单易于操作，但又灵活得足以在一个对话平台上（a single plane of discourse），被尽可能多地翻译成多种——在不过分歪曲任何有关艺术的表述的条件下（5）。显然，艾布拉姆斯这里所说的“一个对话平台”就是艺术理论“相遇并碰撞的共同基础”（6），也即所有艺术理论里共同的东西。
这种共同的东西在艾布拉姆斯看来就是四种基本要素。他论证指出：任何可以被理解的艺术理论都会程度不同地涉及任何艺术作品的四个方面，即作者（artist）、作品（work）、宇宙（universe）和观众（audience）。其中宇宙指作品主题涉及的有关自然、超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情感、思想观念等。以作品为中心，艾布拉姆斯展开了对艺术理论的比较研究，并认为任何合理的理论都程度不同地说明四个要素，但它也只在某个因素上呈现出可识别的倾向。这就是说，艺术家倾向于从其中某个因素提炼出他定义、归类艺术作品的分类原则，以及他评价它的价值的主要標准。因此，运用这个分析图，人们可以把阐释艺术作品的特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归为四个广泛的类别，即摹仿理论（Mimetic Theories）、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和客观理论（Objective Theories）。前三个批评家主要根据作品与另一要素的关系阐释作品，后一个他们则把作品本身视作一个自足体。以自己研究实践为例，艾布拉姆斯深入指出：他提出的“这个分析图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让我们发现了19世纪初期理论的共性：执着追求于以诗人解释诗的特性和标准”（7）。但是，发现一种批评理论里的主要倾向只是充分批评分析的开始，重要的是要发现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异。因为四要素的意义并非固定的，而是随着理论的不同而不同。尤其是宇宙这个要素，在不同理论那里，其意义和功能往往大相径庭。
艾布拉姆斯四个共同或基本要素的明确提出及其实践，对比较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者们因此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找到了理据，明确了什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尤其是那些从事跨文化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们。艾布拉姆斯之后，明确论证比较文学可比性的是雷内·韦勒克。1958年，他在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讲话。通过对以伽列、基亚为代表的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他认为过去50年中实际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拘泥于“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唯事实主义观点看待文学研究，把它只作为来源和影响的研究”（韦勒克 53）。而“内容和方法之间的人为界线，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概念，以及尽管是十分慷慨的但仍属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持久危机的症状”（韦勒克 54）。针对这种症状，韦勒克提出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性”，也即“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应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和重点（韦勒克 56）。遗憾的是，与艾布拉姆斯紧扣文学作品找到的四要素一样，韦勒克仍然是在欧洲文学范围内谈及“文学性”。20世纪60年代，雷马克甚至明确指出：“‘世界文学’这个很自命不凡的术语意味着对整个世界的认可，通常指的就是西方世界”（Remak 12）。 对历史资料的探赜索隐、钩沉拾遗，使我们惊讶地发现，最早打破文化民族主义壁垒、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中西文学之间可比性问题的，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研究的美国汉学家。40至60年代，中国文学没有真正进入西方绝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当时用西方语言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学理论或批评方面的论著稀少、匮乏，存在于中国的这个史料里的大量内容仍然没有被系统整理”（Gordon 1）。于是，出于对这种现状的挑战，美国人戈登（Erwin Esiah Gordon）较早对中国文学展开了专题性跨文化研究。1945年，他以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里的一些早期观念”（“Some Early Ideal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的论文，取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尽管以整个中国早期文学理论或批评为研究对象，但是，该论文的主要内容和重心是刘勰及《文心雕龙》。而较早探讨中西文学之间的可比性问题是戈登研究的最大价值。
