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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北京东城区富贵园的李大爷，常常骑车到东护城河南段遛弯儿。“这一两年，河边变化特别大。”李大爷兴奋地告诉《经济》记者，东护城河两岸的路灯、长椅、步道、台阶等等，都是最近两年修的，甚至花草树木也修剪得比过去更加精心。不过，当记者问起河水，李大爷却没感觉到有什么变化。
在水污染治理如此急迫的今天，河岸景观和公共设施的修建不免有些喧宾夺主之嫌。
对此，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毫不讳言地说，我们浪费了大量的钱，不是浪费在修步道、座椅上，这些本是早就该做的事，而是浪费在河道衬砌、也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修筑“铜墙铁壁”河上。
渠化：水污染的帮凶？
“城市大了，人也多了”，这固然是使北京水污染日趋严重的外部因素，“走河”12年的李秀兰坚持认为，河底和两岸的水泥硬化，也是造成北京水体污染的帮凶。
“咱们老是以为，没有淤泥，河水就干净了。前几天报纸上还写，郭金龙等市领导下去清淤。可是我不这么想。”李秀兰回忆，小时候抓着那淤泥闻，一点味儿都没有。那时候水的自净能力特别强。
2003年，二道沟河还没有完全固化，“两岸还有一些土”，李秀兰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植物学专家统计了当时河边的植物种类：有沙地柏、曼陀罗、车前、牵牛、稗草、蓖麻……竟有53种之多。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夕，“所有植物都被消灭了，河边弄得特别干净。又重新种了植物，铰得整整齐齐的，写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每每提起此事，李秀兰总是禁不住地扼腕叹息。
李迪华也指出，河道固化、衬砌，或者用一个更专业的词——渠化，需要将河道中原有的沉积物、植物全部清理掉，确实会大大降低水体的自净化能力。“还有一个工程往往和渠化是共生的，这就是拦河坝、橡胶坝、水闸。这些人工闸坝的目的，就是蓄水、改善城市环境。当然，我们的城市环境并没有因此改变。因为蓄下来的水，很快就变脏、变臭，不得不把水放掉。重新放进去干净的水，甚至是自来水来补给。”
不过，在姜文来看来，之所以北京的主要河道都经过了衬砌，确有其特殊之处。北京非常缺水，而且下游污染比较严重。这种衬砌，不仅能保水，还能阻止地表水污染向地下水的扩散。“不过，对于自然河道，我不提倡衬砌。不是说凡是衬砌就是不好的，需要限定具体的条件。”
北京的河，仿佛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怪圈：渠化降低了河水的自净化能力，使得水体更容易受到污染；反过来，为了防止污染扩散至更难治理的地下水域，当下的北京又似乎必须铺上这层厚厚的水泥。
文明的代价？
在绿家园志愿者野朋的印象里，北京城区的主要河道大多铺了水泥底，郊区相对较少。
“我3年前加入绿家园，每逢周六就带队‘走河’，一年至少走50次，每次平均走5公里。我个人感觉，水泥硬化过的河大概占走过的河的一半。”照野朋的走河经历估算，北京至少有370余公里的河道已经被砌成了“水泥槽子”。
“要我说，咱北京的河道现在就是个‘直肠子’，能吃、能拉，一点水也屯不住。”在李秀兰的记忆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黄土不让露天、河道的水也不让渗下去，都给铺上了水泥”。
当时之所以对河道进行硬化，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防洪能力。”王洪臣说，河底的淤泥和芦苇，严重影响了河水的行洪能力。“欧洲人的文明程度比咱们高，他们就先硬化了，防洪能力就提高了。实际上，现在我们要发展水景观、水生态，都要以行洪能力变差为代价。你不能说这不是文明，但是这种文明的代价就是把环境都破坏了。”
李迪华并不否认河道渠化的优势。“河道渠化之后，可以增加水流的速度，增加河流的防洪能力。”然而，他特别指出：当我们把一个地区的河流渠化之后，一定程度上会加强这一区域的防洪能力，但是这些水会以更快的速度流到下游地区，使得下游地区在洪水面前，变得更加不安全。“只不过是把危险转移到了下游河段。”
更何况，除了防洪安全以外，“我们还要考虑水资源、水环境和水质。”李迪华说。
毋庸赘言，河道渠化破坏了水生生物、微生物的生存环境，极大地削弱了水体的自净化能力。与此同时，水泥也成功地阻隔了地表水向下渗透的通道，维持了河道有水的假象。
“我们天天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最短缺的国家之一，可是走进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水面，这就会造成一种误解：我们哪里缺水了？”李迪华认为，这是河道衬砌后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之一，而且危害极大。
扩张的地下水漏斗
