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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位挺有名气的“游击导演”——张刚。二十年间，他“游击”于上海、北京、广州、广西、浙江、江苏、福建、潇湘、峨嵋等电影制片厂，从那里寻觅拍摄电影的指标，为他的“阿满喜剧”系列电影寻找名正言顺“出笼”的“娘”。没有拍摄电影的指标（厂标），张刚就无法生存，他的电影就不可能和广大观众见面。张刚凭着对电影的执着，为电影观众留下了近三十部“阿满喜剧”电影，如《丈夫的秘密》《风流局长》《多情的帽子》《哭笑不得》《大惊小怪》《想入非非》《男女有别》《多此一女》《变脸》……最后，仅60多岁的他，带着无限的遗憾告别了人世，去天堂继续他的电影梦！
我怀念他是因为他对电影太执着了，我写他是想引起写中国电影史的人的注意：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中国电影时，电影界还有一个“张刚现象”，请记录一笔。
“张刚现象”
“张刚现象”说到底是源于改革开放与我国电影体制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年民营电影企业正在冲破这个体制束缚，迎来我国电影事业的繁荣，但体制和改革的矛盾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张刚是向电影体制挑战的第一人。
张刚原是江西省话剧团的演员兼导演，他的梦想是拍电影。他认为舞台演出有局限性，而电影艺术有广阔天地。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他离开了江西省话剧团，于1985年组建了一个“南昌电影电视创作研究所”，带领十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开始创业拍电影，拍电视。
拍电影并不简单，首先要有“厂标”，这是电影走向市场的通行证，而一个民营企业想获得一个拍摄电影的“厂标”没那么容易，于是张刚就游击于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以求得一个拍摄电影的厂标。他的20多部喜剧电影都是挂着各个厂的厂标走进电影市场的：有上影厂、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有福建、潇湘、珠影厂……因此，张刚就以“游击导演”而名扬电影界。在他带动下，不少民营电影企业也效仿他的做法，拍摄了一些电影，在夹缝中求生存，以买厂标的交易方式得以拍摄电影，后来一些电影评论家称这种现象为“张刚现象”。
我和张刚有着多年交往，是好朋友。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来我们上译厂做后期配音的，我担任配音导演。后来他拍摄了近30部“阿满喜剧”，我统计了一下，有23部电影最后对白配音都是我负责帮他完成的——是信任和友谊结下了这段情缘。
我深深理解他在夹缝中求生存之艰难。每次来上海搞后期他的表情是多变的：“喜悦”——他终于又完成了一部他所追求的“阿满喜剧”，他把拍电影比作生儿子，生子不易能不高兴吗？“痛苦”——为电影的发行而发愁，如果卖不出拷贝，还不了债，下一部电影就更艰难了，为筹拍资金而整天陷入痛苦之中。“无奈”——又得为下一部电影找“娘家”，又得花钱买厂标。我从不打听他的经济状况，反正买一个“厂标”不便宜，而且对方要挑剔你的剧本，合不合口味，怕你砸了他的厂牌。拍摄期间要不停地请对方来审看样片，要有高规格的迎送。“笑脸相迎”——对新闻媒体，对各级审查领导都得笑脸相迎，乞求他们对影片的好感和厚爱，为“阿满喜剧”电影放行，求生存、求发展……
当然还有“研究所”一大堆事务要处理，过度的操劳，终于让他病倒了，过早地离开了他钟爱的电影事业。
张刚的创作理念
张刚拍摄“阿满喜剧”系列电影是深受日本电影导演山田洋次的影响，这位日本电影导演一生都在拍摄描写日本平民生活的电影，在为小人物立传。
张刚从小丧母，在艰苦的岁月中长大成人。他认为中国老百姓太善良了，他们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顽强地生活着，他决心要为小老百姓立传。于是，他以“阿满”这个小人物为代表，写不同的阿满，表现各种阿满的生活、工作，表现他的喜怒哀乐。“阿满”这个名字非常平民化，每部电影的主角都叫阿满，但并非同一个人，而是不断变化。张刚有一个创作想法，一定要用喜剧形式来展现阿满这个人物。小老百姓的生活太艰苦了，生活里要多点笑，多点幽默，多点人情味，要让人们在笑声中度过每一天，忘记忧愁，忘记痛苦，让人们期望明天的生活更加美好。
张刚在“阿满喜剧”挑选演员方面也有一个宗旨，男演员形象不求好，丑点也没关系，因为阿满这个人物身上也有不少缺点，这才是活生生真实的老百姓。牛犇、仲星火、毛永明……都饰演过阿满。
