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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是徐良裘培养“国家之工匠”的“试验田”。该校以职业精神培养作为“国之工匠”思想训导的核心；采取“趋实践型”的课程设置模式和“艺徒化”教学方式并构建了“趋工厂化”的“完全教育”模式。“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办学实践表明，经费短缺是“工匠培养”失败的主要原因，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工匠”培养成功的关键，“艺徒制”的教学方式与工厂文化的熏陶是传承“工匠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民国工匠；“工匠精神”；“国立第一职业学校”；“艺徒制”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4-0064-05
我国传统的艺徒制中蕴含着悠久的工匠精神传承，并创造了众多不朽的传世经典；而民国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发轫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不但继承了传统艺徒制的精华，还将“工匠精神”的培育渗透在现代学校教育实践之中。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华东沦陷区的职业教育受到严重破坏，但徐良裘主持的“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在工匠培养实践中有很多值得反思与借鉴的地方。
一、“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建立的背景
1937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日伪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此时，沦陷区疮痍满目，百业凋敝，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为稳定秩序和收买人心，伪政府需要尽快恢复生产，但是，多数专业人才或已随国民政府撤退，或奔赴延安，或隐匿不出，造成人才奇缺。因此，伪政府不得不试图通过恢复或创办职业学校来培养生产技术人才。
然而，沦陷区既有的职业教育政策体系与众多教育机构早已在战火中被摧毁。如江苏省原有公私立职业学校60所，在全国31所国立职业学校中，江苏占有11所[1]，居全国第一位，沦陷后，除南京私立金陵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无锡普仁医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以及私立真儒高级护士学校等三所职业学校继续（短暂）办学以外，其他学校均被迫搬迁到非沦陷区或停办[2]。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议下，加上当时恢复生产的需要，汪伪政府不得不恢复了几个战争中受损较小的职业学校，并在国民政府《职业学校法》的基础上出台了新的《职业学校法》，以恢复职业教育的基本秩序。除了师范教育宗旨存在差异之外，两部法律的主体内容几近雷同，体现了伪政府在法统上刻意追求延续性，淡化殖民色彩的政治图谋。同时，汪伪政府在南京新建了几所“国立”职业学校以及一些小规模的民间职业教育机构，其中位于南京市珠江路的“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是当时最有名的三所“国立”职业学校之一。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由原江苏昆山民众教育馆馆长徐良裘担任首任校长。徐良裘在抗战前就深受杜威、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思想影响，曾在杜威访华期间追随杜威，他有感于职业教育对振兴国力和发展民生的重要性，认同并积极参与平民教育，致力改良民众文化、改善民众生计以及塑造公民观念。徐良裘在主持江苏昆山民众教育馆期间，通过“组建工艺传习所、工艺训练班、职业训练班、职工补习班等形式实施生计教育，并免费为民众提供场地、设备、材料等”[3]。由此积累了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这为他后来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办学奠定了基础。他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生产教育，重心在于培养国民之生产技能与知识，“际此产业落后的我国，提倡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普遍的呼声，不仅在物质建设方面能有所贡献，而且在精神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4]他非常认同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就是生产教育”的论断，特别是“所谓战后教育者，生产教育而已……唯‘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而已。夫欲解决‘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舍职业教育尚有他道邪？”[5]的观点。南京沦陷后，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工人失业，徐良裘四处呼吁：“事变之后，民生凋敝，非提倡职业教育，无以充实国力，挽救危亡。”[6]因此，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创始之初，徐良裘就清晰地认识到，要想提高民生水平，发展民族工业，职业教育就必须培养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人才。化学制品是当时进口最多的民生用品，几乎被外国公司垄断，据统计[7]；而木器虽然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但国产木器鲜有创新，如1930年代，甘肃省清水县内每年就有100多人从事木器生产，但沿袭传统技术，主要生产木鞍、木架、燕笼、课桌凳等，效率极低[8]。在这种民族生产极为落后并受制于他国的背景下，徐良裘决定将高级简易应用化学科和初级木工科两个专业作为“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培养职业人才的突破口。
