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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摸过它呢。那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在莒州博物馆刻有图案的大口尊旁，年轻漂亮的莒州博物馆文博馆员王媛媛眼神中满含自豪。
2016年10月，王媛媛与莒州博物馆研究员刘云涛为大口尊做拓片，一起将它从展柜里拿出来，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毡垫。
“当时紧张吗？”
“紧张也不能松手！”
虽然已经在莒州博物馆里工作了近12年，但每次来到这口大口尊面前，她还是满怀深情地看着它，如同看着一个好朋友。
“文物其实都是会说话的。”在王媛媛的眼里，一件文物承载的就是历史。“其实历史是可以被观看的，当你看着展柜里一件件摆放的文物时，就是在观看历史。”
被洪水冲出的三个“陶罐子”
大口尊、鸟形陶鬶、牛角形陶号……莒州博物馆里的珍贵馆藏文物数不胜数。虽然是一个县级博物馆，但莒州博物馆在全国都非常有名。至今，莒州博物馆已经完成了“四级跳”。从刚开始20平方米的小房子，到200平方米的独立小院，后来是2000平方米的楼房，现在是20000平方米的大型博物馆，莒州博物馆的变化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时任莒州博物馆研究员的苏兆庆。
而让苏兆庆在文物界一战成名的就是1979年的陵阳河遗址发掘。
但我们先别着急来到1979年，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再向前拨快一点儿，来到1960年的陵阳河河畔。
那年，陵阳公社大埠堤村文书赵明禄打电话给在博物馆工作的苏兆庆，说陵阳河夏季发洪水，有三个陶罐子被水冲出来了，让他去看一看，苏兆庆骑上自行车就去了。那时莒县县城到陵阳河的路坑坑洼洼，很难走，苏兆庆看过之后感觉很有价值，三个陶罐子上刻有等图案。但又怕绑在自行车上把罐子颠坏了，就想把他们存放在老赵家西侧的夹道里。赵明禄还嫌碍事，很不乐意，碍于苏兆庆的再三要求，才最终同意。那时候，谁能知道，正是它们的存在将中国的文字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夯下了莒文化的坚实基础。当它们十多年后震惊全国的时候，谁能想到它们第一次出世时所受的待遇呢？
1969年，周总理亲自批示在北京举办出土文物展，山东省内没有新出土的文物，主管部门就让苏兆庆带上存放在赵明禄家的“大物件”代表山东省送到北京参展。苏兆庆把大口尊和另外几件带有图像文字的文物装在箱子里捆起来，前胸后背各一个，手上提一个，坐上县汽车站的汽车，踏上了进京路。三件文物未经粉饰十分破旧，加上苏兆庆朴素的穿着，到北京时很是狼狈。谁又知道，正是这一趟进京之旅，改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双手扒开文明的门”
当时的古文字学家纷纷予以关注。吉林大学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文物》1973年第2期上撰文《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将图案释为“旦”字——“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1977年7月1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从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年代》，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远在6000年前，并将图案释为“钺”，系权力的象征。该篇文章的发表引起轰动。
但是，最初在陵阳河发现的几件大口尊皆是洪水冲出来的收集品，学界一直有人怀疑是否真是莒地出土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陵阳河再挖出一个来。1979年，在苏兆庆的多方努力下，新一轮的挖掘工作开启。但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几无收获，失望的挖掘负责人因与苏兆庆观点不合愤而离去。考古现场只剩苏兆庆与支持他观点的赖修田、万良三人。
“距中午饭还有一段时间，我与苏先生便围着工地来回转。瞪大眼睛，边看边议，多么期望能从沙堆里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春天的陵阳河正是枯水期，只有靠近河道中央的地方，才有很窄很浅的细流流过。来到水边，我俩蹲下来洗手，准备回驻地吃午饭。不经意间，就在我们洗手的地方，苏先生指着一块陶片说，这就是陶尊残片。我俩二话没说，毫不迟缓，双手扒开沙子，沿着陶尊残片露出的线索一直往南扒。”
这段话出自于考古学家、书法家赖非（原名赖修田）发表在《爱尚美术》2020年第2期的文章《双手扒开文明的门》。文章里对这次挖掘工作有详细的描述。
当时，苏兆庆与赖非徒手挖掘，终于一座墓葬慢慢出现。该墓长 4.5 米，宽 3.8 米，有木椁。随葬品有 206 件，酒器占最大比例，特別是成套的酒器（包括发酵器、滤酒器、盛酒器、饮酒器）最引人注目，是以前大汶口文化发掘中从未见过的种类、数量与质量。其中，陶尊是最耀眼的发现。
按照 20 世纪 60 年代已发掘的五座小墓的顺序，将该墓编号为：1979 陵阳 M6。第二年又发掘了六座小墓，随后，县博物馆又陆续清理了几座，总计起来，陵阳河墓地共发掘了60多座墓葬。
陵阳河墓地的发掘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近 40 年来，关于这批资料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成就卓著。而大口尊也作为承载古文字的载体，是见证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大口尊上的图像文字，也被专家学者公认为是汉字的祖形，比甲骨文尚早1500余年。
