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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手握钢枪的军人，复员后却拿起了尺剪针线，成为了服装高级技师；曾经是干着轻松后勤工作的电梯工、库管，却因为对“国服”中山装有着深深的痴迷，最终成长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访的外国元首们量体裁衣、试样制装的“最牛裁缝”……从第一次拿起针线开始，三十年间，高黎明的职业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
初夏的一天，记者带着好奇来到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北京红都集团总部，走进了“高黎明服装工作室”，两张大大的木质工作台，一旁的“胸腔”“穿”着一件刚做好的外国驻华大使的中山装，一面落地镜让不大的屋子亮堂与宽敞了许多。就是在这间不起眼的房间里，诞生了一件又一件顶级定制男装。
听着高黎明将这些服装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除了故事的精彩，更让人感动与顿悟的却是在剪刀与布料的刚柔之间，在针线的方寸之间，蕴含着的职业前进的力量与最朴素的真理。
梦想的力量——从零开始
1956年，208名来自上海波纬、雷蒙、造寸等21家服装店的“红帮裁缝”被选拔到北京，其中最著名的7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后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这一事件在红都企业史上被称为“红都迁京”，红都迁京后主要面临三大任务：为中央领导服务、为出国人员服务、为驻京使团服务。
在红帮裁缝红遍整个京城的时候，18岁的北京青年高黎明参军入伍。5年后，高黎明复员回京，进了红都，成为一名工人。
那是在1981年，改革开放刚刚迈开步伐，中国人对服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正从曾经满大街的蓝色、黑色和中山装中“释放”出来。
刚进厂时，高黎明的岗位是电梯工，每天只需揿揿电钮，在一楼到五楼之间往返，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而每次电梯到了四楼，高黎明都能看见直对电梯口的田阿桐师傅的工作室。田师傅在中南海进出，为国家领导人制装，是厂里上上下下的“偶像”。每次田师傅坐电梯，高黎明都主动和他聊天，熟了以后就去田师傅的工作室参观。看到一件件像艺术品一样的中山装和西服，高黎明被迷住了，“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也想做出一件这样的衣服。”
自此以后，这个念头就在高黎明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但“开花”却颇费了一番功夫。
高黎明向领导申请调到制装车间。别人好心劝他：“去车间工作很辛苦，在后勤自在又轻松，要是真到了车间，再回来就不容易了。”但高黎明却没有听进去。后来，他被调到仓库，负责看管仓库的布料，一干又是两年。这两年高黎明也没闲着，经常向有经验的师傅求教，学习每种布料的特点，了解什么布料适合做什么衣服，有关布料的知识全都烂熟于胸。
1983年，高黎明如愿调进流水车间，成了一名从窝裤脚干起的学徒工。“厂里的要求特别严，一寸布料缝几针都是有数的。刚开始不习惯，就想着裤脚往上一绷就行了，但检验的时候不合格就得重新弄，慢慢地就学会细致了。”练好了这个基本功，高黎明上大车间流水线做裤子，33分钟就要做出一条裤子来。做了10个月，他又被调到小车间的流水线上。每年，厂里会从全厂2000多人里面选拔十多名技术骨干到田师傅那里培训。虽然没有进入这个名单，但高黎明也跟着去了，他是被田师傅调来做辅助工作，工作内容还是做裤子。“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会做上衣才算厉害，做上衣的还有点看不起做裤子的。”
但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埋头闷声做裤子的小伙子却在一年后一鸣惊人，不仅在这一年中，因为踏实细心，被田师傅看中，正式收为徒弟，还在最后的考核中获得第一，得以留在田师傅身边，跟着师傅给国家领导人量体裁衣。而多年磨练之后，这个曾经在制装上“零基础”的小伙子成为了中国最高端的服装技师，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访的外国元首们试样制装。
从拉开帷幕时的配角到绝对主角，有人说，高黎明的故事是特例。但从一开始，在这个特例背后就没有什么秘密。