二、“民国工匠”培养的基本要求与举措
基于昆山民众教育馆的实践经验以及当时沦陷区的社会状况，徐良裘开始对职业教育的本质与目的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职业教育不能仅仅“是一种预定的职业训练……而要以繁荣一民族一国家之生活能力为职志”[9]。可见，在徐良裘看来，职业教育要超越“生计教育”的范畴，要培养“国家之工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徐良裘将“国立第一职业學校”作为培养“国家之工匠”的“试验田”。
（一）以职业精神的培养作为“国家之工匠”思想训导的核心
徐良裘认为，“工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除了精湛的专业技术技艺外，还对所从事的工作达到乐此不疲与精益求精的境界。因此，他认为，职业教育在重视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教育的同时，还应重视学生“思想价值”的形成，因为“思想不仅可以解脱本能冲动与习惯性行为，还能适应各种未来方式生活，更能扩展一切事物的意义与价值”[10]，而这种价值正是“国之工匠”的职业精神与品质。因此，职业教育不但要夯实专业技能，更要强化职业意识、热爱专业、职业忠诚等职业精神教育，不能“仅以维持个人生计为要，而应培养国家之工匠，须有精勤工作的嗜好，陶铸完成事业的热心，重视职业上合法的自尊心”[11]。而职业道德是工匠理性的外在表现，是基于人性但又外在于工匠个体的社会存在，是工匠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必须习得的一种社会约定，因此，徐良裘在制定“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学生培养方案时有意加大了对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他坚持认为，如果职业教育仅仅是一种职业技能的训练，就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即可结业，而如果将职业精神培养纳入职业教育之中，那么“还是需要三五年或七八年时间才能真正结业，在此期间，如果学生缺乏艰苦耐劳的习惯和卓绝的精神，实难学成”[12]。因此，徐良裘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教导大纲中明确指出，“先从训练学生‘做人’着手，然后训练学生‘思想’”，并将职业精神的培养贯通在学生思想训导的整个过程之中。主要措施有： 其一，思想训育中将内容不同却又内在连贯的职业精神“按全学期应实施训练的德目，编适各周”；如要求“实习工作不委托他人”“节省实习材料、爱惜实习工具”“按时交纳课卷及实习物品”“看公事如自己事”“自己承认做的是无论如何都做到”“服从纪律与真理，努力为团体与社会谋幸福”等[13]。强调学生要有勤勉、秩序、节俭、互助、自省和担当等品质，使职业精神的内涵在德目教育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
其二，徐良裘非常认同职业教育“非职业能力之训练，乃如何训练学习职业者之观念、意志、习惯及兴趣”[14]的观点，并将职业精神的培养渗透在职业训练过程之中，如在《木工科工匠服务规则》中对学生工作的时间长短、勤怠奖惩以及帮助学生实习的要求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我们的服务准则》中提到“我们要今日事今日毕，才能提高服务道德……不取巧不贪懒，前途才有光明……要自动计划工作，才能培养创造能力；要精密研究，留心观察，善用思想，多读书，多做事事业才能成功”[15]。
其三，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学校制定了《我们的信条》共12条，彰显了学校的教育理念，指出“要在劳心上劳力，才能产生新的价值；要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才能得到好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知识技能、习惯、道德，才是真知识，真技能，真习惯，真道德”[16]，以增进青年服务德性与智能。因此，学校不但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工序和细节都制定了详细的操作规程，还制定了请假细则、教室规则、自修室规则、寝室规则、着装细则以及仪器使用细则等，就是通过这些生活细节来不断陶冶“国之工匠”“耐心敬业，一丝不苟，专业专注，注意细节”的工匠品质与职业习惯。
（二）“趋实践型”的课程设置模式和“艺徒化”教学方式
徐良裘认为，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培养德艺俱佳的“国之工匠”，这一思想很好地体现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与办学实践中。《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暂行学则》指出，“本校以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继续其初中小学之基础训练，授以生产必须之智识与技能并陶冶其善良品性，培养其健全体格使将来适合与自立生活。”[17]因此，职业学校的课程要适应学生就业的需要，而不是为学生升学所做的预备；在普通课程的设置上，采用混合编制，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
