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下旬对欧洲的访问，将是影响和塑造新型中欧关系的重要一环。今年4月中国与美国能否达成或者达成何种贸易协议，会是检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一个风向标。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欧关系的矛盾和裂痕，没人会怀疑这是跨大西洋关系重构的前奏。中欧、中美、美欧三组双边关系的深刻变化几乎同时发生，这对世界秩序的演变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年美国、欧洲（以欧盟计）、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前三，在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近70%。虽然影响国际格局的不止经济因素，但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在经济维度之外，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有政治实体，能像中美欧这样具有格局影响和塑造能力。所以，中美欧 “大棋局”呈现何种状态以及可能的走向，是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组重构

　　习近平主席3月21日至26日的欧洲之行，发生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刻。一方面，这是中国的“两会”后（同时也是今年）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访；另一方面，就在出访半个月后的4月9日，今年的中欧峰会将在布鲁塞尔举行。此外，习近平访欧期间，今年的欧盟峰会（3月21日、22日）正在布鲁塞尔举行，除了英国脱欧，另一个重点议题就是欧盟的对华政策。密集的外交安排、集中的外交议题，都指向中欧关系的深度调整。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调整的方向是继续强化中欧关系。正如习近平在会面法国总统马克龙时说：“中国重视欧洲战略地位和作用，一直将深化对欧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习近平的这个表态，与2018年发布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是一致的。那是中国发布的第三份对欧政策文件，第二份是在2014年，第一份是在2003年。时间间隔的缩短，说明在国际局势加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对欧政策的调整也在加速。
　　“您的来访正值欧盟在作出抉择”，马克龙在出席欢迎习近平的晚宴时这样说。的确，欧盟的对华政策又到了抉择时刻。从1995年发布第一份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到2016年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可以看出欧盟的对华认知经历了从“积极接触的对象”，到“合作与竞争中带有防范”的转变。今年3月1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则更加凸显了欧中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不过，欧盟如何抉择，还未有定论。
　　进入3月，中美贸易磋商也在提速，但是否会如外界预期的那样在4月达成协议，目前来看存在不确定性。中美贸易磋商以及贸易摩擦，意味着两国经贸关系正经历深刻变化。无论最终磋商的结果如何，中美建交以来的双边经贸关系，在模式和规则上都会不同以往。而这一点正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且，经贸关系的重构，只是双边关系整体重构的表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目前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明显倾向于战略竞争。
　　早在布什政府后期，美国的战略重心就开始向亚太转移。奥巴马政府时期（尤其是第二任期）关于对华战略的大讨论，事实上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调整做了铺垫。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剧烈震荡，一方面与特朗普特立独行的外交风格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政治中重塑美中关系的强烈动机。与欧盟“尚未抉择”不同，美国已经明确把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可以说是中美关系重构的同义语。

“您的来访正值欧盟在作出抉择”，马克龙在出席欢迎习近平的晚宴时这样说。的确，欧盟的对华政策又到了抉择时刻。

　　“回不到从前”的还有美欧关系。4月3日、4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北约外长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北约成立70周年。据报道，这个纪念会议临时被“降级”了，从“国级”（领导人出席）降为“部长级”。10年前的2009年，奥巴马总统与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莱茵河畔合影，纪念北约成立60周年。20年前的1999年，克林顿总统主持北约成立50周年庆典，并宣布冷戰后北约首次东扩计划。
　　北约内部的裂痕，与美欧矛盾加深互为因果。而且，这对矛盾不仅体现在安全议题层面。今年2月中旬，美国商务部针对汽车及其零部件进口的调查报告终结。按程序，特朗普政府将在 90天内，也就是5月中旬作出是否加征关税的决定—这主要是针对欧洲，尤其是德国。可以想见，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美欧是打贸易战还是进行贸易谈判，会有一个结果。从特朗普贸易谈判策略来看，他在加征关税上什么也不做，而是心平气和地谈判，可能性似乎不太大。
　　“常态终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康斯坦兹·斯特尔泽米勒，在去年2月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欧洲人希望特朗普时代是一个“非常态”，但跨大西洋裂痕从未如此之大。他认为，目前的美欧分歧与此前任何分歧都不同，是在如何看待世界秩序这个根本问题上的矛盾。在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主任托马斯·赖特看来，这不是特朗普的个人倾向问题，结构性的原因是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从欧洲收缩。收缩，即意味着重构。

