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上旬的一个傍晚，我听着电台，行进在下班路上。突然，电台播雄安新区成立的消息，地理范围包括河北的雄县、安新和荣城三县。
　　我一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苦于开车中，我无法把这个消息及时告诉太太——她的老家就在荣城。两个多月前的春节，我们一家三口还在那里过年。
　　旧雄安的最后一瞥
　　上一次去河北过年还是10年前。2017年春节所见，一眼望去，变化还是有的：通车不久的津保高铁和新架设的高压输电塔从村前穿过，以前坑坑洼洼的津保公路重新铺设，明显更平坦了。但总的来说，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细部的变化还是慢了一些，比如垃圾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我当时就在想，基层政府为什么不雇上几个人，来搞一下公共卫生呢？即便政府资金不足，这里的民间经济也并不算差，向那些服装厂和玩具厂“征收”一点清洁费，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但实际上，大家都不管，而且老百姓造房子的时候，都把房基填了起来，几乎高出地表半米到一米，保证了自家整洁干净的同时又方便把污水排出去。至于公共卫生如何，也就不管不顾了。
　　有的人家搬到城里去了，更多的嫌宅基地狭小，搬到村边上建起更大、更漂亮的房子。村中很多老房子因此被废弃，无人居住。
　　取暖设施变化很大。上一次来过年，取暖靠烧炕或烧煤炉，这一次所见，家家户户都置办了小锅炉，将暖气输送到每个房间，既安全又卫生。小锅炉是2010年北京制造的。我问了一下亲戚，整个冬季需要烧3000元左右的煤炭。不过，由于北方冬季雾霾引起不少怨言，做村干部的姑父说上面正在计划要改小锅炉为电锅炉，动员大家把小锅炉上交，村外面架设的高压电线，就是要把内蒙古的煤电送过来。
　　此外是缺水。南方人对北方冬天的想象是茫茫白雪，其实大错特错。至少在河北大平原，这一次非但没有看到雪，上一次来过年也没有看到。村上的道路附着一层尘土，汽车驶过卷起很多灰尘。去上坟的路上經过一片麦地，鞋面立即附上厚厚的尘土。村里新打了一口机井，有数百米深，水的味道很甘美，但供水定时。
　　荣城在晋武帝时已有县的设置，后几经废置，算是很有历史的了。但10年前的荣城县城，更像南方县城的第二大镇，看不出它的特点在哪里，既没什么名胜古迹，也没有高大巍峨的现代建筑。与10年前相比，现在的荣城县城街道格局没什么变化，但多了很多高层住宅，像中国其它城镇一样，遍街都是汽车，住宅小区里也是车满为患。
　　100公里外，就是北京，现在是中国的中心，将来可能是世界的中心。我曾和太太从荣城坐长途汽车去北京，也曾一个人赶早班飞机到北京，然后倒地铁坐长途汽车到荣城，一路上，看着一排排种下没几年的白杨树，干涸的河流，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不紧不慢地往后移动。一头是日新月异的北京，一头是一个又一个气力不足的市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仿佛从一个世界走进另一个世界。
　　然而这一切，随着雄安新区宣布设立，正在进入历史的深处。
　　“疏解非首都功能”
　　公开文件显示，雄安新区的设立目的之一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北京作为首都，既是700多年来作为中国都城的历史惯性，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地缘政治的现实和战略考虑。但平心而论，北京已越来越与它作为首都的身份不相吻合。
　　首先，由于传统上计划经济的影响，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与社会资源配置能力，附着了太多的“非首都功能”。这些非首都功能吸附了太多就业人口，使北京成为“大城市病”的典型，形成了利益的藩篱，令民众反映强烈的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也日渐变形。
　　其次，北京对周边数省区的资源吸附能力强大，不仅形成了罕见的“环京津贫困带”，而且周边自然资源，如水，也被要求优先供给。而旁边的华北平原却因地下水超采严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
　　“非首都功能”的强大，甚至扭曲了市场。2016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国上榜企业110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多达58家，排名第二的上海只有9家，深圳只有5家。在中国500强企业中，也有100家左右将总部设在北京。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改革目标于北京而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疏解非首都功能”。只有超脱地方利益的羁绊，才能使深化改革的进程走得更稳、更快。
　　（作者系冰川思想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