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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后的新疆并不平静。毛泽东对于新疆局势的稳定，以及之后的经济建设和长治久安十分关注。
毛主席为何关注新疆？首先，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省;1949年，新疆在党的努力下和平解放，并在1955年10月日被新中国设立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其次，新疆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许建英对《环球人物》记者解读道：“从地理上来说，新疆有16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约1/6，且与多国接壤，巩固新疆就是巩固边防。而且新疆资源丰富，许多矿产、石油都是新中国建设的急需资源，新疆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也是中国通向苏联的交通大动脉和战略后院，因此，它的和平稳定是国家整体社会发展的基础保障。”
神兵天降，剿灭乌斯满叛乱
1949年，新疆局势错综复杂。毛泽东与党中央正全力劝降国民党陶峙岳部，力争和平解放;以美英为首的外国势力对新疆虎视眈眈……得此间隙，几股匪患悄无声息地发展壮大。
其中最令人头疼的是乌斯满势力。这是一个长期盘踞在新疆东部的悍匪，掳掠钱财、烧杀抢夺，无恶不作。20世纪30年代，乌斯满从一名牲畜商贩变成劫道山贼，凭借“几十个人、几杆枪”四处掳掠烧杀。国民党政府省军曾多次派兵围剿，都没能取胜。乌斯满却名声大振，被百姓称为“新疆巨匪”。
1950年3月，趁着各族群众还不太了解共产党，而解放军官兵又忙于恢复生产的时机，乌斯满在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地发动武装叛乱，匪徒连同被胁迫的民众一度达到4.5万人。此前几个月，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下令撤离全部外交人员时，“自告奋勇”留下，随后悄悄离开迪化，跟乌斯满“会谈三天”，共同谋划了这次暴乱。乌斯满已经不仅仅是个谋财害命的土匪，还成了名符其实的美国武装间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消息后，精神大振，立即委任乌斯满为“新疆反共司令”，妄图借机反扑。到1950年12月，这股叛匪杀害各族群众1175人，抢劫各类牲畜34万多头，粮食5300多石（当时1石约为100斤）。
棋先一招满盘活。早在1949年3月4日，毛泽东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了王震。当天，王震向毛泽东主动请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我们的边疆去，到新疆去”。晚上，毛泽东找到了独自研究边疆文件的王震，对他说：“你到新疆去唱‘主角’，去给新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同意王震的请缨，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许建英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王震是西北野战军的纵队司令，长期在西北作战，对西北地区的人文历史和战事情况都非常清楚。”除此之外，王震骁勇善战，多次粉碎敌人“围剿”，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的战将。
历史证明，毛泽东慧眼识人。外号“王胡子”的王震一贯性格火爆、雷厉风行，打仗素以作风强硬著称。他在平叛问题上绝不手软。乌斯满叛乱后，王震迅速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策略是，能争取的要争取，如果争取不过来，则“必须用大炮讲道理，用刺刀去教训”。
不过，当时的乌斯满势力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熟悉地形，适应沙漠荒原气候，且善于骑射。据参战老兵回忆，乌斯满势力比国民党还难对付，“架起机枪打也打不死几个”。
1950年4月1日，奉命进疆剿匪的解放军西北军区第16师副师长罗少伟带着警卫连一行5人，乘一輛吉普车到附近侦察敌情。他命令司机不断加速，油门声越轰越大，尘土飞扬间，他们一行人与大部队拉开了距离。
与此同时，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德已经在前方布好埋伏。当罗少伟一行人来到此处时，因为路上的沙子松散，吉普车不得不减速，这给了谢尔德绝佳的射击机会。一番乱射后，罗少伟和机要秘书李玉庆、参谋马玉章、报务员宋万成、警卫员杨状元均壮烈牺牲。
32岁的罗少伟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他是整个剿匪战斗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噩耗传来，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悲痛万分，委托周恩来副主席给六军十六师发来唁电，沉痛悼念罗少伟同志;王震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久久不能平静;全师指战员更是感到极大愤慨，不少战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了请战书，要求奔赴剿匪战场的前线阵地。“为罗副师长报仇！”“为烈士们报仇！”“为老百姓报仇！”的口号声，震撼了东疆大地。
兵败如山倒的乌斯满侥幸逃脱，被他欺骗胁迫来的哈萨克牧民因不了解我党政策，也丢下牲畜逃跑了。此时，王震执行了争取人心的政策。他命令部队将缴获的畜群一律物归原主，被胁迫的牧民回来后也一概不予追究，还允许他们保留猎枪。这些政策，使得哈萨克各部落的首领和牧民渐渐明白：解放军不是乌斯满说的那样。他们陆续回来，四处流窜的乌斯满被彻底孤立了。
王震对乌斯满势力进行了勇猛追击。经过大大小小近百次战斗，乌斯满于1951年3月在甘肃被解放军活捉，并被押回新疆。4月29日，迪化人民广场上举行了审判大会，在8万各族各界人士的唾弃声中，乌斯满被判枪决，立即执行。
