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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时，我没能好好陪伴她、感受她、理解她。事非经过不知难，物非拥有不足惜。失去了的东西才倍觉珍贵，父母之爱非物可比。现在，一有空就不经意想她念她，才知道她走过的一生多么不容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本经谁在念，怎么念，有多难，各家有各家的不同。我的家庭之难，母亲最知道。
母亲的一生再平凡不过了，但母亲是最难写的。用文字还原母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写学历经历？她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字。一辈子没干过什么能写进地方志、能在社会上传开的事，生活的地方山水甲天下，她也没游过几个风景点，诗和远方的美好记忆多在家庭，还有四方近邻。
寫吃苦？我母亲那辈子的人，都可以用上“艰难困苦”四个字形容。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生活的窘迫和生存的艰难、生产的落后和生态的残损是历史的、客观的存在。用现今的标准反观过去，都会生发出许多“不知怎么，就走过来了”的感慨。
母亲出生在农村，长大在农村，在大概念上讲，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农村。做过农、务过工、经过商，工农商学兵，五者居其三。出嫁前，在娘家是个主劳力，插秧打谷子，看牛养鸡鸭，打柴找猪菜，煮饭带弟妹，恐怕没有什么活躲得掉。她嫁得早，十六七岁和我父亲结婚，来到一个小乡镇。
当年，小镇上的居民过的是“票证生活”。购粮买肉，扯布用油，乃至吃碗米粉都得揣上粮票才能买到。
我父亲是铁匠，属非农居民，母亲从农村来，还是农业户口，因为婚姻关系，是可以转到非农户口的，但需要排队等待，有很长的路要走。子女出生后是区分着安排户籍，一个随父亲，一个随母亲，这种家庭俗称半边户。还没有得入户的人，社会上就视为“黑人黑户”。
有户口的，就配给票证，生活有一定保障。母亲离开农村后，原来的生产队就不再分口粮给她。一家人吃一半人的粮食，用一半人的票证，既比不过农村人，又比不过街上人（有户口的人），岂能不苦呢？那时候，我们最盼望的事就是能“上户口”。
嫁到镇上，母亲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只好到公社园艺场、粮所、道班、供销社、食品站及其他单位打零工、抢活干，在“颠沛流离”中讨生活。
我是家中老四，从出生到读书还是没户口，有些同学在背后议论我是“黑人黑户”，我就假装没听见。别人高高兴兴买米粉吃，我因为没有粮票买不到米粉吃，就远远地走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以避免尴尬。
后来，母亲被父亲所在的铁木社吸收当了木工，属社办集体企业工人，我们全家都有了户籍，“两头空”的日子画上了句号。母亲不再东奔西跑找工做，生活日渐安定。
历史是考验人的一位不容商量的老师，发展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稳定的生活在历史向前发展的滚滚车轮中被碾碎了，出轨了，转型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而来，集体企业的工人一夜之间都被推进市场大河里，沉浮飘荡，无所依托。
父亲原来的搭档另立灶头谋生，母亲拉大锯破木板的岗位也不复存在。好在农村责任制铺开了，农民分田单干，最缺的是农具。铁匠的春天来了。定做农具的很多，都急着催着拿货。父亲一时找不到帮手，母亲开始干起抡大锤的活计。已经是六个小孩的妈妈的女人，个子又矮小，扛起大锤随着父亲的小锤点引，不断地高高举起又重重砸下，一次出火的铁块总有一二十下的捶打，从早到晚重复着举起砸下这个动作，累不累？我放学后、寒暑假时常常去顶替她，知道那份难，受过那份累，真正的苦不堪言。她边干边找帮手，直到找来一个愿意学打铁的亲戚做徒弟，母亲才脱离苦海。