由于人种、地理位置等诸多方面差异所致，不同文化之间的裂缝可以说是天然的，当人们试图跨越它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识别它的身份，确认它与自己之间的关系。戈登正是如此。作为中国文化的他者，他没有把中国古典文学视作一种异己的存在排斥它，而是明确认识到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是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戈登常用“历史材料”（Gordon， Some Early Ideals in Chinese 8）称呼客观、物质化存在的中国早期文学批评或理论。他论证指出：“就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来看，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表明它有其自身的某些特性”（Gordon 1）。而以刘勰为代表的六朝文论是“最深刻的文学哲学”（7），它的存在使中国文学（也許世界文学）显得更辉煌。在戈登看来，作为一种人类文化遗产，也即“历史材料”，无论是就思想、观念，还是他们提出的原则、方法而言，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早期文学批评家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毫不逊色（61-62）。因此，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我们从他的相关论述和实践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戈登是在包括文学在内的、西方传统的美的艺术理论意义上理解并评判中国文学理论或批评的。因为他称后者为“文学哲学”，而不是单纯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3）。有时，他也在与中国艺术、美学的比较中，谈论中国文学理论或批评。第二，戈登是在世界文学视域或平台上审视并研究包括刘勰《文心雕龙》在内的中国早期文学理论或批评①。戈登之后的40多年里，吉布斯是美国《文心雕龙》研究代表性学者之一。如果说在世界艺术理论史上，艾布拉姆斯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实践了一个对话平台的四要素理论的话，那么，吉布斯则是从理论到实践，对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二、70年代初期吉布斯的“中立平台”
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界关于可比性问题的认识，依然采用的是50、60年代艾布拉姆斯、韦勒克和雷马克的观点，即囿于欧洲文学的文学性。20世纪70年代初期，雷马克公开质疑法国学派局限于文学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到纯比较。他所说的这种纯比较具体指两方面的比较：一是没有历史事实联系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 1）;二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3）。前者，雷马克认为要“阐明文学作品的实质”，“就可能不及比较互相并没有影响或重点不在于指出这种影响的各种对作家、作品、体裁、倾向性、文学传统等等的研究”（1）;后者他认为是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的根本分歧。很显然，他基本沿用韦勒克观点，也即把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本身。而韦勒克70年代初虽然强调比较文学“要克服民族的偏见与地方主义”，并以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与法国伏尔泰作品《中国孤儿》为例，明确指出：“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对比中”（韦勒克 29），但是，从他所有论述中所例举的例子以及所使用的术语来看，韦勒克还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最早打破这一文化壁垒的是美国汉学家吉布斯。
1970年7月，唐纳德·阿瑟·吉布斯（Donald Arthur Gibbs），以题名为“《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hsin Tiao-Lung”）的长篇论文，取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该论文在比较文学史，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吉布斯首次提出并实践了一种中西跨文化研究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出版后的第12年，他直接以它为指导，开始了对《文心雕龙》全面系统客观的专题性研究。吉布斯非常推崇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认为它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操作性的工具（Gibbs，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Hsin Tiao-Lung 12）。在博士论文里，他不仅用几乎一章的篇幅介绍并阐释艾布拉姆斯的上述理论，而且明确指出：当时中国国内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对单个篇章的考证、解说等，缺乏宏观系统的研究。他拟采用艾布拉姆为研究一般文学理论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心雕龙》，以解决当时《文心雕龙》研究界所存在的含糊不清或矛盾问题，发现刘勰批评倾向的主要特征，以及他的贡献、存在的问题等，并在此基础之上，证明文学的普遍性。事实上，吉布斯全盘吸收、阐发并实践了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特别是在该论文的导论里，他大量援引艾布拉姆斯的话，从四个要素的概念到每种批评倾向的特征，吉布斯比较详细、全面地阐发并高度肯定了艾布拉姆斯的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吉布斯认为：当“比较不同理论，尝试寻求每种理论独特的贡献时，众所周知，由此产生的混乱多于清晰。