当时的一些教育界人士指出，“中国现今的职业教育除教授空洞理论与职业上的名词外，一无所获，至于技术的娴熟反不及工厂的工人，与田间的农夫相比也逊色得多。”[18]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紧紧围绕“养成刻苦耐劳之青年，雙手能操作之生产分子”[19]这一目标的内在要求进行。如在课程分配上，第一学年课程以基本学科为主，职业学科为辅，开设如公民、国文、外国语、算数代数等课程，注重基本知识的学习；第二学年课程注重职业学科学习，以职业学科为主，基本学科为辅，以培养对本科目的知能，如有机化学、化工机械、木工工具、雕刻等；第三学年课程则专修职业学科，如：木工设计、装饰术、工厂管理等。这种课程设置既体现了“工匠”培养中知识目标的内在要求，具有很强的“连贯性”，还体现了“工匠”知识建构的“阶段性”特点。同时，在《学校课程支配标准提要》中提出了“注重实习，不尚理论”，强调要根据学生未来工作的重心，增大实践性课程的比重，如化学与木工两科的理论课程时间是每周18小时，而工厂实习15小时；其中，每日理论课3小时，实习3小时，自修3小时，形成了“手脑并用，知行合一”的“趋实践型”课程模式[20]。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采用艺徒化的训练方法，加强实验教学，因为实验“不但是增进知识的一个启示，同时是技能学习的一种手段……不但是协助技能成功的一种动力，同时并是调节精神快活的一种原源”[21]。学校“先将学生分为十组，每组指定一工匠带领工作，使见习实习均感便利，每月考察学生工作成绩一次，各组相互比较，同时将比较之结果，作工匠考勤之标准……使学生可以获得实际之工作技能。”[22]学校建立了严格的学生技能水平考核要求，规定“第一年养成学生基本智识与技能，至第二年养成学生能制造出品之技能，而工匠加以辅佐，至第三年使学生能独立制造，并有改进近代出品之技能。”[23]并通过日常考查、定期笔试、临时试验、出品报告、生产报告等近10余种方式进行考核，覆盖了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三）“趋工厂化”的“完全教育”模式
徐良裘认为，“工艺教育”是一种“完全教育”，包括了身体训练、精神训练以及技术训练。“身体训练是一种“卫”的教育，即卫国养身；精神训练是经验知识的养成、传承知识的讲授，是一种“教”的教育，而技术训练是一种“富”的教育，担负机械技能的磨练与生产技能发挥的职能。”[24]基于此，徐良裘主张借鉴“工厂化”的模式来增强学生和生产的联系，在实践中锻造“工匠”素质。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设立了化工厂以及木器厂以供学生实践实习使用。两个专业都设立众多的实习科目，如木工科的学生要参加基础木工实习、油漆实习、雕刻实习等；化学科有制造化学实习、工厂实习、物理实习、化学实习、有机化学实习、分析化学实习、广告装饰实习、绘画实习等，这些实习科目每周实习5次，每次3小时，共15小时[25]。最初，以工厂工人为主要的产品制造者，学生在旁协助工人；之后学生与工人共同生产；最后学生与工人各自单独生产，学生培养的“工厂化”取向十分明显。可见，“趋工厂化”的教育模式并没有将学生长期直接放在工厂当学徒工，而是通过模拟工厂情境或者是在“半工办学”中提升学生的生产能力。
同时，徐良裘不但注重学生的实习，还非常尊重学生的学习规律，以及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兴趣取向，使学生在实习中避免枯燥进而对实习产生厌倦。在制定学生的三年学习计划时强调，要通过鼓励、变换教学方式等方法来维持或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认为“木工训练，连续三年学生易生厌倦，且木工之工作量，较其他工作，更为劳力，是以在训练中，应随时注意兴趣之提起，并随时鼓励努力，使不生倦，乐其所业”，而“惟实习愈勤，（工厂）材料之供应必愈多，即工厂的负担愈重，俾学生实习完成之品，即可售之与市，以供社会需用，可于无形中提起学生工作之兴趣……进步于不知不觉间。”[26]因此，学校规定，在进行生产事业有盈余时，盈利的50%用于学校的生产延续，50%用于全校师生的鼓励资金。学生除了在学校工厂中实习之外，还吸收社会工人来校学习，如附设职业补习学校，训练各化工厂的职工，提升工人素质，解决其继续教育问题。 三、“民国工匠”培养的历史教训与反思
徐良裘在执掌“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期间不断探索职业教育的新理念、新模式，多少也折射出徐良裘在战火纷飞年代寄希望通过职业教育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民族心。但是，伪政府在政治根源上是反动的，试图通过教育来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伪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经费、课程设置进行了强力限制，使得“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很多理念和措施得不到落实。
（一）经费短缺是“工匠培养”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创办之初，为了笼络人心以及解决“人才荒”的困境，伪国民政府对该校学生一律免收学费和住宿费，并由学校补助50%的膳食费。没有学杂费收入使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政府拨款与社会捐赠，然而，在沦陷区内社会捐赠十分有限，由于伪政府度支空虚，造成学校经常出现经费危机，如建校之初行政院临时拨给学校法币11910元，其中，包括校舍修缮费5000元，教学设备与图书购置费6000元，剩余的才是教师薪金、办公费以及学生膳食费等，由于物价高涨，法币不断贬值，学校的运转只能挤占其他费用；伪教育部原定每学期为“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和“国立第二职业学校”增设一笔生产资金，用以添置教学用具以及自行开办实习工厂，后因伪教育部“即感经费困难，将原有计划打消”，直到汪伪政权灭亡，这些资金都没有到位[27]。
