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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篇小说《眺望》中，王大进以在田间劳作的一对夫妇眺望远方城市来收束全文。“他们眺望，向远处眺望。他们希望自己可以看得更远，要是能看到远处的城市多好啊。他们想看到自己的女儿，她现在在哪儿？她又是什么样子。他们眺望……”王大进：《眺望》，第45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欢乐》则以眺望来开篇明义，“二叔坐在田埂上休息，敞着怀，一手扯着衣服的下摆扇着风凉快，一边眯着眼抽烟。汗水把他上衣的后背全浸湿了。面前的麦子倒下去一大片，原先的地方就露出了短短的根茬，新鲜的泥土气息更浓烈了。眺望远处，村外有大片的绿色，一条土黄色的公路蜿蜒经过村口又向远处伸去……”王大进：《欢乐》，第3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一面是宁静的乡村生活场景，一面是喧嚣沸腾的都市霓虹，王大进始终在用一种眺望的姿态审视城乡中国的时代变迁与世间百态。一方面对传统乡土恋恋不舍，另一方面又对城市生活怀抱犹疑与期待，王大进用乡土与城市中的人事内容去连接元气十足的当代中国，力图通过文学书写表达对当下生活的思考，这已经成为其文学叙事的鲜明标签。
这套叙事笔墨除了因为作者的敏锐触觉，也受益于客观题材的丰富。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体量的倍增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伴随而至的人事内容和故事逻辑同时出现嬗变，作为现代文学大宗之一的乡土流派，对当代中国的全面造影似乎表现出力有不逮的气短，城市的流光溢彩正成为21世纪以来理解中国的新索引。文化和经济的质变给当代文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表现机遇，城市与乡土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体两面，其中由人事因缘宕开而去的人情世故，成为当代文学新的叙述线索。王大进立于其间，以自身敏感的笔触探及城乡地理两端的人事表现和现实断裂，叙事内容涉及城市宠儿、中产主流，自然也有土地上的农民和基层工作者等，还有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新生群体。他们的情绪欢欣抑或阴郁，往往成为两种文化逻辑拧扯出的具象。
“周兴旺一家渡涉到达了欢乐的彼岸了吗？我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了秀秀身上，一个和土地有着特殊关联和影响的小姑娘身上。”王大进：《村庄的理想》，《欢乐》，第31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他们一面对城市文明怀有好奇，同时又对土地表达出难以割舍的心态，他们离去、归来抑或最后归无可归。王大进执着于此类人性与行为的新变，不惜在左支右绌的故事情境中把人事体验推向极端，从而使个体获得绝对的阐释资格，最终和所处时代构成对等的角力关系，并把两者间的张力作为抵达真实彼岸的动力源泉。因此，他纵容笔下人事在极端情境中游走，且以这种途径靠近当下，在个体向死而生的绝境中体现勇气，在事件一意孤行的线性发展逻辑里触底反弹，表现出21世纪中国的勃勃生机。在王大进的文学表述里，泾渭分明的城乡文学地理分则内外互证，合则生机乍现，以人事自身难以饕足的故事欲望和经历经验，随物赋形出一幅时代全貌。
一、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镜像
“从基层而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费孝通从社会学领域提炼出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它受农耕文明滋养，且显见地集中表现在社会基层这一群体基数上，这也就使得中国社会的文化性格附丽着泥土性。相应的文学表现自然受到土地上生活思维的牵制，大凡人物情绪和人事矛盾因果关系皆能在一方水土上觅得线索，且呈现地域特征。这种土生土长的先天性和中国社会的紧密联系，使得乡土文学的生命力尤为强健，以鲁迅的《故乡》为肇始，乡土家园成为一众作家书写中国、寄托所思的一处飞地。
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与历史惯性中，王大进同样不能免俗，加之世纪之交处的中国，社会新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型文化症候，使得乡土叙事成为最为稔熟的文学切口。毕竟，社会形态的改变催生了前不见古人的人事内容，这使得土地上的悲欢聚散不仅仅是曾经伤春悲秋式的知识分子絮语，因为芸芸众生同时兼受着传统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双向影响。这种影响刺激着文学自我迭代的表现欲望，把世纪之交的爱恨情愁置于观察范围。王大进把这一细微嬗变放进农村土生土长的角色中，通过各种生命形态的演绎，把此中情景聚焦放大。土地如斯，他们的周边环境却不再是田园牧歌，城市物欲一点点侵袭进乡村颟迂的身形中，这给了人物事情转型质变提供了方便，进而催生出世纪之交后的中国新乡土形态。
