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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一号文件都与“三农”问题有关,足见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村的发展,除了依托国家政策扶持,还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探索农村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职业教育凭借自身的教育资源,在农村干部队伍建设中有着独特的优势,能够有一番作为。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农业发展了,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才真正得以提升;只有农村稳定、农民富裕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安定和谐。
农村干部是“薄弱环节”
自今年年初起,“好书记”沈浩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作为赫赫有名的“小岗村”的村委书记,他“任劳任怨为老百姓干好事、干实事,6年里使小岗村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600元。”作为安徽省财政厅选派的干部,小岗村群众两度在他三年任期届满时集体摁手印将他留任。
事实上,像沈浩这样的农村“带头人”,正是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干部,不但有能力带领农民致富,而且愿意为农村付出。这样的“好干部”在农村中还比较缺乏,成为束缚农村发展的瓶颈之一。
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总计有9亿农民,68万个行政村,有着500万名村支两委干部,他们是农民中的优秀人才,是我国最基层农村的执政者,是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法律、法规在农村的具体执行者;树干部素质的高低、工作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效果。
当前,我国农村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就是结构不合理,比如村干部年龄偏大。据一项统计,河南某市5744名村支书中,50岁以上的2316人,占40.3%,35岁以下的为325人,仅占5.7%。笔者对湖南省1287个村的1370名村干部进行了调查,35岁以下的为151人(大学生村官占据一定比例),占11%,35～50岁的763人,占55.7%,50岁以上的455人,占33.3%。
其次,与年龄密切相关的问题则是农村干部文化水平偏低,这是村干部队伍建设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据学者王征兵的调查显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初中文化程度占4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6%。很难想象,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一支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的干部队伍能够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吗?
再次,农村干部经济统筹管理方面的能力也亟待提高。农村建设中“生产发展”摆在第一位,农村经济发展是农村社会进步的基础。众多调查显示,最让村干部觉得棘手的工作中,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排在首位,村干部普遍认为必须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摆在重要位置抓,但又普遍感到难度很大,认为缺少好的发展项目,缺少资金推动,缺少发展的门路和办法。
此外,农村干部队伍还存在工作方式陈旧的问题,有不少村干部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工作方法和作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有的村干部自己制定村规民约,变相成了针对村民的罚款条文,有的村干部民主意识不强,所有事情村级干部说了算,缺少服务意识,缺乏耐心细致的沟通、说服教育,导致村干部与群众间矛盾增多,关系紧张。除此之外,农村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工作公信力等方面也有待提高。
村官“充电”迫在眉睫
客观地讲,农村干部队伍现状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有关专家介绍说,干部队伍建设是我国政治建设进程中的“大头”,不仅仅是农树,整个干部队伍建设都面临“年轻化、知识化”的历史任务,因此,不能一味过分地苛责农村干部队伍的局限性。
应该说,农村干部队伍现状有其“合理性”。我国改革开放只有30多年,相比较而言,农村还比较传统,很大程度上“乡里乡情”影响到农村的方方面面,比如农村干部队伍年龄偏大现象,在农村许多地区,“长者”更能服众,利于开展工作,而受时代所限,“长者”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在新农村建设中局限性一步步显现出来。
但是,年龄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农村工作环境和待遇对中青年人缺乏吸引力。调查显示,现在农村多为“六三八九部队留守”(六——老年人,三八——妇女,九——儿童),由于村干部职位吸引力小,新农村建设时间长、见效慢,村里的青壮年、有一技之长者都外出打工、读书、经商或创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干部只能从留守的村民中选拔,因而出现能人村外奋斗、弱者主持村政的怪象,致使村干部整体素质偏低,一定程度上出现“资源危机”。当前农村入党积极分子队伍萎缩,农村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后备人选缺乏非常普遍。
