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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资本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更加凸显。新时代中国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具有世界历史必然性，又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必将以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各尽所能的责任共同体、掷地有声的行动共同体，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国； 经济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9）01-0033-04
伴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资本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弊端愈发被凸显出来。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构建这种更加共赢、更可持续、更符合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资本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走偏了
从实践层面看，资本开启了经济全球化大幕，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文明。但也要看到，资本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既带有先天资本缺陷，又生出诸多后天顽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阻碍。
资本的贪婪本性造就经济全球化困境。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本性。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在当代，资本逐利的野蛮程度尽管不及早期，但资本增殖的天性促使资本始终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实现其目的。比如，经济全球化中爆发的经济危机，究其根源就是资本过度扩张而导致自身矛盾激化，最终不得不以经济崩溃的代价来重新调整全球资本运行。比如，经济全球化利益争夺带来的局部动荡与战争，其目的就是以“解放科威特”“保护人权”“打击恐怖主义”之名，行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利益之实。比如，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生态问题，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优势和发展要求，将污染性企业和本国淘汰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付出沉重资源环境代价。
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造成全球经济失衡。资本主义主导的中心—外围体系实质上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萨米尔·阿明认为，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只会加速自身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具体而言，在当代，中心—外围体系主要体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两大方面。一方面 ，在国际货币体系作用下形成了国际收支失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无二致，美国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新兴经济体则是广大外围国。伴随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资本要素流动不断加快，金融实力成为当代重要的国际话语权。尽管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但由于美国作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拥有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对外投资始终能够获得净收益，国外资本不断流回本国。而广大外围经济体尽管表面上获得了高额顺差，但实质上并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高收益，高额顺差的背后往往是以资本、劳动、利益分配的极不平衡为代价。另一方面 ，在国际分工体系作用下形成了结构性失衡。历史上，英国首先作为中心国出现，“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1。在当代，中心国指美欧等发达国家，它们在技术、服务、资本等方面占有先发优势，长期占据于国际分工体系中心、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则是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出于维持垄断资本利益的要求，在向外转移产业时占据着产业、资本、技术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自身产业升级过程中举步维艰。
逆全球化现象干扰世界经济健康发展。逆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在狭隘的国家主义理念指导下，从保护本国利益出发，以政府名义作出的与全球化潮流相悖的决策或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2。一方面 ，逆全球化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冲击全球贸易格局。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贸易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配置，全球贸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增长速度始终以成倍的速度快于全球GDP增长。整理近年来IMF和WB提供的相关数据发现，这一格局被打破。2012—2016年全球实际贸易量增长率分别为2.7%、3.4%、4.0%、2.4和1.9%，而同期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3.5%、3.4%、3.4%、3.2%和2.3%。这与金融危机以来某些重要经济体内顾政策和倾向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增加了全球价值链风险，影响全球资源配置。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在生产、加工、物流、服务、市场等诸多方面实现对接，逆全球化措施中的任何涉案产品不仅会影响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正常运行，也会引起一些国家的肆意打击报复等行为，导致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与冲突。同时，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逆全球化体现出一些主要大国对世界自由市场的不信任，从而影响世界各国对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方式，在全球产生竞相形成保护主义壁垒的恶性效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正道
从理论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对资本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理念濒于破产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当今世界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历史逻辑的积极回应，符合世界经济潮流发展要求，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建构逻辑。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理念濒于破产。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滞涨危机，适应西方大国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向外扩张需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起，并被奉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统摄资本主义主宰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一体化为核心，在英美两国大行其道，后来被美国贴上“全球共识”“普世价值”的标签，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复制。一段时间以来，尽管新自由主义在摆脱滞涨危机、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本利润率、短期提振拉美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体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施行效果不佳。