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它全面阐述了我国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医之始祖”。
　　《黄帝内经》真出自黄帝之手吗？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书名冠以“黄帝”，又是以黄帝和岐伯等人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于是有人认为这部书就是黄帝写的，或者由黄帝和岐伯等人共同编撰。然而，正如《淮南子·修務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于是，从汉代开始，就有人怀疑《黄帝内经》并非黄帝所作，书中的黄帝、岐伯等人也仅仅是托名
　　而已。
　　到了宋代，司马光指出：“谓《素问》为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取重耳。”明代的方孝孺更是提出：“世之伪书众矣，如《内经》称黄帝，《汲冢书》称周，皆出于战国、秦汉之人。”无论是“周汉之间”还是“战国、秦汉”之间，都否定了《黄帝内经》出自黄帝之手这一说法。
　　今人通过分析《黄帝内经》的内容，得出的结论是这部著作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医学成就，而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医学经验的总结汇编，是集体或多人长期努力的结晶，书名“黄帝”，仅是托名而已。
　　关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主要有上古黄帝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三种说法。认为《黄帝内经》出于远古，成于黄帝时期的，多为古代医家，这大概是他们需要一个学术领袖或精神领袖的缘故。随着“托名”说逐渐被后世所认可，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了。医家之外，古代还有人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宋代学者邵雍就说：“《素问》《阴符》，七国之书也。”所谓“七国”就是“战国”，因战国七雄而得名。理学家程颢也说：“《素问》之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到了近代，关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已有从先秦推后为秦汉甚至东汉的趋势。余嘉锡认为“《素问》之名起于汉晋间矣”。中医学家恽铁樵称“汉以前无《内经》”。直至现代，学者们关于这部书的成书年代仍有颇多争论，探讨的角度、运用的方法也丰富多彩，但大致确定在战国至秦汉
　　之际。
　　需要指出的是，《黄帝内经》成编后，《素问》和《灵枢》既有同时传世者，也曾分别流传。后人也常常将《素问》和《灵枢》分别开来校勘和作注。
　　《黄帝内经》与诸子学说的关系
　　《黄帝内经》的成书过程，经历了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年代，因此这部书的内容和思想对诸子学说多有吸收。特别是黄老道家和《周易》对《黄帝内经》的影响最大。
　　老子的无为思想，庄子的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人格，在《黄帝内经》的很多篇章中都有出现，《黄帝内经》还多处引用《老子》《庄子》中的语言来说明事理。可以说，在价值观上，《黄帝内经》与黄老道家是一致的，因此有的学者将其看成是黄老学派的著作，这也是《内经》托名黄帝的内在根源。
　　《周易》的“象数”思维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方法。脏象学说、十二经脉理论与《周易》也有着密切关系。《周易》对阴阳的太少划分、八卦的三爻论及天地人三才论，则成为医学三阴三阳、十二经脉理论的依据。
　　另外，儒家的中庸、中和、有诸内必形诸外以及重“本”的观念等也都成为《黄帝内经》中的重要观念。
　　《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之所以与诸子百家之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统一整体。虽然在今天看来，医学与诸子学分属于科学与哲学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种区分。中国古代的学问有着一个普遍的大道贯穿于一切学术之中，不同的学术都是这同一大道的显现，正如《素问》所说：“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正因为此，有人指出《黄帝内经》虽是医学典籍，但其内容并不仅限于医学，而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地理等学科密切相关，是一部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著作。
　　《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
　　作为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论治、养生及运气八个方面。
　　脏象概念见于《素问·六节脏象论》。脏，指藏居于体内的脏腑;象，指脏腑表现于外的机能现象。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各脏腑组织及其在水谷运化、气血运行、水液代谢、精神情志活动等方面的生理、病理规律，以及脏腑活动与外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脏象学说反映了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整体观，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络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词。古人认为人体内遍布着如同自然界江河一般纵横交错的运行气血的通道：其中纵向的十四条大的通道称为“经”;横向的十五条大的通道称为“络”。经络学说就是研究人体经络系统的组成内容、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与脏腑关系的学说。我们熟知的针灸、按摩等，就是以它为理论基