而挑选女演员要讲究，要美些、漂亮些，她们爱上阿满是因为阿满的心灵美。岳红、凯丽、徐雷……都在“阿满喜剧”电影中担任过女主演。
剧中的情节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事件，都是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琐事，当然会选择一些典型的人物和事件，会有所夸张、扩大，但人物的嬉笑怒骂都是老百姓所熟悉的，因此观众会感到特别亲切。
据调查，“阿满喜剧”电影在中小城市特别受欢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电影拷贝平均每部都在200个以上，超过不少大导演拍摄的影片。有了这个基础，所以张刚能维持生存，能不断推出他的“阿满喜剧”。这给张刚创造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遇，他又当老板，又当制片人，又当导演，又编写剧本，往往还自己主演阿满，过过戏瘾……
“阿满喜剧”电影的得失
在怀念老朋友张刚之际，也说说我对他的电影得失之感。
一组系列电影能连续坚持拍摄近三十部，这在中国电影史上也算是一件不易之事。张刚的创作理念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用喜剧形式来表达小老百姓的生活情趣，为中国电影百花园增添了色彩。他对电影的执着和努力也是十分可贵的，特别是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坚持不懈追求电影梦的精神值得后辈们借鉴学习。特别是他的摄制组纪律严明，多次获广电部电影局的表彰嘉奖，是优秀摄制组。每当提到这件事，他都会对我说：“老孙，我的摄制组能评上优秀，得感谢你们译制厂对我的教育。干事业必须这样，要有严明的纪律。”
张刚第一部电影是来我们厂配对白的，当时老厂长点名让我负责完成配音工作。我和张刚第一次见面后，我告诉他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开始工作。第二天上午他带着两个助手八点半到我们厂，一看我已带领所有配音演员坐在放映间等他们了，他闹了个大红脸。我告诉他，译制厂准八点正式工作，一到八点，放映机就把片子放出来，我们厂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会提前到厂的。从那以后，整个配音工作期间他都提前到厂，并对我们配音的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印象深刻。后来他的摄制组拍戏也制定了纪律：去外景点拍戏，八点开车出发，他总会提前十分钟坐在车上，到八点就开车，迟到的人自己打车去拍摄现场，还要受到批评。形成了制度，自己又带头遵守，所以他带领的摄制组工作效率特别高。 回过头来也说说他影片的不足之处。张刚每部影片的投资成本是有限的，绝不可能像现在的投资上千万，甚至上亿。他那时能凑到一百万算是天文数字了。我知道他最后投资最多的影片也没有超过一百五十万。所以拍摄时间抓得特别紧，在现场磨戏是绝对磨不起的。我曾参加过他的摄制组，演员晚上对词、排戏，第二天拍摄，紧张的程度可想而知，因此有时戏显得不精细，甚至有些粗。关键是他的很多剧本是赶出来的，开掘不深，浮于表面，多部影片是他自编、自导、自演，人再有才能，本事再大，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曾经多次跟他交换意见，向他提出：你要搞系列电影，应该成立一个搞剧本创作的班子，让作家为你写剧本，花点精力好好写。他苦笑着对我说：“老孙啊，我何尝不想这样干，一是成本太高，我没有钱，二是时间耗不起，我无法等他们两年三年拿出个剧本来，是否能用还是未知数。”
关于演戏，我劝过他多次，让他别自己主演了，把精力放到剧本上，放在导戏上，演员多得是。最后他听我劝告，自己不演了。但是他的精力也无法全部投入到拍戏上，分散他精力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也常常发脾气！要奔钱筹拍摄资金，要奔“厂标”，要奔卖拷贝，要为“电影研究所”的生存而拼命……所以有些戏显得粗了些，人物浮于表面。戏拍得挺热闹，但给人们留下多少启示和回味呢？
张刚坚持电影必须拿到上海来做后期，请我们译制厂的配音演员为他的影片配音，这是一种信任和默契。他有两三部“阿满喜剧”，是“厂标”方坚持在当地做后期无法来上海，他都很后悔，但无奈啊！
