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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瑞蕻《八行新诗习作》
读了赵瑞蕻同志的《八行新诗习作》，我未加思索，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读后感，“我听到诗的呼唤”。继而一想，诗的呼唤这个词组可以有两种解释。“诗”若是名词，“诗”和“呼唤”就是领属关系，即诗在呼唤。“诗的”若是形容词，就是作者用诗的体裁呼唤。我常听语法学者们说，汉语有时含混不清，不够准确，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言外之意仿佛是说汉语的缺点。其实也未必是缺点，一个词组含蓄量广泛些，说不定还是一种优点。就以“诗的呼唤”这个词组而论，便很有意义，因为两种解释都适用于瑞蕻的这些“习作”。
人为了更凝练，更集中，更有感染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创造了诗。诗又好象无时无刻不在呼唤，提出要求，“给我适当的形式”。为了回答这个要求，在诗的历史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演变，经过历代诗人的努力，不断产生诗的新形式。汉语诗是这样，世界各民族语言的诗可以说也都是这样。
新诗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新诗的兴起主要是为了摆脱旧体诗形式的束缚，以便于表达新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可是它起步不久，它自身内就有一种要求，它呼唤着“给我新的形式！”不少新诗人感受到这迫切的召唤，他们探索钻研，放胆尝试。在新诗草创的第一个十年内(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所概括的)，便形成了三个诗派，即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这三个诗派主张各自不同，甚至互相争论，但都是给新诗创造了新的形式。此后向多方面发展，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和倾向，基本上是从这三个诗派演化而来的。当然，演化并没有中止，它还在继续。不少有成就的诗人为此做出贡献。瑞蕻从一九八五年底至一九八九年春节创作了一百五十首八行诗，这些诗不象狭义的格律诗那样严紧，更不象广义的自由诗那样散漫，而把语调自然的诗句纳入比较整齐的八行诗体里，取格律诗与自由诗之所长，自成一体。作者称他的八行新诗为“习作”，他以谦虚的态度响应了诗对于新诗人的呼唤。
诗人运用了八行诗的形式回答了(作为名词的)“诗的”要求；同时也就得心应手地用以抒发了他的所思和所感，正如他在一首论诗的诗里说的，“用激动的声音呼唤”。激动的声音是诗的声音，这呼唤便是(作为形容词的)“诗的”呼唤了。至于他呼唤什么，怎样呼唤，向谁呼唤，见仁见智，读者自有衡量的尺度。我在这里只谈几点我个人的看法。
瑞蕻的八行诗最初在《香港文学》杂志上分批发表时，第一批排列的次序第一首是《读巴金<随想录>》，其次是《赠沈从文师》，再次是《赠年轻的诗人们》。不管发表时作者这样编排是有心或是无意，不管将来作为诗集出版又怎样重新编订，我以为这三首诗能够概括全集，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做人和写诗的态度。巴金的《随想录》五集，不少篇幅都谈到或涉及讲真话问题，其中有一集就命名为《真话集》；最后一集《无题集》的“后记”最后一段里有这样的话：“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瑞蕻把他的八行诗又叫做《诗的随想录》，显然是受巴金《随想录》的启迪。他自己也一再说“最可贵的是敢讲真话”，“我们都愿向巴老学习，讲真话”。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写，本来是很普通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有时竟成为问题，甚至巴金自己也说：“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讲真话并不那么容易”。这是由于十年浩劫，谎言假话成风，谁也不肯或不敢推诚相见。浩劫过后，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作家和诗人们才发出讲真话的呼声。艾青在一九八0年出版的《归来的歌》这本诗集的“代序”里，就以“诗人必须说真话”为标题，并且反复地说：“人喜欢听真话”，“人民不喜欢假话”。这是一个时期共同的要求。当然，每个时期都应该如此。“诗言志”是千古明训，八行诗的作者也立下了誓言：“决不虚伪，假如我是一个诗人”。
