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逢畅安先生诞辰百周年。近月来，作为晚辈的后生，得过畅安先师和荃猷师母近教，终日沉浸在缅怀和求索的思绪之中。
　　我第一次得见畅安先师，要追溯到二十九年前的一九八六年元旦。那时我才三十七岁，虽然就学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受业于张忠培、罗继祖、俞伟超、林法等老一辈大师，但是当时的我，对于国学、特别是史学、训诂、金石学等方面无甚功底可言。只是缘于我主持建立的天津文物公司萃文斋商店，要跟着李瑞环市长倡建的天津古文化街一起开业，我们当然要请国内最具威望的文物专家为我们开业。那时我们凭着年轻人清纯的事业心和热情，居然请来了好几位顶尖的文物专家，记得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王畅安、朱家溍等先生。那个时候的人与人关系很是自然和单纯，我们对专家视为师生关系，只有敬仰和亲近之意，并无半点拘束和紧张。老师们也很轻松地流连于古物丛中，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及至正午，我们陪专家移步天津食品街著名的得月楼就餐。那时的我就是个“土包子”，根本不懂什么烹饪菜系，没想到王先生给我上了一堂课。菜刚上齐，忽然间一队戴着高帽的厨师鱼贯而入，布列两厢，店主人率队给专家们鞠躬致礼，送上谦辞，乞得指教。我们的专家推戴畅安师，逐一地点评了每一道菜，连同菜序。厨师们受教后，诺诺退去，我们再继续进餐。这才得知，文物大师畅安先生居然还是中国烹饪界的大权威！这件事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是历历在目，他让我领悟到：原来积淀深厚、面容严谨的国学，还能和鲜活平常的衣食住行通气！这件事在我今后的学术思想上，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后来的年月，畅安师曾应南开区政府邀请，在天津红楼影都酒店出席了中国古代家具研讨会，记得是田家青先生陪同的。还有在九十年代初，他应邀到天津文物公司教授金铜佛像专题，鉴定了库藏的三千余件金铜佛教造像，为天津形成整体性的金铜佛造像研究实力，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还仍然领先于各省。就全国而言，可以说，中国金铜佛造像的研究和市场流通的序幕，就是以此作为节点开启了。
　　再后来，我因工作需要，多次到畅安师的家里请教和问安，包括到他在南小街芳嘉园的老四合院和到他在日坛北路东侧芳草地的迪阳公寓小区，和老师、师母也越来越熟络，期间的感染和体悟也日渐清晰。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我们没深没浅地要去他家里让先师亲自庖厨，皆因那次八十年代的得月楼的“刺激”，不想竟又成就了我永志不忘的福分：
　　先师在芳嘉园居住的是两进的四合院，当时保存尚完整，只是杂居多户、年久失修，房顶上都长着小树枝和杂草，院子长满了很茂盛的野草。沿着草间小径，进了先师和师母住的后院的正房，一明两暗。正房外的东旮旯搭了个小棚子，就是厨房了。室内既无上下水道，又无暖气空调。堂屋是客厅兼饭厅，厅东墙上挂着师母的古琴，厅西墙贴墙是一套永乐大漆顶箱柜，先师指着师母风趣地跟我说：“一下大雨，房子里就成了‘水帘洞’，没办法睡觉，我就跟你师母住进这大柜里，这就叫做名副其实的‘柜中缘’哦！”。西屋是书房兼文物和资料储存室。屋中央台面上安置一尊宋代彩绘木雕休闲作观音像，我们这些文物虫子们十分新奇地东瞧西看，觉得到处都是宝贝。师母则忙着给大家分配着茶杯和茶盏，还悉心地给每个人的茶盏里放上一片小纸，为的是让各位不至于用错茶杯。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文雅。这一切人和物的呼应，真是陋室有仙，文气灵光啊！令我们这些文物界后生们顿生景仰和热爱之情。
　　叙谈之中，先师和师母拿出很厚一大沓他俩正在编著和绘制的佛像沿革考证和图注的书稿，记得是八开大小的，先师还给我介绍了他的研究思路。西屋靠窗的东墙上，挂着先师在湖北成宁乡下放牛时的照片，戴着破草帽，光着黝黑的上身，脸上依然是灿烂的微笑，眼镜后边的双眼透出淡泊和充实。但是，凭着上山下乡五年的苦难经历，我清楚地知道，这张照片后面所记载的浩劫。这浩劫的历史背景前面是这沓珍贵的文稿，和先师全然一位老农的影像，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感官错位啊！先师脸上的从容，是如何修炼出来的呢？
　　当然，这次和先师、师母的欢聚，高潮还是这顿大快朵颐的聚餐。先师完全自己操办庖厨，这可是大师主厨，我觉得这是件大事，所以也不管先师高兴还是不高兴，跑到房外边的小棚子，拍下了这帧“师傅庖厨”的照片。这可能是畅安师一生中唯一的庖厨留影了，虽然照的技术不佳，但内容可是弥足珍贵。出人意料的是，餐厅里待客的餐桌，一张是简单的三合板桌，另一张居然是六十年代茶叶公司通用的装茶叶的三层板箱子，两个箱子拼接在一起，师母熟练地在上面铺上报纸，这就成了餐桌。记得最清楚的菜是清蒸鱼，虽然我称不上美食家，但是可以说，这桌菜，是迄今为止我吃过的所有大餐都不及的，或许以后永远吃不到这样的美餐了！