在为他的影片做后期配音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和他商量改台词，使之说得更生活些，更人性化些，更风趣幽默些，甚至加上点人生哲理。演员表演上的不足之处，我们也通过声音做些弥补，比如哭啊，笑啊，在画外加上一两句台词作个补充等等。总之通过配音为影片加点分，这是张刚信任我们的最大原因。我自己是演员，参加过很多摄制组，我深深感到拍一部电影不易，所以凡是来我厂做后期配音的影片，我们一定做到为影片加分。我这辈子先后为300多部电影、电视剧做后期配音导演，也结交了很多导演朋友，如广春兰、谢雨辰、达奇……张刚的拼搏精神十分可贵，所以我愿为他尽一份力。当时也有人说，张刚给我报酬高，所以我一直为他做后期，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同行们，我作为他影片的配音导演，开始每部戏150元，后来最高的拿过2500元酬金。现在年轻演员会说，这算个啥！是的，我们这些老家伙，讲的是别人对我的信任，讲的是情谊，讲的是干点实事，讲的是能为电影出点力，能做点小小的贡献就满足了！所以有记者问我：“孙老师，你怎么没有买房子？”我告诉他，早些年40万元一套房，我缺个“零”，如今400万元我还是缺个“零”，我就租房住吧。
“拍电影离不开上海”
张刚干电影，他总结一条心得：“拍电影离不开上海这个电影发祥地”。他曾多次对我说：搞电影要充分利用上海的人才，是上海电影界的这些朋友们帮我实现了拍电影的梦想，特别是“阿满喜剧”系列电影。我们打开“阿满”电影的主创人员名单，可以找到许多上海电影人，摄（影）录（音）美（工）化（妆）服（装）道（具）拟音、作曲、乐队指挥、配音……而且上海电影人也为张刚研究所带出一支他自己的拍摄队伍。张刚的儿子张坚后来成为了能独当一面的摄影师，张刚的助手黄彪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电视剧导演，以此为基础，“研究所”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电影、电视剧拍摄团队。张刚一直都感谢上海电影人对他的支持和厚爱，他在上海有很多好朋友。特别让他感动的是，耄耋之年的吴茵老师，被张刚对电影的执着所感动，参加了他的“阿满喜剧”的拍摄，在影片中饰演阿满的母亲，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剧中的阿满由张刚亲自扮演。这一段戏中的母子情谊一直延续到生活之中，当张刚在北京拍戏时获悉吴茵老师去世的消息，当天拍电报给我，让我置办一个大花篮，上面一定要写上“上联：妈妈安息;下联：不孝儿张刚痛悼”。后来我和吴茵老师家属沟通，他们理解张刚的情谊和心情，但拍戏和生活毕竟不能一样，同意大花篮上这样书写：“吴茵老师安息！南昌电影研究所张刚痛悼”。
“游击导演”张刚十分看重上海电影界的力量，懂得借助上海的电影人才实现他的电影梦，而今上海电影界该如何改革再创辉煌呢？我们这些古稀之年、耄耋之年的老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上影厂重振雄风，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想在天堂的上影人也在期待着这一天！
我怀念他是因为他对电影太执着了，我写他是想引起写中国电影史的人的注意：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中国电影时，电影界还有一个“张刚现象”，请记录一笔。
“张刚现象”
“张刚现象”说到底是源于改革开放与我国电影体制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年民营电影企业正在冲破这个体制束缚，迎来我国电影事业的繁荣，但体制和改革的矛盾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张刚是向电影体制挑战的第一人。
张刚原是江西省话剧团的演员兼导演，他的梦想是拍电影。他认为舞台演出有局限性，而电影艺术有广阔天地。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他离开了江西省话剧团，于1985年组建了一个“南昌电影电视创作研究所”，带领十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开始创业拍电影，拍电视。
拍电影并不简单，首先要有“厂标”，这是电影走向市场的通行证，而一个民营企业想获得一个拍摄电影的“厂标”没那么容易，于是张刚就游击于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以求得一个拍摄电影的厂标。他的20多部喜剧电影都是挂着各个厂的厂标走进电影市场的：有上影厂、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有福建、潇湘、珠影厂……因此，张刚就以“游击导演”而名扬电影界。在他带动下，不少民营电影企业也效仿他的做法，拍摄了一些电影，在夹缝中求生存，以买厂标的交易方式得以拍摄电影，后来一些电影评论家称这种现象为“张刚现象”。
我和张刚有着多年交往，是好朋友。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来我们上译厂做后期配音的，我担任配音导演。后来他拍摄了近30部“阿满喜剧”，我统计了一下，有23部电影最后对白配音都是我负责帮他完成的——是信任和友谊结下了这段情缘。