在怀念和悼念师友的诗中，献给沈从文的诗最多，共计十三首，既有怀念，也有悼念，因为从文是在瑞蕻写作八行诗的中期逝世的。《赠沈从文师》一开始就称赞从文的微笑，说他“微笑着，三十年代这样，如今八十年代了，他仍然微笑着”。后来另一首题为《沈从文的微笑》，又重复了这两行诗，可见这个微笑给作者的印象是多么深刻。从文经历了六七十年风云变幻的岁月，描绘了故乡风土人物，潜心研究并欣赏祖国的文物美术。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以及后半生的学术论著都洋溢着他的微笑。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他永远保持童心，他的“赤子之心愿人间充满崇高理想”。
至于作者第三首诗所期望于年轻诗人们的，则是以各种方式歌颂我们的时代，阳光下的诗与月光下的诗都同样重要，“因为生活永远是丰富多姿”。
说真话，保持童心，面向广阔的时空，诗人就以这样的态度回顾过去，观看现实，畅想将来；他借用卢梭的一句名言：“这就是我”向读者掏出心窝。
作者回顾过去，从他所爱戴的古代的、外国的诗人到同时代的作家，从小学时期到大学时期的师友，从故乡的山水到海内外足迹所至的地方，无不寄以深情厚意。几十年来，世界上，尤其在中国发生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人的思想感情也跟着转变。有人觉今是而昨非，甚至怀着悔罪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有人则以能超越自己而感到自豪，这都是值得称赞的。但实际上种种从前皆成今我，精神上不管怎样跃进，怎样突破，昨天和今天很难一刀两断截然分开，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一个认真生活过的人，昨日的不一定皆非，今后的也不一定皆是。我读瑞蕻的八行诗，其中关于过去的部分，没有伤感，没有悔恨，字里行间蕴蓄着感激的情谊。作者青年时曾为之倾倒的世界名著，几十年后他对它们的感情并没有消减，反而更为加深。例如他说“年青时《夜莺颂》使我入迷，晚年翻译它仍叫我心醉”；又如作者在四十年代初期翻译过《红与黑》，到了八十年代重译这本书，“再经历一次灵魂的探寻”。象《夜莺颂》、《红与黑》这样的不朽之作，青年时读了，心灵受到震撼，到了晚年阅世日深，理解力增强，且会从中有新的发现，取得更丰富的宝藏，怎能象有人说的那样，觉今是而昨非呢。同样情形，作者对良师益友以及往日的游踪，都怀有类似的感情。人生最可宝贵的，是晚年历尽沧桑，回顾早年的工作，仍然感到亲切，无愧于心。
作者有无愧于心的美好的过去，才体会到今日的生活丰富多姿。反过来说，由于今日的丰富多姿，才感到过去生活的美好，二者互相起着作用。他在自然界和生活中寻找爱，寻找真实，热爱自己的工作。他研究比较文学，“把分散的集中，使凝固的流动”，感到“世界多么辽阔，到处有相同和相异”。他翻译名著，在静夜灯光的照耀下，“把异国诗人的梦织入汉语中”，觉得意味无穷，无异于自己的创作。他颂扬华文文学，国内和国外的同胞，不管距离多么辽远，能用共同的文字倾诉衷情。他勉励他的研究生“用心血培育献给人类的精神花朵”。他访问南亚和东欧国家，写出不少文化交流与友谊的诗篇。他满腔热情歌颂真善美，也以无比的悲愤谴责存在于现世的假恶丑。他向中外当代所有的诗人们大声疾呼“只要地上还爬着封建法西斯幽灵，诗，就该保持连续追击的本领！只要人间还存在着黑暗和苦难，诗，就有了炮弹和吼声！”因为“最憎恨黑暗的是最光明的歌”。所以我们也读到对“文革”的控诉，对不正之风的鞭挞与讽刺。
习作中有一首诗，题为《迎一九八八年》，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的热情希望。如今一九八八年早已过去，一年内实现那么多的希望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一九八八年”，改为“本世纪的九十年代”，甚至“二十一世纪”，也未为不可。肯定过去，歌颂今天，畅想未来，是全诗集的基调。所以《最后一首诗》最后的两行是：“但我坚信全人类定迈入欢乐的境界，敬向未来创造者献上三杯美酒！”瑞蕻以这样激动的声音向人类呼唤，显示出他忠于人生、忠