这是艾布拉姆斯观察到的一个事实。这通常是由于需要一个比较的共同基础（a common ground for comparison）。即使从一个具体的、基本为人们认同的术语来看，世界艺术理论都是千差万别的。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说：‘很难发现它们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以及所存在的问题’”（6）。此处，吉布斯特别强调了“共同基础”是就“比较”意义上而言的。在他看来，从事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像艾布拉姆斯所说的避免把自己哲学强加于人的、具有显著特征的分析框架。 其次，吉布斯论证指出：艾布拉姆斯四要素框架，也就是“比较的共同基础”，它为人们探讨批评家的理论倾向，建立了一个“中立平台”（neutral platform）。由此，我们便发现了可称之为摹仿的（宇宙倾向）、实用的（观众倾向）、表现的（作家倾向）和客观的（作品倾向）批评家。任何严肃的批评理论都涉及四种可能的倾向，但其中总有一种比其他更突出。历史地来看，没有严肃的文学理论能逃出这个分类框架（10）。
最后，吉布斯重新具体阐发了四要素里的每个要素，尤其是把其中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宇宙”（universe）直接改称为主体（subject），认为它指的是“行动、观念、感情、物质、事件或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把“观众”这个要素解释为“那些聚焦于艺术家产品的关怀”等。尽管如此，他所说的基本意义与艾布拉姆斯无别（7）。
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吉布斯完全沿用艾布拉姆斯有关术语分析《文心雕龙》。他认为艾布拉姆斯从世界艺术理论里区分出来的四种基本要素也存在于《文心雕龙》中。正是这种“普遍性”（literary universa），吉布斯进一步举例解释说：一方面使他易于发现《文心雕龙》与世界其他文学理论之间哪里一致，哪里不一致，甚至问题的症结是什么，理解了《文心雕龙》中一些对他者来说，似乎是模棱两可或矛盾的东西（主要由误字、漏字现象导致）;另一方面使他发现了刘勰批评的主要倾向（即实用而非表现），明白了他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主要贡献。因为普遍存在于《文心雕龙》和其他世界艺术理论中的四要素，既奠定了它们之间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也避免了对话中的任何一方把自己的哲学强加于另一方，从而使二者之间平等的对话成为可能（10）。吉布斯把这种研究称为“客观的《文心》研究”（objective Wen-hsin studies），并宣称其目的是“力图显示艾布拉布斯理论的实用性和普遍性，最起码能把《文心雕龙》这个中国中世纪时期的主要论著，以及中国文学思想和欧洲文学思想，如艾布拉布斯所希望的，带到一个对话平台上”（4-11）。虽然吉布斯强调此处“一个对话平台”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但是，很显然，他拓宽了艾布拉姆斯的平台，不仅明确把中国文学思想和欧洲文学思想并提，而且以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在世界文学平台上，“毫无疑问，它会使一般世界文学的研究者看到，刘勰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广泛理解力的严肃批评家，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批评不是超出世界文学范围之外的他者（12）。
因此，尽管几乎完全运用艾布拉姆斯的方法和可比性理论，但是，若从比较文学史来看，吉布斯比艾布拉姆斯走得更远。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是他把比较文学真正引向了世界②。如果说艾布拉姆斯在欧洲而非世界艺术理论范围内首次明确提出并实践了四要素理论的话，那么，吉布斯则在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范围内重新阐发并实践了它，从而证明了它所具有的世界性。并且，虽然吉布斯博士论文的题目里没有出现“比较”类字样，但是，他的研究就是一种比较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艾布拉姆斯通过对欧洲众多艺术理论广泛的比较研究总结出来的四要素理论，既是吉布斯研究的理论指导，又是其方法。因此，他实际上也是在与欧洲众多艺术理论的广泛比较中审视刘勰及其著作。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是艾布拉姆斯理论的另一个实践，以此他想进一步证明艾布拉姆斯理论的普遍性（6）。对此，答辩委员会给予了高度肯定。其云：在此之前，人们关于《文心雕龙》中诸多陈述和刘勰的地位问题意见纷呈，难以取得一致性意见。吉布斯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兼容（compatible）和高度有意义的系统。藉此，他对刘勰文学关怀的研究揭示了它基本上与我们的一致，正如我们一贯所理解的一样（1）。
第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他不仅完全采用艾布拉姆斯从多种艺术理论里总结出来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分析刘勰及其著作，而且把他与柏拉图、朗基努斯相对比，并在整个人类意义上评价他。如他明确指出：“作为文学理论家，刘勰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古典时期世界的、伟大理论，尤其是由于刘勰，我们有了人类天才关于“适应”原则的智慧之花——他从过去文学中抽绎出来，并在《通变》里建构起来的”（139）。因此，吉布斯是在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认同刘勰及其文本，并从理论上论证了此平台之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使得一些对西方人来说难以理解的问题变得明白易懂”（4）。