对于田师傅的“魔鬼训练”，高黎明至今记忆犹新。田师傅非常严格，他只教授一遍，领会多少完全凭个人的努力。“你正一个个工序做着，师傅过来看一眼，不吭声就走了，等你做完把衣服挂在胸腔上，正自我欣赏呢，师傅过来就告诉你哪儿错了，你就得老老实实把衣服拆成片重做。这样你才能记得清楚，不会再犯。那个时候，当徒弟的几乎没有没掉过眼泪的。”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田师傅工作室培训的那一年，高黎明连中午休息的时候都在练习。那个时候，呢子大衣的料子特别厚，拿手顶针很费劲，他手上厚厚的茧子就是从那时磨出来的。推、归、拔、烫这些过硬的制衣基本功，也是在那个时候一点点苦练出来的。高黎明总说：“笨鸟先飞呗，我对技术特别贪心，总学着这样，想着下一样，找一切机会想多学点东西。”
有人说，你能想多远，决定了你能走多远。这句话在高黎明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他的职业之路延伸得比常人更远、更久，起点就是那个“做出一身像样衣服”的简单梦想，之后就是一步步去实现再大一点点、再高一点点的目标。
责任的力量——德艺双馨
经高黎明手的衣服，穿着者不是国家领导人，就是外国政要，因此这项工作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高黎明在工作中比别人更精心、更专心、更小心、更用心，在技术上要更娴熟、更准确，工作的压力可想而知。
1995年，他第一次独自给领导做衣服，因为太紧张了，给领导量尺寸的时候手都哆嗦，他不停地对自己说：“千万别量错了，可没机会再量一回。”领导非常平易近人，还和高黎明聊天，他慢慢才放松了些。
每当任务一来，就意味一项新的挑战。从量体开始，每一道工序都没有返工或重来的机会，所以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或侥幸心理。
2009年，高黎明完成了自己终生难忘的一件作品——国家领导人建国60周年国庆阅兵时穿着的中山装。刚接到任务时，他还有些兴奋，但很快兴奋就变成了沉重的压力，“量体回来后，我两天没敢动剪刀，晚上也睡不着，整整两天都在思考。”在高黎明心里，这件衣服代表的是国家形象，不能只是挂着时好看，穿在身上做各种手势动作时也要保持服帖整齐，要确保国内外记者捕捉到的每一张照片都是美观大方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高黎明没睡过一个好觉，常常半夜坐起来，想着衣服的哪个部位怎样做才更好，头发也白了不少。虽然试衣很成功，但高黎明悬着的心还是不敢放下。直到国庆那天，从电视上看到领导人身着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挥手动作时，衣服服帖自然，没有丝毫滞涩，高黎明的眼眶湿润了，一颗心才终于放下。 干手工制衣这一行，精神上的压力还来自工作本身。手工制衣的工作非常单调和枯燥，练起基本功来很苦，但工作的要求又很高，五大步骤二十多道工序，要精确到每一刀、每一针，慢工出细活，成衣需要20到25天。这也是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行的重要原因。还是在跟田师傅学习的时候，有一次，高黎明拿到一块料子，给一位重要客户做裤子、外套和坎肩。如果安排得当的话，料子做这三件是正合适的。但高黎明动刀的时候，完全忘了坎肩这回事儿，也没检查就动手剪了，剪完才发现剩下一块宽40公分的料子，这才想起来还有个坎肩没做。那是高黎明做衣服以来最大的失误，师傅知道了很不高兴，差点把他退回车间。“现在经常做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一套的服装，一剪子下去剪不好，一辆车就没了。”尽管拿起剪刀已经三十年了，但高黎明每天依然要面对细心与耐心的挑战。
压力还来自于身体上的。裁剪衣服时，需要半弯着腰，再加之高黎明裁剪的多是领导人的服装和特体服装，常常弯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对眼睛和腰都是极大的负担……
记者问高黎明怎么减压，他笑着说：“我空闲的时候喜欢听听歌，哼哼歌。”再问他，有没有累到不想再做？高黎明回答说，他喜欢做衣服，所以一做就是三十年，从来没有动过转行的念头。经他手的衣服有上万套，每完成一套衣服，都让他很有成就感。
一针一线之间，有着创造的乐趣，也有枯燥的折磨，刀刀、针针计较的压力，而支撑起每一件高品质成衣的就是制衣者强烈的责任心。2008年奥运会前，高黎明作为在一线岗位的技术精英，被安排重点为参会的中外官员制装。他参与设计、制作的参奥人员服装共计2000多套，品质始终如一。在圆满完成每一次制衣任务背后，都是时间紧、要求高的高强度劳动，加班加点成了常态，抱病坚守岗位也是常事，高黎明的回答是：“这是工作，拿在手里的衣服就是一种责任。”
这些年来，来挖高黎明跳槽的人不少，薪水比他现在要高得多，但高黎明总说一句话：“企业培养一个人很不容易，没有红都，我什么都不是。”言辞间是谦逊与感恩，更透着一份身为企业一份子、团队一员的强烈责任感。现在，他带着整个工作室承接重大制衣任务，开展业务指导和青年员工培训，研究技术革新，又将技艺传承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肩上。
