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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别墅是财富和个人资产的象征，目前，在中国，这个群体依然是少数。来自西安的摄影师赵利文，自2005年持续拍摄生活在西安郊区终南山一带住别墅的人，他将这个群体称之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
对于这个阶层的生活，不仅国人好奇，国外媒体也多有勾勒。英国《泰晤士报》曾这样描述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生活：“她们爱用名牌包，吃有机的食品，从香港买奶粉，关注空气质量和环境污染，想在外国买房，尤其着迷于研究英国的私立学校。”
另外，美国摄影师Lauren Greenfield也曾拍摄一组描述中国新富阶层的生活照片，前两年一度在国内网络上风靡传播。在他的镜头下，中国的新富们年轻，住着富丽堂皇的别墅，出入私人俱乐部，穿着华丽，品着红酒，打着马球，过着奢华的物质生活。这也许就是不少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生活，但我们不得不说摄影师的观察有些表面化。
现实真的如此吗？起码，我们在赵利文的照片中所看到的“中产阶层”生活并不是这样。《别墅人家》系列里的“中产阶层”，大多过着依山傍水的田园生活。那里是距离西安市区20多公里的一处别墅区，平均每家占地都在1亩多，大一点的将近3亩。2000年左右，这些别墅的均价大约为每套80万元。
终南山下的“隐居”生活
终南山，远在隋唐时期便是个极佳的隐居之地，先后有大批名人隐居于此。由于有厚重的人文积淀，还毗邻当时的帝都长安（今西安），自然而然成了许多想到朝廷做官者的隐忍之地，诸如“诗佛”王维、“药王”孙思邈等文人雅士，都在山中建有“别墅”。
当然，如今终南山恐怕早已失去古代的那份幽静，古城西安不再是帝都，终南山也就谈不上是名士为官的捷径或隐忍之地。但终南山的生态环境依然很好，因此不断有人来开发“隐居”。近些年，网络上曾出现不少与此地有关的热议话题，如“男子放弃百万年薪隐居终南山”“独居终南山的90后女摄影师”等。
赵利文镜头里的这些人，大概也没有忘记“终南捷径”的典故。他们住的别墅，却像农家小院，院里的蔬菜瓜果自给自足；琴棋书画，无鹤鹿相伴，却有鸡鸭相随；向往自由，笼子里却关着昂贵的孔雀；西式的建筑形态下，却有着中式的内部装饰；在浮华的城里交际赚钱，却喜欢来宁静的郊区休养生息。
中国式富人
赵利文是一个个体户，由于开发商朋友的半卖半送，他也拥有了一套别墅，有机会接触身边的富人。就这样，赵利文开始着手创作《别墅人家》系列。到目前为止，共拍了约六十余户人家，总计一万多张照片。在这个专题里，赵利文主要关注这个群体的生活和他们所理解的生活品质。
赵利文镜头下的中产阶层中，有工程师、私企老板、大学教授、律师、艺术家、“煤老板”、“油老板”以及退休官员等多类群体。如果仅从财产情况来看，他们不一定都属于富人。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陆学艺曾指出：“中产阶层不指某一个特定阶层，是若干个阶层的总和，要根据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多少来判断是否属于中产阶层。”这些人向往西方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又对农耕生活有着深深的依恋。看看赵利文的邻居们就知道，虽然住在欧陆风情或北美风情的别墅里，很多人的生活依然是中国式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乡村式的。
这个群体中年纪稍大的，尤其如此。无论自己家外面是什么建筑风格，都会把客厅装饰成旧时中堂，甚至是祠堂，家具也不乏雕琢繁复的红木家具，摆着真真假假的古玩。他们的院子，有亲自精心打理的，也有人会花上百万买几棵大树种在其中。离赵利文家很近的一户人家，传统文化情结很重，虽然北美风格的住宅外观改变不了，却围着房子立了一圈具有陕西关中特色的石质拴马桩，形态各异。说到草坪，赵利文笑道：“别墅里的草坪也许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大多是前院种菜，后院养鸡。更有一户，干脆在后院用砖垒了个小羊圈，养了头羊，每天挤奶。”这样的照片，也许会颠覆富人在我们心中的印象，但也不难理解，这正是老一辈人习惯了的生活方式。