以世界经济发展情况为例，在1973—1998年期间，世界年均GDP增长率与1950—1973年黄金时期相比，从4.91% 下降到了3.01%1，而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大规模“施展”的时期。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资产泡沫不断加剧，极大地弱化了全球經济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拉美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模范代言人，最终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俄罗斯休克疗法使GDP几乎减少了一半。日本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陷入新世纪的停滞。英国学者大卫·哈维、日本学者伊藤诚认为，针对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是需要进行革命的时候了，社会主义全球化方案也许是一种可能。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符合世界历史发展逻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非偶然，是我国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国际秩序观的创新。新中国建设初期，在对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秩序的遵守和辩证性质疑下，在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秩序的否定与批判性认同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国际社会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一些地区经济走上快车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然而，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地区动荡时有起伏，为了争取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主张并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不断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新时代，世界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坚持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筹办多类型国际高峰论坛，不断丰富、拓展了中国首倡、世界参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与实践发展逻辑，恪守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宗旨，对于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这一理念尊重经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但却不被资本绑架、任凭资本驱使，而是主张坚持资本批判、科学驾驭资本、积极扬弃资本，坚持共享全球资本赢利果实，坚持反对全球资本霸权，坚持推动全球资本生态化发展。这一理念重构着经济全球化的顶层设计，推动变革中心—外围世界体系的不公平不公正。其核心是各国平等、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能够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趋势，有效引导世界各国在互相平等、公平竞争、精诚合作的基础上，打造全球经济一体共赢的局面，更好推进经济全球化。这一理念不是要扼杀经济全球化各行为体的正当发展要求，而是旨在助力经济全球化良性运行，旗帜鲜明地坚持人类社会的共同体立场，敏锐地观察到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表明世界各国只有在开放性、包容性、共享性发展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从而最终实现“各国为全球化、全球化为各国”的发展景象。
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
从理论与现实的辩证统一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简单抽象的共同体，而是切切实实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
构建利益共同体，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其要点在于，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逻辑，尊重各国平等发展的利益要求，厚植利益汇合点，筑牢共赢增长链，引导经济全球化最大化实现各方利益。要善于聚同化异、求同存异。在从产品概念到最终使用的所有环节中，在进口与出口、制造与服务、走出去与引进来、产业链与创新链相结合的活动中，要加快升级现有利益增长点，发现新的利益汇合点，不断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形成全球利益价值链的强大约束，规约各方成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要以义相交，增强利益互信的认同基础。从增进政治共识来看，各国要善于以政治磋商积极协调利益分歧，通过交换意见加强团结、凝聚共识，积极发挥政治协调的正面溢出效应。从加强文化认同来看，世界各国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增进文化认同中促进经济联动更紧密，助推经济交往更长远。
主张责任共同体，激发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各尽所能。其基本特征是责任本位，在全球致力于打造各尽所能的参与主体，使各国都能为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主体因素。一方面，它将引领各国树立全球治理的责任意识。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着严重的责任赤字，在国家层面，西方大国主张本国优先而顽固不群与不少小国不担责任的搭便车现象同时存在。这种独善其身的做法，显然缺乏责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各国摆正姿态，认识到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性，认识到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推动全球发展就是推动自身发展的联动性，从而主动树立起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它将引领各国明确全球治理的主体责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不承担责任就享有权利。因此，国家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角色，不管大小，都应当有力所能及的责任担当。作为发达国家，要引导资本增殖逐渐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走向人类共享，敢于走在国际前沿主动解构传统经济全球化的单边保护机制，主动承担起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责任，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质效。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既不盲目包揽力不能及的治理责任，也不畏首畏尾推脱治理义务，要准确定位自身国际地位，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善治、积极争取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治理权利、努力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发挥中坚作用。
落实行动共同体，切实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要以有效的多边场合行动促进经济全球化。以公正合理的体制、政策行动保障经济全球化，以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推进经济全球化。近年来，G20峰会主动承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要求，积极凝聚世界各国的发展共识，逐渐转型成为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世界经济论坛也高度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弥合经济分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探索与实践，引领世界各国在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方面展开务实合作，并取得亮眼成绩，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实践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和世界行动，正在引领经济全球化迈向新时代。
[参考文献]