如果说热情是职业的最初动力，那么责任感则是“保鲜”这一动力的关键因素。任何一个职业都如同硬币有正反面一样，有乐就有苦，要坚持并有所成就，需要热情，更需要责任感。高黎明还想强调的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自己稳下来、定下来，才有可能做出较大的成绩。
创新的力量——再造经典
一天，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的外企公司高管找到高黎明定做西服。这位客人双腿、双肩、臀部都不等高，差了两寸还多。他在日本、上海都定做过衣服，但都不合体。后来经人介绍找到高黎明。高黎明发现，对这位客人不能用普通的裁剪方法，便给他仔细量了全身的尺寸，全部单片剪裁，后来试衣时又多次调整。这位客人拿到成衣后非常满意，陆续在红都定做了50多套衣服。
制作特体服装是高黎明在工作中遇到的难点之一。在攻克这个难点的过程中，高黎明逐渐创造出了一套自己的独家秘技，被称为“高氏裁量法”。“高氏裁量法”分为“观、记、画、试、查”五个步骤，精髓就在于沟通和人性化。
量体的时候，高黎明喜欢和客人聊聊天，问问客人穿衣的偏好，喜欢宽松的还是合体的，喜欢高腰、中腰还是低腰，了解客人的生活习惯和职业，白领和军人的穿衣习惯肯定就不一样。他还把观察到的顾客的体型特点记下来，量衣单上经常有“平肩”“溜肩”“平臀”这样的字眼，“有了这些提示，我在下一个步骤画图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有一个立体的形象。”
裁剪完成之后，高黎明会先让车间做出一个半成品，然后请顾客试衣，中间的试衣步骤是国内外高级定制服装的共同特点，“经常要试两到三次，我会仔细观察所有的细节，听取顾客意见，发现不足之处立刻进行调整。”
衣服做成之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查”。高黎明会把衣服挂在“胸腔”上，仔细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跳线的地方，用手摸一遍领口是否光滑，每一粒纽扣是否牢靠，力求每一件服装都像艺术品一样尽善尽美。
而所有这些工作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更好地把握客人的需求，度身定做个性化的服装，实现 “一人一版，一人一款”。
高黎明是个爱琢磨的人，量着裁着中间，他又开始在几十年不变的中山装的个性化上做起了文章。
老式的中山装后背都是不破缝的，是整片布料。现在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喜欢收腰的款式，所以高黎明就在上衣开了“中缝”，让中山装也有了“腰身”。过去中山装的领子都是一个尺寸，到了高黎明手中，被缩小了一点，但又比普通中山装领子稍大，显得很大气，还能根据人的脸型和体型进行调整。他又在中山装四个兜里压了层粘胶，使衣服更为平整，在缝合衣服下摆时特意加了一个褶，即使有风的时候也可以避免衣角上翘与摆动，对袖子也做了些变化，模仿西装袖子的长度，露出衬衫袖口，显得很利落……在工作室里那件给外国驻华大使制作的中山装上，记者还发现兜盖被设计出了美人尖般的弧度，流畅的线条透着丝丝东方韵味。
在为北京市领导制作参加奥运开幕式的服装时，高黎明又开始琢磨了。考虑到8月8日正值三伏天，为了让穿着更舒适、凉快，他把传统西服改做成前夹后单，既保持了西服挺括、高贵的特色，又改进了西服在夏季穿着时的不便。
一板一眼的男装定制，就那么几个经典款式，照理说，本没有什么发挥、创新的空间。但高黎明将它与时代的变化、客人的个性与需求结合起来，为“人”创新，为“人”将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在方寸之间有了大变化。如此精心定制，难怪每个客人在穿上高黎明制作的服装后，都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如今，在服装的传统与潮流之间，他有固守，让经典延续，在改进中成为新的经典；也有开放，他每天都关注时尚，看时尚杂志和服装秀，研究新面料、新技术，希望自己能创造出代表中国、适合中国人的服装款式来。 回顾自己的职业道路，高黎明总结了做好这行的四个要素。一是要爱好这行，对这行有兴趣，不爱好强学也学不好；二是学东西还是要踏踏实实的，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得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才能出成绩；三是性格要稳重一点，能沉下心来，要细致；四是要有创新的想法，思维灵活一些。而随着退休的年龄越来越近，如何让经典延续的问题一直萦绕在高黎明心头，他希望能把自己制衣的技艺传承下去，也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分享给年轻人。