2016年10月，王媛媛与莒州博物馆研究员刘云涛为大口尊做拓片，一起将它从展柜里拿出来，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毡垫。
“当时紧张吗？”
“紧张也不能松手！”
虽然已经在莒州博物馆里工作了近12年，但每次来到这口大口尊面前，她还是满怀深情地看着它，如同看着一个好朋友。
“文物其实都是会说话的。”在王媛媛的眼里，一件文物承载的就是历史。“其实历史是可以被观看的，当你看着展柜里一件件摆放的文物时，就是在观看历史。”
被洪水冲出的三个“陶罐子”
大口尊、鸟形陶鬶、牛角形陶号……莒州博物馆里的珍贵馆藏文物数不胜数。虽然是一个县级博物馆，但莒州博物馆在全国都非常有名。至今，莒州博物馆已经完成了“四级跳”。从刚开始20平方米的小房子，到200平方米的独立小院，后来是2000平方米的楼房，现在是20000平方米的大型博物馆，莒州博物馆的变化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时任莒州博物馆研究员的苏兆庆。
而让苏兆庆在文物界一战成名的就是1979年的陵阳河遗址发掘。
但我们先别着急来到1979年，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再向前拨快一点儿，来到1960年的陵阳河河畔。
那年，陵阳公社大埠堤村文书赵明禄打电话给在博物馆工作的苏兆庆，说陵阳河夏季发洪水，有三个陶罐子被水冲出来了，让他去看一看，苏兆庆骑上自行车就去了。那时莒县县城到陵阳河的路坑坑洼洼，很难走，苏兆庆看过之后感觉很有价值，三个陶罐子上刻有等图案。但又怕绑在自行车上把罐子颠坏了，就想把他们存放在老赵家西侧的夹道里。赵明禄还嫌碍事，很不乐意，碍于苏兆庆的再三要求，才最终同意。那时候，谁能知道，正是它们的存在将中国的文字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夯下了莒文化的坚实基础。当它们十多年后震惊全国的时候，谁能想到它们第一次出世时所受的待遇呢？
1969年，周总理亲自批示在北京举办出土文物展，山东省内没有新出土的文物，主管部门就让苏兆庆带上存放在赵明禄家的“大物件”代表山东省送到北京参展。苏兆庆把大口尊和另外几件带有图像文字的文物装在箱子里捆起来，前胸后背各一个，手上提一个，坐上县汽车站的汽车，踏上了进京路。三件文物未经粉饰十分破旧，加上苏兆庆朴素的穿着，到北京时很是狼狈。谁又知道，正是这一趟进京之旅，改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双手扒开文明的门”
当时的古文字学家纷纷予以关注。吉林大学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文物》1973年第2期上撰文《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将图案释为“旦”字——“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1977年7月1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从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年代》，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远在6000年前，并将图案释为“钺”，系权力的象征。该篇文章的发表引起轰动。
但是，最初在陵阳河发现的几件大口尊皆是洪水冲出来的收集品，学界一直有人怀疑是否真是莒地出土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陵阳河再挖出一个来。1979年，在苏兆庆的多方努力下，新一轮的挖掘工作开启。但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几无收获，失望的挖掘负责人因与苏兆庆观点不合愤而离去。考古现场只剩苏兆庆与支持他观点的赖修田、万良三人。
“距中午饭还有一段时间，我与苏先生便围着工地来回转。瞪大眼睛，边看边议，多么期望能从沙堆里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春天的陵阳河正是枯水期，只有靠近河道中央的地方，才有很窄很浅的细流流过。来到水边，我俩蹲下来洗手，准备回驻地吃午饭。不经意间，就在我们洗手的地方，苏先生指着一块陶片说，这就是陶尊残片。我俩二话没说，毫不迟缓，双手扒开沙子，沿着陶尊残片露出的线索一直往南扒。”
这段话出自于考古学家、书法家赖非（原名赖修田）发表在《爱尚美术》2020年第2期的文章《双手扒开文明的门》。文章里对这次挖掘工作有详细的描述。
当时，苏兆庆与赖非徒手挖掘，终于一座墓葬慢慢出现。该墓长 4.5 米，宽 3.8 米，有木椁。随葬品有 206 件，酒器占最大比例，特別是成套的酒器（包括发酵器、滤酒器、盛酒器、饮酒器）最引人注目，是以前大汶口文化发掘中从未见过的种类、数量与质量。其中，陶尊是最耀眼的发现。
按照 20 世纪 60 年代已发掘的五座小墓的顺序，将该墓编号为：1979 陵阳 M6。第二年又发掘了六座小墓，随后，县博物馆又陆续清理了几座，总计起来，陵阳河墓地共发掘了60多座墓葬。
陵阳河墓地的发掘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近 40 年来，关于这批资料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成就卓著。而大口尊也作为承载古文字的载体，是见证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大口尊上的图像文字，也被专家学者公认为是汉字的祖形，比甲骨文尚早150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