铁木社的工友们总是在找生活出路。此时，农村人生活好一点了，穿新衣、买好菜、吃冰棍的人多了。几个铁木社的下岗工人凑钱合伙开办一个冰室，做冰棍加工。母亲不做铁匠了，但也不能闲着，依然要供儿养女，于是就入伙进去做工。放假时、星期天，我就骑着单车走村串巷去卖冰棍。
这种生意热闹不久，冰室生意日渐清淡。加之，铁具生产容易饱和，需求最热的时节转瞬即逝，母亲又得为父亲的铁器农具做推销员，在本乡和相邻的乡镇圩日轮着摆摊。
母亲的一生，从体制外千方百计地努力进体制内，又从体制内被无情地抛出来，走过了想依赖集体而不得其门而入，到进了集体不想离开时又不得不离开的过程。她挑过大粪，拉过大锯，抡过大锤，最后还干起了买卖的营生。这个过程，每次谈及，或是偶尔忆起，尤其是一些细节不经意间如电影般闪现时，我总是格外心酸。
做母亲的，总是有两份责任，既要为活下去活得好而日夜操劳，又要为全家老小一大堆人的生活起居日夜操心。这也许就是母亲比父亲更伟大的缘由。
我的父亲算得上是一个英俊的人，但外表堂堂却性格内向，是个逆来顺受的人，是街坊邻居公认的老实人、老好人，要他讲一句话不如要他打一件铁器。我们兄弟姐妹情商都不高，怕找人麻烦，怕和人打交道，怕说话，怕大大小小的领导，和亲戚往来少，和同学联系也少。全家的事，对内对外，出头露面，拿主意定事情，走亲戚理关系，都是母亲在发声，在安排，在顶着。生存的艰难养育出她自立自强的志气。小个子女人撑起大半个天，为我们遮挡风风雨雨，也把她独立坚强、尽量“不求人”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意志传给了子女，留在了人间。
母亲要操的心，与其他家庭又有不同。当年，她要早早去做工，晚晚回来忙家务，和父亲一起养家糊口。生下小孩后，哪有时间带着守着？我和弟弟两个人在家自个玩，结果两个人都滚进火盆里被烧伤了，我烧了手，弟弟烧了眼睑眉毛。这件事成了父母一生的心结，父母的心也疼了一辈子。初中毕业时，我的成绩上了中专线，那时一个县就考上那么十几个人，的确值得骄傲，觉得铁匠的儿子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高兴地报了一个地方卫校，盼望着早点工作，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因为手伤体检不合格失去了机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触礁了，我由此失去了读书就是出路的信心，不想去读高中。我初中的成绩各科很优秀，初中老师和校长都去做父母和我的工作，希望我不要放弃读县中的机会。父母也觉得我虽然只能走学手艺谋生活的路，但读完高中再学也不迟。我终于上了高中。自然，心思已不完全在读书上了，空闲时间，便帮父亲干收购废铁和木炭一类的活，顺便学做点小生意。那个时候，母亲常常悄悄流泪，那份后悔内疚，那种为儿子前途担惊受怕的心，我感受最深。 母亲对家人的爱是讲不完的，她克服与承受的难处也是讲不完的，但她用母性把家庭之难一一化解，唯有对弟弟，她有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弟弟的一生，成了她下半辈子最大的牵挂，她为之累，为之忧，为之痛，为之悔。
从母亲身上，我看到女性的强大真的不仅仅是克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后，还像母亲那样，坚韧地向阳而生。
母亲是在担忧父亲健康中走的。
父母相伴了六十多年的沧桑岁月，真正是风雨同舟。他们“退休”后，搬到县城和我弟一起生活。我的三姐和小妹同在县城。人多就热闹。慢慢地他们就习惯了城里的生活。我节假日回去探望，邀他们到省城住，他俩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推辞。起初，总以为他们不想给儿女添累，久了，知道他们的确不容易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自得其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