从与华裔美国人刘若愚类似研究的比较，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到吉布斯《文心雕龙》专题研究的意义。除吉布斯外，20世纪70年代，刘若愚也采用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其成果是他1975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该成果比吉布斯晚五年。与吉布斯一样，刘若愚也在第一章导论里，明确阐明了他对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一书中四个要素理论的采纳与应用。不过，通过把艾布拉姆斯所说的“艺术家”、“观众”分别改为“作家”、“读者”，他将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缩小为世界文学理论，并明确声明：他本书所谈的是“文学理论”而非“艺术理论”（刘若愚，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6）。这样，刘若愚把本质一样的中西古典诗学区分为不同的，也即一个属于艺术理论范畴;一个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这完全不同于艾布拉姆斯和吉布斯，也拉开了刘若愚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面对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理论，同样依据一个由四要素组成的一般框架，艾布拉姆斯和吉布斯不是不假思索地简单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研究，而是首先探寻二者之间的可比性，识别并认同它们的身份。正是明確意识到它们都属于美的艺术理论范畴，艾布拉姆斯才将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诗歌与欧洲其他文学理论相互比较。同理，正是明确意识到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一样，同属于美的艺术理论范畴，吉布斯才将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相比较。与之相反，通过修改四要素术语等，刘若愚竭力想说明的是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属于“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刘若愚 3），从而把中国文学理论变成了西方文学理论的他者。 三、70年代后期费威廉的“功能”说
美国比较文学家卡勒曾议论说：70-80年代，甚至90年代西方比较文学的典型特征，是比较文学理论探索和范围的扩大（卡勒 2012）。然而，除上述所论吉布斯、刘若愚外，70至80年代，美国明确探究可比性问题，尤其是有关中西文学的人是美国汉学家费威廉。1976年，费威廉（William Craig Fisk）以题名为“中国中世纪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题：摹仿，互文性，形象性和前景化”（“Formal Themes in Medieval Chinese and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Mimesis， Intertextuality， Figurativeness， and Foregrounding”）的論文，取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在该文里，他运用现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特别是前突和互文性理论分析中国诗歌。他的研究几乎都是从翻译并阐释刘勰的相关论述开始的。他一共翻译了《文心雕龙》里的两千多字，显示了他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高度重视。因此，虽然不是专论，但是，无论是从费威廉对待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态度，还是其在他博士论文里实际所占篇幅，以及大量译文来看，《文心雕龙》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尽管没有引用或提到吉布斯，但是，费威廉受吉布斯的直接影响是明显的。这集中体现在在世界文学平台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批评展开研究时，费威廉第一步也是探寻跨文化研究的共同基础。只不过与吉布斯直接沿用艾布拉姆斯一个对话平台的四要素理论相反，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功能”（functions）说。此说看似与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理论无关，实质上是聚焦于文学本身，准确地说是“作品”这一要素。尤其是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费威廉博士论文导论的思路与艾布拉姆斯的几乎完全相同。二者都首先通过对当时比较文学界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比较详细分析，既提出并论证了各自的说法，也实践了它。而且，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可比性问题的探索上。