《葬礼》的故事全景是农村一场白事，对于和城市文明有着些许距离的乡村来说，类似红白喜事的乡间大戏无疑可以把土地上的各种人事表现一一吸纳进来。故事从泰太爷的老伴儿去世讲起，随之把故事的起承转合交给活着的人们，这和《子夜》的开篇相似，用死亡催生出现世人物角色的生旦净末和情节的活色生香。长子顾宝乾老实懦弱，次子顾宝坤是位农民企业家，幺儿顾宝地是一位城市干部，连带一派亲属逐一粉墨登场。这种层次结构自然带有“社会剖析”的意味，把乡土上人事逻辑和人心思变剥茧抽丝：妯娌间的暗讽揶揄，姑嫂间的夹枪带棒，邻里生活的暗中较劲，以及农村男女之事上的苟且等等，这些均是传统的乡村情景大剧。它们俗气、真实，一众事件和角色属性均在文本中表现出了一种暂时性，人物很难在一种身份上做过多驻留，因为现代生活节奏让个中对象再难以单一的面目和特征贯穿首尾，个中事件的往复穿插自然也就把一场葬礼变为乡村人事大观。从顾宝坤的身份来看，其人半生相继出演了农民、乡村企业家等角色，即使在一场葬礼的时间跨度内，他也先后以孝子、情人、叔伯等身份一一登场。这种身份的频繁转换连带出了乡村事宜的驳杂，以及葬礼背后还有家人情仇、利益联姻等俗事的铺陈。这种人与事的细密铺排对于小说创作来讲显然是一种险境，它的节奏需要分摊在每种身份的阐释及角色营造上，如此一來便会稀薄人物的内涵和故事分量。诡异的是，《葬礼》整部小说没有回避此类人物单薄与事情细密方面的问题，且在《婚姻生活的侧面》《像雪一样温暖中》等文本中变本加厉，继续“流于表面”，以短篇小说的形式一一坐实客观事实的雅俗杂陈，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覆盖众生喧哗的世纪之交的中国。 这种小说表现的瞬时性特征其来有自，也与当下商品经济催发的文化质变不谋而合，人物属性的转换因受外部逻辑牵制，社会的丰富性给了人物多种身份存在的合理前提。因此《葬礼》中人物角色多变却不突兀，并能在事态发展中铆合得恰到好处。因此，以人物身份为焦点，这种星盘式的散点结构率先折射出农村复杂的社会形态。次子顾宝坤以家族话事人的身份率先登场，在整个葬礼中，每个事件的走向都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所有情事背后都有其意志体现，并落实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在得到噩耗之初，他便以家族长辈的身份把一众亲邻和城市胞弟纳入进同一事件的框架之下，城市和乡土因葬礼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源自对传统孝悌的承认。从这一点上看，传统乡土思维似乎依旧以一种强势姿态影响着远方的城市。但实际情形却折射出乡村的落寞和尴尬位置，凸显了乡村在当下生活主流逻辑中的有心无力，即使在丧葬大事里也依旧需要城市色彩（城市干部顾宝地、城市儿媳白爱萍）来使其蓬荜生辉，这在故事后面的各种矛盾争执中得到反复确认。
马桂英作为三子顾宝天的未亡人，其家族地位可想而知。在葬礼绵延数天的流水大席上，其父亲只能流于末席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事端。乡土倔强而执拗的逻辑再一次在人事迁移中得到体现，马桂英为父出头，同时一抒胸中多年的闷气，最后在城市弟妹白爱萍的抚慰下得到平息。白爱萍作为城市象征，马桂英则为乡土上的生命实体，代表了城市逻辑介入乡土生活进行调和。它使得本就没有多少道理的人情死结茅塞顿开，事件背后隐藏的机锋恰恰表现乡土面对城市凌厉自若的入侵姿态时，已然处在一种弱势的地位，面对城市逻辑的干涉除了“给一点面子”外而鲜有作为。
母亲的葬礼对于顾宝坤来说有多重意义，葬礼从最初就不只是一场寄托哀思的传统礼仪，更像是一种宣誓与民间大秀，葬礼上万花筒式的多元视角折射出当代乡土生活的人生百态。“人是个怪玩意，谁有钱，谁的腰杆就粗，谁的说话就有分量。因为宝坤有钱，所以，在家里家外说话的分量就显得比别人重要许多。人们信他，也服他。亲戚们自然都是投靠他的。”王大进：《葬礼》，《漂亮的疤痕》，第243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因此，传统家族纪律似乎在当下土崩瓦解，土地上的情感最终被换算成为物质价值。乡土文明的实体化和简单化，使得农耕文明以另类形式出现，乡情俚俗过渡进对金钱的臣服状态中。于是，文学畛域中城与乡的二元区分，也渐渐因城乡进程而愈加模糊。传统观念下的乡土正日渐沾染城市的生活品格，这使得乡村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一种概念化的存在，导致所谓的乡土回归变得归无可归。《葬礼》中考妣逝去的切肤之痛退至次席，悲剧故事框架下包裹的是喜剧内核，这种截然迥异的内容和结构安排，都足以指明回归传统乡土的不切实际。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现代都市文明不停地以各种形式出现，且不停地影响村人的生活理念，城市的实体也仅仅是一方乡村外的远景，只是凭借概念性的词汇，比如轿车、房产等事物符号停留在村邻的口头表达上。也因此，即使受着城市文明的沾染，乡土依旧不能和城市混为一谈，王大进意图表现的是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有守望、有坚持，而无过多臧否，创作中也没有过多的贬抑。因此，所谓“葬礼”，它固然是一场人生旅程的终结，但在最后出殡的场景中又未尝不是一个时代凋零的隐喻，当然更是一个崭新国族乡土凤凰涅槃后的重新开始。
二、城市欲望中的时代脉动
相比若干乡土故事，城市依旧能够在其中若隐若现，现代都市人事则彻底拉开和乡村的距离，它以封闭的姿态排斥其他文化逻辑的介入，甘愿用个中男女间的各色逸事自说自话，世纪之交的滚滚洪流把《漂亮的疤痕》《礼物》中的普通市民阶层纳入进自身的文学体系。城市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封闭的框架结构，一面于内部表现出人文的丰富性，另一面相对外界又具有自我耽溺而不自知的纯粹。《大厨》切中肯綮，故事以一名被财阀豢养的厨师为视角，其活动范围目力所及，局限于一日三餐的周边事宜上，其社交范围有限单调，人物的社会属性随之坍缩，并具象为厨师人生使命的单一和性欲的萎靡上。相比城市姿态的飞扬跋扈，其中一派众生倒显得生命力不足，大厨游走在看不见的条条框框内，并于这种日复一日的城市纪律约束中随时自省，就是在这种严丝合缝的作息中，城市框架结构得以呈现。个体人性进而被催生出一种质变，止步于条条框框的有限范围内，生命的主观能动性被抹杀，最终便是用各种身份如厨师、醫生（《纪念》）、搓澡工（《漂亮的疤痕》）等执行对城市密闭性的阐释。