终于，2016年10月，我一开口邀父母去省城住一段，他们立马答应了。母亲告诉我，这一次，父亲自己很想去。住不到十天，父亲在楼下散步时，左手猛抖，腿迈不动。我正要出门，碰巧见到，立即送他去医院。此时父亲八十四岁，父母开始了别样的生活。
父亲起初是因为右腿的膝盖周边脓肿，动了三次手术才算排除险情，接着是肺气肿，不停地抽痰洗肺。七十三、八十四，是老年人的大关年岁，闯过去，就是夕阳红。父亲的身体需要动手术，老年动刀，在母亲心中自然为父亲难受，但她希望丈夫多活些日子，含着泪下决心同意了。
父亲住院后，她几乎每天都去，一坐就是半天一天，在病床边坐着看着。后来父亲口齿不清了，讲话艰难，只能凭眼神来交流。我们很难听懂弄清父亲表示的意思，大多靠母亲去猜测。母亲是“几高”缠身，行走困难，从家里到医院不远的几公里路，每去一次都是对她身体与心灵的折磨，她把生命耗尽在了这条陪伴的路上。
母亲坚守半年后，撑不下去了，心肌梗死，急匆匆地先辞而别。我深深感受到一个妻子为伴随半个多世纪的丈夫焦虑痛急的点点滴滴，贫贱夫妻的患难之情，想来真是令人唏嘘。
为了父亲的身体早日痊愈，我们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他。原来每天或最多两三天到医院陪陪自己的最亲近的人不来了，父亲常常问我们兄弟姐妹：“你婶去哪了？”询问中包含的思念、牵挂、期许、无奈，只有过来人才读得懂。我想，他不是不知道，而只是不相信！老家的风俗，父亲叫叔，母亲叫婶。儿子问我为什么这么叫，我也没弄清楚。
母亲走后，我们检点遗物，她一生清貧，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在她紧紧锁住的一个箱子里，却装满孙辈用过的帽子、小布娃娃、小衣服。这些生活用品，作为父母的我们都没有留存。看着这些东西，我们潸然泪下……
老百姓的爱是日常的，融入生活、融进骨血的。我用了半辈子才慢慢地感受出来。
岁月在艰难之后，终于静好，母亲在八十一岁上安息了，父亲也在九十岁时寻她而去。现在，他俩又静静地相伴在一起，除却人间尘扰，共享未来时光……
【王西冀，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著有《木棉英雄树》《苦思与乐想》《从秘书到领导》《公文写作——成功的隐形翅膀》等书。作品获得全国秘书类著作评比一等奖、省级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省级政府社科三等奖等。】
责任编辑 韦 露
母亲的一生再平凡不过了，但母亲是最难写的。用文字还原母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写学历经历？她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字。一辈子没干过什么能写进地方志、能在社会上传开的事，生活的地方山水甲天下，她也没游过几个风景点，诗和远方的美好记忆多在家庭，还有四方近邻。
寫吃苦？我母亲那辈子的人，都可以用上“艰难困苦”四个字形容。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生活的窘迫和生存的艰难、生产的落后和生态的残损是历史的、客观的存在。用现今的标准反观过去，都会生发出许多“不知怎么，就走过来了”的感慨。
母亲出生在农村，长大在农村，在大概念上讲，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农村。做过农、务过工、经过商，工农商学兵，五者居其三。出嫁前，在娘家是个主劳力，插秧打谷子，看牛养鸡鸭，打柴找猪菜，煮饭带弟妹，恐怕没有什么活躲得掉。她嫁得早，十六七岁和我父亲结婚，来到一个小乡镇。
当年，小镇上的居民过的是“票证生活”。购粮买肉，扯布用油，乃至吃碗米粉都得揣上粮票才能买到。
我父亲是铁匠，属非农居民，母亲从农村来，还是农业户口，因为婚姻关系，是可以转到非农户口的，但需要排队等待，有很长的路要走。子女出生后是区分着安排户籍，一个随父亲，一个随母亲，这种家庭俗称半边户。还没有得入户的人，社会上就视为“黑人黑户”。
有户口的，就配给票证，生活有一定保障。母亲离开农村后，原来的生产队就不再分口粮给她。一家人吃一半人的粮食，用一半人的票证，既比不过农村人，又比不过街上人（有户口的人），岂能不苦呢？那时候，我们最盼望的事就是能“上户口”。