一些在城里做生意或上班的年轻人，只有周末才会回来享受慢生活时光。赵利文介绍说，很多年轻人周末喜欢泡在别墅会所的公共大泳池里放松、享受，也有的喜欢泡在家里的浴缸，撒上自己在花园里种的玫瑰花瓣儿；不少人会带着自己的员工、朋友到家里开派对，跳舞、烧烤、喝啤酒；到了暑假，别墅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喜欢在自家的室外泳池里戏水，累了便躺在花园的石头上乘凉。
一个群体的“正常”现状
采访中，赵利文讲了一个邻居老吴的故事。“老吴本是建筑专业出身，并且有家自己的设计院，在小区买了两栋联排别墅和两栋独立别墅，此后便开始他的资产增值计划，用几年时间对其别墅进行改建和装修。但是没想到，他的生意在资金链断裂后来出现了严重问题，最终不得不以成本价把别墅都抵给了债主。老吴最后惦记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能顺利送女儿出国读书，别无他求。”
赵利文说，有时房子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日常生活也在反映时代的缩影。这便是他十几年来一直关注“住别墅的中国人”的原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电影、电视剧都以农村、农民为主题，摄影也如此，但画家们常讽刺中国摄影师‘只会消费农民，只会拍弱势群体’。我也慢慢地体会到，摄影师不能只拍弱势群体，而身边‘新兴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也反映了一个群体的‘正常’现状。”
这个带引号的“正常”似乎告诉我们，只有不带个人偏见、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去记录，才能发现生活本身。比如，即使经济条件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习惯却很难改变，“新兴中产阶层”邻居们更多在追求精神的满足；再比如，在赵利文所居住的别墅区，有30%左右的家庭已将孩子送出国留学，但他们的着眼点更多是“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改变命运”。
拍摄富人，其实特别不容易。别墅里住着各个行业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背景，赵利文整天抱着相机在别墅区里晃荡，住户们难免对他有防范和偏见。拍摄初期，绝大多数住户对于赵利文的拍摄请求，或婉言拒绝、或另眼相看，甚至以为他是精神病。但赵利文坚持了下来，解答人们对富人生活的好奇，也描绘了他们的日常。
对于这个阶层的生活，不仅国人好奇，国外媒体也多有勾勒。英国《泰晤士报》曾这样描述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生活：“她们爱用名牌包，吃有机的食品，从香港买奶粉，关注空气质量和环境污染，想在外国买房，尤其着迷于研究英国的私立学校。”
另外，美国摄影师Lauren Greenfield也曾拍摄一组描述中国新富阶层的生活照片，前两年一度在国内网络上风靡传播。在他的镜头下，中国的新富们年轻，住着富丽堂皇的别墅，出入私人俱乐部，穿着华丽，品着红酒，打着马球，过着奢华的物质生活。这也许就是不少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生活，但我们不得不说摄影师的观察有些表面化。
现实真的如此吗？起码，我们在赵利文的照片中所看到的“中产阶层”生活并不是这样。《别墅人家》系列里的“中产阶层”，大多过着依山傍水的田园生活。那里是距离西安市区20多公里的一处别墅区，平均每家占地都在1亩多，大一点的将近3亩。2000年左右，这些别墅的均价大约为每套80万元。
终南山下的“隐居”生活
终南山，远在隋唐时期便是个极佳的隐居之地，先后有大批名人隐居于此。由于有厚重的人文积淀，还毗邻当时的帝都长安（今西安），自然而然成了许多想到朝廷做官者的隐忍之地，诸如“诗佛”王维、“药王”孙思邈等文人雅士，都在山中建有“别墅”。
当然，如今终南山恐怕早已失去古代的那份幽静，古城西安不再是帝都，终南山也就谈不上是名士为官的捷径或隐忍之地。但终南山的生态环境依然很好，因此不断有人来开发“隐居”。近些年，网络上曾出现不少与此地有关的热议话题，如“男子放弃百万年薪隐居终南山”“独居终南山的90后女摄影师”等。
赵利文镜头里的这些人，大概也没有忘记“终南捷径”的典故。他们住的别墅，却像农家小院，院里的蔬菜瓜果自给自足；琴棋书画，无鹤鹿相伴，却有鸡鸭相随；向往自由，笼子里却关着昂贵的孔雀；西式的建筑形态下，却有着中式的内部装饰；在浮华的城里交际赚钱，却喜欢来宁静的郊区休养生息。
中国式富人