《毫不相干的生活》从命名上就可见到这种创作旨归：城市普通男女严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而无法超出先天属性的界定，这种文化规制最终表现只是小说里薄薄的一堵墙。小说描绘了左邻右舍式的一对都市男女，他们本无多少交流。男邻居的裸露癖给故事带来涟漪，这使得女邻居无法再坦然走到自家阳台上，阳台成为一块禁地。邻里矛盾由此展开，在女主角丈夫的介入下，情况虽有一时好转，但男邻居却依旧我行我素。兴许是叛逆心理作祟，女主角最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出乎意料，故事以男邻居的落荒而逃告终。小说并无过多刺激的事端，且大体成为城市机器四平八稳的良好注脚，但故事内核撩动的情思却值得注意，它触及了城市最为隐秘的人格嬗变和伦理结构。相比《葬礼》等乡土故事中的敢爱敢恨和地域上的随意出入，都市小说的气氛无疑是窒息的。都市的保守性和经济开放程度有时成反比，所谓解放往往徒有其名并局限在有限的实体范围内。诡异的是这种人格嬗变并非来自外部力量的制约，它往往是个体对自我生命意识的一种主动阉割。有如小说中男邻居的色厉胆薄，人性的丰富程度被压缩，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人物体系呈现平面化特征，哪怕每种人生险境只是一步之遥，心理上的距离却如同天堑。这是城市地理特征在人文环境中的一种写实，人们出于自我安全的前提而主动和社会关系割席，这无疑带来城市故事单元的多样性，但从个体生命的不确定性来看，它消杀了哲学参差多态的发展前提。
王大进的《礼物》有点像杜拉斯的《情人》，城市文化逻辑直接在实体“礼物”中显影，情欲成为故事身后的影子，串联始终并左右事件走向。“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意外。有些意外可以给你带来惊喜，有些意外则可能会给你以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彻底改变你的生活。柴小青遇到的就是后一种。”王大进：《礼物》，《像雪一样温暖》，第1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礼物》以主人公柴小青为情人选择礼物开始，随之展开她与丈夫和情人间的各种暧昧周旋。和情人的关系停留在一种新鲜度上，并在短暂的保质期内走向人老珠黄被抛弃的必然结局;和丈夫的关系则是日久弥深，且于丈夫最后瘫痪卧床的结局中，凭借丈夫对柴小青出轨的心知肚明和宽容，获得宗教般的神谕性升华。情欲给了当代城市男女情绪纾解的窗口，并为生命的丰沛增加屈指可数的寥寥变数。因此，在《礼物》中，柴小青的生命标签并非水性杨花而是可怜，她的命运受他人唆使，且有着原初人性的鼓动。在这种情欲本能中，柴小青的每次冒险屡屡踏空，城市赋予婚姻的异变究竟不能长久，且成为边缘状态的一种徒劳试探;其最终回归到传统夫妻关系的合法庇护下，生命的所有冒险才得以落停。这是城市逻辑中的现代与传统、人性与历史的二律背反，人们需要一次次出走来落实现代生命形式的种种诉求，其结果却是原地踏步。生命内容和城市的外部框架构成有意思的扭矩关系，现代都市需要新形式的诞生，个中人物也一一履行这种时代使命，传统的逻辑关系牵制其中人物使其难有作为，最后事件、命运各自归位，依旧是在城市外壳下上演痴男怨女的传统大戏。 这在《漂亮的疤痕》中体现得更加深刻。故事讲述了下岗工人老张转型搓澡工后，他和情人陈玉凤之间上演的种种人事纠葛。半生木讷的老张因缘巧合和同样婚姻受挫的陈玉凤成为情人，他们相互取暖并似乎在情爱上大器晚成。陈玉凤在患病后，老张毅然割肾救爱，看似圆满的底层爱情故事似乎也走向圆满。但在陈玉凤浪荡子丈夫回来后，她却毅然回归到原来不幸的家庭中。“娜拉”出走之后，重新在更加多元的今天选择回到原处，这不得不让人哂笑，意味深长的是对于家庭的回归成为小说理所当然甚至唯一的结局方式。倘若老张的露水姻缘能够成真，他们原先的家庭又该何去何从，当下的社会逻辑使得所有成员无一幸免，皆身背整个家族的重担，每一次的人生突变无异于高蹈的飞跃，甚至会使整个社会机器有着坍圮的风险，从而不得不在按部就班中重复着人生的所有循环。
《漂亮的疤痕》是王大进不多见的一部戏剧化处理痕迹极强的小说，它不断用故事反转来给阅读者以感喟。陈玉凤的丈夫最终被富婆抛弃后回归家庭，老张自然被陈玉凤抛弃，但在富婆的有意结识下，老张最终和富婆相遇。“女人坐起来，看着他右肋下的那道伤口。现在，这道不长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浅红色，像一个月牙，又像是半个唇迹。‘愈合得不错。你这伤疤，还很漂亮呢。’女客人说，还用手轻轻地在上面抚摸了一下。‘你这男人，有情有义。’女客人说。”王大进：《漂亮的疤痕》，《像雪一样温暖》，第103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人间的情爱被传统情义价值体系认可，城市文明看似繁荣，生命的保守性却大打折扣，生命个体越是受着城市进化的拉扯，日益成熟的文化纪律也在制约着人们对于自我主体意识的开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欲望才得以合法化，行为的僭越才没有意义。21世纪的今天，王大进对早熟的文化症候了然于胸，且在欲望的叩问中，脱化出了索然的叙事姿态，“在喧哗中见到了荒凉，在情欲中参悟出徒然”。
按照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思路，探得复杂的社会形态，需要更加多元的人物故事进行对冲。王大进的都市题材小说无疑采取了这样的叙事策略，它涵盖了社会多个阶层，按照人物类型轮廓搭建故事结构，并在极端的叙事险境中夸大人物的主观情绪表现。碎片化的情节类型，因为情绪的丰富成为踵事增华般的点缀。生命在历史的每一次循环中醒来，不由自主进入到欲望的永动中，最终却逃脱不了宿命的引力。为此，王大进的都市故事成为欲望叙事，不自觉地纳入近处与远端历史的比对中。其得到的结果出乎意料，恰如他在小说集《像雪一样温暖》的题目中直抒胸臆：内容的热闹恰恰映衬出外部的冰冷彻骨和不近人情。
三、城乡一体化下的渗透与互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激增和社会结构的巨变，随之而来的故事类型和人物活动地域也有所改变。城市与乡村的静止状态进入多元共生的城乡一体化阶段，二者一方面因为经济发达程度的霄壤区别呈现对立状态，另一方面也在相互认知中建立联系。因此，21世纪的城市与乡土达成既是断裂又是绵亘的契约型关系，且在一批新型人物故事的建构中，把这种混沌状态坐实具体，恰如刘姥姥、魏连殳、方鸿渐、陈焕生一般，在进城抑或下乡的过程中出现不适感。当下毫不例外，这些人物往往横跨两处地理坐标，且在新的社会和叙事环境中用新身份进行说明，他们体会着两种文明的撕裂，并通过个人命运的上下求索，又把两处地域打通。希冀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群体，无疑属于这类人物典型。他们凭借生命的搏杀奋斗完成两处地理世界的过渡，用自身敏感的神经与触觉体认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撕裂的痛感与人生诸种困惑。