乌斯满死后，新疆各地的零散叛变、匪患再没能掀起风浪。到1952年6月，新疆全境彻底肃清了国民党长期豢养的反革命力量。从此，新疆社会进入稳定期，为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奠定了重要基础。
屯垦戍边，缔造生产建设兵团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问王震：“你对今后的革命任务有什么想法？”王震马上回答：“解放全中国，建立革命政权！”毛泽东没有接话，起身踱步一圈后，略加思索地说：“仗不会打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当时的新疆是“经济荒漠”。“重工业”是钉马掌，“轻工业”是弹棉花，“第三产业”是烤羊肉串，1盒火柴能换2斤羊毛。
除了考虑到王震是一员虎将，毛泽东将他调往新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还善于搞生产建设。
1941年，王震还是359旅旅长，带领部队进驻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南泥湾。他带领战士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边练兵，一边屯田垦荒，硬是把没有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后来，“南泥湾精神”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代名词之一。
许建英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道：“因为时局变化，王震率军进疆的时间足足提前了几个月，补给、粮食、军备准备得都不充分。当时新疆人口一共400多万，部队人口与政府人员加起来有30万，纯靠新疆财政来维持确有困难。”194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到：“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毛泽东的指示被王震记在了心里。发展军垦，屯垦戍边，这样既可以减轻新疆老百姓的负担，又能够养活军队。
一进入新疆，王震的部队便“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一边剿匪，一边搞大生产运动。据老战士回忆，当时，他们每人分一片荒地，比赛似的干活，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早晨出发时带几个馍馍，中午干累了，想吃口馍馍，就快走几步，把馍馍放到前方不远处，等干到那里时再吃。南疆的气候干旱，馍馍放到前面，不久就晒干了，想吃新鲜的馍馍就得快点干。
数十万官兵自制农具6万余件，开荒造林1065亩，1950年6月吃上了自种的蔬菜，一个月后又吃上了自种的粮食瓜果。此后，驻新疆部队年年都向国家交售大量富余的农副产品。
誓师大会上，王震大声问战士们：“咱们要建设新疆，办工厂农场没钱怎么办？向毛主席要吗？”战士们齐吼：“不！”“向新疆人民要吗？”战士们齐吼：“不！”“那钱从哪儿来呀？”战士们全傻眼了。
王震斗志昂扬地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咱自己身上出！咱们都是穷光蛋，过惯了穷日子，一年一套军装改两年发一套行不行？咱都没钱，军装要那么多口袋有个屁用，改两个口袋行不行？在戈壁滩上开荒种地不用讲什么军人风度，把衣领去掉行不行？”10万大军山呼海啸：“同意！”
于是新疆出现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沒有衣领的一支光脖子军队。省下来的军装、衣领变成了拔地而起的十月拖拉机厂、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厂以及发电厂、水泥厂等，沉寂千年的新疆历史上第一次响起大工业时代的激情轰鸣。许建英说道：“当时新疆最重要的现代工业，基本上都是由生产建设兵团建立，后期这些企业多数移交给了地方，为新疆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为屯垦戍边打好了“地基”。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新疆军区以代司令员王震、代政委王恩茂的名义颁发命令，将驻新疆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驻疆将士发布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1954年10月，解放军大部分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正式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使命就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教授王小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意义重大，“它不仅开发了新疆经济、安置了专业军人，还起到了防范民族分裂势力、巩固西北边防的作用。” 如今，曾将荒地变绿洲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新疆和平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之一。
1952年至2018年，新疆经济总量增长200倍
除了稳定局势、建设经济，毛泽东为新疆做出的重要贡献还有聚人心、稳人心，促进民族大团结。
“由于多重复杂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各民族之间并不十分团结。”河南科技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教授张俊国说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特别强调民族平等的问题，即“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他看来，在新疆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是稳定新疆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