[1]習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李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海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前线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 梁齐勇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国； 经济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9）01-0033-04
伴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资本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弊端愈发被凸显出来。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构建这种更加共赢、更可持续、更符合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资本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走偏了
从实践层面看，资本开启了经济全球化大幕，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文明。但也要看到，资本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既带有先天资本缺陷，又生出诸多后天顽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阻碍。
资本的贪婪本性造就经济全球化困境。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本性。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在当代，资本逐利的野蛮程度尽管不及早期，但资本增殖的天性促使资本始终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实现其目的。比如，经济全球化中爆发的经济危机，究其根源就是资本过度扩张而导致自身矛盾激化，最终不得不以经济崩溃的代价来重新调整全球资本运行。比如，经济全球化利益争夺带来的局部动荡与战争，其目的就是以“解放科威特”“保护人权”“打击恐怖主义”之名，行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利益之实。比如，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生态问题，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优势和发展要求，将污染性企业和本国淘汰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付出沉重资源环境代价。
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造成全球经济失衡。资本主义主导的中心—外围体系实质上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萨米尔·阿明认为，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只会加速自身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具体而言，在当代，中心—外围体系主要体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两大方面。一方面 ，在国际货币体系作用下形成了国际收支失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无二致，美国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新兴经济体则是广大外围国。伴随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资本要素流动不断加快，金融实力成为当代重要的国际话语权。尽管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但由于美国作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拥有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对外投资始终能够获得净收益，国外资本不断流回本国。而广大外围经济体尽管表面上获得了高额顺差，但实质上并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高收益，高额顺差的背后往往是以资本、劳动、利益分配的极不平衡为代价。另一方面 ，在国际分工体系作用下形成了结构性失衡。历史上，英国首先作为中心国出现，“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1。在当代，中心国指美欧等发达国家，它们在技术、服务、资本等方面占有先发优势，长期占据于国际分工体系中心、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则是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出于维持垄断资本利益的要求，在向外转移产业时占据着产业、资本、技术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自身产业升级过程中举步维艰。
逆全球化现象干扰世界经济健康发展。逆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在狭隘的国家主义理念指导下，从保护本国利益出发，以政府名义作出的与全球化潮流相悖的决策或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2。一方面 ，逆全球化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冲击全球贸易格局。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贸易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配置，全球贸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增长速度始终以成倍的速度快于全球GDP增长。整理近年来IMF和WB提供的相关数据发现，这一格局被打破。2012—2016年全球实际贸易量增长率分别为2.7%、3.4%、4.0%、2.4和1.9%，而同期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3.5%、3.4%、3.4%、3.2%和2.3%。这与金融危机以来某些重要经济体内顾政策和倾向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增加了全球价值链风险，影响全球资源配置。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在生产、加工、物流、服务、市场等诸多方面实现对接，逆全球化措施中的任何涉案产品不仅会影响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正常运行，也会引起一些国家的肆意打击报复等行为，导致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与冲突。同时，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逆全球化体现出一些主要大国对世界自由市场的不信任，从而影响世界各国对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方式，在全球产生竞相形成保护主义壁垒的恶性效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正道
从理论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对资本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理念濒于破产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当今世界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历史逻辑的积极回应，符合世界经济潮流发展要求，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建构逻辑。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理念濒于破产。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滞涨危机，适应西方大国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向外扩张需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起，并被奉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统摄资本主义主宰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一体化为核心，在英美两国大行其道，后来被美国贴上“全球共识”“普世价值”的标签，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复制。一段时间以来，尽管新自由主义在摆脱滞涨危机、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本利润率、短期提振拉美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体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施行效果不佳。以世界经济发展情况为例，在1973—1998年期间，世界年均GDP增长率与1950—1973年黄金时期相比，从4.91% 下降到了3.01%1，而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大规模“施展”的时期。