我深深理解他在夹缝中求生存之艰难。每次来上海搞后期他的表情是多变的：“喜悦”——他终于又完成了一部他所追求的“阿满喜剧”，他把拍电影比作生儿子，生子不易能不高兴吗？“痛苦”——为电影的发行而发愁，如果卖不出拷贝，还不了债，下一部电影就更艰难了，为筹拍资金而整天陷入痛苦之中。“无奈”——又得为下一部电影找“娘家”，又得花钱买厂标。我从不打听他的经济状况，反正买一个“厂标”不便宜，而且对方要挑剔你的剧本，合不合口味，怕你砸了他的厂牌。拍摄期间要不停地请对方来审看样片，要有高规格的迎送。“笑脸相迎”——对新闻媒体，对各级审查领导都得笑脸相迎，乞求他们对影片的好感和厚爱，为“阿满喜剧”电影放行，求生存、求发展……
当然还有“研究所”一大堆事务要处理，过度的操劳，终于让他病倒了，过早地离开了他钟爱的电影事业。
张刚的创作理念
张刚拍摄“阿满喜剧”系列电影是深受日本电影导演山田洋次的影响，这位日本电影导演一生都在拍摄描写日本平民生活的电影，在为小人物立传。
张刚从小丧母，在艰苦的岁月中长大成人。他认为中国老百姓太善良了，他们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顽强地生活着，他决心要为小老百姓立传。于是，他以“阿满”这个小人物为代表，写不同的阿满，表现各种阿满的生活、工作，表现他的喜怒哀乐。“阿满”这个名字非常平民化，每部电影的主角都叫阿满，但并非同一个人，而是不断变化。张刚有一个创作想法，一定要用喜剧形式来展现阿满这个人物。小老百姓的生活太艰苦了，生活里要多点笑，多点幽默，多点人情味，要让人们在笑声中度过每一天，忘记忧愁，忘记痛苦，让人们期望明天的生活更加美好。
张刚在“阿满喜剧”挑选演员方面也有一个宗旨，男演员形象不求好，丑点也没关系，因为阿满这个人物身上也有不少缺点，这才是活生生真实的老百姓。牛犇、仲星火、毛永明……都饰演过阿满。
而挑选女演员要讲究，要美些、漂亮些，她们爱上阿满是因为阿满的心灵美。岳红、凯丽、徐雷……都在“阿满喜剧”电影中担任过女主演。
剧中的情节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事件，都是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琐事，当然会选择一些典型的人物和事件，会有所夸张、扩大，但人物的嬉笑怒骂都是老百姓所熟悉的，因此观众会感到特别亲切。
据调查，“阿满喜剧”电影在中小城市特别受欢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电影拷贝平均每部都在200个以上，超过不少大导演拍摄的影片。有了这个基础，所以张刚能维持生存，能不断推出他的“阿满喜剧”。这给张刚创造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遇，他又当老板，又当制片人，又当导演，又编写剧本，往往还自己主演阿满，过过戏瘾……
“阿满喜剧”电影的得失
在怀念老朋友张刚之际，也说说我对他的电影得失之感。
一组系列电影能连续坚持拍摄近三十部，这在中国电影史上也算是一件不易之事。张刚的创作理念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用喜剧形式来表达小老百姓的生活情趣，为中国电影百花园增添了色彩。他对电影的执着和努力也是十分可贵的，特别是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坚持不懈追求电影梦的精神值得后辈们借鉴学习。特别是他的摄制组纪律严明，多次获广电部电影局的表彰嘉奖，是优秀摄制组。每当提到这件事，他都会对我说：“老孙，我的摄制组能评上优秀，得感谢你们译制厂对我的教育。干事业必须这样，要有严明的纪律。”
张刚第一部电影是来我们厂配对白的，当时老厂长点名让我负责完成配音工作。我和张刚第一次见面后，我告诉他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开始工作。第二天上午他带着两个助手八点半到我们厂，一看我已带领所有配音演员坐在放映间等他们了，他闹了个大红脸。我告诉他，译制厂准八点正式工作，一到八点，放映机就把片子放出来，我们厂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会提前到厂的。从那以后，整个配音工作期间他都提前到厂，并对我们配音的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印象深刻。后来他的摄制组拍戏也制定了纪律：去外景点拍戏，八点开车出发，他总会提前十分钟坐在车上，到八点就开车，迟到的人自己打车去拍摄现场，还要受到批评。形成了制度，自己又带头遵守，所以他带领的摄制组工作效率特别高。 回过头来也说说他影片的不足之处。