此外,农村干部队伍建设还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农村干部角色不明晰,发展趋向不明朗,缺乏稳定性。村干部亦官亦民,从“官”字理解,他是国家最基层政权组织的领导者,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却不享受干部待遇。一句“别拿村长不当干部”的笑谈,已道出了村干部的几分苦涩。从“民”字理解,他与村民无二,没有任何特权,没有级别,作为村民的利益代表,村民交付他权利,他得具有奉献精神,服务本村民众,带领大家走上致富路。当两种利益出现矛盾时,他又扮演协调者角色,从内心而言,他们是矛盾的、困惑的。对大部分村干部而言,工作压力大,政治前途不明朗,角色的多重性,导致对村干部绩效考核不够重视,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影响了村干部队伍建设的稳定发展。
其次,许多地方,农村生存条件差,经济待遇低,当村干部没有“奔头”。村干部不仅要为全村建设谋发展,更要带领村民致富,任务重,工作杂,谁家有了难事纠纷都要出面协调解决,没有社会福利保障,待遇低,付出与所得反差强烈。姜作培在其《千名村官调查》中指出:村干部普遍反映工作付出与收入报酬不相适应,目前村干部承担的工作量、承受的工作压力比一般乡镇干部大得多,但收入普遍较低。一些村干部坦陈,自己在村里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一年收入远不如一个在外打工的普通农民,心里总感到难以平衡。
用好农村职教平台
相对于一时难以改变的客观条件,提高现有农村干部队伍的素质较为可行,基于此,建立系统的教育培训机制就显得比较迫切。
如何构建起农村干部培训体系,使村干部具备带领农民致富的技能水平与管理才能?相关的技能培训、管理能力培训必不可少,而农村职业教育为此提供了大好平台。
教育培训的任务为何要由职业教育来承担?这是由职业教育的特征决定的。学者认为,我国的职业教育与地方社会经济的联系最密切,肩负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使命,在统筹协调资源、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等方面占有优势。而学校自身所具备的师资条件、教育资源与环境则是其他教育机构难以望其项背的。
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利用职业教育平台,农村 干部培训已经开展得有声有色了,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据了解,近年来,岳阳县委针对农村村一级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后继乏人等问题,积极创新培养方式,把村级后备干部的培养与职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在县职业中专建立村级后备干部培训基地,充分发挥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的师资、场地及办学特色等优势,探索了一条村级干部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路子。
岳阳县自2002年在县职业中专创办村级后备干部基地以来,在校学员中有116人拿到了村级后备干部培训证书,21人担任了村级组织负责人,其中8人担任了村级主要领导职务,并轮训村级干部、后备干部860人,较好地缓解了长期困扰村级发展的瓶颈制约。
岳阳县委组织部宋仲斌认为,在农村职业中专建立村级后备干部培训基地,可以充分发挥职专的师资、技术、设备优势,在武装理论的同时培养致富技能,并就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调研,共同探讨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特别是可以就地取材,从在校学生中培养后备干部,从根本上解决村干部素质不高的问题。
此外,2008年12月,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中华职业教育社、湖南省扶贫办联合举办了面向湖南省贫困地县的首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培训,基于工作岗位对村干部的能力、素质进行分析,确定了培训内容,设置了系统的培训课程。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11期,累计培训了1370名村支书或村干部。
通过培训,广大村干部进一步了解了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方针,建立了当代村官工作新理念,拓宽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思路,增强了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了带领农民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在整个培训过程中,许多学员表示受益匪浅,验证了良好的培训效果。耒阳市马水多湖德村村支部助理肖志龙为第二期村干部培训学员。他回村后,深入做好农户调研,大力发展烤烟产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还利用培训期间所学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专题”知识,动员组织村民成立板栗油茶专业合作社,有效地促进了资源整合、农民增收。
邵阳九公桥镇中合村党支部书记郭跃德通过培训,明确了抓组织建设、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他的努力下,通过争取各级部门的支持,修建了一个建筑面积260平方米的村级活动中心,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一帮一、一带二”活动,发展种植烤烟面积302亩,出售烤烟近600担,为农民增收30余万元。此外,还建成300亩板栗生产基地,年出产板栗18万斤,为农民增收54万元。2009年,他被评为邵阳市“十佳扶贫功臣”。
据统计,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培训的村干部回村后,已有80%以上的村根据本村实情和资源发展优势,制订或修订了村级脱贫致富发展计划,部分贫困山村可望彻底脱贫,并成为当地的小康村。
现今农民中流行一句俗话:“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干部”。利用职教平台,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结出了累累硕果,显见这一培训方式的实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职教受限于资金、政策等方面的限制,使得这一培训方式目前还没能普遍开展,政策的持续性支持还没有形成体系。