赵利文是一个个体户，由于开发商朋友的半卖半送，他也拥有了一套别墅，有机会接触身边的富人。就这样，赵利文开始着手创作《别墅人家》系列。到目前为止，共拍了约六十余户人家，总计一万多张照片。在这个专题里，赵利文主要关注这个群体的生活和他们所理解的生活品质。
赵利文镜头下的中产阶层中，有工程师、私企老板、大学教授、律师、艺术家、“煤老板”、“油老板”以及退休官员等多类群体。如果仅从财产情况来看，他们不一定都属于富人。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陆学艺曾指出：“中产阶层不指某一个特定阶层，是若干个阶层的总和，要根据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多少来判断是否属于中产阶层。”这些人向往西方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又对农耕生活有着深深的依恋。看看赵利文的邻居们就知道，虽然住在欧陆风情或北美风情的别墅里，很多人的生活依然是中国式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乡村式的。
这个群体中年纪稍大的，尤其如此。无论自己家外面是什么建筑风格，都会把客厅装饰成旧时中堂，甚至是祠堂，家具也不乏雕琢繁复的红木家具，摆着真真假假的古玩。他们的院子，有亲自精心打理的，也有人会花上百万买几棵大树种在其中。离赵利文家很近的一户人家，传统文化情结很重，虽然北美风格的住宅外观改变不了，却围着房子立了一圈具有陕西关中特色的石质拴马桩，形态各异。说到草坪，赵利文笑道：“别墅里的草坪也许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大多是前院种菜，后院养鸡。更有一户，干脆在后院用砖垒了个小羊圈，养了头羊，每天挤奶。”这样的照片，也许会颠覆富人在我们心中的印象，但也不难理解，这正是老一辈人习惯了的生活方式。
一些在城里做生意或上班的年轻人，只有周末才会回来享受慢生活时光。赵利文介绍说，很多年轻人周末喜欢泡在别墅会所的公共大泳池里放松、享受，也有的喜欢泡在家里的浴缸，撒上自己在花园里种的玫瑰花瓣儿；不少人会带着自己的员工、朋友到家里开派对，跳舞、烧烤、喝啤酒；到了暑假，别墅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喜欢在自家的室外泳池里戏水，累了便躺在花园的石头上乘凉。
一个群体的“正常”现状
采访中，赵利文讲了一个邻居老吴的故事。“老吴本是建筑专业出身，并且有家自己的设计院，在小区买了两栋联排别墅和两栋独立别墅，此后便开始他的资产增值计划，用几年时间对其别墅进行改建和装修。但是没想到，他的生意在资金链断裂后来出现了严重问题，最终不得不以成本价把别墅都抵给了债主。老吴最后惦记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能顺利送女儿出国读书，别无他求。”
赵利文说，有时房子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日常生活也在反映时代的缩影。这便是他十几年来一直关注“住别墅的中国人”的原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电影、电视剧都以农村、农民为主题，摄影也如此，但画家们常讽刺中国摄影师‘只会消费农民，只会拍弱势群体’。我也慢慢地体会到，摄影师不能只拍弱势群体，而身边‘新兴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也反映了一个群体的‘正常’现状。”
这个带引号的“正常”似乎告诉我们，只有不带个人偏见、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去记录，才能发现生活本身。比如，即使经济条件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习惯却很难改变，“新兴中产阶层”邻居们更多在追求精神的满足；再比如，在赵利文所居住的别墅区，有30%左右的家庭已将孩子送出国留学，但他们的着眼点更多是“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改变命运”。
拍摄富人，其实特别不容易。别墅里住着各个行业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背景，赵利文整天抱着相机在别墅区里晃荡，住户们难免对他有防范和偏见。拍摄初期，绝大多数住户对于赵利文的拍摄请求，或婉言拒绝、或另眼相看，甚至以为他是精神病。但赵利文坚持了下来，解答人们对富人生活的好奇，也描绘了他们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