张刚每部影片的投资成本是有限的，绝不可能像现在的投资上千万，甚至上亿。他那时能凑到一百万算是天文数字了。我知道他最后投资最多的影片也没有超过一百五十万。所以拍摄时间抓得特别紧，在现场磨戏是绝对磨不起的。我曾参加过他的摄制组，演员晚上对词、排戏，第二天拍摄，紧张的程度可想而知，因此有时戏显得不精细，甚至有些粗。关键是他的很多剧本是赶出来的，开掘不深，浮于表面，多部影片是他自编、自导、自演，人再有才能，本事再大，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曾经多次跟他交换意见，向他提出：你要搞系列电影，应该成立一个搞剧本创作的班子，让作家为你写剧本，花点精力好好写。他苦笑着对我说：“老孙啊，我何尝不想这样干，一是成本太高，我没有钱，二是时间耗不起，我无法等他们两年三年拿出个剧本来，是否能用还是未知数。”
关于演戏，我劝过他多次，让他别自己主演了，把精力放到剧本上，放在导戏上，演员多得是。最后他听我劝告，自己不演了。但是他的精力也无法全部投入到拍戏上，分散他精力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也常常发脾气！要奔钱筹拍摄资金，要奔“厂标”，要奔卖拷贝，要为“电影研究所”的生存而拼命……所以有些戏显得粗了些，人物浮于表面。戏拍得挺热闹，但给人们留下多少启示和回味呢？
张刚坚持电影必须拿到上海来做后期，请我们译制厂的配音演员为他的影片配音，这是一种信任和默契。他有两三部“阿满喜剧”，是“厂标”方坚持在当地做后期无法来上海，他都很后悔，但无奈啊！
在为他的影片做后期配音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和他商量改台词，使之说得更生活些，更人性化些，更风趣幽默些，甚至加上点人生哲理。演员表演上的不足之处，我们也通过声音做些弥补，比如哭啊，笑啊，在画外加上一两句台词作个补充等等。总之通过配音为影片加点分，这是张刚信任我们的最大原因。我自己是演员，参加过很多摄制组，我深深感到拍一部电影不易，所以凡是来我厂做后期配音的影片，我们一定做到为影片加分。我这辈子先后为300多部电影、电视剧做后期配音导演，也结交了很多导演朋友，如广春兰、谢雨辰、达奇……张刚的拼搏精神十分可贵，所以我愿为他尽一份力。当时也有人说，张刚给我报酬高，所以我一直为他做后期，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同行们，我作为他影片的配音导演，开始每部戏150元，后来最高的拿过2500元酬金。现在年轻演员会说，这算个啥！是的，我们这些老家伙，讲的是别人对我的信任，讲的是情谊，讲的是干点实事，讲的是能为电影出点力，能做点小小的贡献就满足了！所以有记者问我：“孙老师，你怎么没有买房子？”我告诉他，早些年40万元一套房，我缺个“零”，如今400万元我还是缺个“零”，我就租房住吧。
“拍电影离不开上海”
张刚干电影，他总结一条心得：“拍电影离不开上海这个电影发祥地”。他曾多次对我说：搞电影要充分利用上海的人才，是上海电影界的这些朋友们帮我实现了拍电影的梦想，特别是“阿满喜剧”系列电影。我们打开“阿满”电影的主创人员名单，可以找到许多上海电影人，摄（影）录（音）美（工）化（妆）服（装）道（具）拟音、作曲、乐队指挥、配音……而且上海电影人也为张刚研究所带出一支他自己的拍摄队伍。张刚的儿子张坚后来成为了能独当一面的摄影师，张刚的助手黄彪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电视剧导演，以此为基础，“研究所”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电影、电视剧拍摄团队。张刚一直都感谢上海电影人对他的支持和厚爱，他在上海有很多好朋友。特别让他感动的是，耄耋之年的吴茵老师，被张刚对电影的执着所感动，参加了他的“阿满喜剧”的拍摄，在影片中饰演阿满的母亲，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剧中的阿满由张刚亲自扮演。这一段戏中的母子情谊一直延续到生活之中，当张刚在北京拍戏时获悉吴茵老师去世的消息，当天拍电报给我，让我置办一个大花篮，上面一定要写上“上联：妈妈安息;下联：不孝儿张刚痛悼”。后来我和吴茵老师家属沟通，他们理解张刚的情谊和心情，但拍戏和生活毕竟不能一样，同意大花篮上这样书写：“吴茵老师安息！南昌电影研究所张刚痛悼”。
“游击导演”张刚十分看重上海电影界的力量，懂得借助上海的电影人才实现他的电影梦，而今上海电影界该如何改革再创辉煌呢？我们这些古稀之年、耄耋之年的老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上影厂重振雄风，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想在天堂的上影人也在期待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