由此可见,各地政府组织部门应充分活跃起来,统筹各级党校、职业院校等机构的优势资源,设立不同目标级别的培训基地,建立多元培训体系,调度、组织各自区域的农村干部广泛参与,为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付诸努力,让农村干部真正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卓越领军者,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持续有效地前行。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农业发展了,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才真正得以提升;只有农村稳定、农民富裕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安定和谐。
农村干部是“薄弱环节”
自今年年初起,“好书记”沈浩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作为赫赫有名的“小岗村”的村委书记,他“任劳任怨为老百姓干好事、干实事,6年里使小岗村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600元。”作为安徽省财政厅选派的干部,小岗村群众两度在他三年任期届满时集体摁手印将他留任。
事实上,像沈浩这样的农村“带头人”,正是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干部,不但有能力带领农民致富,而且愿意为农村付出。这样的“好干部”在农村中还比较缺乏,成为束缚农村发展的瓶颈之一。
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总计有9亿农民,68万个行政村,有着500万名村支两委干部,他们是农民中的优秀人才,是我国最基层农村的执政者,是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法律、法规在农村的具体执行者;树干部素质的高低、工作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效果。
当前,我国农村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就是结构不合理,比如村干部年龄偏大。据一项统计,河南某市5744名村支书中,50岁以上的2316人,占40.3%,35岁以下的为325人,仅占5.7%。笔者对湖南省1287个村的1370名村干部进行了调查,35岁以下的为151人(大学生村官占据一定比例),占11%,35～50岁的763人,占55.7%,50岁以上的455人,占33.3%。
其次,与年龄密切相关的问题则是农村干部文化水平偏低,这是村干部队伍建设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据学者王征兵的调查显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初中文化程度占4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6%。很难想象,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一支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的干部队伍能够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吗?
再次,农村干部经济统筹管理方面的能力也亟待提高。农村建设中“生产发展”摆在第一位,农村经济发展是农村社会进步的基础。众多调查显示,最让村干部觉得棘手的工作中,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排在首位,村干部普遍认为必须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摆在重要位置抓,但又普遍感到难度很大,认为缺少好的发展项目,缺少资金推动,缺少发展的门路和办法。
此外,农村干部队伍还存在工作方式陈旧的问题,有不少村干部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工作方法和作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有的村干部自己制定村规民约,变相成了针对村民的罚款条文,有的村干部民主意识不强,所有事情村级干部说了算,缺少服务意识,缺乏耐心细致的沟通、说服教育,导致村干部与群众间矛盾增多,关系紧张。除此之外,农村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工作公信力等方面也有待提高。
村官“充电”迫在眉睫
客观地讲,农村干部队伍现状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有关专家介绍说,干部队伍建设是我国政治建设进程中的“大头”,不仅仅是农树,整个干部队伍建设都面临“年轻化、知识化”的历史任务,因此,不能一味过分地苛责农村干部队伍的局限性。
应该说,农村干部队伍现状有其“合理性”。我国改革开放只有30多年,相比较而言,农村还比较传统,很大程度上“乡里乡情”影响到农村的方方面面,比如农村干部队伍年龄偏大现象,在农村许多地区,“长者”更能服众,利于开展工作,而受时代所限,“长者”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在新农村建设中局限性一步步显现出来。
但是,年龄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农村工作环境和待遇对中青年人缺乏吸引力。调查显示,现在农村多为“六三八九部队留守”(六——老年人,三八——妇女,九——儿童),由于村干部职位吸引力小,新农村建设时间长、见效慢,村里的青壮年、有一技之长者都外出打工、读书、经商或创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干部只能从留守的村民中选拔,因而出现能人村外奋斗、弱者主持村政的怪象,致使村干部整体素质偏低,一定程度上出现“资源危机”。当前农村入党积极分子队伍萎缩,农村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后备人选缺乏非常普遍。
此外,农村干部队伍建设还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农村干部角色不明晰,发展趋向不明朗,缺乏稳定性。村干部亦官亦民,从“官”字理解,他是国家最基层政权组织的领导者,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却不享受干部待遇。一句“别拿村长不当干部”的笑谈,已道出了村干部的几分苦涩。从“民”字理解,他与村民无二,没有任何特权,没有级别,作为村民的利益代表,村民交付他权利,他得具有奉献精神,服务本村民众,带领大家走上致富路。当两种利益出现矛盾时,他又扮演协调者角色,从内心而言,他们是矛盾的、困惑的。对大部分村干部而言,工作压力大,政治前途不明朗,角色的多重性,导致对村干部绩效考核不够重视,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影响了村干部队伍建设的稳定发展。