与艾布拉姆斯一样，费威廉之所以构想出此说，是出于对众多艺术理论，特别是中西文论之间难以进行比较研究的现状而言。在导论里，他以疑问句的形式开门见山议论道：“中世纪中国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元比较研究有什么用处？就其各自立足的根基而言，两种文学毫无任何可以比较的地方。由于它们之间完全缺乏相互作用和影响，它们的形式和体裁完全相异，甚至完全缺乏主题的相似，所以，一种从6世纪到13世纪的中国都繁盛的批评，对于熟知西方后五十年或一百年文学创作实践和系统理论发展的西方学者来说，鲜有可能表现出任何形式的相似。而且，即使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也很难看出它们在实践或理论上有何价值”（Fisk， Formal Themes in Medieval Chinese 1）。可见，在费威廉看来，面对中国文学，传统比较文学不仅在具体研究对象，而且在方法上，都显出了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对中世纪中国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呢？费威廉认为首要的是找到它们可以相遇并相撞的共同基础。这个共同基础就是文学本身，也即有关文学的理论。他更进一步论述说：“的确，忽略文学自身的性质，外在的欧洲文化语境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也许基于一种不能完全翻译的语言写出了一种普遍的语法。正如考斯特斯（Jan Brandt Corstius）在他的‘文学比较研究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所说：‘某种思想方式，以及伴随着源自它的术语使用，很可能掩盖这一普遍观点’。即使我们知道它的所有词汇，我们也不可能像母语一样欣赏另一种语言，如果它被使用他自己本土语言句法的人讲出来的话”（1-2）。而任何有关文学的理论，费威廉认为归根结底无非是“描述文本是怎么被评价的以及它的功能如何，其关键要素就是功能，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弥合矛盾”（2）。
存在于任何文学理论里的关键要素，当然是一般文学理论里的共同要素。这个共同要素不是外在于文本或作品，而是内在于它，也即文本自身的功能。费威廉认为“一个文本建立了它本身拥有的意义模式，它凸显它自己的镜子，通过这个镜子，我们看到它是独立的”（213）。因此，他所说的存在于任何文学理论里的“功能”要素就是“一首诗所包涵的它的表现或意义特性（its qualities of representation or of signification）”（7）。这种“表现”或“意义”特性又可以分别再次析出两种理论，前者是摹仿理论（theories of mimesis）、互文性理论（theories of intertextuality），后者是形象理论（theories of figurativeness）和前景化理论（theories of foregrounding）。
与艾布拉姆斯一样，费威廉“功能”说的提出也是为了探索一种新的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他称之为“比较的元批评方法”（a comparative metacritical method），并明确指出：这“是唯一足以区分中世纪中国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方法”（211）。当然，这种方法也具有普遍意义。费威廉明确指出：“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严格现代欧洲基础的文学理论（按：中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种比较的元批评方法提供了一种标明潜在外推方向的比较技巧，也揭露了一种盲区，即不经过反思就用现代理论解释中世纪中国诗论”（211-212）。很显然，这里的“外推”就是指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可以被用来分析中世纪中国文论。其实，费威廉所说的“外推”是广义的。它指的是某个国家或时代的文学理论可以被用来分析另一个国家或时代的文学理论，若在“功能”这个共同基础之上或者说以此共同要素审视世界艺术理论的话。他整个博士论文“结语”部分的题目“元批评外推”（Metacritical Extrapolation），明确向我们昭示出：在从“功能”意义上，以现代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世纪中国文论之后，他得出了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 由此可见，费威廉完全继承了艾布拉姆斯开创、吉布斯承传的研究思路，即首先寻找包含在任何艺术理论里的共同要素。而他所找到的“功能”这个要素表明，他其实是立足四要素之一的“作品”比较考察了包括刘勰在内的中国中世纪形式主义主题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准确地说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文论。后者直接影响了他“功能”说的提出及研究。我们没足够的证据证明后来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者受到费威廉直接影响。然而，锁定某个共同要素，以此为基础上，在世界文学平台上审视《文心雕龙》却是许多人的共同做法。例如，彼得和安特耶聚焦“作品”研究體裁，宇文所安从“作品”与“读者”关系出发解读《文心雕龙》，罗纳德·伊根（Ronald Egan）就“作家”与世界关系探讨“神思”，等等。