那天下午，坐在高黎明的工作室里，欣赏着宛如艺术品般的高级定制服装，听着高黎明三十年的职业故事，阳光也因此变得醇厚起来。岁月流逝的点点滴滴，都留印在了红都车间的流水线上、田师傅工作室的卷尺和高黎明的裁剪刀上，又把最有价值的部分缝进了件件独一无二的高品质成衣中。
对话高黎明
《职业》：现在高级定制的概念非常火，但我们也看到愿意来学制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高黎明：现在老一辈的技师陆续退休，来学制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要么不愿意来，要么来了一段时间就换岗或跳槽了。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太辛苦，一个是收入低。这样青黄不接的状况，很让人着急。我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况，一个需要靠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行业，另外也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有一些变化，加大对技术人才的激励力度，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其实在服装业中，随着人们对服装个性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高级定制也代表了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服装定制还是很有市场的，这个职业也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职业》：现在带徒弟和以前带徒弟有什么不一样吗？
高黎明：过去师傅带徒弟，徒弟们都言听计从，现在带徒弟就没那么轻松了。你说了，他们得琢磨琢磨。现在的青工大多从技校毕业，学过理论知识，常常会和师傅掰扯书上是怎么讲的。我就告诉他们，有些数据不能完全按照书上的来，理论和实际不都是完全吻合的，得按照实际的情况灵活处理。所以我希望现在的青工在工作中得注重和实践的结合，靠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说话。
《职业》：您心目中的技能人才是什么样的？
高黎明：我觉得有以下两点就可以称为技能人才。一是能做好本职工作，还能沉下来，潜心钻研，不断创新，能与时俱进。二是有超前意识，关注本岗位、本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并能积极作出反应，付诸行动，以及进行引领行业发展的研究和创新。
初夏的一天，记者带着好奇来到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北京红都集团总部，走进了“高黎明服装工作室”，两张大大的木质工作台，一旁的“胸腔”“穿”着一件刚做好的外国驻华大使的中山装，一面落地镜让不大的屋子亮堂与宽敞了许多。就是在这间不起眼的房间里，诞生了一件又一件顶级定制男装。
听着高黎明将这些服装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除了故事的精彩，更让人感动与顿悟的却是在剪刀与布料的刚柔之间，在针线的方寸之间，蕴含着的职业前进的力量与最朴素的真理。
梦想的力量——从零开始
1956年，208名来自上海波纬、雷蒙、造寸等21家服装店的“红帮裁缝”被选拔到北京，其中最著名的7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后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这一事件在红都企业史上被称为“红都迁京”，红都迁京后主要面临三大任务：为中央领导服务、为出国人员服务、为驻京使团服务。
在红帮裁缝红遍整个京城的时候，18岁的北京青年高黎明参军入伍。5年后，高黎明复员回京，进了红都，成为一名工人。
那是在1981年，改革开放刚刚迈开步伐，中国人对服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正从曾经满大街的蓝色、黑色和中山装中“释放”出来。
刚进厂时，高黎明的岗位是电梯工，每天只需揿揿电钮，在一楼到五楼之间往返，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而每次电梯到了四楼，高黎明都能看见直对电梯口的田阿桐师傅的工作室。田师傅在中南海进出，为国家领导人制装，是厂里上上下下的“偶像”。每次田师傅坐电梯，高黎明都主动和他聊天，熟了以后就去田师傅的工作室参观。看到一件件像艺术品一样的中山装和西服，高黎明被迷住了，“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也想做出一件这样的衣服。”
