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多个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文件。会议强调，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文件的出台以及明确的要求、严肃的问责，对于我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打蛇打七寸，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不放松，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同样如此。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回避的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约束和瓶颈，甚至成为发展的天花板。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旧有粗犷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但究其本质，是领导干部评价机制扭曲的结果。
　　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唯GDP论英雄曾在较长时期主导地方竞争，考核领导干部也主要是看地方发展如何，可以衡量的指标主要是GDP。即使到现在，唯GDP论仍根深蒂固地盘踞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之中，成为他们发展地方经济和民生的重要指挥棒和衡量标尺。
　　地方竞争的核心是资源竞争。在制度约束和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推动经济增长的三要素是劳动、土地和资本。对地方政府来说，资本是其竞争的主要对象。有资本就会有劳动，土地则在地方政府管控制下，可以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给予资本方。而其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生态成本的社会化问题。
　　所谓成本的社会化，又称为成本外部化。是指生产主体在生产过程中将本应由其自身承担的成本转嫁给社会，由社会全体成员为其买单。成本社会化或外部化的最主要表现是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如将有毒气体或粉尘排放于大气之中，或将污水排放于地下或河流之中，而企业并不负担额外的排污成本。
　　由此，诸如矿山资源的无序开发造成的土地荒漠化、山林草地的退化，以及水源、空气的污染等等，使得城镇居民的获得感大为降低，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一大挑战。所以，在看待当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只看政府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是否光鲜，还要将社会的资产负债表纳入进来，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来认识和把握我们当前面临的生态挑战。面对这一挑战，关键之处在于以制度引导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竞争。
　　在地方政府竞争中，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其所选择的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是基于制度环境给予它的行为空间所体现出的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必然会走向负面，出现诸如生态环境恶化之类直接违反经济社会发展目的之现象。鼓励地方政府竞争的同时，又要制定好相应的规则和制度，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引导政府竞争的方式和方向。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通过激励结构的改善以及竞争制度的约束引导，匡正地方政府竞争，使其走上良性的竞争之路。
　　一是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考核制度。将生态红线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一条硬杠杠，实行一票否决，使领导干部真正摆脱唯GDP论英雄的约束，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发展和改善民生上来。可采取具体有效的一系列做法不断完善干部考核制度。比如，按照本次会议所提出的，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符合实际的审计规范，明确审计对象、审计内容、审计评价标准、审计责任界定、审计结果运用等，推动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促进自然资源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
　　二是要严格执行生态责任追究制度。制订了制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关键在落实。要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围绕落实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针对决策、执行、监管中的责任，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按照会议所强调的，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维持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绿水蓝天。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