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资产泡沫不断加剧，极大地弱化了全球經济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拉美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模范代言人，最终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俄罗斯休克疗法使GDP几乎减少了一半。日本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陷入新世纪的停滞。英国学者大卫·哈维、日本学者伊藤诚认为，针对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是需要进行革命的时候了，社会主义全球化方案也许是一种可能。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符合世界历史发展逻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非偶然，是我国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国际秩序观的创新。新中国建设初期，在对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秩序的遵守和辩证性质疑下，在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秩序的否定与批判性认同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国际社会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一些地区经济走上快车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然而，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地区动荡时有起伏，为了争取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主张并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不断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新时代，世界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坚持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筹办多类型国际高峰论坛，不断丰富、拓展了中国首倡、世界参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与实践发展逻辑，恪守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宗旨，对于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这一理念尊重经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但却不被资本绑架、任凭资本驱使，而是主张坚持资本批判、科学驾驭资本、积极扬弃资本，坚持共享全球资本赢利果实，坚持反对全球资本霸权，坚持推动全球资本生态化发展。这一理念重构着经济全球化的顶层设计，推动变革中心—外围世界体系的不公平不公正。其核心是各国平等、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能够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趋势，有效引导世界各国在互相平等、公平竞争、精诚合作的基础上，打造全球经济一体共赢的局面，更好推进经济全球化。这一理念不是要扼杀经济全球化各行为体的正当发展要求，而是旨在助力经济全球化良性运行，旗帜鲜明地坚持人类社会的共同体立场，敏锐地观察到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表明世界各国只有在开放性、包容性、共享性发展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从而最终实现“各国为全球化、全球化为各国”的发展景象。
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
从理论与现实的辩证统一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简单抽象的共同体，而是切切实实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
构建利益共同体，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其要点在于，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逻辑，尊重各国平等发展的利益要求，厚植利益汇合点，筑牢共赢增长链，引导经济全球化最大化实现各方利益。要善于聚同化异、求同存异。在从产品概念到最终使用的所有环节中，在进口与出口、制造与服务、走出去与引进来、产业链与创新链相结合的活动中，要加快升级现有利益增长点，发现新的利益汇合点，不断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形成全球利益价值链的强大约束，规约各方成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要以义相交，增强利益互信的认同基础。从增进政治共识来看，各国要善于以政治磋商积极协调利益分歧，通过交换意见加强团结、凝聚共识，积极发挥政治协调的正面溢出效应。从加强文化认同来看，世界各国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增进文化认同中促进经济联动更紧密，助推经济交往更长远。
主张责任共同体，激发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各尽所能。其基本特征是责任本位，在全球致力于打造各尽所能的参与主体，使各国都能为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主体因素。一方面，它将引领各国树立全球治理的责任意识。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着严重的责任赤字，在国家层面，西方大国主张本国优先而顽固不群与不少小国不担责任的搭便车现象同时存在。这种独善其身的做法，显然缺乏责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各国摆正姿态，认识到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性，认识到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推动全球发展就是推动自身发展的联动性，从而主动树立起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它将引领各国明确全球治理的主体责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不承担责任就享有权利。因此，国家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角色，不管大小，都应当有力所能及的责任担当。作为发达国家，要引导资本增殖逐渐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走向人类共享，敢于走在国际前沿主动解构传统经济全球化的单边保护机制，主动承担起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责任，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质效。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既不盲目包揽力不能及的治理责任，也不畏首畏尾推脱治理义务，要准确定位自身国际地位，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善治、积极争取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治理权利、努力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发挥中坚作用。
落实行动共同体，切实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要以有效的多边场合行动促进经济全球化。以公正合理的体制、政策行动保障经济全球化，以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推进经济全球化。近年来，G20峰会主动承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要求，积极凝聚世界各国的发展共识，逐渐转型成为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世界经济论坛也高度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弥合经济分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探索与实践，引领世界各国在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方面展开务实合作，并取得亮眼成绩，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实践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和世界行动，正在引领经济全球化迈向新时代。
[参考文献]
[1]習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李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海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前线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 梁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