于艺术的人格。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
读了赵瑞蕻同志的《八行新诗习作》，我未加思索，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读后感，“我听到诗的呼唤”。继而一想，诗的呼唤这个词组可以有两种解释。“诗”若是名词，“诗”和“呼唤”就是领属关系，即诗在呼唤。“诗的”若是形容词，就是作者用诗的体裁呼唤。我常听语法学者们说，汉语有时含混不清，不够准确，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言外之意仿佛是说汉语的缺点。其实也未必是缺点，一个词组含蓄量广泛些，说不定还是一种优点。就以“诗的呼唤”这个词组而论，便很有意义，因为两种解释都适用于瑞蕻的这些“习作”。
人为了更凝练，更集中，更有感染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创造了诗。诗又好象无时无刻不在呼唤，提出要求，“给我适当的形式”。为了回答这个要求，在诗的历史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演变，经过历代诗人的努力，不断产生诗的新形式。汉语诗是这样，世界各民族语言的诗可以说也都是这样。
新诗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新诗的兴起主要是为了摆脱旧体诗形式的束缚，以便于表达新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可是它起步不久，它自身内就有一种要求，它呼唤着“给我新的形式！”不少新诗人感受到这迫切的召唤，他们探索钻研，放胆尝试。在新诗草创的第一个十年内(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所概括的)，便形成了三个诗派，即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这三个诗派主张各自不同，甚至互相争论，但都是给新诗创造了新的形式。此后向多方面发展，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和倾向，基本上是从这三个诗派演化而来的。当然，演化并没有中止，它还在继续。不少有成就的诗人为此做出贡献。瑞蕻从一九八五年底至一九八九年春节创作了一百五十首八行诗，这些诗不象狭义的格律诗那样严紧，更不象广义的自由诗那样散漫，而把语调自然的诗句纳入比较整齐的八行诗体里，取格律诗与自由诗之所长，自成一体。作者称他的八行新诗为“习作”，他以谦虚的态度响应了诗对于新诗人的呼唤。
诗人运用了八行诗的形式回答了(作为名词的)“诗的”要求；同时也就得心应手地用以抒发了他的所思和所感，正如他在一首论诗的诗里说的，“用激动的声音呼唤”。激动的声音是诗的声音，这呼唤便是(作为形容词的)“诗的”呼唤了。至于他呼唤什么，怎样呼唤，向谁呼唤，见仁见智，读者自有衡量的尺度。我在这里只谈几点我个人的看法。
瑞蕻的八行诗最初在《香港文学》杂志上分批发表时，第一批排列的次序第一首是《读巴金<随想录>》，其次是《赠沈从文师》，再次是《赠年轻的诗人们》。不管发表时作者这样编排是有心或是无意，不管将来作为诗集出版又怎样重新编订，我以为这三首诗能够概括全集，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做人和写诗的态度。巴金的《随想录》五集，不少篇幅都谈到或涉及讲真话问题，其中有一集就命名为《真话集》；最后一集《无题集》的“后记”最后一段里有这样的话：“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瑞蕻把他的八行诗又叫做《诗的随想录》，显然是受巴金《随想录》的启迪。他自己也一再说“最可贵的是敢讲真话”，“我们都愿向巴老学习，讲真话”。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写，本来是很普通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有时竟成为问题，甚至巴金自己也说：“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讲真话并不那么容易”。这是由于十年浩劫，谎言假话成风，谁也不肯或不敢推诚相见。浩劫过后，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作家和诗人们才发出讲真话的呼声。艾青在一九八0年出版的《归来的歌》这本诗集的“代序”里，就以“诗人必须说真话”为标题，并且反复地说：“人喜欢听真话”，“人民不喜欢假话”。这是一个时期共同的要求。当然，每个时期都应该如此。“诗言志”是千古明训，八行诗的作者也立下了誓言：“决不虚伪，假如我是一个诗人”。