　　础的。
　　病因学说是研究导致人体发病的各种因素，及其性质、致病特点和临床表现的学科。《黄帝内经》中提到外在自然气候的异常变化和内在情志的刺激是疾病发生的两大重要因素。《黄帝内经》还把人体抗御病邪的能力称为“正气”，致病因素称为“邪气”，疾病发生与否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这一理论体现了内因的决定作用，成为后世辨证论治的根据。
　　病证是在一定条件下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引起机能失常后，表现出的病理过程。病，是疾病;证，是证候，即医者候察掌握的疾病证据。据统计，《黄帝内经》所论病证不下一百八十多种，可见内容之丰富。
　　诊法就是诊断疾病的方法。《黄帝内经》的诊法包括望、闻、问、切四种。它是以“有诸内必形诸外”“知常达变”和“从外知内”为理论基础，最终实现“以表知里”。这种诊法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和运动变化观。 　　《黄帝内经》中关于论治的内容大致包括治则、治法、制方等。其特点是在四时五脏阴阳理论指导下，强调人体内外的统一，提出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要求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清、预防与早治等。
　　养生是当前热门话题之一，其目的在于延年益壽、享尽天年。《黄帝内经》中的养生学突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特别重视正气在防病、益寿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精神情志的调节和真气的保养。而养生的具体方法，除了强调节饮食、慎起居、适寒温、和喜怒等生活上的调节外，还提出了顺应自然四时变化的调摄方法。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的春养生气、夏养长气、秋养收气、冬养藏气等。可以说《黄帝内经》中的养生学是一门生活的
　　智慧。
　　运气学说是研究天时气候变化，及其对人体影响和发病的学科。它以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对其产生的反应为基础，把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统一起来，把自然气候变化和人体发病统一起来，从宇宙的规律上探讨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与疾病发生的关系，这来源于古代“天人相应”的思想。
　　重和谐：《黄帝内经》的现代价值
　　作为一部中医理论经典和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体现的“和谐”思想最具现实意义。
　　首先，《黄帝内经》强调顺从自然，合于规律，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书中说：“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又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还说：“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三段话都是在强调人要和于自然法则，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正是人类应该遵循的道。
　　其次，《黄帝内经》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还主张人要随遇而安、自觉适应环境的生活观。《灵枢·海论》记载：“得顺者生，得逆者败;知调者利，不知调者害。”顺应时境则有益于生命的延续，抗拒时境则可能造成生命的挫折，这其中蕴含的道理就是要做“调适”，从而达到合时合地合宜，其思想本质就是在文化上强调因时因地采取恰当的生存方式，以维护自身生命的有序运行。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态度决定命运”，这在《黄帝内经》中得到体现。书中记载：“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又说：“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可见，人的心态不仅对人的行为方式，还对人的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不稳定的情绪和极端的心态往往导致身体的疾病。因此，《黄帝内经》主张用婉然平和的态度对待人生，无论对己还是对人，都要持有一颗平和、平常之心，从而实现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以及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
　　和谐。
　　最后，阴阳学说是古人用以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却体现了阴阳辩证的“和谐”思想：万事万物，阴阳互动，相反相成，互为因果。受此影响，《黄帝内经》提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和谐实际上就是矛盾双方的辩证平衡，只有阴阳平衡，才能保证宇宙生命、万事万物的和谐运动和发展。正如汉代儒家学者董仲舒所言：“天道之常，一阴一阳。”
　　还需指出，当今很多人都在研究《黄帝内经》与养生的问题，其实，养生最为注重的就是“和谐“二字。人的自身系统、人与外界环境、人与他人都实现了“和谐”，是延年益寿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