《欲望之路》讲述了农村大学生邓一群通过高考向城市进阶，从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邓一群毕业后，求助于退休的高官乡党虞老助力，得以留驻城市并步入仕途。在随后的人生历程中，他和高干子女肖如玉结为伉俪，并在宦海中数载沉浮，尝尽人间辛酸，最终从一名青涩的农村大学生蜕变为城市中坚一员。在这一过程中，人物受各种欲望鼓动：情欲、权力以及传统道德情思的暗涌等，这些是构成当代城市故事和丰沛人性的必备要素。人物性格矛盾最终根源于城市和乡土的双向性，并每每于冲突处成为最终祸根：“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征服她。只有从肉体上战胜她，他才能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不知为什么，想到田小悦，他还有一种没有成功的感觉。”王大进：《欲望之路》，第4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这种征服是辩证多向的，它反映了城市对农村的凌驾姿态，使得邓一群这些农村子弟饱受尊严被践踏之苦。他随即在个体的生命經验中主动异变，通过对城市阶层的所谓征服完成命运的蜕变。这一过程又有其先决条件，即是在欲望的道路上才能完成整个仪式。但是，物质欲望又何尝不是现代都市中的永恒话题。因此，看似逆天逞英雄式的英雄观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虹吸，不自觉中成为城市参数中的具体一员。
如果说邓一群这类出身乡村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呈现一种单一性，那么《欢乐》对于城乡劳力的双向流动观察则更加有说服力。这里的人物不再寄托于命运的垂怜上，他们的进城或回乡方式，直接受益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时代浪潮。其中人物有随时抽身的自由，结局却在一场葬礼中重塑了世外桃源，营造了不知魏晋式的中国古典乡土视景。小说讲述了二叔周兴旺一家进城务工，并游离在城市边缘状态的故事。随之一同进入小说视野的有城市流民牛德衡、乡镇企业老板钱复生等人。他们的关系表现为连带性的层层依附：二叔周兴旺首先找了一份保安工作，随后给妻子乔凤英带来了保姆工作，在自己下岗以后，又依靠妻子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随之进入城市异面——传销，并把自己女婿、女儿都带入城市。这种连带性打开了乡村介入城市生活的思路，有如洋葱的结构和辛辣味道，不停刺激并撩动着这种城乡之间的互动。但是事件的最终结果差强人意，所有的流光溢彩后只剩下虚无，他们所有的活动范围也仅局限在城市最底层：当保安、做保姆、摆地摊、开大排档。换言之，这是城市为乡村所扩展的另一区域，它依旧是一种城市化的乡村演绎，且以严密的人物属性严格把控着不同群体间的渗透与互动。 颇为讽刺的是，作品通过传销等不为人知的城市角落，带动了整部小说最为峻急的情节涌动：牛德衡成为金融骄子，且在地方招商引资的风潮中出尽风头，尽管最后结果证明这是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却从另一角度道出城市繁荣的某种本质。紧接着，二叔女婿曹七炫在传销泡沫中遇袭身亡，这也宣告了他们进城梦想的破灭。这些消失和死亡具有象征意义，说明除非循规蹈矩，遵守社会进阶规律，否则乡村进入城市的结局可能是残酷且无法逃逸的。这类城市寓言昭示了当下城乡生活的贫弱想象力，它们缺乏变数，所以《欢乐》的内核比《欲望之路》更加寡淡而残忍。所谓“欢乐”，即他们只能耽溺于画饼充饥的催眠中，情绪和生命的欢愉恰恰来自原初的未知，并在生命的经历中逐渐褪色，最终只是一场徒有其名的哗变。
《欢乐》出版于王大进第三个本命年后的头一年，他走到城市深处，并带来和之前创作截然不同的格局。在《欢乐》中，面对城乡交错的洋洋大观，他设置了秀秀这样的上帝视角，随时超脱于众人的认知水平，提供对于文明病的天启式见解。这种间离视角无疑就是作者自身的隐现：“她是个通灵人物。”王大进：《村庄的理想》，《欢乐》，第31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小说用天启式的隐喻抚慰人生的焦躁，用不可言传的人物属性为因果循环找到说辞。秀秀的呢喃自语达成和命运的沟通，这反而表现了故事想象力在現实逻辑框架下的难有作为。
“妈妈病了。如果她不是离开村里到城里当保姆，她是不会得这病的。村里人也会得病，但妈妈这病却完全是与进城有关。她应该回到村里去，那里的风，那里的水，那里的泥土，有利于她恢复。”
王大进：《欢乐》，第253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
哑女秀秀对于所有的结果和道理都了然于心，却又无法点明。这是当下城市故事的一种写实和无奈：一切皆可意会，却又无法言传，天马行空的创作衬托出凡人的生死疲劳。最后，乔凤英的死亡让所有人物达成和解，暂时回到故乡小憩。
上一场由乡进城再返乡的戏剧刚谢幕，下一场城乡转换的大幕又开启。在长篇小说《眺望》中，农村女孩汤小兰高考落榜后进城务工，面对喧嚣的城市，她于权力、爱情和自由间辗转腾挪，看尽了人生百态，并在阅尽繁华之时，最终成为城市的猎物，自己最为倚重的名节也荡然无存。文本对汤小兰的个人成长历程做了细致的白描，她不同的人生经历均能借助城乡空间，把人事的地缘性表现做戏剧化处理。城市的打拼经历成为一场个人的流放，并在人生形式不停地嬗变中落实在城市与乡村的断裂上。自始至终，她都把自己的名誉与清白看得至关重要，这其实是一种传统乡村应对城市强势姿态的应激机制，并在文本钝化的时间线中把城乡统一起来。小说在眺望的姿态中结束，言有尽而意无穷式的结尾引人深思。乡土期待城市的繁荣能够让自己与有荣焉，城市又何尝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地眺望乡村，希冀对自己的物化做一次荡涤。
