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

　　《理论周刊》：陈教授，您好！对我国思想理论界来说，今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年份，既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又是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那么，如何看待这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纪念日在时间上的偶合与理论上的关联？
　　陈先达：今年恰逢这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纪念日同在一年，从时间角度说当然是偶然的，但从更深层次、从理论的关联性说却是必然的。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出现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核心命题，因而就找不到处于历史转折关键时刻突破人们思想束缚的强有力的哲学指导;反过来说，如果当时不通过这场大讨论，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路线，中国就不可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逐步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受到极大损害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唤起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和信心，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新认知。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和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是两件事，又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如果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从改革开放中看不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威力，或者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中看不到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只看到时间的偶合而看不到理论的必然，把两个纪念视为互不相关的两件事，就不可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力量。

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学术性，不是纯粹为政治需要而臆想出的命题

　　《理论周刊》：社会上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不具有学术性。您对此怎么看？
　　陈先达：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毫无疑问，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政治性的讨论，不是纯学术讨论。它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和走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命题不具有学术性，是纯粹为政治需要而臆想出来的命题。
　　真理标准问题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在中外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曾为认识正确性标准进行过无数次争论。中国哲学史上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和“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反复诘辩，以及西方哲学关于理性标准与经验标准的争论，都没有科学解答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才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主体标准或理性与经验标准都不可能与实践标准相比。实践高于认识，也高于任何主体的观念;实践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正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是具有真理性的判断，它才有可能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中发挥思想解放作用。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的作用，是真理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并引用古语“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作为论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并在运用中创造性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一次卓有成效的运用。

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我们提供了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入推进改革、衡量正确与错误的“金标准”

　　《理论周刊》：真理标准大讨论已过去40年了，在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陈先达：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在特定时期发生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可实践作为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是普遍真理，并非仅仅适用于中国1978年的历史转折时刻，“用过”之后便束之高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实践和实践标准的观点。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立足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可以说，每一步都是在接受实践的检验。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始终是有效的。而且我们应该懂得，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双重含义——既是真理性認识之所以是真理的标准，也是错误之所以是错误的检验标准。因此，实践既可检验真理，也可纠正错误。不能认为真理性认识标准是实践，而是否错误是主观认定的。其实，不少被主观认定是错误的东西，事后在实践中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情况并不罕见。无论真理或谬误，一切都应该通过实践检验，这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真理是有用的，但有用的不等于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实用主义的分界线。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说，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仅拓展了我们当时的理论视野，而且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成为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入推进改革、衡量正确与错误的“金标准”。

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性

　　《理论周刊》：在马克思诞辰200年之际，人们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关注与日俱增，讨论也非常激烈。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政治性的、非学术的。该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学术性？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源于马克思经典著作本身的政治性。马克思经典著作本来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明确的阶级性，因为马克思本来就是为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而进行研究和著述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最著名的经典著作，谁敢说《共产党宣言》只是学术经典著作而不具有政治性呢？事实上，它至今仍然使资本主义统治者感到震怵和恐惧。其实，何止《共产党宣言》，可以说马克思的每部著作，无论是像《资本论》这样的皇皇巨著还是发表在报刊上的评论，无论是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著作还是与对手或论敌的论战文章，无不是既具有高度学术性又具有立场鲜明的政治性。这并不奇怪，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经典不可能只是学术著作而不是具有政治倾向性的著作，因而对马克思经典研究不可能避免双重特性——学术性和政治性。你只要读读西方有些学者从马克思经典中断章取义得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就可以看出，他们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不具政治性吗？事实上，对马克思的经典的研究，完全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应该重视马克思的经典，认真研究马克思的经典，学习马克思的经典，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掌握和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的经典是我们的理论宝库，而非只是作为后人注释和考证的文本。因为在注释和考证中，必然会渗入研究者诠释文本的理论结论和政治倾向。 　　另外，确如你所说，在有些人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学术性，仿佛只有研究中外某个大思想家的著作才叫学术研究。这是对学术性的错误理解。对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当然具有很高的学术性，我们需要专门人才进行深入研究，正确诠译和解读他们的思想，以便汲取他们的智慧。我们提倡学习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原因正在于此。但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性而贬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性，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世界发展普遍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揭示基础上的学说。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会给予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我可以大胆断言，马克思主义中每条基本原理都具有极丰富的内涵，要真正弄懂、弄通，能阐述、能运用，可得下一辈子功夫。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不仅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理论家们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同样关注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之多，是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无法相比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不同意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无法绕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学术宝库，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座巍巍学术高峰。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我们应该反对那种以学术的名义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观点，有些西方学者往往引用马克思在特定环境特定语境下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作为立论根据。其实，1890年恩格斯在批评德国党内的一些大学生的幼稚行为时，曾明确指出马克思这段话的真实意义是批评当时法国的共产主义者，是为了区分“龍种与跳蚤”。
　　另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并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成果就天然具有学术性。一门学说的学术性和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是不能等同的。实际上，在任何学科中，研究者的水平都是参差不齐的，有高有低，就像自然界，有高峰，有平原，也有低谷。每门学科都有大学者，也有成就一般甚至毫无成就可言的人。这无关学科的学术性，而是与研究者个人的资质、条件与努力有关。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增强政治意识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研究和教学的学术含金量。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含金量越高，学术性就越强，就越有说服力。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要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立足实践，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们要无愧于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号，就必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当“龙种”，决不当“跳蚤”。
　　《理论周刊》：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