嫁到镇上，母亲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只好到公社园艺场、粮所、道班、供销社、食品站及其他单位打零工、抢活干，在“颠沛流离”中讨生活。
我是家中老四，从出生到读书还是没户口，有些同学在背后议论我是“黑人黑户”，我就假装没听见。别人高高兴兴买米粉吃，我因为没有粮票买不到米粉吃，就远远地走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以避免尴尬。
后来，母亲被父亲所在的铁木社吸收当了木工，属社办集体企业工人，我们全家都有了户籍，“两头空”的日子画上了句号。母亲不再东奔西跑找工做，生活日渐安定。
历史是考验人的一位不容商量的老师，发展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稳定的生活在历史向前发展的滚滚车轮中被碾碎了，出轨了，转型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而来，集体企业的工人一夜之间都被推进市场大河里，沉浮飘荡，无所依托。
父亲原来的搭档另立灶头谋生，母亲拉大锯破木板的岗位也不复存在。好在农村责任制铺开了，农民分田单干，最缺的是农具。铁匠的春天来了。定做农具的很多，都急着催着拿货。父亲一时找不到帮手，母亲开始干起抡大锤的活计。已经是六个小孩的妈妈的女人，个子又矮小，扛起大锤随着父亲的小锤点引，不断地高高举起又重重砸下，一次出火的铁块总有一二十下的捶打，从早到晚重复着举起砸下这个动作，累不累？我放学后、寒暑假时常常去顶替她，知道那份难，受过那份累，真正的苦不堪言。她边干边找帮手，直到找来一个愿意学打铁的亲戚做徒弟，母亲才脱离苦海。
铁木社的工友们总是在找生活出路。此时，农村人生活好一点了，穿新衣、买好菜、吃冰棍的人多了。几个铁木社的下岗工人凑钱合伙开办一个冰室，做冰棍加工。母亲不做铁匠了，但也不能闲着，依然要供儿养女，于是就入伙进去做工。放假时、星期天，我就骑着单车走村串巷去卖冰棍。
这种生意热闹不久，冰室生意日渐清淡。加之，铁具生产容易饱和，需求最热的时节转瞬即逝，母亲又得为父亲的铁器农具做推销员，在本乡和相邻的乡镇圩日轮着摆摊。
母亲的一生，从体制外千方百计地努力进体制内，又从体制内被无情地抛出来，走过了想依赖集体而不得其门而入，到进了集体不想离开时又不得不离开的过程。她挑过大粪，拉过大锯，抡过大锤，最后还干起了买卖的营生。这个过程，每次谈及，或是偶尔忆起，尤其是一些细节不经意间如电影般闪现时，我总是格外心酸。
做母亲的，总是有两份责任，既要为活下去活得好而日夜操劳，又要为全家老小一大堆人的生活起居日夜操心。这也许就是母亲比父亲更伟大的缘由。
我的父亲算得上是一个英俊的人，但外表堂堂却性格内向，是个逆来顺受的人，是街坊邻居公认的老实人、老好人，要他讲一句话不如要他打一件铁器。我们兄弟姐妹情商都不高，怕找人麻烦，怕和人打交道，怕说话，怕大大小小的领导，和亲戚往来少，和同学联系也少。全家的事，对内对外，出头露面，拿主意定事情，走亲戚理关系，都是母亲在发声，在安排，在顶着。生存的艰难养育出她自立自强的志气。小个子女人撑起大半个天，为我们遮挡风风雨雨，也把她独立坚强、尽量“不求人”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意志传给了子女，留在了人间。
母亲要操的心，与其他家庭又有不同。当年，她要早早去做工，晚晚回来忙家务，和父亲一起养家糊口。生下小孩后，哪有时间带着守着？我和弟弟两个人在家自个玩，结果两个人都滚进火盆里被烧伤了，我烧了手，弟弟烧了眼睑眉毛。这件事成了父母一生的心结，父母的心也疼了一辈子。初中毕业时，我的成绩上了中专线，那时一个县就考上那么十几个人，的确值得骄傲，觉得铁匠的儿子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高兴地报了一个地方卫校，盼望着早点工作，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因为手伤体检不合格失去了机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触礁了，我由此失去了读书就是出路的信心，不想去读高中。