自此以后，这个念头就在高黎明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但“开花”却颇费了一番功夫。
高黎明向领导申请调到制装车间。别人好心劝他：“去车间工作很辛苦，在后勤自在又轻松，要是真到了车间，再回来就不容易了。”但高黎明却没有听进去。后来，他被调到仓库，负责看管仓库的布料，一干又是两年。这两年高黎明也没闲着，经常向有经验的师傅求教，学习每种布料的特点，了解什么布料适合做什么衣服，有关布料的知识全都烂熟于胸。
1983年，高黎明如愿调进流水车间，成了一名从窝裤脚干起的学徒工。“厂里的要求特别严，一寸布料缝几针都是有数的。刚开始不习惯，就想着裤脚往上一绷就行了，但检验的时候不合格就得重新弄，慢慢地就学会细致了。”练好了这个基本功，高黎明上大车间流水线做裤子，33分钟就要做出一条裤子来。做了10个月，他又被调到小车间的流水线上。每年，厂里会从全厂2000多人里面选拔十多名技术骨干到田师傅那里培训。虽然没有进入这个名单，但高黎明也跟着去了，他是被田师傅调来做辅助工作，工作内容还是做裤子。“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会做上衣才算厉害，做上衣的还有点看不起做裤子的。”
但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埋头闷声做裤子的小伙子却在一年后一鸣惊人，不仅在这一年中，因为踏实细心，被田师傅看中，正式收为徒弟，还在最后的考核中获得第一，得以留在田师傅身边，跟着师傅给国家领导人量体裁衣。而多年磨练之后，这个曾经在制装上“零基础”的小伙子成为了中国最高端的服装技师，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访的外国元首们试样制装。
从拉开帷幕时的配角到绝对主角，有人说，高黎明的故事是特例。但从一开始，在这个特例背后就没有什么秘密。
对于田师傅的“魔鬼训练”，高黎明至今记忆犹新。田师傅非常严格，他只教授一遍，领会多少完全凭个人的努力。“你正一个个工序做着，师傅过来看一眼，不吭声就走了，等你做完把衣服挂在胸腔上，正自我欣赏呢，师傅过来就告诉你哪儿错了，你就得老老实实把衣服拆成片重做。这样你才能记得清楚，不会再犯。那个时候，当徒弟的几乎没有没掉过眼泪的。”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田师傅工作室培训的那一年，高黎明连中午休息的时候都在练习。那个时候，呢子大衣的料子特别厚，拿手顶针很费劲，他手上厚厚的茧子就是从那时磨出来的。推、归、拔、烫这些过硬的制衣基本功，也是在那个时候一点点苦练出来的。高黎明总说：“笨鸟先飞呗，我对技术特别贪心，总学着这样，想着下一样，找一切机会想多学点东西。”
有人说，你能想多远，决定了你能走多远。这句话在高黎明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他的职业之路延伸得比常人更远、更久，起点就是那个“做出一身像样衣服”的简单梦想，之后就是一步步去实现再大一点点、再高一点点的目标。
责任的力量——德艺双馨
经高黎明手的衣服，穿着者不是国家领导人，就是外国政要，因此这项工作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高黎明在工作中比别人更精心、更专心、更小心、更用心，在技术上要更娴熟、更准确，工作的压力可想而知。
1995年，他第一次独自给领导做衣服，因为太紧张了，给领导量尺寸的时候手都哆嗦，他不停地对自己说：“千万别量错了，可没机会再量一回。”领导非常平易近人，还和高黎明聊天，他慢慢才放松了些。
每当任务一来，就意味一项新的挑战。从量体开始，每一道工序都没有返工或重来的机会，所以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或侥幸心理。
2009年，高黎明完成了自己终生难忘的一件作品——国家领导人建国60周年国庆阅兵时穿着的中山装。刚接到任务时，他还有些兴奋，但很快兴奋就变成了沉重的压力，“量体回来后，我两天没敢动剪刀，晚上也睡不着，整整两天都在思考。”在高黎明心里，这件衣服代表的是国家形象，不能只是挂着时好看，穿在身上做各种手势动作时也要保持服帖整齐，要确保国内外记者捕捉到的每一张照片都是美观大方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高黎明没睡过一个好觉，常常半夜坐起来，想着衣服的哪个部位怎样做才更好，头发也白了不少。虽然试衣很成功，但高黎明悬着的心还是不敢放下。直到国庆那天，从电视上看到领导人身着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挥手动作时，衣服服帖自然，没有丝毫滞涩，高黎明的眼眶湿润了，一颗心才终于放下。 干手工制衣这一行，精神上的压力还来自工作本身。手工制衣的工作非常单调和枯燥，练起基本功来很苦，但工作的要求又很高，五大步骤二十多道工序，要精确到每一刀、每一针，慢工出细活，成衣需要20到25天。这也是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行的重要原因。还是在跟田师傅学习的时候，有一次，高黎明拿到一块料子，给一位重要客户做裤子、外套和坎肩。如果安排得当的话，料子做这三件是正合适的。但高黎明动刀的时候，完全忘了坎肩这回事儿，也没检查就动手剪了，剪完才发现剩下一块宽40公分的料子，这才想起来还有个坎肩没做。那是高黎明做衣服以来最大的失误，师傅知道了很不高兴，差点把他退回车间。“现在经常做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一套的服装，一剪子下去剪不好，一辆车就没了。”尽管拿起剪刀已经三十年了，但高黎明每天依然要面对细心与耐心的挑战。