办学经费的极度拮据导致学校缺乏完备的训练器材以及必要的实习场所。建校前，徐良裘为寻找合适校舍奔走磋商，辗转多处求借办学校舍，最后才求得“国立模中”划出一小部分作为“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校址，校舍拥挤不堪；而学校教学设备的购置需要上级层层批准，直至学校开办了一年，也没有得到必需的教学设备，实践教学环节就流于形式，“工匠培养”就成为空谈。同时，经费短缺导致生源吸引力极度有限，学校建立之初有450余名学生报考，实际招生100名，而实际报到的仅为89人，学校设有2个年级，教职员20人[28]，后续人数也并未有大幅增加。尽管汪伪政府表面上十分重视沦陷区的职业教育，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写进政策中，但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而成为“空中楼阁”，校长徐良裘对此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
（二）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工匠”培养成功与否的关键
职业教育的核心旨归是提升个人与社会的生产性实践能力与服务能力，是自然人向职业人成長的“催化剂”，而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载体，它规定了学生学习科目、内容与进程，“是对职业生活的预演”[29]。课程不但反映了知识体系的构成，还对学生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形成起到基础性作用，因而是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尽管“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受到经费、规模、办学时间与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并未真正实现徐良裘理想的培养“国之工匠”的目标，但是，在课程设置上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首先，在课程体系上体现了“工匠”培养的知识建构规律，将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与技能课程有序组合。其次，不同类型课程的职业指向十分明确。如第一年的基础课程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知识、理论、文化水准，以及成为“工匠”而所需要的服务道德要求；第二年的专业课程不但满足了中等学校的基本要求，还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职业性要求，将产业、行业、企业以及岗位所需要的知识融汇于其中；而技能课程强调学生具有面向工作岗位、从事实际业务的技能要求，充分彰显了不同专业的生命力与特色性。第三，课程设置中有效实现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平衡，并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徐良裘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实践，磨练意志和双手，才能使制造出的产品蕴含着制造的灵魂。因此，不但明确规划学生实习和上课的时间各占一半，还在缺乏设备仪器的条件下，借用国立中等学校的实验室进行实践课程教学，在当时实则难能可贵。
（三）“艺徒制”的教学方式与工厂文化的熏陶是传承“工匠精神”的有效途径
“工匠精神生长于企业，却萌芽于教育；工匠精神的培育，首先是教育的结果。”[30]“工匠”的培养首先是工匠精神的修炼，而实践课程与“艺徒制”的教学模式不但有利于师生之间的技术继承，还可以实现精神传承和陶冶，有助于学生体验工匠精神，并最终将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职业素养。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办学实践存在着明显的“趋工厂化”痕迹。学校聘请工厂的工匠到学校指导学生实践实习，实行“艺徒制”的指导方式，这种学校制度化的“艺徒制”“不仅关注职业技能水平的提升，还强调专业知识水平和综合素养的培养”[31]，超越了传统的“家族式”“民间式”“宫廷式”与“自我观摩式”等形式“艺徒制”，突破了传统“艺徒制”效率低下与“师徒人身依附关系”的局限，开拓了现代职业教育的新途径。
同时，“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在培养“民国工匠”的职业道德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道德的本质是一种实践精神，这种实践精神“来之于外、内得于己、显之于外”，最终是道德自觉。如果说技能是工匠的“安身之基”，那么职业道德就是工匠的“立命之本”，工匠的职业道德养成不仅需要有深厚的理论指引和诠释，更要通过具体的道德实践平台，进行主动建构。“国立第一职业学校”设立了具有政、校、企三方背景的“教学工厂”，使学校的教学过程和生产、经营过程相融合，不但提高了教师的技能水平，还为学生接受工厂文化的熏陶创造了条件，可以让学生在工厂真实的生产经营环境中立体化、互动化地体验“工匠精神”的内涵，并构建职业道德标准，这对于今天的职业教育来说也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意义。