我初中的成绩各科很优秀，初中老师和校长都去做父母和我的工作，希望我不要放弃读县中的机会。父母也觉得我虽然只能走学手艺谋生活的路，但读完高中再学也不迟。我终于上了高中。自然，心思已不完全在读书上了，空闲时间，便帮父亲干收购废铁和木炭一类的活，顺便学做点小生意。那个时候，母亲常常悄悄流泪，那份后悔内疚，那种为儿子前途担惊受怕的心，我感受最深。 母亲对家人的爱是讲不完的，她克服与承受的难处也是讲不完的，但她用母性把家庭之难一一化解，唯有对弟弟，她有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弟弟的一生，成了她下半辈子最大的牵挂，她为之累，为之忧，为之痛，为之悔。
从母亲身上，我看到女性的强大真的不仅仅是克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后，还像母亲那样，坚韧地向阳而生。
母亲是在担忧父亲健康中走的。
父母相伴了六十多年的沧桑岁月，真正是风雨同舟。他们“退休”后，搬到县城和我弟一起生活。我的三姐和小妹同在县城。人多就热闹。慢慢地他们就习惯了城里的生活。我节假日回去探望，邀他们到省城住，他俩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推辞。起初，总以为他们不想给儿女添累，久了，知道他们的确不容易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自得其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
终于，2016年10月，我一开口邀父母去省城住一段，他们立马答应了。母亲告诉我，这一次，父亲自己很想去。住不到十天，父亲在楼下散步时，左手猛抖，腿迈不动。我正要出门，碰巧见到，立即送他去医院。此时父亲八十四岁，父母开始了别样的生活。
父亲起初是因为右腿的膝盖周边脓肿，动了三次手术才算排除险情，接着是肺气肿，不停地抽痰洗肺。七十三、八十四，是老年人的大关年岁，闯过去，就是夕阳红。父亲的身体需要动手术，老年动刀，在母亲心中自然为父亲难受，但她希望丈夫多活些日子，含着泪下决心同意了。
父亲住院后，她几乎每天都去，一坐就是半天一天，在病床边坐着看着。后来父亲口齿不清了，讲话艰难，只能凭眼神来交流。我们很难听懂弄清父亲表示的意思，大多靠母亲去猜测。母亲是“几高”缠身，行走困难，从家里到医院不远的几公里路，每去一次都是对她身体与心灵的折磨，她把生命耗尽在了这条陪伴的路上。
母亲坚守半年后，撑不下去了，心肌梗死，急匆匆地先辞而别。我深深感受到一个妻子为伴随半个多世纪的丈夫焦虑痛急的点点滴滴，贫贱夫妻的患难之情，想来真是令人唏嘘。
为了父亲的身体早日痊愈，我们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他。原来每天或最多两三天到医院陪陪自己的最亲近的人不来了，父亲常常问我们兄弟姐妹：“你婶去哪了？”询问中包含的思念、牵挂、期许、无奈，只有过来人才读得懂。我想，他不是不知道，而只是不相信！老家的风俗，父亲叫叔，母亲叫婶。儿子问我为什么这么叫，我也没弄清楚。
母亲走后，我们检点遗物，她一生清貧，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在她紧紧锁住的一个箱子里，却装满孙辈用过的帽子、小布娃娃、小衣服。这些生活用品，作为父母的我们都没有留存。看着这些东西，我们潸然泪下……
老百姓的爱是日常的，融入生活、融进骨血的。我用了半辈子才慢慢地感受出来。
岁月在艰难之后，终于静好，母亲在八十一岁上安息了，父亲也在九十岁时寻她而去。现在，他俩又静静地相伴在一起，除却人间尘扰，共享未来时光……
【王西冀，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著有《木棉英雄树》《苦思与乐想》《从秘书到领导》《公文写作——成功的隐形翅膀》等书。作品获得全国秘书类著作评比一等奖、省级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省级政府社科三等奖等。】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