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新上任的公车令张释之，抓住太子与梁王违反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的规定，坚决以律治罪。最后，汉文帝免冠谢罪，自承“教儿子不谨”。“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
　　 张释之任廷尉时，汉文帝出巡至中渭桥，有县人“犯跸惊马”。也就是违反交通管制令，惊吓到汉文帝乘马。张释之依据“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律条判处罚金。汉文帝认为判决过轻，张释之却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为由，拒绝执行汉文帝要求重判县人的决定。司马光由是慨叹：“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对此，南宋洪迈有不同见解，认为张释之执法过程有“选择性执法”之嫌。洪迈的理由是，张释之任廷尉期间，汉文帝让他查处周勃谋反一案，表现出来的态度，既无执法者应有的公平，更没彰显法律赋予的正义。“周勃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使以公主为证，太后亦以为无反事，乃得赦出。”洪迈认为，既然“释之正为廷尉，不能救”，先前“申理犯跸、盗环”的案件，其公平正义的可信程度还有吗？
　　 凭洪迈在皇帝身边的工作经验，理解张释之对“周勃谋反案”的态度不难。问题是，汉文帝的意图，恰恰是靠着廷尉张释之的不置一词才得以实现。这与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派廷尉于定国立案调查光禄勋杨恽诽谤朝廷案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汉宣帝的意图，却是在于定国发声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于定国以杨恽“妄怨望称引，为妖恶言，大逆不道”判杨恽腰斩。在这里，两任掌管国家司法权力的廷尉，都是被司马光写入史书的清官。然而，法律条文遇到了皇帝的意图，立刻成了一文不值的具文;掌管全国司法程序的廷尉，要么噤声如张释之，要么发声如于定国，而噤声发声的遥控器，都控制在能“一个人说了算”的皇帝手里。
　　 后人多把汉宣帝时杨恽案，作为中国文祸史上第一起典型的文字狱。原因是宋代以后诗祸渐多，而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有“种豆南山”之歌，宋人常举为诗祸的滥觞。持这种观点的，要以宋代罗大经为最。其在《鹤林玉露》中说：“杨子幼以‘种豆南山’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其实，杨恽遭腰斩的原因，跟写诗真是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错就错在，你让皇帝不痛快，皇帝肯定不会让你痛快。想想看，中国的历史上，但凡“一个人说了算”的皇帝，看你不顺眼，想让你死，别说还能从你给别人的信中找个“种豆南山”的罪名，就算你什么都没说，嘴皮子动一下，也可以定你个“腹诽罪”，就算毫无原因地让你脑袋搬家，罪名也可以给你添一个“莫须有”！
　　 评判“种豆南山”的杨恽，班固在《汉书》中说：“恽居殿中，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然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金圣叹则认为“愤口放言，不必又道，道其萧森历落，真为太史公外甥”。真乃书生之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古文观止》书评倒是颇见真谛：“宣帝处恽，不以戴长乐所告事，而以报会宗一书，异哉帝之失刑也。”而洪迈对杨恽的遭遇，更是義愤填膺。对廷尉于定国，不只是质疑，且质问：“恽之罪何至于是？其徇主之过如此。传所谓决疑平法，务在哀矜者，果何为哉！”
　　 然而，洪迈的质问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何足道哉？何况，仅仅指责张释之、于定国们选择性执法也有失公允。关键是，如何制约出现选择性执法的制度和运行机制，才是问题的瓶颈。否则，只能是一面颂扬“犯跸惊马”的清明，一面诅咒“种豆南山”的黯淡，历史也只能在选择性执法与选择性纠错的泥沼中艰难前行。县人的幸与杨恽的不幸，最终不是靠律条，还得由决定张释之、于定国命运的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