但是，毕竟“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是在伪政府统治的沦陷区，在办学方针、办学宗旨以及办学管理等方面都被牢牢控制，其“反奴化教育”的力度比较薄弱，造成了办学效益与爱国人士设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无疑成为一个历史遗憾。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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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国工匠；“工匠精神”；“国立第一职业学校”；“艺徒制”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4-0064-05
我国传统的艺徒制中蕴含着悠久的工匠精神传承，并创造了众多不朽的传世经典；而民国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发轫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不但继承了传统艺徒制的精华，还将“工匠精神”的培育渗透在现代学校教育实践之中。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华东沦陷区的职业教育受到严重破坏，但徐良裘主持的“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在工匠培养实践中有很多值得反思与借鉴的地方。
一、“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建立的背景
1937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日伪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此时，沦陷区疮痍满目，百业凋敝，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为稳定秩序和收买人心，伪政府需要尽快恢复生产，但是，多数专业人才或已随国民政府撤退，或奔赴延安，或隐匿不出，造成人才奇缺。因此，伪政府不得不试图通过恢复或创办职业学校来培养生产技术人才。
然而，沦陷区既有的职业教育政策体系与众多教育机构早已在战火中被摧毁。如江苏省原有公私立职业学校60所，在全国31所国立职业学校中，江苏占有11所[1]，居全国第一位，沦陷后，除南京私立金陵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无锡普仁医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以及私立真儒高级护士学校等三所职业学校继续（短暂）办学以外，其他学校均被迫搬迁到非沦陷区或停办[2]。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议下，加上当时恢复生产的需要，汪伪政府不得不恢复了几个战争中受损较小的职业学校，并在国民政府《职业学校法》的基础上出台了新的《职业学校法》，以恢复职业教育的基本秩序。除了师范教育宗旨存在差异之外，两部法律的主体内容几近雷同，体现了伪政府在法统上刻意追求延续性，淡化殖民色彩的政治图谋。同时，汪伪政府在南京新建了几所“国立”职业学校以及一些小规模的民间职业教育机构，其中位于南京市珠江路的“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是当时最有名的三所“国立”职业学校之一。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由原江苏昆山民众教育馆馆长徐良裘担任首任校长。徐良裘在抗战前就深受杜威、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思想影响，曾在杜威访华期间追随杜威，他有感于职业教育对振兴国力和发展民生的重要性，认同并积极参与平民教育，致力改良民众文化、改善民众生计以及塑造公民观念。徐良裘在主持江苏昆山民众教育馆期间，通过“组建工艺传习所、工艺训练班、职业训练班、职工补习班等形式实施生计教育，并免费为民众提供场地、设备、材料等”[3]。由此积累了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这为他后来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办学奠定了基础。他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生产教育，重心在于培养国民之生产技能与知识，“际此产业落后的我国，提倡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普遍的呼声，不仅在物质建设方面能有所贡献，而且在精神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4]他非常认同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就是生产教育”的论断，特别是“所谓战后教育者，生产教育而已……唯‘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而已。夫欲解决‘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舍职业教育尚有他道邪？”[5]的观点。南京沦陷后，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工人失业，徐良裘四处呼吁：“事变之后，民生凋敝，非提倡职业教育，无以充实国力，挽救危亡。”[6]因此，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创始之初，徐良裘就清晰地认识到，要想提高民生水平，发展民族工业，职业教育就必须培养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人才。化学制品是当时进口最多的民生用品，几乎被外国公司垄断，据统计[7]；而木器虽然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但国产木器鲜有创新，如1930年代，甘肃省清水县内每年就有100多人从事木器生产，但沿袭传统技术，主要生产木鞍、木架、燕笼、课桌凳等，效率极低[8]。在这种民族生产极为落后并受制于他国的背景下，徐良裘决定将高级简易应用化学科和初级木工科两个专业作为“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培养职业人才的突破口。
