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龙华24烈士牺牲90周年，24烈士之左联五烈士是戏剧创作的上好题材，亦是上难题材。今春，上海戏剧学院一台塑造五烈士群像的原创话剧《前哨》以其独有的姿态成功首演，引起业界与观众的注目。
　　说来有趣，上海戏剧学院对左联五烈士题材情有独钟。1979年，上戏创演了大型话剧《霜天晓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献礼。该剧以柔石等烈士遇难为背景，描绘了五位文学青年与国民党文化围剿生死搏斗的故事。这次上戏创排的《前哨》，则是通过五烈士不幸被捕在狱中回想昔日的困苦与斗争、创作与爱情、跟鲁迅交往学习的生动情景，正面描绘了五烈士的艺术形象，向建党100年献礼。这两部戏珠联璧合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初文艺青年投身革命的全景画卷。
　　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创作观念、审美要求以及数字科技发展，两剧的创作特色具有很大的区别。
　　《霜天晓角》写了五个文艺青年不同的政治态度和不同的命运——他们分别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者，不屈不挠继续革命者，到革命根据地去锻炼成长者，退出战线落荒而走者，还有被敌人隐留下来的叛徒”。年届87岁高龄的导演艺术家吴仞之教授创造性地塑造了鲁迅这位“旗手”形象把五条线收拢，使它们糅合在一起。全剧沿用了传统的戏剧结构和艺术手段。演员都是已有艺术成就的校友，表演经验丰富，人物塑造扎实。
　　《前哨》编剧黄昌勇30年前执笔撰写了《左联五烈士评传》，对五烈士的事迹烂熟于心。他又是现任上戏院长，对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要求了然在胸。因此，他基于文献戏剧，采用了“套嵌式+戏中戏”的结构方式，用戏剧研究生为编创《前哨》探寻五烈士革命人生的历程，将真实史迹与当代观念有机结合起来，并尖锐提出了研究或表现究竟有没有价值的问题。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马俊丰采用多媒体融合的处理，赋予演出以鲜明的上海风味、上戏特点和青春力量。一批青年主创给舞台带来了勃勃生气。编导凭借这种独特形式，以“碎片化”呈现，让演出具有“展示式”的自由。编导可以“信手拈来”——不受时序与空间限制；“面面俱到”——五烈士、过去当代任意交叉；“重点渲染”——使殷夫、柔石和冯铿的艺术形象更为凸显，使鲁迅形象栩栩如生。这种表现方式非常符合当代青年喜欢全视点、喜多变、快节奏的观赏习惯。因为是出于研究生的探求，呈现出来的五烈士以及鲁迅形象不再强作英雄形态，而尽显平民风采，具有强烈的亲近感。尤其是鲁迅家宴两场戏生动可感、风趣横生，给观众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五烈士形象随着研究生的想象与思考而不断演进、丰满，从外在深入内在、由文学导向革命、由“愤青”转变为奉献，恰如编剧心声——五烈士“用青春和信仰去解时代的镣铐”，而当代人则“以初心召唤未来的征途”。全剧并不是依靠故事情节来达到统一，而是通过“思考探寻”实现历史人生和现实生命的融合。多媒体影像的主体灰色影调，时常从具象化为抽象，加之非常缓慢的移动，悄无声息地配合着这一演化过程。演出最后，烈士们一个个中枪倒下，当代青年一个个冲向前把他们扶住，历史和现实顿时消融结合。这样的戏剧场面富有诗意更是深挚的象征，是最出彩最有力量的艺术语言！
　　诚如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所指出的，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一度不敢登载这一事件。两年后鲁迅挺身而出，把五个青年的事悲愤地宣之于世。鲁迅在文章结尾时说：“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是啊，在左联五烈士牺牲90周年的时刻，话剧《前哨》担当了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历史重任，这是何等的具有深刻意义啊！
　　正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指出的：“无论什么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的内容，乃是靠那道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放射出来的生命的光辉。”《前哨》弘扬了这生命的光辉！
　　当然，每一种艺术形式都会带有自身的不足。《前哨》影像的运用较为繁复，需要精简。追索性、思辩性强的特点也使感染力有所消减，左联五烈士形象还可以充实提升。个人以为，李伟森应得到更好的表現，他是五人中属于革命家的人物。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他跟鲁迅的见面、他对革命歌曲特别是《国际歌》的引进推广、他对左倾路线的反对、他的被捕等等都可以做出更有戏剧力量的呈现。对他的加重刻画也许能为左联五烈士题材找到新的表现路径。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