城市与乡土相遇，二者撞击出的文化姿态是动人的。这受益于21世纪的历史条件，曾经绝然分立的人事类型能够交织出时代的新变。王大进的文学世界不啻为世纪之交的中国镜像。他横跨城乡两端，展现时事迁移与人心嬗变，在转瞬即逝的人事奇景中呈现当代叙事的诸多可能。作为中国文坛的一支健笔，他撬开了日益钝化的故事讲述方式，为城乡中国的当下造影提供新的坐标索引。
【作者简介】张堂会，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舒跃，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王 宁）
这套叙事笔墨除了因为作者的敏锐触觉，也受益于客观题材的丰富。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体量的倍增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伴随而至的人事内容和故事逻辑同时出现嬗变，作为现代文学大宗之一的乡土流派，对当代中国的全面造影似乎表现出力有不逮的气短，城市的流光溢彩正成为21世纪以来理解中国的新索引。文化和经济的质变给当代文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表现机遇，城市与乡土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体两面，其中由人事因缘宕开而去的人情世故，成为当代文学新的叙述线索。王大进立于其间，以自身敏感的笔触探及城乡地理两端的人事表现和现实断裂，叙事内容涉及城市宠儿、中产主流，自然也有土地上的农民和基层工作者等，还有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新生群体。他们的情绪欢欣抑或阴郁，往往成为两种文化逻辑拧扯出的具象。
“周兴旺一家渡涉到达了欢乐的彼岸了吗？我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了秀秀身上，一个和土地有着特殊关联和影响的小姑娘身上。”王大进：《村庄的理想》，《欢乐》，第31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他们一面对城市文明怀有好奇，同时又对土地表达出难以割舍的心态，他们离去、归来抑或最后归无可归。王大进执着于此类人性与行为的新变，不惜在左支右绌的故事情境中把人事体验推向极端，从而使个体获得绝对的阐释资格，最终和所处时代构成对等的角力关系，并把两者间的张力作为抵达真实彼岸的动力源泉。因此，他纵容笔下人事在极端情境中游走，且以这种途径靠近当下，在个体向死而生的绝境中体现勇气，在事件一意孤行的线性发展逻辑里触底反弹，表现出21世纪中国的勃勃生机。在王大进的文学表述里，泾渭分明的城乡文学地理分则内外互证，合则生机乍现，以人事自身难以饕足的故事欲望和经历经验，随物赋形出一幅时代全貌。
一、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镜像
“从基层而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费孝通从社会学领域提炼出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它受农耕文明滋养，且显见地集中表现在社会基层这一群体基数上，这也就使得中国社会的文化性格附丽着泥土性。相应的文学表现自然受到土地上生活思维的牵制，大凡人物情绪和人事矛盾因果关系皆能在一方水土上觅得线索，且呈现地域特征。这种土生土长的先天性和中国社会的紧密联系，使得乡土文学的生命力尤为强健，以鲁迅的《故乡》为肇始，乡土家园成为一众作家书写中国、寄托所思的一处飞地。
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与历史惯性中，王大进同样不能免俗，加之世纪之交处的中国，社会新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型文化症候，使得乡土叙事成为最为稔熟的文学切口。毕竟，社会形态的改变催生了前不见古人的人事内容，这使得土地上的悲欢聚散不仅仅是曾经伤春悲秋式的知识分子絮语，因为芸芸众生同时兼受着传统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双向影响。这种影响刺激着文学自我迭代的表现欲望，把世纪之交的爱恨情愁置于观察范围。王大进把这一细微嬗变放进农村土生土长的角色中，通过各种生命形态的演绎，把此中情景聚焦放大。土地如斯，他们的周边环境却不再是田园牧歌，城市物欲一点点侵袭进乡村颟迂的身形中，这给了人物事情转型质变提供了方便，进而催生出世纪之交后的中国新乡土形态。
《葬礼》的故事全景是农村一场白事，对于和城市文明有着些许距离的乡村来说，类似红白喜事的乡间大戏无疑可以把土地上的各种人事表现一一吸纳进来。故事从泰太爷的老伴儿去世讲起，随之把故事的起承转合交给活着的人们，这和《子夜》的开篇相似，用死亡催生出现世人物角色的生旦净末和情节的活色生香。长子顾宝乾老实懦弱，次子顾宝坤是位农民企业家，幺儿顾宝地是一位城市干部，连带一派亲属逐一粉墨登场。这种层次结构自然带有“社会剖析”的意味，把乡土上人事逻辑和人心思变剥茧抽丝：妯娌间的暗讽揶揄，姑嫂间的夹枪带棒，邻里生活的暗中较劲，以及农村男女之事上的苟且等等，这些均是传统的乡村情景大剧。它们俗气、真实，一众事件和角色属性均在文本中表现出了一种暂时性，人物很难在一种身份上做过多驻留，因为现代生活节奏让个中对象再难以单一的面目和特征贯穿首尾，个中事件的往复穿插自然也就把一场葬礼变为乡村人事大观。从顾宝坤的身份来看，其人半生相继出演了农民、乡村企业家等角色，即使在一场葬礼的时间跨度内，他也先后以孝子、情人、叔伯等身份一一登场。这种身份的频繁转换连带出了乡村事宜的驳杂，以及葬礼背后还有家人情仇、利益联姻等俗事的铺陈。这种人与事的细密铺排对于小说创作来讲显然是一种险境，它的节奏需要分摊在每种身份的阐释及角色营造上，如此一來便会稀薄人物的内涵和故事分量。诡异的是，《葬礼》整部小说没有回避此类人物单薄与事情细密方面的问题，且在《婚姻生活的侧面》《像雪一样温暖中》等文本中变本加厉，继续“流于表面”，以短篇小说的形式一一坐实客观事实的雅俗杂陈，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覆盖众生喧哗的世纪之交的中国。 