自始至终，毛泽东都坚持贯彻民族平等这一基本思想。 张俊国在《毛泽东“治疆”思想与新疆社会稳定秩序的构建》一文中曾提到：1949年10月，毛泽东请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胡乔木写一篇短评。他特别叮嘱胡乔木，“关于人民解放军入疆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再如“同回族同胞在一起吃饭”时的风俗习惯问题，毛泽东也十分注意。由于回族有不吃猪肉和不喝酒的风俗习惯，毛泽东在同回族干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特别注意这一点。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强调要“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说，对于“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理，并以不影响群众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为基本原则。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继续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了重要决定——在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51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1952年初，王震从北京开会回到迪化，迅速找来了赛福鼎。两人见面后，王震说出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毛主席请你就新疆区域自治问题提个具体方案。中央想听听你的意见。”
赛福鼎是毛泽东极为看重的少数民族干部，能力突出，且了解新疆当地的复杂局势。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特地在中南海与来参加开国大典的赛福鼎吃饭，叮嘱他在新疆要“在关键时刻拉一拉王震的衣襟”。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面对区域自治问题，赛福鼎仔细思考了几日，在致毛泽东的报告中，就自治区政府的组织架构、任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议新疆省级自治单位的名称叫“新疆维吾尔自治政府”。
赛福鼎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55年初，我和包尔汉·沙赫德拉在北京开会，习仲勋约见我们。习仲勋对我们说：“毛主席要我征求你们两位的意见，将来新疆叫新疆自治区如何？”我对毛泽东主席如此重视我们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开诚布公地说出了自己看法。我说：“自治区不是给山川、河流的，而是给各个民族的，所以，应该叫它‘民族区域自治’，因此，新疆自治区这个名称不太合适。”
最终，毛泽东同意了赛福鼎的意见，将新疆命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5年10月1日，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赛福鼎当选为首任自治区主席。
自治区成立后，赛福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新疆进行大刀阔斧的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最少的1亩，最多的7亩，从地主家缴获的1亿斤粮食被送进了40万户农民家里，一时间阳光普照天山南北，各族人民喜笑颜开。
土地改革前，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足5%的地主手里，90%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而在土地改革之后，许多少数民族农民分到了田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过上自由民主的新生活。
1958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的库尔班大叔就是这样一位“翻身农奴”。
当初，库尔班得知“是毛泽东主席使他翻身解放”的时候，就一直想去北京亲自感谢他。他说，北京在地上，只要我的毛驴不倒下去，一直走，就一定能到北京。能让我亲眼看看毛主席，我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久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得知此事，特批库尔班随国庆观礼团一同前往北京。终于，库尔班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毛主席。新疆军区第四干休所离休干部袁国祥回忆道：“当面带笑容的毛主席走到库尔班面前和他亲切握手时，库尔班向毛主席问好并送上了一包他自己晾晒的杏干和葡萄干，毛主席也送他一块绒布。”
从毛泽东时代至今，新疆无论是经济或是民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1952年的7.91亿元到2018年的1.2万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新疆的经济总量增长了200倍。
这是党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取得的伟大成就。
出生于新疆的老兵团人彭老先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道：“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过去人们住土平房，什么都没有，而现在都住着楼房，冰箱、电视等家用电器已经普及。新疆人民现在的生活幸福安定，其中毛泽东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如今，新疆局势和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各族团结友爱，这是任何势力都无法否定的事实。
在采访的最后，针对西方国家对新疆现状的指摘，彭老先生言简意赅地说出了四个字：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