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中共三大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后，就一直致力于农民运动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他先后在广州和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八七会议以后，他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创造的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实践，为全国各地特别是为鄂豫皖的武装割据斗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经验借鉴。在长征途中、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不仅对来自大别山的将领给予信任与重用，而且始终关注和指导着大别山的革命斗争，使大别山这面鲜红的旗帜更加光彩夺目。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张国焘曾说，提出开展农民运动，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曾经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瞿秋白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立刻把工作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转入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的通盘部署。他在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中明确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其理由是：这四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又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能够从根本上动摇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最先把鄂、豫两省作为发展农民运动的重点区域。11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考察，一方面了解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一方面为即将在武昌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筹措资金。

　　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湘、鄂、赣、豫四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尤其是湖南、江西的各县，湖北的黄安（今红安）、麻城和豫南的光山、商城等地，农民运动开展得风生水起。他们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有力地推动了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的不断深入。但是，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同地主劣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以及城里的劣绅的强烈不满。他们诬蔑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湖北麻城县的地主劣绅甚至纠集豫南光山县的“红枪会”向农民协会反攻倒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麻城惨案”。黄安县紫云区（今属河南新县箭厂河乡）的地主恶霸伙同反动民团头子方晓亭，残杀了农民运动领导人吴焕先的6名亲人。
　　在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人发动袭击之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领导人却妥协退让，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妨碍统一战线”。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上，他不顾毛泽东等多数代表提出的“武装农民，用枪杆子保卫农民政权”的意见，作出了“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变”的错误方针。
　　这次会议后，毛泽东预感到一场严重的风暴将会来临。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非议和责难，他到湖南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详细调查。随后，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完成并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全国的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

主持创办广州、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鄂、豫、皖三省培训出一大批精通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要动员和组织农民起来革命，“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而根本在于“要训练一批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他不但积极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地去做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曾委托共产党人彭湃在广州開办了5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培训了454名学员。他们毕业后大多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1926年3月，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毛泽东为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届讲习所招收的学员扩大到全国20个省份，共有327名学生，而来自大别山区的学员多达71人。其中，湖北27人，河南29人，安徽15人。
　　1927年2月中旬，毛泽东从湖南农村回到武汉后，深感筹备中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为此，他着眼于全国大局，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扩大到京、冀、鲁、豫、皖等地，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提议得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批准后，武昌农讲所于3月7日开学。学员有来自全国17个省的739人，而鄂、豫、皖三省学员多达266人（湖北206人，河南36人，安徽24人），约占学员总数的36%。其中，鄂东地区有20多人参加学习培训。这些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培训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其中，戴克敏、吴光浩、王秀松等人，不仅是鄂豫皖三次著名武装起义的发起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鄂豫皖特区的党政领导人，而且是鄂豫皖早期三支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开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之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夜。他在为农讲所制定的《规约》中明确提出，“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因此，在教学安排上，不仅设有农民问题、土地政策、地理知识等理论课，还设有农民武装策划、农民斗争战术、军事训练等军事课。
　　1927年4月下旬，黄安、麻城两县的地主恶霸纠集光山县的反动组织“红枪会”数万人，向新生的农民政权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麻城惨案”。麻城县农民自卫队队长王树声前往武汉，向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的董必武求助，董必武带他到武昌红巷13号的农讲所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取情况汇报后，说：“反动派不打不倒，我们学生军支援你！”当即指派军事教官付杰率领300名全副武装的农讲所学员跟随王树声到麻城县参战，历经一周血战，终于平息了这场暴乱。

在抗战时期，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没有忘记在鄂豫皖边区坚持开展游击战的高敬亭，不仅派得力干部去大别山协助他，而且在其身陷囹圄时，急电“刀下留人”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长征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更加艰难困苦的岁月。在此危急时刻，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勇敢地担负起重建红28军的重任。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三年中，他率领千余人的队伍，转战于鄂、豫、皖三省的40余县，革命红旗始终高扬在大别山区。毛泽东没有忘记大别山区的这支队伍。1937年7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召见了来自大别山的郑位三、萧望东、张体学和程启文4人，让他们重返大别山寻找红28军政委高敬亭，并代表党中央向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军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1938年11月中旬，当毛泽东得知李先念被降职到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时，亲自找李先念谈话。在得知李先念与高敬亭相识后，毛泽东当即安排李先念到高敬亭所在的新四军第4支队担任参谋长。
　　1939年6月，新四军部分领导人以“不听调动、占地为王”等8条罪状向中央发出“拟枪决高敬亭”的电报。毛泽东立即发出“刀下留人，可派高敬亭到延安学习”的电文。可惜的是，当电文到达时，高敬亭已经被杀害。毛泽东痛惜这位大别山旗手，在中共七大期间找新四军代表谈话，流露出惋惜之情。1952年2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时，对安庆地委领导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1975年11月30日，毛澤东指示重审高敬亭一案，使高敬亭30多年的沉冤得以昭雪。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高度赞扬大别山区火种不灭、红旗不倒，以高深宏阔的战略眼光号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与国民党反动派逐鹿中原

　　1947年4月，刘名榜、肖先发组建的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游击队镇压了民愤极大的敌经扶县（今新县）参议员、反动保长、人称“杜五疯子”的杜定廉。国民党电台和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惊呼：“大别山共军势力猖獗，不可低估！”远在陕北的毛泽东获知消息后，兴奋地说：“好，好！大别山根据地还有刘名榜等同志在坚持，这在全国并不多见，真是一面风吹不倒、雨淋不湿的革命大旗啊！”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随即派出正在延安党校工作的郑位三的弟弟郑植惠回到大别山寻找游击队，传达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大别山根据地一定要坚持，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中央就要派大部队南下了。”
　　7月23日，毛泽东签署的电文传至刘邓大军指挥部，要求他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挺进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刘邓大军的先头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6纵17旅一路浴血拼杀，斩关夺隘，于8月中旬率先到达黄安县，并在黄石村见到了刘名榜。旅长李德生紧紧握住刘名榜的手，感慨地说：“我早就听中央首长说过你，知道你一直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可真不容易啊！”
　　回想起峥嵘岁月，刘名榜不禁伤心地哭起来。李德生望着眼前这位老乡，宽慰地说：“老乡啊，革命者流血不流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好在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乘胜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过几天，我派战士护送你去会见刘邓首长。”9月，刘邓首长在光山县南向店附近的杨岗接见了刘名榜、邱进敏等99名游击队员。刘伯承高度赞扬了刘名榜领导的游击队以顽强的意志战胜艰难困苦，以信念的力量坚持红旗不倒，以百倍的信心迎接大军的到来。要求他们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大别山的这种革命精神，为建立新的红色政权作出新的贡献。邓小平听了刘名榜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情况汇报后说：“你讲得对。我们离了党的领导，活不成！离开了人民，离开了枪杆子，更活不成！”邓小平接着说：大别山有红色的土地、英雄的人民。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好战士、大英雄。我代表毛泽东主席，代表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向你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与全国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始终牵挂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心，始终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指导。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感佩毛泽东宽容博大的政治胸襟、高深宏阔的战略眼光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