压力还来自于身体上的。裁剪衣服时，需要半弯着腰，再加之高黎明裁剪的多是领导人的服装和特体服装，常常弯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对眼睛和腰都是极大的负担……
记者问高黎明怎么减压，他笑着说：“我空闲的时候喜欢听听歌，哼哼歌。”再问他，有没有累到不想再做？高黎明回答说，他喜欢做衣服，所以一做就是三十年，从来没有动过转行的念头。经他手的衣服有上万套，每完成一套衣服，都让他很有成就感。
一针一线之间，有着创造的乐趣，也有枯燥的折磨，刀刀、针针计较的压力，而支撑起每一件高品质成衣的就是制衣者强烈的责任心。2008年奥运会前，高黎明作为在一线岗位的技术精英，被安排重点为参会的中外官员制装。他参与设计、制作的参奥人员服装共计2000多套，品质始终如一。在圆满完成每一次制衣任务背后，都是时间紧、要求高的高强度劳动，加班加点成了常态，抱病坚守岗位也是常事，高黎明的回答是：“这是工作，拿在手里的衣服就是一种责任。”
这些年来，来挖高黎明跳槽的人不少，薪水比他现在要高得多，但高黎明总说一句话：“企业培养一个人很不容易，没有红都，我什么都不是。”言辞间是谦逊与感恩，更透着一份身为企业一份子、团队一员的强烈责任感。现在，他带着整个工作室承接重大制衣任务，开展业务指导和青年员工培训，研究技术革新，又将技艺传承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肩上。
如果说热情是职业的最初动力，那么责任感则是“保鲜”这一动力的关键因素。任何一个职业都如同硬币有正反面一样，有乐就有苦，要坚持并有所成就，需要热情，更需要责任感。高黎明还想强调的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自己稳下来、定下来，才有可能做出较大的成绩。
创新的力量——再造经典
一天，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的外企公司高管找到高黎明定做西服。这位客人双腿、双肩、臀部都不等高，差了两寸还多。他在日本、上海都定做过衣服，但都不合体。后来经人介绍找到高黎明。高黎明发现，对这位客人不能用普通的裁剪方法，便给他仔细量了全身的尺寸，全部单片剪裁，后来试衣时又多次调整。这位客人拿到成衣后非常满意，陆续在红都定做了50多套衣服。
制作特体服装是高黎明在工作中遇到的难点之一。在攻克这个难点的过程中，高黎明逐渐创造出了一套自己的独家秘技，被称为“高氏裁量法”。“高氏裁量法”分为“观、记、画、试、查”五个步骤，精髓就在于沟通和人性化。
量体的时候，高黎明喜欢和客人聊聊天，问问客人穿衣的偏好，喜欢宽松的还是合体的，喜欢高腰、中腰还是低腰，了解客人的生活习惯和职业，白领和军人的穿衣习惯肯定就不一样。他还把观察到的顾客的体型特点记下来，量衣单上经常有“平肩”“溜肩”“平臀”这样的字眼，“有了这些提示，我在下一个步骤画图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有一个立体的形象。”
裁剪完成之后，高黎明会先让车间做出一个半成品，然后请顾客试衣，中间的试衣步骤是国内外高级定制服装的共同特点，“经常要试两到三次，我会仔细观察所有的细节，听取顾客意见，发现不足之处立刻进行调整。”
衣服做成之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查”。高黎明会把衣服挂在“胸腔”上，仔细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跳线的地方，用手摸一遍领口是否光滑，每一粒纽扣是否牢靠，力求每一件服装都像艺术品一样尽善尽美。
而所有这些工作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更好地把握客人的需求，度身定做个性化的服装，实现 “一人一版，一人一款”。
高黎明是个爱琢磨的人，量着裁着中间，他又开始在几十年不变的中山装的个性化上做起了文章。