二、“民国工匠”培养的基本要求与举措
基于昆山民众教育馆的实践经验以及当时沦陷区的社会状况，徐良裘开始对职业教育的本质与目的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职业教育不能仅仅“是一种预定的职业训练……而要以繁荣一民族一国家之生活能力为职志”[9]。可见，在徐良裘看来，职业教育要超越“生计教育”的范畴，要培养“国家之工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徐良裘将“国立第一职业學校”作为培养“国家之工匠”的“试验田”。
（一）以职业精神的培养作为“国家之工匠”思想训导的核心
徐良裘认为，“工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除了精湛的专业技术技艺外，还对所从事的工作达到乐此不疲与精益求精的境界。因此，他认为，职业教育在重视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教育的同时，还应重视学生“思想价值”的形成，因为“思想不仅可以解脱本能冲动与习惯性行为，还能适应各种未来方式生活，更能扩展一切事物的意义与价值”[10]，而这种价值正是“国之工匠”的职业精神与品质。因此，职业教育不但要夯实专业技能，更要强化职业意识、热爱专业、职业忠诚等职业精神教育，不能“仅以维持个人生计为要，而应培养国家之工匠，须有精勤工作的嗜好，陶铸完成事业的热心，重视职业上合法的自尊心”[11]。而职业道德是工匠理性的外在表现，是基于人性但又外在于工匠个体的社会存在，是工匠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必须习得的一种社会约定，因此，徐良裘在制定“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学生培养方案时有意加大了对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他坚持认为，如果职业教育仅仅是一种职业技能的训练，就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即可结业，而如果将职业精神培养纳入职业教育之中，那么“还是需要三五年或七八年时间才能真正结业，在此期间，如果学生缺乏艰苦耐劳的习惯和卓绝的精神，实难学成”[12]。因此，徐良裘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教导大纲中明确指出，“先从训练学生‘做人’着手，然后训练学生‘思想’”，并将职业精神的培养贯通在学生思想训导的整个过程之中。主要措施有： 其一，思想训育中将内容不同却又内在连贯的职业精神“按全学期应实施训练的德目，编适各周”；如要求“实习工作不委托他人”“节省实习材料、爱惜实习工具”“按时交纳课卷及实习物品”“看公事如自己事”“自己承认做的是无论如何都做到”“服从纪律与真理，努力为团体与社会谋幸福”等[13]。强调学生要有勤勉、秩序、节俭、互助、自省和担当等品质，使职业精神的内涵在德目教育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
其二，徐良裘非常认同职业教育“非职业能力之训练，乃如何训练学习职业者之观念、意志、习惯及兴趣”[14]的观点，并将职业精神的培养渗透在职业训练过程之中，如在《木工科工匠服务规则》中对学生工作的时间长短、勤怠奖惩以及帮助学生实习的要求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我们的服务准则》中提到“我们要今日事今日毕，才能提高服务道德……不取巧不贪懒，前途才有光明……要自动计划工作，才能培养创造能力；要精密研究，留心观察，善用思想，多读书，多做事事业才能成功”[15]。
其三，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学校制定了《我们的信条》共12条，彰显了学校的教育理念，指出“要在劳心上劳力，才能产生新的价值；要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才能得到好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知识技能、习惯、道德，才是真知识，真技能，真习惯，真道德”[16]，以增进青年服务德性与智能。因此，学校不但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工序和细节都制定了详细的操作规程，还制定了请假细则、教室规则、自修室规则、寝室规则、着装细则以及仪器使用细则等，就是通过这些生活细节来不断陶冶“国之工匠”“耐心敬业，一丝不苟，专业专注，注意细节”的工匠品质与职业习惯。
（二）“趋实践型”的课程设置模式和“艺徒化”教学方式
徐良裘认为，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培养德艺俱佳的“国之工匠”，这一思想很好地体现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与办学实践中。《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暂行学则》指出，“本校以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继续其初中小学之基础训练，授以生产必须之智识与技能并陶冶其善良品性，培养其健全体格使将来适合与自立生活。”[17]因此，职业学校的课程要适应学生就业的需要，而不是为学生升学所做的预备；在普通课程的设置上，采用混合编制，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