这种小说表现的瞬时性特征其来有自，也与当下商品经济催发的文化质变不谋而合，人物属性的转换因受外部逻辑牵制，社会的丰富性给了人物多种身份存在的合理前提。因此《葬礼》中人物角色多变却不突兀，并能在事态发展中铆合得恰到好处。因此，以人物身份为焦点，这种星盘式的散点结构率先折射出农村复杂的社会形态。次子顾宝坤以家族话事人的身份率先登场，在整个葬礼中，每个事件的走向都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所有情事背后都有其意志体现，并落实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在得到噩耗之初，他便以家族长辈的身份把一众亲邻和城市胞弟纳入进同一事件的框架之下，城市和乡土因葬礼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源自对传统孝悌的承认。从这一点上看，传统乡土思维似乎依旧以一种强势姿态影响着远方的城市。但实际情形却折射出乡村的落寞和尴尬位置，凸显了乡村在当下生活主流逻辑中的有心无力，即使在丧葬大事里也依旧需要城市色彩（城市干部顾宝地、城市儿媳白爱萍）来使其蓬荜生辉，这在故事后面的各种矛盾争执中得到反复确认。
马桂英作为三子顾宝天的未亡人，其家族地位可想而知。在葬礼绵延数天的流水大席上，其父亲只能流于末席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事端。乡土倔强而执拗的逻辑再一次在人事迁移中得到体现，马桂英为父出头，同时一抒胸中多年的闷气，最后在城市弟妹白爱萍的抚慰下得到平息。白爱萍作为城市象征，马桂英则为乡土上的生命实体，代表了城市逻辑介入乡土生活进行调和。它使得本就没有多少道理的人情死结茅塞顿开，事件背后隐藏的机锋恰恰表现乡土面对城市凌厉自若的入侵姿态时，已然处在一种弱势的地位，面对城市逻辑的干涉除了“给一点面子”外而鲜有作为。
母亲的葬礼对于顾宝坤来说有多重意义，葬礼从最初就不只是一场寄托哀思的传统礼仪，更像是一种宣誓与民间大秀，葬礼上万花筒式的多元视角折射出当代乡土生活的人生百态。“人是个怪玩意，谁有钱，谁的腰杆就粗，谁的说话就有分量。因为宝坤有钱，所以，在家里家外说话的分量就显得比别人重要许多。人们信他，也服他。亲戚们自然都是投靠他的。”王大进：《葬礼》，《漂亮的疤痕》，第243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因此，传统家族纪律似乎在当下土崩瓦解，土地上的情感最终被换算成为物质价值。乡土文明的实体化和简单化，使得农耕文明以另类形式出现，乡情俚俗过渡进对金钱的臣服状态中。于是，文学畛域中城与乡的二元区分，也渐渐因城乡进程而愈加模糊。传统观念下的乡土正日渐沾染城市的生活品格，这使得乡村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一种概念化的存在，导致所谓的乡土回归变得归无可归。《葬礼》中考妣逝去的切肤之痛退至次席，悲剧故事框架下包裹的是喜剧内核，这种截然迥异的内容和结构安排，都足以指明回归传统乡土的不切实际。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现代都市文明不停地以各种形式出现，且不停地影响村人的生活理念，城市的实体也仅仅是一方乡村外的远景，只是凭借概念性的词汇，比如轿车、房产等事物符号停留在村邻的口头表达上。也因此，即使受着城市文明的沾染，乡土依旧不能和城市混为一谈，王大进意图表现的是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有守望、有坚持，而无过多臧否，创作中也没有过多的贬抑。因此，所谓“葬礼”，它固然是一场人生旅程的终结，但在最后出殡的场景中又未尝不是一个时代凋零的隐喻，当然更是一个崭新国族乡土凤凰涅槃后的重新开始。
二、城市欲望中的时代脉动
相比若干乡土故事，城市依旧能够在其中若隐若现，现代都市人事则彻底拉开和乡村的距离，它以封闭的姿态排斥其他文化逻辑的介入，甘愿用个中男女间的各色逸事自说自话，世纪之交的滚滚洪流把《漂亮的疤痕》《礼物》中的普通市民阶层纳入进自身的文学体系。城市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封闭的框架结构，一面于内部表现出人文的丰富性，另一面相对外界又具有自我耽溺而不自知的纯粹。《大厨》切中肯綮，故事以一名被财阀豢养的厨师为视角，其活动范围目力所及，局限于一日三餐的周边事宜上，其社交范围有限单调，人物的社会属性随之坍缩，并具象为厨师人生使命的单一和性欲的萎靡上。相比城市姿态的飞扬跋扈，其中一派众生倒显得生命力不足，大厨游走在看不见的条条框框内，并于这种日复一日的城市纪律约束中随时自省，就是在这种严丝合缝的作息中，城市框架结构得以呈现。个体人性进而被催生出一种质变，止步于条条框框的有限范围内，生命的主观能动性被抹杀，最终便是用各种身份如厨师、醫生（《纪念》）、搓澡工（《漂亮的疤痕》）等执行对城市密闭性的阐释。
《毫不相干的生活》从命名上就可见到这种创作旨归：城市普通男女严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而无法超出先天属性的界定，这种文化规制最终表现只是小说里薄薄的一堵墙。小说描绘了左邻右舍式的一对都市男女，他们本无多少交流。男邻居的裸露癖给故事带来涟漪，这使得女邻居无法再坦然走到自家阳台上，阳台成为一块禁地。邻里矛盾由此展开，在女主角丈夫的介入下，情况虽有一时好转，但男邻居却依旧我行我素。兴许是叛逆心理作祟，女主角最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出乎意料，故事以男邻居的落荒而逃告终。小说并无过多刺激的事端，且大体成为城市机器四平八稳的良好注脚，但故事内核撩动的情思却值得注意，它触及了城市最为隐秘的人格嬗变和伦理结构。相比《葬礼》等乡土故事中的敢爱敢恨和地域上的随意出入，都市小说的气氛无疑是窒息的。都市的保守性和经济开放程度有时成反比，所谓解放往往徒有其名并局限在有限的实体范围内。诡异的是这种人格嬗变并非来自外部力量的制约，它往往是个体对自我生命意识的一种主动阉割。有如小说中男邻居的色厉胆薄，人性的丰富程度被压缩，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人物体系呈现平面化特征，哪怕每种人生险境只是一步之遥，心理上的距离却如同天堑。这是城市地理特征在人文环境中的一种写实，人们出于自我安全的前提而主动和社会关系割席，这无疑带来城市故事单元的多样性，但从个体生命的不确定性来看，它消杀了哲学参差多态的发展前提。
