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献遗产保护工程“世界记忆名录”。至此，历时近8年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之路圆满告一段落。
　　“申遗成功，表明世界范围内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取得共识，这段历史不容许任何人篡改和质疑，对于30万南京大屠杀亡灵与幸存者来说，都是最好的慰藉。”作为申遗发起人之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文称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振奋且严肃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采访当天，朱成山又赶赴沈阳，为第二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做前期准备。

　　曾收到子弹威胁
　　“没有惊天动地，就是细致认真做好档案收集整理这些事儿。”朱成山说得云淡风轻，然而8年申遗之路并非坦途。
　　2008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简称IOV）中国主席陈平在南京考察云锦时，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面对令人战栗的历史事实，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随即向朱成山建议大屠杀纪念馆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当时国内只有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代内阁秘本档案、纳西东巴古籍文献等入选该名录。
　　朱成山一方面委托陈平尽快跟联合国教科文相关官员取得联系，一方面开始有条不紊地为申报做各种准备。由于当时大屠杀纪念馆还未进入市级的名录，朱成山开始一路写报告，一级级审批申报，很快突破了市级、省级，2010年2月顺利进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其间，朱成山曾接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威胁电话，还有人给他寄子弹。而陈平也被电话恐吓：一个女人不好好地过日子，瞎折腾什么？有个叫张纯如的女人写了南京的书，后来自杀了，你不会也想自杀吧？
　　2014年3月，中国国家档案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此后，日本开始层层施压，公开和暗地用各种方式阻挠，对评审工作处处介入，甚至派人到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的总部污蔑中国。
　　但最终，《南京大屠杀档案》突破阻碍，成功入选。这份档案包括3部分，分别是1937年至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期间大肆杀戮中国军人和平民的档案;1945年至1947年，对日本战犯调查和审判的档案;1952年至1956年，中国司法机构提供的文件，其中有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等。
　　申遗成功后，日本外务省随即表示“遗憾”，并认为联合国相关机构缺乏公平性。日本新闻网更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冻结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朱成山义正辞严地回应道：“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就表示怀疑，就表示反对，给联合国施压，但正义和公理是不可战胜的，不是它出一两个钱就可以的。”
　　从爷爷口中得知南京大屠杀
　　朱成山已经在大屠杀纪念馆工作23年，他喜欢把此中的渊源总结为“三段论”。
　　最早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朱成山是从祖辈口中传承来的。“小时候，爷爷告诉我，他过去在新街口一家银行工作。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期间，银行关门了，他跑回老家六合。后来回城来上班时，从浦口坐船，他看到江面上漂着很多尸体，惨不忍睹。”
　　“第二段是在我当兵期间，我1970年当兵，当时在南京军区有一位战友名叫徐志耕。”朱成山回忆，徐志耕当时已经是南京军区一级作家，总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南京大街小巷寻找大屠杀幸存者。“他是南京最早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人，后来写了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记载了13个同名同姓的‘李秀英’，都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然而真正研究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则是1992年朱成山从南京市委宣传部调至纪念馆开始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30多万人被杀害，这是怎样的惨案？”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时常这样问自己。
　　“纪念馆是需要历史素养的地方。我很清楚自己的底子，所以更要学习。”他拜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兴祖教授为师，开始恶补南京大屠杀的史学知识，相关书籍、档案、音像、报刊更是一样都不放过。
　　如今，只要是与南京大屠杀史实有关的问题，他总能信手拈来，事件、地点、人物、经过、数据、出处等几无差池;纪念馆有3万多件文物，他能讲出大部分文物背后的人和故事。朱成山说：“首次国家公祭仪式结束后，习总书记参观时，省里指名让我陪同讲解。总书记总共问了我68个问题，我都顺利作答了。”
　　而公祭仪式，更是在朱成山的建议和努力下，一步步由地方公祭仪式上升到国家层面。从1994年起，南京在全国率先举办悼念遇难同胞活动，拉响警报，放飞和平鸽。2002年，“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更名为“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集会”，并增加了发表《南京和平宣言》等内容。2014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仪式在大屠杀纪念馆举行。
　　“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得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通过后，我激动得心脏都有点受不了。”朱成山告诉记者，当天他就去买了速效救心丸放在口袋里，一天吃了3次。 　　与东史郎成为忘年交
　　作为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有着寻找幸存者、搜集史料证据、还原历史真相的使命。东史郎是朱成山接触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一位。1994年，朱成山在南京接待了从日本而来、已83岁的东史郎。“他是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同时他是一个敢于说出历史真相、坚持反省谢罪的老人。”
　　此后，东史郎每次来中国，都是朱成山作陪，两人也曾一同向日本最高法院递交抗议书，朱成山形容他为“最熟悉的日本友人”，而东史郎也视朱成山为忘年交。
　　如今，朱成山依然难忘一次长谈中东史郎向他讲述的故事。日本战败后，东史郎与几个日本兵从浙江慈溪押送一批武器前往上海缴械，当他们的船到了码头，负责接洽的中国军官一眼就认出了东史郎。原来，这名中国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正是藏身在重重死尸之下才捡回性命的。东史郎自觉难逃一死，中国军官却告诉他：“虽然恨不能一刀劈死你，但是上面有令，要以德报怨。”回到日本后，东史郎始终记得，是中国人的宽恕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
　　搜集史料并非易事。像此次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重要档案——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就是朱成山费尽波折才争取来的。他曾两次去美国拜访马吉的儿子大卫，“大卫是摩根银行的副总裁，住在大西洋边一幢豪华别墅里，非常有钱，坚持要把父亲的遗物保留下来。”
　　2002年，大卫夫妇应邀到南京，将马吉当年使用的摄影机捐给了纪念馆，但4盘原始胶片并没有带来。朱成山觉得遗憾，总想设法争取。他到上海浦东机场接机，在南京带他们去大卫当年上的幼儿园、小学校参观，并将该校图书馆改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等。之后，他又陪他们到北京，爬八达岭长城，游故宫。“他的太太被感动了，临去机场时，她叫我赶快再次提出请求。最终，大卫同意了。”回国后，他们将4盘胶片寄给了朱成山。这件文物现在成为南京大屠杀文献档案申遗的重要组件。
　　朱成山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计划遴选并调查300户家庭的受害史，从家庭成员组成、每位成员受害经历、对家庭造成的损失等方面，将战争创伤更加具象化。“这次申遗成功对国人是极大的鼓舞，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也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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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吉与他拍摄的纪录片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匹兹堡一个律师家庭，1912—1940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并用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下了日军的暴行。
　　在他的镜头中，日军的坦克和大炮正疯狂地炮击南京城，机关枪对着成群的市民扫射;城内到处残垣断壁，被汽油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屠杀的平民;在医院里，有无数等待救治的病人……
　　1938年初，马吉托人将纪录片秘密带往上海，在上海柯达公司拷贝为4部，一部送到英国，一部送到德国，另外两部带到美国。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约翰？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看后备感震惊，据说还呕吐了好几次。
　　1946年，这部纪录片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放映过。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谷寿夫等南京大屠杀战犯时，马吉的纪录片作为屠城铁证。200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其中一项关键证据就是马吉拍摄的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当时她只有8岁。
　　而今，这部纪录片再次作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成为世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