老式的中山装后背都是不破缝的，是整片布料。现在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喜欢收腰的款式，所以高黎明就在上衣开了“中缝”，让中山装也有了“腰身”。过去中山装的领子都是一个尺寸，到了高黎明手中，被缩小了一点，但又比普通中山装领子稍大，显得很大气，还能根据人的脸型和体型进行调整。他又在中山装四个兜里压了层粘胶，使衣服更为平整，在缝合衣服下摆时特意加了一个褶，即使有风的时候也可以避免衣角上翘与摆动，对袖子也做了些变化，模仿西装袖子的长度，露出衬衫袖口，显得很利落……在工作室里那件给外国驻华大使制作的中山装上，记者还发现兜盖被设计出了美人尖般的弧度，流畅的线条透着丝丝东方韵味。
在为北京市领导制作参加奥运开幕式的服装时，高黎明又开始琢磨了。考虑到8月8日正值三伏天，为了让穿着更舒适、凉快，他把传统西服改做成前夹后单，既保持了西服挺括、高贵的特色，又改进了西服在夏季穿着时的不便。
一板一眼的男装定制，就那么几个经典款式，照理说，本没有什么发挥、创新的空间。但高黎明将它与时代的变化、客人的个性与需求结合起来，为“人”创新，为“人”将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在方寸之间有了大变化。如此精心定制，难怪每个客人在穿上高黎明制作的服装后，都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如今，在服装的传统与潮流之间，他有固守，让经典延续，在改进中成为新的经典；也有开放，他每天都关注时尚，看时尚杂志和服装秀，研究新面料、新技术，希望自己能创造出代表中国、适合中国人的服装款式来。 回顾自己的职业道路，高黎明总结了做好这行的四个要素。一是要爱好这行，对这行有兴趣，不爱好强学也学不好；二是学东西还是要踏踏实实的，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得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才能出成绩；三是性格要稳重一点，能沉下心来，要细致；四是要有创新的想法，思维灵活一些。而随着退休的年龄越来越近，如何让经典延续的问题一直萦绕在高黎明心头，他希望能把自己制衣的技艺传承下去，也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分享给年轻人。
那天下午，坐在高黎明的工作室里，欣赏着宛如艺术品般的高级定制服装，听着高黎明三十年的职业故事，阳光也因此变得醇厚起来。岁月流逝的点点滴滴，都留印在了红都车间的流水线上、田师傅工作室的卷尺和高黎明的裁剪刀上，又把最有价值的部分缝进了件件独一无二的高品质成衣中。
对话高黎明
《职业》：现在高级定制的概念非常火，但我们也看到愿意来学制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高黎明：现在老一辈的技师陆续退休，来学制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要么不愿意来，要么来了一段时间就换岗或跳槽了。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太辛苦，一个是收入低。这样青黄不接的状况，很让人着急。我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况，一个需要靠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行业，另外也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有一些变化，加大对技术人才的激励力度，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其实在服装业中，随着人们对服装个性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高级定制也代表了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服装定制还是很有市场的，这个职业也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职业》：现在带徒弟和以前带徒弟有什么不一样吗？
高黎明：过去师傅带徒弟，徒弟们都言听计从，现在带徒弟就没那么轻松了。你说了，他们得琢磨琢磨。现在的青工大多从技校毕业，学过理论知识，常常会和师傅掰扯书上是怎么讲的。我就告诉他们，有些数据不能完全按照书上的来，理论和实际不都是完全吻合的，得按照实际的情况灵活处理。所以我希望现在的青工在工作中得注重和实践的结合，靠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说话。
《职业》：您心目中的技能人才是什么样的？
高黎明：我觉得有以下两点就可以称为技能人才。一是能做好本职工作，还能沉下来，潜心钻研，不断创新，能与时俱进。二是有超前意识，关注本岗位、本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并能积极作出反应，付诸行动，以及进行引领行业发展的研究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