王大进的《礼物》有点像杜拉斯的《情人》，城市文化逻辑直接在实体“礼物”中显影，情欲成为故事身后的影子，串联始终并左右事件走向。“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意外。有些意外可以给你带来惊喜，有些意外则可能会给你以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彻底改变你的生活。柴小青遇到的就是后一种。”王大进：《礼物》，《像雪一样温暖》，第1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礼物》以主人公柴小青为情人选择礼物开始，随之展开她与丈夫和情人间的各种暧昧周旋。和情人的关系停留在一种新鲜度上，并在短暂的保质期内走向人老珠黄被抛弃的必然结局;和丈夫的关系则是日久弥深，且于丈夫最后瘫痪卧床的结局中，凭借丈夫对柴小青出轨的心知肚明和宽容，获得宗教般的神谕性升华。情欲给了当代城市男女情绪纾解的窗口，并为生命的丰沛增加屈指可数的寥寥变数。因此，在《礼物》中，柴小青的生命标签并非水性杨花而是可怜，她的命运受他人唆使，且有着原初人性的鼓动。在这种情欲本能中，柴小青的每次冒险屡屡踏空，城市赋予婚姻的异变究竟不能长久，且成为边缘状态的一种徒劳试探;其最终回归到传统夫妻关系的合法庇护下，生命的所有冒险才得以落停。这是城市逻辑中的现代与传统、人性与历史的二律背反，人们需要一次次出走来落实现代生命形式的种种诉求，其结果却是原地踏步。生命内容和城市的外部框架构成有意思的扭矩关系，现代都市需要新形式的诞生，个中人物也一一履行这种时代使命，传统的逻辑关系牵制其中人物使其难有作为，最后事件、命运各自归位，依旧是在城市外壳下上演痴男怨女的传统大戏。 这在《漂亮的疤痕》中体现得更加深刻。故事讲述了下岗工人老张转型搓澡工后，他和情人陈玉凤之间上演的种种人事纠葛。半生木讷的老张因缘巧合和同样婚姻受挫的陈玉凤成为情人，他们相互取暖并似乎在情爱上大器晚成。陈玉凤在患病后，老张毅然割肾救爱，看似圆满的底层爱情故事似乎也走向圆满。但在陈玉凤浪荡子丈夫回来后，她却毅然回归到原来不幸的家庭中。“娜拉”出走之后，重新在更加多元的今天选择回到原处，这不得不让人哂笑，意味深长的是对于家庭的回归成为小说理所当然甚至唯一的结局方式。倘若老张的露水姻缘能够成真，他们原先的家庭又该何去何从，当下的社会逻辑使得所有成员无一幸免，皆身背整个家族的重担，每一次的人生突变无异于高蹈的飞跃，甚至会使整个社会机器有着坍圮的风险，从而不得不在按部就班中重复着人生的所有循环。
《漂亮的疤痕》是王大进不多见的一部戏剧化处理痕迹极强的小说，它不断用故事反转来给阅读者以感喟。陈玉凤的丈夫最终被富婆抛弃后回归家庭，老张自然被陈玉凤抛弃，但在富婆的有意结识下，老张最终和富婆相遇。“女人坐起来，看着他右肋下的那道伤口。现在，这道不长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浅红色，像一个月牙，又像是半个唇迹。‘愈合得不错。你这伤疤，还很漂亮呢。’女客人说，还用手轻轻地在上面抚摸了一下。‘你这男人，有情有义。’女客人说。”王大进：《漂亮的疤痕》，《像雪一样温暖》，第103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人间的情爱被传统情义价值体系认可，城市文明看似繁荣，生命的保守性却大打折扣，生命个体越是受着城市进化的拉扯，日益成熟的文化纪律也在制约着人们对于自我主体意识的开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欲望才得以合法化，行为的僭越才没有意义。21世纪的今天，王大进对早熟的文化症候了然于胸，且在欲望的叩问中，脱化出了索然的叙事姿态，“在喧哗中见到了荒凉，在情欲中参悟出徒然”。
按照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思路，探得复杂的社会形态，需要更加多元的人物故事进行对冲。王大进的都市题材小说无疑采取了这样的叙事策略，它涵盖了社会多个阶层，按照人物类型轮廓搭建故事结构，并在极端的叙事险境中夸大人物的主观情绪表现。碎片化的情节类型，因为情绪的丰富成为踵事增华般的点缀。生命在历史的每一次循环中醒来，不由自主进入到欲望的永动中，最终却逃脱不了宿命的引力。为此，王大进的都市故事成为欲望叙事，不自觉地纳入近处与远端历史的比对中。其得到的结果出乎意料，恰如他在小说集《像雪一样温暖》的题目中直抒胸臆：内容的热闹恰恰映衬出外部的冰冷彻骨和不近人情。
三、城乡一体化下的渗透与互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激增和社会结构的巨变，随之而来的故事类型和人物活动地域也有所改变。城市与乡村的静止状态进入多元共生的城乡一体化阶段，二者一方面因为经济发达程度的霄壤区别呈现对立状态，另一方面也在相互认知中建立联系。因此，21世纪的城市与乡土达成既是断裂又是绵亘的契约型关系，且在一批新型人物故事的建构中，把这种混沌状态坐实具体，恰如刘姥姥、魏连殳、方鸿渐、陈焕生一般，在进城抑或下乡的过程中出现不适感。当下毫不例外，这些人物往往横跨两处地理坐标，且在新的社会和叙事环境中用新身份进行说明，他们体会着两种文明的撕裂，并通过个人命运的上下求索，又把两处地域打通。希冀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群体，无疑属于这类人物典型。他们凭借生命的搏杀奋斗完成两处地理世界的过渡，用自身敏感的神经与触觉体认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撕裂的痛感与人生诸种困惑。