　　关于畅安师的烹饪之学，有文可备书：“文人学庖是一种雅士之乐，自古而今，这种自寻其乐的美食名家一脉相承。善吃、善做、善品评，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另一半‘绝学’。王世襄在圈内被称为‘烹调圣手’，为大美食家汪曾祺先生所推崇。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好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
　　据王老自己回忆：“幼年读书之余，我喜欢进厨房去看厨师做莱，那时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技术十分高超。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各帮莱，我都学，做菜的兴趣越来越浓，交了不少厨师朋友。在这些人主灶的饭馆里，我去吃饭或请客，他们都让我自己上灶炒菜。年轻的时候，一次做几桌菜，不以为是难事，反以为是乐事。很多年过去了，不少厨师一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行，而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单位是在故宫里。”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最晚自有明以来，庖厨艺术和境界，就进入了文化领域，成为社会高层精致文化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后期，我创建天津国际拍卖公司以来的十几年，在不少方面叨扰过先师，授业解惑，受益匪浅。看到他在芳草地迪阳公寓住处新增一具黄花梨独木画案，雕刻着先师隽秀的小字自题，十分喜爱，就向他求字，先师问我写什么，我说，您给我赐座右铭。先师后来把题字寄给我，斗方大字“温故知新——幼铮先生属书己卯冬日畅安王世襄”。温故知新句出自《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我当时体会先师此意是为我指明为师的条件和方向——温故，强调了从事文物考古学的道路上，史鉴的重要，以及温故和知新必须相对应的重要。我还体味出先师对学生“可以为师”的期望和鼓励。这件书法，就成了我缅怀先师的珍贵遗物。 　　我们大家一起回忆先师和师母生前的这些貌似零碎的记忆碎片，对于求索和理解畅安先师至关重要。遍览相关记述，先师的思想和学术脉络似隐似现，愈是追寻，愈是感到题意之重大，之深邃：
　　往大处说，畅安先生这九十多年人生历程，浓缩了清王朝末期、国民政府和新中国这两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变迁的大背景，社会文化动荡变迁的大背景，文化知识阶层动荡蝉变的大脉络。
　　往小处说，畅安先师作为跨不同社会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具有时代共性和与之相关连的局限，但是，畅安先生在这个阶层里，是一位极其少见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学术理念、方法和风格同样也是极其少见、特立独行的，这在国际相关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颁发此奖项的原因在于：王世襄先生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2005年岁末，红学家冯其庸先生颂诗曰：“平生百炼金刚杵，到底修成大维摩。”这些评价，似乎没有引起重视和思索。
　　顺着上述思考，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非常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循着这个思路推导下去，可能会发现，王世襄先生具有非常高超和坚毅的社会理念体系；他应是二十世纪国际范围内非常伟大的文化学者，他的学术理念、方法和风格，还有他的学术成果，共同形成了迥异于传统国学和近现代文物学的体系。——不可讳言，中国人的脑袋里的皇权思想、中国历史上的王侯将相充斥所生长出的影响，至今还在。对王世襄先生这一体系的发掘研究，或许会颠覆中国文化领域的传统观念，重建文化体系。
　　畅安先生的一生是睿智和安详的，他对社会不发表任何评论；在学术研究的逻辑上也往往不把逻辑推到终点，因而或许他的学术理论成就显得不那么高深。但是他那透过镜片的双眸，却是无比清晰无比坚毅的，它们在告诉后人：我言犹未尽之意，留待你们继续，时间会说明一切。
　　有鉴于此，作为后人，作为学生，我郑重希望那些把畅安先生定格为玩家的一切说法就此打住。也建议各位贤达对王世襄先生的结论性评价宜谨宜慎，尽量留点开口，以待后续。惟其如此，才可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王世襄先生。
　　谨以此文，敬献给王世襄先生和袁荃猷先生！
　　（责任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