四、90年代彼得的“文学话语”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依然未引起美国比较文学界的广泛重视。科罗拉多大学克罗尔（Paul W. Kroll）认为：与所有产生在前电子时代文化一样，中国古代文学之于西方人依然是一个他者（otherness）。它与自然世界相联系的文化，及其社会交换方式与我们后印刷时代差异很大，寻找跨越这个裂缝的途径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如《文心雕龙》（Wenxin Diaolong）这个书名就有许多意义，英语从来就没有充分捕捉到它（Krol l989）。实际上，21世纪初北美洲比较文学界才明显呈现出从欧洲领域向全球扩展的选择，苏熙源在主编的2004年报告里，开始敦促比较文学放弃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而转向全球。即便如此，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关东西比较文学方面的论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一是彼得（Dr. Peter Way）1990年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中国和欧洲的古典主义：亚里士多德《诗学》与刘勰《文心雕龙》比较研究”（“Classicism in China and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ristotle’s（384-322 B. C.）Poetics and Liu Xie’s（465-522 A. D.）Wenxin Diaolong”）;二是厄尔·迈纳（Earl Miner，孟而康）的《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札记》（Comparative Literature）;三是苏源熙（Haun Saussy）的《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三者均把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视域从西方文学中心扩大到世界文学，实践了跨文化比较研究。迈纳偶尔涉及中国文学，他主要把西方文学与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其著作的体例基本依据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体裁种类安排。彼得和苏源熙的论著都是以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后者虽然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视域检视了黑格尔、莱布尼兹、利玛窦等有关中国学的研究，但是，他许多问题的研究并未涉及到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比较”。与之相反，无论是就研究对象、内容还是方法来看，彼得的研究都属于真正美国比较文学意义上的。而且，比迈纳和苏源熙更进一步，彼得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明确探讨并实践了东西文学之间的可比性问题。
其实，美国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史上，最早旗帜鲜明公开挑战比较文学界的人是彼得。其博士论文题目充分标明了这一点。在该论文第一章，通过与“保守主义”、“传统主义”的比较分析，彼得厘清并说明了他论文里的关键术语“古典主义的内涵。他认为与中西传统中所正式使用的“古典主义”不同，他所说的“古典主义”“在中国和欧洲，代表着一种正统的批评主义传统。它通过分析文学的历时次序（即历史）和共时逻辑（即它的结构和形式），主要聚焦于对文学的抽象认同”（Way， Classicism in China and Europe 7）。这样，彼得把中国传统文学与欧洲传统文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古典主义”的代表，而刘勰《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诗学》则分别是中西两大“古典主义”传统里的经典之作。
正是充分认识到了中国文学存在的价值，以及出于对当时比较文学界现状的不满，彼得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以视域辽阔的比较语言学为例，他对囿于欧洲文学的比较文学界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与比较语言学相比，谈到比较文学，人们首先固守民族中心论和少见的超越原因和结果概念的文学影响论，以及类似的主题平行论。如雷马克（Rene Wellek）“在文学历史中”研究古典主义概念。他在题目里就把古典主义作为一种唯一的欧洲现象。当时的比较语言学不会容忍这种赤裸裸的本位主义（9）。于是，与戈登、艾布拉姆斯、吉布斯和费威廉一样，彼得没有直接把亚里士多德《诗学》和刘勰《文心雕龙》两部文本拿来比较，而是在其博士论文导论部分一开头，集中论证并阐释了他进行这种研究的可行性及其价值问题。并且，与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一样，他找到了不同文学相互碰撞、对话的另外一种共同因素——语言，准确地说“文学话语”。彼得把文学视作独立于人类历史的、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他推论道：“如果人们考虑到世界——用维特根斯的话来说——作为各种事件的总和（文学也是其中的一种）的话，那么，文学作为一种形式现实（不考虑它不同的历史）就具有某种共同的、可限定的性质”（2）。此处的“共同的、可限定的性质”指的就是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他进一步说：“如果文学不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事实，而且是语言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它的性质将独立于任何个别的历史”。这里，彼得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暂时悬置起了历史性，他不是把文学作为人类历史的一种事件，而是把它作为这种事件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从而论证了相对独立的文学传统之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共同的、可限定的性质”（1）。因此，基于文学是一种语言事实的认识，彼得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认同了中国文学。