在地下水被过度超采的华北平原，河道渠化同样阻碍了雨水的正常下渗。李迪华告诉《经济》记者，在过去50年中，华北平原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储存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超采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7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通常我们说的漏斗，应该是上面大、下面小。但是华北平原这个地下水漏斗还不一样。由于浅层地下水不断地有水补充，亏空的面积小一些；而深层地下水亏空的面积更大。”
仅就北京地区而言，截至2014年1月，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24.5米，与2013年同期相比，地下水位下降0.3米，地下水储量减少1.5亿立方米；与超采前的1998年同期相比，地下水位下降12.83米，地下水储量减少65亿立方米。
怀柔、平谷、昌平等地的应急水源地自2003年建成以来，从开采初期的地下水埋深10米，下降到目前的40多米，取水能力衰减一半以上。
而在北京地下，也已经形成了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漏斗中心位于朝阳区的黄港、长店至顺义的米各庄一带。
实际上，河道衬砌之后排走的雨洪水，就是本来应该想方设法让其回补地下的、珍贵的雨水资源。李迪华说：“做河道衬砌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水是一种资源。”
两次“偷”钱
“我们在固化城市河道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在拆除水泥河坝，对过去进行固化的河道进行生态恢复。”李迪华在斯洛文尼亚做访问学者时，正好路过了当地的河流恢复工程。“我在城市郊区看到，他们在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渠化的河流做恢复。当地老百姓对我说，这些公司都是‘小偷’。”
类似的事情，他后来在德国和西班牙也都遇到过：在相隔几十年的时间里，同一家公司，两次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偷”走：第一次，它们以防洪的名义、甚至是治污的名义，把河道固化，然而，河道固化之后，不但于防洪无益，甚至会给水质带来更加大的危机；接着，他们以生态恢复的名义，又把纳税人的钱拿走。
“我们明明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仍然会一意孤行，做很多错误的事情。”李迪华感慨地说。“不过，我相信，今天中国那些被固化的、做了防渗措施的河湖水体，在未来都会做相应的生态恢复。”
在水污染治理如此急迫的今天，河岸景观和公共设施的修建不免有些喧宾夺主之嫌。
对此，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毫不讳言地说，我们浪费了大量的钱，不是浪费在修步道、座椅上，这些本是早就该做的事，而是浪费在河道衬砌、也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修筑“铜墙铁壁”河上。
渠化：水污染的帮凶？
“城市大了，人也多了”，这固然是使北京水污染日趋严重的外部因素，“走河”12年的李秀兰坚持认为，河底和两岸的水泥硬化，也是造成北京水体污染的帮凶。
“咱们老是以为，没有淤泥，河水就干净了。前几天报纸上还写，郭金龙等市领导下去清淤。可是我不这么想。”李秀兰回忆，小时候抓着那淤泥闻，一点味儿都没有。那时候水的自净能力特别强。
2003年，二道沟河还没有完全固化，“两岸还有一些土”，李秀兰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植物学专家统计了当时河边的植物种类：有沙地柏、曼陀罗、车前、牵牛、稗草、蓖麻……竟有53种之多。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夕，“所有植物都被消灭了，河边弄得特别干净。又重新种了植物，铰得整整齐齐的，写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每每提起此事，李秀兰总是禁不住地扼腕叹息。
李迪华也指出，河道固化、衬砌，或者用一个更专业的词——渠化，需要将河道中原有的沉积物、植物全部清理掉，确实会大大降低水体的自净化能力。“还有一个工程往往和渠化是共生的，这就是拦河坝、橡胶坝、水闸。这些人工闸坝的目的，就是蓄水、改善城市环境。当然，我们的城市环境并没有因此改变。因为蓄下来的水，很快就变脏、变臭，不得不把水放掉。重新放进去干净的水，甚至是自来水来补给。”
不过，在姜文来看来，之所以北京的主要河道都经过了衬砌，确有其特殊之处。北京非常缺水，而且下游污染比较严重。这种衬砌，不仅能保水，还能阻止地表水污染向地下水的扩散。“不过，对于自然河道，我不提倡衬砌。不是说凡是衬砌就是不好的，需要限定具体的条件。”
北京的河，仿佛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怪圈：渠化降低了河水的自净化能力，使得水体更容易受到污染；反过来，为了防止污染扩散至更难治理的地下水域，当下的北京又似乎必须铺上这层厚厚的水泥。
