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向是狂欢惯了的，笔下涂满大红大绿大喜大悲大仇大恨。这一次，他却老老实实用最传统的方式写出长篇小说《蛙》，以书信体形式向众人讲述在农村做妇科医生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姑姑”大半辈子的际遇。
　　“姑姑”在50年代国家鼓励生育的时候被奉为天神，走到哪儿都带去生命和欢笑；60年代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口号后，她到处宣讲结扎带环，威信已有所下降；到“一对夫妻一个孩”政策提出之后，坚定信奉国家政策的“姑姑”，霎时从送子娘娘变成严厉追查超生的瘟神。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只要属于超生的孕妇一律追回来送上手术台……
　　她甚至发明出许多天才的创造，一家偷偷超生就带人扒掉其邻居的房子，损失全由超生家庭负担，以此集合众人的力量逼迫违反政策者就范。她又不惜“千里追凶”，开着机动船在河面上拦截，船上的高音喇叭威严广播着最新政策，她凛然立在船头，对河里凫水潜逃的孕妇大喝：“你能一直游到东海去吗？”
　　莫言要以这样一个基层工作者在共和国生育史中的波折经历，描述出中国为控制人口增长所走过的艰辛道路。
　　“计划生育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也涉及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古老最保守的一块。”莫言说，“它将触及千千万万人灵魂深处最痛楚的地方。”
　　个人之痛也是国家之痛
　　灵子：小说里很多情节非常残酷，“姑姑”为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扒房子砍树，强制实行流产，甚至多次害得母子双亡……
　　莫言：现实比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已经手下留情了。当时农村流传的口号是“喝农药不夺瓶，想上吊递根绳”，不惜一切代价把计划生育政策搞下去。他们宣称，只要没出“锅门”就是一块肉，出了“锅门”才是一条命，所以在孩子没出来前就有足够的理由做掉。
　　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在1978年之后的两三年，改革开放一开始，计划经济解体，计划生育政策就失去了它的控制力。人民公社时期老百姓被紧紧捆绑在土地上，连探亲都要大队开介绍信，不然出去就是盲流。但改革开放之后流动变成合法的，农民可以跑到新疆、内蒙去生孩子，这个时候“姑姑”这样的基层工作者与村民们的斗争就更加复杂曲折。
　　灵子：写到现在的生活，你既写到替人代孕等荒诞的社会现实，又理想化地让“姑姑”与泥塑艺人结合，将以前流产掉的孩子按照想象的面貌捏成泥人，以此换取心灵的解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
　　莫言：现在是一片乱象。计划生育政策依然存在，但生育实际上已经放开了。现在真正不敢生的也就是城市里面无职无权又无钱的小公务员，最穷的和最富的都已经没法控制。农民反正没有钱，不怕罚，不让落户口就不落。80年代那批黑孩儿，到了90年代第四次普查人口不是全落下了吗，不能不让他上学啊。富人呢，不在乎罚款。我前几天看到新闻说浙江一个农民超生，罚款82万，第二天就背着100万过去了。当官的也都在偷着生，“包二奶”、“包三奶”，或者走后门找关系。现在到北京天通苑北边的豪华小区里去看，哪家是一个孩子？
　　面对这样的情况，“姑姑”这样的人心里是怎么想？他们过去拿生命捍卫的很多东西突然变得一钱不值了。早知道这样，当时为什么要毁掉别人的生命？所以她忏悔，否定自己当初的行为。“姑姑”的忏悔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每个人的忏悔。固然看起来这个政策是国家制定，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妇女身上，每一个要堕胎的孕妇身上时，无数的丈夫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灵子：你也是奉行计划生育的丈夫和父亲，你也在为此忏悔？
　　莫言：我们这一代人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我们肯定不止一个孩子。现在渐渐步入晚年，确实觉得一个孩子少了，而且对过去的很多行为觉得后悔。
　　那时候罚款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在于超生会开除公职、开除党籍，这是很可怕的，尤其我那个时侯在军队里已经提干了。当时全军这么大一个军职单位，只有一例超生的，原来是营职，一下子降到了排职。我当时才是连职，一降就降回农村了。
　　妻子怀孕又流产，我这个年龄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痛苦的经历。所以我这部小说虽然是从我个人的痛苦出发，实际上涉及到千百万人的痛苦。个人之痛就是人民之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国家的痛。国家要实行这个政策也是忍痛含泪，因为不得不实行，不控制就完蛋了。
　　灵子：你认为这整整一代人的牺牲值得吗？