其次,许多地方,农村生存条件差,经济待遇低,当村干部没有“奔头”。村干部不仅要为全村建设谋发展,更要带领村民致富,任务重,工作杂,谁家有了难事纠纷都要出面协调解决,没有社会福利保障,待遇低,付出与所得反差强烈。姜作培在其《千名村官调查》中指出:村干部普遍反映工作付出与收入报酬不相适应,目前村干部承担的工作量、承受的工作压力比一般乡镇干部大得多,但收入普遍较低。一些村干部坦陈,自己在村里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一年收入远不如一个在外打工的普通农民,心里总感到难以平衡。
用好农村职教平台
相对于一时难以改变的客观条件,提高现有农村干部队伍的素质较为可行,基于此,建立系统的教育培训机制就显得比较迫切。
如何构建起农村干部培训体系,使村干部具备带领农民致富的技能水平与管理才能?相关的技能培训、管理能力培训必不可少,而农村职业教育为此提供了大好平台。
教育培训的任务为何要由职业教育来承担?这是由职业教育的特征决定的。学者认为,我国的职业教育与地方社会经济的联系最密切,肩负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使命,在统筹协调资源、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等方面占有优势。而学校自身所具备的师资条件、教育资源与环境则是其他教育机构难以望其项背的。
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利用职业教育平台,农村 干部培训已经开展得有声有色了,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据了解,近年来,岳阳县委针对农村村一级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后继乏人等问题,积极创新培养方式,把村级后备干部的培养与职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在县职业中专建立村级后备干部培训基地,充分发挥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的师资、场地及办学特色等优势,探索了一条村级干部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路子。
岳阳县自2002年在县职业中专创办村级后备干部基地以来,在校学员中有116人拿到了村级后备干部培训证书,21人担任了村级组织负责人,其中8人担任了村级主要领导职务,并轮训村级干部、后备干部860人,较好地缓解了长期困扰村级发展的瓶颈制约。
岳阳县委组织部宋仲斌认为,在农村职业中专建立村级后备干部培训基地,可以充分发挥职专的师资、技术、设备优势,在武装理论的同时培养致富技能,并就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调研,共同探讨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特别是可以就地取材,从在校学生中培养后备干部,从根本上解决村干部素质不高的问题。
此外,2008年12月,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中华职业教育社、湖南省扶贫办联合举办了面向湖南省贫困地县的首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培训,基于工作岗位对村干部的能力、素质进行分析,确定了培训内容,设置了系统的培训课程。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11期,累计培训了1370名村支书或村干部。
通过培训,广大村干部进一步了解了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方针,建立了当代村官工作新理念,拓宽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思路,增强了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了带领农民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在整个培训过程中,许多学员表示受益匪浅,验证了良好的培训效果。耒阳市马水多湖德村村支部助理肖志龙为第二期村干部培训学员。他回村后,深入做好农户调研,大力发展烤烟产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还利用培训期间所学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专题”知识,动员组织村民成立板栗油茶专业合作社,有效地促进了资源整合、农民增收。
邵阳九公桥镇中合村党支部书记郭跃德通过培训,明确了抓组织建设、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他的努力下,通过争取各级部门的支持,修建了一个建筑面积260平方米的村级活动中心,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一帮一、一带二”活动,发展种植烤烟面积302亩,出售烤烟近600担,为农民增收30余万元。此外,还建成300亩板栗生产基地,年出产板栗18万斤,为农民增收54万元。2009年,他被评为邵阳市“十佳扶贫功臣”。
据统计,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培训的村干部回村后,已有80%以上的村根据本村实情和资源发展优势,制订或修订了村级脱贫致富发展计划,部分贫困山村可望彻底脱贫,并成为当地的小康村。
现今农民中流行一句俗话:“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干部”。利用职教平台,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结出了累累硕果,显见这一培训方式的实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职教受限于资金、政策等方面的限制,使得这一培训方式目前还没能普遍开展,政策的持续性支持还没有形成体系。
由此可见,各地政府组织部门应充分活跃起来,统筹各级党校、职业院校等机构的优势资源,设立不同目标级别的培训基地,建立多元培训体系,调度、组织各自区域的农村干部广泛参与,为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付诸努力,让农村干部真正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卓越领军者,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持续有效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