《欲望之路》讲述了农村大学生邓一群通过高考向城市进阶，从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邓一群毕业后，求助于退休的高官乡党虞老助力，得以留驻城市并步入仕途。在随后的人生历程中，他和高干子女肖如玉结为伉俪，并在宦海中数载沉浮，尝尽人间辛酸，最终从一名青涩的农村大学生蜕变为城市中坚一员。在这一过程中，人物受各种欲望鼓动：情欲、权力以及传统道德情思的暗涌等，这些是构成当代城市故事和丰沛人性的必备要素。人物性格矛盾最终根源于城市和乡土的双向性，并每每于冲突处成为最终祸根：“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征服她。只有从肉体上战胜她，他才能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不知为什么，想到田小悦，他还有一种没有成功的感觉。”王大进：《欲望之路》，第4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这种征服是辩证多向的，它反映了城市对农村的凌驾姿态，使得邓一群这些农村子弟饱受尊严被践踏之苦。他随即在个体的生命經验中主动异变，通过对城市阶层的所谓征服完成命运的蜕变。这一过程又有其先决条件，即是在欲望的道路上才能完成整个仪式。但是，物质欲望又何尝不是现代都市中的永恒话题。因此，看似逆天逞英雄式的英雄观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虹吸，不自觉中成为城市参数中的具体一员。
如果说邓一群这类出身乡村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呈现一种单一性，那么《欢乐》对于城乡劳力的双向流动观察则更加有说服力。这里的人物不再寄托于命运的垂怜上，他们的进城或回乡方式，直接受益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时代浪潮。其中人物有随时抽身的自由，结局却在一场葬礼中重塑了世外桃源，营造了不知魏晋式的中国古典乡土视景。小说讲述了二叔周兴旺一家进城务工，并游离在城市边缘状态的故事。随之一同进入小说视野的有城市流民牛德衡、乡镇企业老板钱复生等人。他们的关系表现为连带性的层层依附：二叔周兴旺首先找了一份保安工作，随后给妻子乔凤英带来了保姆工作，在自己下岗以后，又依靠妻子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随之进入城市异面——传销，并把自己女婿、女儿都带入城市。这种连带性打开了乡村介入城市生活的思路，有如洋葱的结构和辛辣味道，不停刺激并撩动着这种城乡之间的互动。但是事件的最终结果差强人意，所有的流光溢彩后只剩下虚无，他们所有的活动范围也仅局限在城市最底层：当保安、做保姆、摆地摊、开大排档。换言之，这是城市为乡村所扩展的另一区域，它依旧是一种城市化的乡村演绎，且以严密的人物属性严格把控着不同群体间的渗透与互动。 颇为讽刺的是，作品通过传销等不为人知的城市角落，带动了整部小说最为峻急的情节涌动：牛德衡成为金融骄子，且在地方招商引资的风潮中出尽风头，尽管最后结果证明这是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却从另一角度道出城市繁荣的某种本质。紧接着，二叔女婿曹七炫在传销泡沫中遇袭身亡，这也宣告了他们进城梦想的破灭。这些消失和死亡具有象征意义，说明除非循规蹈矩，遵守社会进阶规律，否则乡村进入城市的结局可能是残酷且无法逃逸的。这类城市寓言昭示了当下城乡生活的贫弱想象力，它们缺乏变数，所以《欢乐》的内核比《欲望之路》更加寡淡而残忍。所谓“欢乐”，即他们只能耽溺于画饼充饥的催眠中，情绪和生命的欢愉恰恰来自原初的未知，并在生命的经历中逐渐褪色，最终只是一场徒有其名的哗变。
《欢乐》出版于王大进第三个本命年后的头一年，他走到城市深处，并带来和之前创作截然不同的格局。在《欢乐》中，面对城乡交错的洋洋大观，他设置了秀秀这样的上帝视角，随时超脱于众人的认知水平，提供对于文明病的天启式见解。这种间离视角无疑就是作者自身的隐现：“她是个通灵人物。”王大进：《村庄的理想》，《欢乐》，第31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小说用天启式的隐喻抚慰人生的焦躁，用不可言传的人物属性为因果循环找到说辞。秀秀的呢喃自语达成和命运的沟通，这反而表现了故事想象力在現实逻辑框架下的难有作为。
“妈妈病了。如果她不是离开村里到城里当保姆，她是不会得这病的。村里人也会得病，但妈妈这病却完全是与进城有关。她应该回到村里去，那里的风，那里的水，那里的泥土，有利于她恢复。”
王大进：《欢乐》，第253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
哑女秀秀对于所有的结果和道理都了然于心，却又无法点明。这是当下城市故事的一种写实和无奈：一切皆可意会，却又无法言传，天马行空的创作衬托出凡人的生死疲劳。最后，乔凤英的死亡让所有人物达成和解，暂时回到故乡小憩。
上一场由乡进城再返乡的戏剧刚谢幕，下一场城乡转换的大幕又开启。在长篇小说《眺望》中，农村女孩汤小兰高考落榜后进城务工，面对喧嚣的城市，她于权力、爱情和自由间辗转腾挪，看尽了人生百态，并在阅尽繁华之时，最终成为城市的猎物，自己最为倚重的名节也荡然无存。文本对汤小兰的个人成长历程做了细致的白描，她不同的人生经历均能借助城乡空间，把人事的地缘性表现做戏剧化处理。城市的打拼经历成为一场个人的流放，并在人生形式不停地嬗变中落实在城市与乡村的断裂上。自始至终，她都把自己的名誉与清白看得至关重要，这其实是一种传统乡村应对城市强势姿态的应激机制，并在文本钝化的时间线中把城乡统一起来。小说在眺望的姿态中结束，言有尽而意无穷式的结尾引人深思。乡土期待城市的繁荣能够让自己与有荣焉，城市又何尝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地眺望乡村，希冀对自己的物化做一次荡涤。
城市与乡土相遇，二者撞击出的文化姿态是动人的。这受益于21世纪的历史条件，曾经绝然分立的人事类型能够交织出时代的新变。王大进的文学世界不啻为世纪之交的中国镜像。他横跨城乡两端，展现时事迁移与人心嬗变，在转瞬即逝的人事奇景中呈现当代叙事的诸多可能。作为中国文坛的一支健笔，他撬开了日益钝化的故事讲述方式，为城乡中国的当下造影提供新的坐标索引。
【作者简介】张堂会，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舒跃，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