当时的一些教育界人士指出，“中国现今的职业教育除教授空洞理论与职业上的名词外，一无所获，至于技术的娴熟反不及工厂的工人，与田间的农夫相比也逊色得多。”[18]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紧紧围绕“养成刻苦耐劳之青年，雙手能操作之生产分子”[19]这一目标的内在要求进行。如在课程分配上，第一学年课程以基本学科为主，职业学科为辅，开设如公民、国文、外国语、算数代数等课程，注重基本知识的学习；第二学年课程注重职业学科学习，以职业学科为主，基本学科为辅，以培养对本科目的知能，如有机化学、化工机械、木工工具、雕刻等；第三学年课程则专修职业学科，如：木工设计、装饰术、工厂管理等。这种课程设置既体现了“工匠”培养中知识目标的内在要求，具有很强的“连贯性”，还体现了“工匠”知识建构的“阶段性”特点。同时，在《学校课程支配标准提要》中提出了“注重实习，不尚理论”，强调要根据学生未来工作的重心，增大实践性课程的比重，如化学与木工两科的理论课程时间是每周18小时，而工厂实习15小时；其中，每日理论课3小时，实习3小时，自修3小时，形成了“手脑并用，知行合一”的“趋实践型”课程模式[20]。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采用艺徒化的训练方法，加强实验教学，因为实验“不但是增进知识的一个启示，同时是技能学习的一种手段……不但是协助技能成功的一种动力，同时并是调节精神快活的一种原源”[21]。学校“先将学生分为十组，每组指定一工匠带领工作，使见习实习均感便利，每月考察学生工作成绩一次，各组相互比较，同时将比较之结果，作工匠考勤之标准……使学生可以获得实际之工作技能。”[22]学校建立了严格的学生技能水平考核要求，规定“第一年养成学生基本智识与技能，至第二年养成学生能制造出品之技能，而工匠加以辅佐，至第三年使学生能独立制造，并有改进近代出品之技能。”[23]并通过日常考查、定期笔试、临时试验、出品报告、生产报告等近10余种方式进行考核，覆盖了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三）“趋工厂化”的“完全教育”模式
徐良裘认为，“工艺教育”是一种“完全教育”，包括了身体训练、精神训练以及技术训练。“身体训练是一种“卫”的教育，即卫国养身；精神训练是经验知识的养成、传承知识的讲授，是一种“教”的教育，而技术训练是一种“富”的教育，担负机械技能的磨练与生产技能发挥的职能。”[24]基于此，徐良裘主张借鉴“工厂化”的模式来增强学生和生产的联系，在实践中锻造“工匠”素质。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设立了化工厂以及木器厂以供学生实践实习使用。两个专业都设立众多的实习科目，如木工科的学生要参加基础木工实习、油漆实习、雕刻实习等；化学科有制造化学实习、工厂实习、物理实习、化学实习、有机化学实习、分析化学实习、广告装饰实习、绘画实习等，这些实习科目每周实习5次，每次3小时，共15小时[25]。最初，以工厂工人为主要的产品制造者，学生在旁协助工人；之后学生与工人共同生产；最后学生与工人各自单独生产，学生培养的“工厂化”取向十分明显。可见，“趋工厂化”的教育模式并没有将学生长期直接放在工厂当学徒工，而是通过模拟工厂情境或者是在“半工办学”中提升学生的生产能力。
同时，徐良裘不但注重学生的实习，还非常尊重学生的学习规律，以及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兴趣取向，使学生在实习中避免枯燥进而对实习产生厌倦。在制定学生的三年学习计划时强调，要通过鼓励、变换教学方式等方法来维持或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认为“木工训练，连续三年学生易生厌倦，且木工之工作量，较其他工作，更为劳力，是以在训练中，应随时注意兴趣之提起，并随时鼓励努力，使不生倦，乐其所业”，而“惟实习愈勤，（工厂）材料之供应必愈多，即工厂的负担愈重，俾学生实习完成之品，即可售之与市，以供社会需用，可于无形中提起学生工作之兴趣……进步于不知不觉间。”[26]因此，学校规定，在进行生产事业有盈余时，盈利的50%用于学校的生产延续，50%用于全校师生的鼓励资金。学生除了在学校工厂中实习之外，还吸收社会工人来校学习，如附设职业补习学校，训练各化工厂的职工，提升工人素质，解决其继续教育问题。 三、“民国工匠”培养的历史教训与反思
徐良裘在执掌“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期间不断探索职业教育的新理念、新模式，多少也折射出徐良裘在战火纷飞年代寄希望通过职业教育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民族心。但是，伪政府在政治根源上是反动的，试图通过教育来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伪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经费、课程设置进行了强力限制，使得“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很多理念和措施得不到落实。
（一）经费短缺是“工匠培养”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创办之初，为了笼络人心以及解决“人才荒”的困境，伪国民政府对该校学生一律免收学费和住宿费，并由学校补助50%的膳食费。没有学杂费收入使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政府拨款与社会捐赠，然而，在沦陷区内社会捐赠十分有限，由于伪政府度支空虚，造成学校经常出现经费危机，如建校之初行政院临时拨给学校法币11910元，其中，包括校舍修缮费5000元，教学设备与图书购置费6000元，剩余的才是教师薪金、办公费以及学生膳食费等，由于物价高涨，法币不断贬值，学校的运转只能挤占其他费用；伪教育部原定每学期为“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和“国立第二职业学校”增设一笔生产资金，用以添置教学用具以及自行开办实习工厂，后因伪教育部“即感经费困难，将原有计划打消”，直到汪伪政权灭亡，这些资金都没有到位[27]。