三角关系

　　中美欧之间的三组双边关系几乎同时经历重构，客观上正在呈现这样一种局面：这三个重量级国际角色，比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带有“三角”的特征，尽管还算不上“等边”。比如，冷战结束直至特朗普入主白宫前，无论是媒体分析还是学术研究，关于中美欧“三角”的文献都很少，更多的是以美欧“共同”视角来看待中国。在对华政策上，美欧虽然有独立性，有时还有分歧，但“美欧自成一方”似乎是想当然的逻辑前提。
　　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在利益的判断和追求上更具独立性，是中美欧“三角”出现的前提。如果美欧依然“自成一体”，如果中美没有战略竞争、实现了战略协调，如果中欧如某些媒体所说的那样“站在了同一战壕”，都无所谓中美欧“三角”。目前这个三角真正的含意在于：一方在与另一方接触时，会考虑（或利用）第三方的因素。换句话说，中美欧之间，没有明显的二对一战略协调，但每一方在具体问题上都会“对表”。 　　习近平这次欧洲之行，正值中美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期。在美国贸易战压力下，欧洲是中国值得而且应该争取的对象。马克龙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并做了个史无前例的外交安排—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赴巴黎，一同与习近平會晤，除了显示欧盟“整体性”，毫无疑问也是对中国的重视。欧美贸易谈判（或贸易战）即将在5月开启，马克龙与习近平会晤时明言“法国不接受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在为欧美过招做铺垫。
　　特朗普也在“对表”。虽然他在贸易问题上看上去像全线出击，但策略上却是各个击破。去年7月6日，美国对中国第一轮（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生效。随后的7月25日，特朗普与容克会晤，对美欧贸易战按下暂停键。此后的9月，美国对中国加征第二轮（1000亿美元商品）关税。今年3月开始，中美贸易谈判提速，重要原因之一是美欧贸易问题即将提上议事日程。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需要对中美贸易谈判做个了结，至少不能升级或失控。
　　需要指出的是，“对表”属于策略，但背后反映的却是中美欧“三角”的事实。换句话说，这三方围绕经贸问题的“合纵连横”，不能完全说是权宜之计。新加坡学者帕拉格·卡纳多年前写道，每个人都知道跨大西洋联盟在经济、安全、人权等问题上的紧密度，清楚日益重要的“中美国”经济影响力，“但大多数美国分析家都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欧中关系在很多方面，与美中关系一样紧密”。在他看来，看不清这一点就看不见中美欧“三角”的事实。
　　“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对利益的判断和追求，影响更持久。美国学者丹·斯坦伯克在2017年2月一篇论述中美欧“三角”的文章中称，虽然在市场准入、知识产品保护等问题上美欧有相似的诉求，也就是说它们在经济理念上有相似性，但它们之间的利益在分化，反倒是中欧之间的利益在交汇。“在欧亚大陆经济融合、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上，北京与欧洲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华盛顿与布鲁塞尔要多。”

在利益的判断和追求上更具独立性，是中美欧“三角”出现的前提。如果美欧依然“自成一体”，如果中美没有战略竞争、实现了战略协调，如果中欧如某些媒体所说的那样“站在了同一战壕”，都无所谓中美欧“三角”。

　　斯特尔泽米勒认为如今美欧分歧的根源在于“如何看待世界”，这不是对未来的预警，而是对现实的判断。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中法两国签署了“关于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某种程度上说，这份联合声明就是中欧在“如何看待世界秩序”上的共识。很难想象“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会与欧洲或中国签署类似的声明。重大问题上利益的交汇与分野，对中美欧关系的影响，绝不会是昙花一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担心美欧在战略层面联手对付中国，显然过于悲观。正如伦敦国王学院学者凯瑞·布朗所说，目前在面对中国时，美欧出于追求自身利益的需要，会避免过度深入地合作，“欧盟为了欧洲而战，美国为的是美国人的利益”。但与此同时，指望中欧“站在同一战壕”应对美国，这想法也过于简单。对于欧盟来说，中国的分量还无法比肩美国。对于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影响力，美国远在欧洲之上。正是这种相互间的“若即若离”，使中美欧“三角”成为了可能。

中美欧G3？

　　“二战以及冷战后的秩序不可能恢复，但世界尚处于系统性危机的边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去年12月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如何应对世界失序？他从19世纪“欧洲协调”的历史中获得灵感，主张美国重建“大国协调”，强化与欧洲、亚洲盟国的关系，应对中国崛起以及其他全球挑战。本质上说，哈斯的“药方”还是后冷战时代的，反映的是美国传统建制派的战略理念。
　　20世纪90年代末，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写道，欧洲盟国仍然极大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欧洲的任何扩大都将自然地成为美国直接影响范围的扩大。“相反，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也将会很快地不复存在。”目前来看，美欧关系没有像布热津斯基设想的那样走，哈斯的理念在布热津斯基的基础上也没有什么创新。就世界秩序而言，“创新”的来源更可能来自布鲁塞尔和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比利时欧洲学院学者弗朗西斯科·蒙特萨诺，在2017年11月的一篇研究报告中称，美国结构性的主导优势，使其对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带有敌意，目前的特朗普政府对于全球挑战，采取的是更加收缩、更加单边的手段。在他看来，欧盟作为一个全球角色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更加积极进取的中国在广泛领域的“合作领导”。目前这个阶段，美国更在乎的是全球主导地位，中欧在全球治理上有共同语言，这种差异和共识，不可能不反映到外交上。
　　不过，如上文所说，美欧的分歧、中欧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形成二对一的局面。在某些分析人士看来，更可能形成中美欧“三角”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三个重量级国际行为体在外交理念上自成一体，而且都具有较强的辐射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G2的说法频频见诸国际舆论。那一年，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长文，论述为何美国、欧洲、中国需要一个G3。

“他们是全球治理的生产者，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接受者。”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也很难绝对地否认。

　　这篇文章总结了中美欧各自在外交模式上的鲜明特点：美国是联盟（coalition）、欧洲是共识（consensus）、中国是协商（consultive）。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差异性的外交模式，也是内部体系的延伸，基本可以对应美国的联邦制、欧盟基于共识的跨国合作、中国政治架构中的政治协商。这决定了中美欧的外交模式不会轻易改变。比如，“制度欧盟”与“权力美国”，外交行为方式会有不同。讲究协商的中国，与重视规则、制度的欧盟会有差异。没有同盟体系的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去应对外部挑战。
　　即便英国脱欧，欧盟、中国、美国在经济实力上都大致处于一个层级，而且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可能有任何国家挤入G3行列。也就是说，中美欧G3形成的“经济基础”相对稳定。在帕拉格·卡纳看来，同样重要的是，这三个国际行为体事实上代表了可供输出且被其他国家模仿的治理模式。“他们是全球治理的生产者，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接受者。”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也很难绝对地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