他论证道：“绝大多数印欧语言借助于一些形态模式区分名词和动词音素，中文并不代表一个基本源自其不同历史事实的另类”（2）。事实上，“呈现于中西两个最具历史独立性的文学之间的有关形式、观念和价值的批评，将最能揭示文学作为语言历史的本质因素。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批评和欧洲批评都区分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而且在文学话语内部，同样的术语被用来表示独立的文学历史事实。——考虑到它们如此独立——考虑到它们没有关键意义的区分，如果它们是真正的一个传统的话，那么，中国批评和欧洲批评历史独立的批评意义就不能被过分被强调”（2-3）。这里，彼得从语言视域比较中西文学、“中国批评和欧洲批评”，指出二者都属于同一个真正的语言传统，强调它们作为语言历史的某些本质的共同之处。而他在文学批评或理论意义上所说的“文学话语”不是指批评家们写作所使用的话语（也即具有文学性），而是指他们批评或理论的对象是文学，也即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诸如文学的本质、作品结构、作家创作等。不同批评家往往就这些基本问题提出了相同或不同的看法。 从文学话语这一共同因素出发，彼得认为“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只是两个拥有保持进步和自觉性、历史超过2500年的文学而已”（3）。刘勰与亚里士多德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相反，这两个“很早就被隔绝的中国和欧洲的批评家们，论述了许多文学的抽象性质——它的身份和结构”（2），二者内部存在着思想上的基本一致性。他分析说：“当我们比较刘勰《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时，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个奇迹：每个批评家——作为完全不同历史产物的——经常不仅在同样术语内提出了同样问题，而且提供了同样答案”（12）。至于他们的批评思想，彼得认为二者也基本一致。他举例指出：“亚里士多德和刘勰没有孤立体裁，如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分或他聚焦于叙事模式——反映了每个传统内部的关注点和进化的真正差异，但这并没有减少平行的关键意义。如果考虑到文学和非文学话语之间的真正区分，当我们分析他们对一些重要思想和问题的看法时，他们内部存在着思想上的基本一致”（3）。
因此，基于文学语言或话语所具有的“共同的、可限定的性质”，继戈登简短评论之后，彼得在世界艺术理论研究范围内最先系统比较研究了刘勰《文心雕龙》和亚里斯多德《诗学》，并在追溯柏拉图、郎吉努斯等世界主要美学理论家思想，以及分析世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实用主义、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同时，首次使用哲学话语、辩证的话语、批评话语和文学话语等概念，探讨了以二者为代表的中西古典主义诗学的特质及其在世界艺术理论史上的地位。他之后，普拉克斯、宇文所安也主要聚焦于话语层面考察《文心雕龙》。如后者曾明确宣称：对刘勰的论证，我考虑的不是已经完全成形并固定的思想观念的“表达”，而是对此的加工处理，也即作为表达者的骈文修辞。这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话语机器”，它通过它本身的规则和需要言说。《文心雕龙》是表达者刘勰与骈文之间的对话（Owen 176）。
结语
美国比较文学源远流长，特色鲜明，2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引领着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打破民族文化壁垒的平行研究是美国比较文学与法国比较文学之间的根本区别。于是，寻找可比性，特别是跨文化文学之间的，就成为美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独有的特质。从40至60年代的戈登、艾布拉姆斯、韦勒克和雷马克，到70至80年代的吉布斯和费威廉，以及90年代的彼得，他们以其杰出的理论或实践，展示了近百年来美国人对中西文学之间可比性问题的探究历程。其中，尤其以戈登、吉布斯、费威廉、彼得分别立足“历史材料”、“中立平台”、“功能”说和“文学话语”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不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而且，从世界艺术或文学理论、文学本身（包括宇宙、作家、作品和读者）和语言事实等方面，全面深入探究了中西文学的可比性问题，揭示了跨文化比较之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为21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最终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实现全球化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释【Notes】
① 关于此，作者王毓红已有专论，参见王毓红，主体间诗学：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的特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7（2016）：49-60。
② 关于此，作者冯斯我已有专论，参见冯斯我，美国汉学之于比较文学的意义——以美国《文心雕龙》研究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7（2019）：11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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