办学经费的极度拮据导致学校缺乏完备的训练器材以及必要的实习场所。建校前，徐良裘为寻找合适校舍奔走磋商，辗转多处求借办学校舍，最后才求得“国立模中”划出一小部分作为“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校址，校舍拥挤不堪；而学校教学设备的购置需要上级层层批准，直至学校开办了一年，也没有得到必需的教学设备，实践教学环节就流于形式，“工匠培养”就成为空谈。同时，经费短缺导致生源吸引力极度有限，学校建立之初有450余名学生报考，实际招生100名，而实际报到的仅为89人，学校设有2个年级，教职员20人[28]，后续人数也并未有大幅增加。尽管汪伪政府表面上十分重视沦陷区的职业教育，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写进政策中，但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而成为“空中楼阁”，校长徐良裘对此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
（二）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工匠”培养成功与否的关键
职业教育的核心旨归是提升个人与社会的生产性实践能力与服务能力，是自然人向职业人成長的“催化剂”，而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载体，它规定了学生学习科目、内容与进程，“是对职业生活的预演”[29]。课程不但反映了知识体系的构成，还对学生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形成起到基础性作用，因而是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尽管“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受到经费、规模、办学时间与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并未真正实现徐良裘理想的培养“国之工匠”的目标，但是，在课程设置上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首先，在课程体系上体现了“工匠”培养的知识建构规律，将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与技能课程有序组合。其次，不同类型课程的职业指向十分明确。如第一年的基础课程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知识、理论、文化水准，以及成为“工匠”而所需要的服务道德要求；第二年的专业课程不但满足了中等学校的基本要求，还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职业性要求，将产业、行业、企业以及岗位所需要的知识融汇于其中；而技能课程强调学生具有面向工作岗位、从事实际业务的技能要求，充分彰显了不同专业的生命力与特色性。第三，课程设置中有效实现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平衡，并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徐良裘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实践，磨练意志和双手，才能使制造出的产品蕴含着制造的灵魂。因此，不但明确规划学生实习和上课的时间各占一半，还在缺乏设备仪器的条件下，借用国立中等学校的实验室进行实践课程教学，在当时实则难能可贵。
（三）“艺徒制”的教学方式与工厂文化的熏陶是传承“工匠精神”的有效途径
“工匠精神生长于企业，却萌芽于教育；工匠精神的培育，首先是教育的结果。”[30]“工匠”的培养首先是工匠精神的修炼，而实践课程与“艺徒制”的教学模式不但有利于师生之间的技术继承，还可以实现精神传承和陶冶，有助于学生体验工匠精神，并最终将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职业素养。
“国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办学实践存在着明显的“趋工厂化”痕迹。学校聘请工厂的工匠到学校指导学生实践实习，实行“艺徒制”的指导方式，这种学校制度化的“艺徒制”“不仅关注职业技能水平的提升，还强调专业知识水平和综合素养的培养”[31]，超越了传统的“家族式”“民间式”“宫廷式”与“自我观摩式”等形式“艺徒制”，突破了传统“艺徒制”效率低下与“师徒人身依附关系”的局限，开拓了现代职业教育的新途径。
同时，“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在培养“民国工匠”的职业道德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道德的本质是一种实践精神，这种实践精神“来之于外、内得于己、显之于外”，最终是道德自觉。如果说技能是工匠的“安身之基”，那么职业道德就是工匠的“立命之本”，工匠的职业道德养成不仅需要有深厚的理论指引和诠释，更要通过具体的道德实践平台，进行主动建构。“国立第一职业学校”设立了具有政、校、企三方背景的“教学工厂”，使学校的教学过程和生产、经营过程相融合，不但提高了教师的技能水平，还为学生接受工厂文化的熏陶创造了条件，可以让学生在工厂真实的生产经营环境中立体化、互动化地体验“工匠精神”的内涵，并构建职业道德标准，这对于今天的职业教育来说也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意义。
但是，毕竟“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是在伪政府统治的沦陷区，在办学方针、办学宗旨以及办学管理等方面都被牢牢控制，其“反奴化教育”的力度比较薄弱，造成了办学效益与爱国人士设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无疑成为一个历史遗憾。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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