　　莫言：我想不选择这条路的话，肯定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局面。如果放开生，现在中国起码多出5亿人口。假如中国有18亿人，那就业、福利等等问题都难以保障，国民生产总值多摊给5亿人，结果就是大家都贫困。比如现在我们3口人住150平米的房子，不控制的话可能就是6口人住80平米。但换取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的代价非常沉重，到底是哪方面更划算，我现在无法做判断。
　　每一部作品都出于社会责任感
　　灵子：《蛙》虽然没有采取以前魔幻色彩和狂欢笔法的风格，但仍然保持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这一点上与以前的作品一脉相承。比如上一部《生死疲劳》，写的也是中国的焦点问题：土地。
　　莫言：《生死疲劳》回顾了60年来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表达了我对土地的担忧：当下农民跟土地的背离。我塑造了“蓝脸”这样一个坚守自己的主见的人物，他敢于以个人的微薄之力跟社会的千百万人对抗，而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是在借此反思土地改革的政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是在循环的，过去的事情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什么都没改变。唯一决定农业发展与否的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什么时候农民跟土地关系密切，感觉到土地是自己的财产，农业就会发展；如果感觉土地与我无关，农民不爱土地，农业肯定发展不起来。
　　很多人批评我们中国作家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担当，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起码我几十年来的写作，每一部作品都带着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每一部作品都是通过人物形象来关注和表现了社会上比较大的问题。
　　灵子：那么《檀香刑》呢？写的是义和团时期刽子手的故事，实际是对现实的反思？ 　　莫言：《檀香刑》的灵感一方面来自鲁迅，我想沿着他的方向继续往下发展。我们知道鲁迅对看客文化的批评，中国人历来是把杀人当做戏来看的。但我想仅仅有罪犯和看客，这个戏并不成立，还应该有一个刽子手，三方构成一台戏。我想把刽子手这个阶层表现一下，这样一个职业，人们既恨又怕又瞧不起他们。小说里刽子手最后说，不是我们杀人，我们杀人的时候带面具了，我们不过是国家机器的实现者，是皇上的一只手。
　　另一个灵感是，我们家旁边的乡里有一个在东北盘锦公安局工作过的人，他当年参与过审判“张志新案件”。张志新被枪毙之前，先被切断了喉管，怕她喊出什么不得当的话来。
　　所以我想，发明这些酷刑的狱卒晚年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忏悔？我就问了我那个老乡，他说这个与我们无关啊，我们不做别人也要做，他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基于这两个灵感，我写了这部小说，看起来是写历史，实际上是现代的。
　　灵子：《檀香刑》里的“刽子手”与《蛙》里的“姑姑”有相似之处，都是人们又怕又恨的职业，都是在国家机器的名义下扼杀生命。为什么你对这类人群的内心和忏悔感兴趣？
　　莫言：如果历史把我们放到某个位置上，我们都是刽子手，我们都是罪犯，我们也都是看客。我们在“文革”期间都做过看客，县里要枪毙人我们都去看，有人游街示众我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如果“文革”期间我当兵之后分派我到公安局里去，我不是也要那么做吗？所以这些小说看起来是写刽子手写看客，实际上是在写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心里都隐藏了很多兽性的阴暗面的东西。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这个东西是被道德和法律压制着的，但在一个野蛮的、不正常的社会里，它会得到自由释放。人的恶一旦得到释放，那比野兽残酷多了。动物无非是生存竞争嘛，我把你咬死就算了，但人不一样，人可以发明千奇百怪的折磨自己同胞的刑罚，这种“天才的创造性”超过了其他所有的生物。
　　写《檀香刑》时我最大的感慨就是，有一个文明法律的社会多么的重要。我们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战争，这都是不正常的环境，有很多残酷的事件发生。战争会唤起人们的兽性，你如果上了战场拿枪手抖，那你是懦夫；你如果上了战场冷静机智、杀人如麻，你就是英雄，我们要给你戴上勋章，用鲜花美酒来欢迎你。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历史，大的历史脉络很清晰，但小的历史一团模糊。
　　（摘自安徽教育出版社《忧郁的常识》 编著：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