在怀念和悼念师友的诗中，献给沈从文的诗最多，共计十三首，既有怀念，也有悼念，因为从文是在瑞蕻写作八行诗的中期逝世的。《赠沈从文师》一开始就称赞从文的微笑，说他“微笑着，三十年代这样，如今八十年代了，他仍然微笑着”。后来另一首题为《沈从文的微笑》，又重复了这两行诗，可见这个微笑给作者的印象是多么深刻。从文经历了六七十年风云变幻的岁月，描绘了故乡风土人物，潜心研究并欣赏祖国的文物美术。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以及后半生的学术论著都洋溢着他的微笑。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他永远保持童心，他的“赤子之心愿人间充满崇高理想”。
至于作者第三首诗所期望于年轻诗人们的，则是以各种方式歌颂我们的时代，阳光下的诗与月光下的诗都同样重要，“因为生活永远是丰富多姿”。
说真话，保持童心，面向广阔的时空，诗人就以这样的态度回顾过去，观看现实，畅想将来；他借用卢梭的一句名言：“这就是我”向读者掏出心窝。
作者回顾过去，从他所爱戴的古代的、外国的诗人到同时代的作家，从小学时期到大学时期的师友，从故乡的山水到海内外足迹所至的地方，无不寄以深情厚意。几十年来，世界上，尤其在中国发生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人的思想感情也跟着转变。有人觉今是而昨非，甚至怀着悔罪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有人则以能超越自己而感到自豪，这都是值得称赞的。但实际上种种从前皆成今我，精神上不管怎样跃进，怎样突破，昨天和今天很难一刀两断截然分开，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一个认真生活过的人，昨日的不一定皆非，今后的也不一定皆是。我读瑞蕻的八行诗，其中关于过去的部分，没有伤感，没有悔恨，字里行间蕴蓄着感激的情谊。作者青年时曾为之倾倒的世界名著，几十年后他对它们的感情并没有消减，反而更为加深。例如他说“年青时《夜莺颂》使我入迷，晚年翻译它仍叫我心醉”；又如作者在四十年代初期翻译过《红与黑》，到了八十年代重译这本书，“再经历一次灵魂的探寻”。象《夜莺颂》、《红与黑》这样的不朽之作，青年时读了，心灵受到震撼，到了晚年阅世日深，理解力增强，且会从中有新的发现，取得更丰富的宝藏，怎能象有人说的那样，觉今是而昨非呢。同样情形，作者对良师益友以及往日的游踪，都怀有类似的感情。人生最可宝贵的，是晚年历尽沧桑，回顾早年的工作，仍然感到亲切，无愧于心。
作者有无愧于心的美好的过去，才体会到今日的生活丰富多姿。反过来说，由于今日的丰富多姿，才感到过去生活的美好，二者互相起着作用。他在自然界和生活中寻找爱，寻找真实，热爱自己的工作。他研究比较文学，“把分散的集中，使凝固的流动”，感到“世界多么辽阔，到处有相同和相异”。他翻译名著，在静夜灯光的照耀下，“把异国诗人的梦织入汉语中”，觉得意味无穷，无异于自己的创作。他颂扬华文文学，国内和国外的同胞，不管距离多么辽远，能用共同的文字倾诉衷情。他勉励他的研究生“用心血培育献给人类的精神花朵”。他访问南亚和东欧国家，写出不少文化交流与友谊的诗篇。他满腔热情歌颂真善美，也以无比的悲愤谴责存在于现世的假恶丑。他向中外当代所有的诗人们大声疾呼“只要地上还爬着封建法西斯幽灵，诗，就该保持连续追击的本领！只要人间还存在着黑暗和苦难，诗，就有了炮弹和吼声！”因为“最憎恨黑暗的是最光明的歌”。所以我们也读到对“文革”的控诉，对不正之风的鞭挞与讽刺。
习作中有一首诗，题为《迎一九八八年》，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的热情希望。如今一九八八年早已过去，一年内实现那么多的希望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一九八八年”，改为“本世纪的九十年代”，甚至“二十一世纪”，也未为不可。肯定过去，歌颂今天，畅想未来，是全诗集的基调。所以《最后一首诗》最后的两行是：“但我坚信全人类定迈入欢乐的境界，敬向未来创造者献上三杯美酒！”瑞蕻以这样激动的声音向人类呼唤，显示出他忠于人生、忠
于艺术的人格。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