文明的代价？
在绿家园志愿者野朋的印象里，北京城区的主要河道大多铺了水泥底，郊区相对较少。
“我3年前加入绿家园，每逢周六就带队‘走河’，一年至少走50次，每次平均走5公里。我个人感觉，水泥硬化过的河大概占走过的河的一半。”照野朋的走河经历估算，北京至少有370余公里的河道已经被砌成了“水泥槽子”。
“要我说，咱北京的河道现在就是个‘直肠子’，能吃、能拉，一点水也屯不住。”在李秀兰的记忆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黄土不让露天、河道的水也不让渗下去，都给铺上了水泥”。
当时之所以对河道进行硬化，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防洪能力。”王洪臣说，河底的淤泥和芦苇，严重影响了河水的行洪能力。“欧洲人的文明程度比咱们高，他们就先硬化了，防洪能力就提高了。实际上，现在我们要发展水景观、水生态，都要以行洪能力变差为代价。你不能说这不是文明，但是这种文明的代价就是把环境都破坏了。”
李迪华并不否认河道渠化的优势。“河道渠化之后，可以增加水流的速度，增加河流的防洪能力。”然而，他特别指出：当我们把一个地区的河流渠化之后，一定程度上会加强这一区域的防洪能力，但是这些水会以更快的速度流到下游地区，使得下游地区在洪水面前，变得更加不安全。“只不过是把危险转移到了下游河段。”
更何况，除了防洪安全以外，“我们还要考虑水资源、水环境和水质。”李迪华说。
毋庸赘言，河道渠化破坏了水生生物、微生物的生存环境，极大地削弱了水体的自净化能力。与此同时，水泥也成功地阻隔了地表水向下渗透的通道，维持了河道有水的假象。
“我们天天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最短缺的国家之一，可是走进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水面，这就会造成一种误解：我们哪里缺水了？”李迪华认为，这是河道衬砌后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之一，而且危害极大。
扩张的地下水漏斗
在地下水被过度超采的华北平原，河道渠化同样阻碍了雨水的正常下渗。李迪华告诉《经济》记者，在过去50年中，华北平原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储存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超采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7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通常我们说的漏斗，应该是上面大、下面小。但是华北平原这个地下水漏斗还不一样。由于浅层地下水不断地有水补充，亏空的面积小一些；而深层地下水亏空的面积更大。”
仅就北京地区而言，截至2014年1月，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24.5米，与2013年同期相比，地下水位下降0.3米，地下水储量减少1.5亿立方米；与超采前的1998年同期相比，地下水位下降12.83米，地下水储量减少65亿立方米。
怀柔、平谷、昌平等地的应急水源地自2003年建成以来，从开采初期的地下水埋深10米，下降到目前的40多米，取水能力衰减一半以上。
而在北京地下，也已经形成了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漏斗中心位于朝阳区的黄港、长店至顺义的米各庄一带。
实际上，河道衬砌之后排走的雨洪水，就是本来应该想方设法让其回补地下的、珍贵的雨水资源。李迪华说：“做河道衬砌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水是一种资源。”
两次“偷”钱
“我们在固化城市河道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在拆除水泥河坝，对过去进行固化的河道进行生态恢复。”李迪华在斯洛文尼亚做访问学者时，正好路过了当地的河流恢复工程。“我在城市郊区看到，他们在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渠化的河流做恢复。当地老百姓对我说，这些公司都是‘小偷’。”
类似的事情，他后来在德国和西班牙也都遇到过：在相隔几十年的时间里，同一家公司，两次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偷”走：第一次，它们以防洪的名义、甚至是治污的名义，把河道固化，然而，河道固化之后，不但于防洪无益，甚至会给水质带来更加大的危机；接着，他们以生态恢复的名义，又把纳税人的钱拿走。
“我们明明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仍然会一意孤行，做很多错误的事情。”李迪华感慨地说。“不过，我相信，今天中国那些被固化的、做了防渗措施的河湖水体，在未来都会做相应的生态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