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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1999—201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从门槛面板分析角度，以收入门槛和研发投入门槛为切入点，检验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表明，在低收入阶段FDI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段FDI则具有减排效果。研发投入门槛表明，研发投入可以显著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减排效果降低。因此，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应对FDI迅猛增加的现状，加快研发投入，完善节能减排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转型。
关键词：FDI；碳排放；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研发投入门槛；面板数据；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91-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来我国投资频繁，近年来环保呼声高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多重影响效应逐渐成为学者的研究热点。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的增加，根据BP统计，我国CO2排放量由1978年的15亿吨上升到2008年的69亿吨，增加了3.6倍。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出口碳强度高和能耗高的产品，承担了生产和加工这些产品的全部CO2排放成本。
早期有观点认为发展中东道国更易成为跨国公司的“污染避难所”。越来越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改善东道国的环境状况。基于此种思路，部分学者对FDI与不同投资地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研究表明，当投资地在收入水平、人口因素、对外开放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时，FDI对环境的影响也明显不同。这表明，FDI对于东道国环境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东道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FDI与环境的关系也存在变化。
2009年底，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当前，我国面临严峻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同时FDI持续高水平流入，FDI对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回答这一问题，有待此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文献综述
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的研究较少，笔者将详细地总结以及梳理现有的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以分析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的传导机制。
在探讨FDI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中，Hoffman 等（2005）认为，在低收入国家，CO2排放水平影响了FDI进入；在中等收入国家，FDI流入导致了CO2排放增加；在高收入国家，没有发现FDI与CO2排放的因果关系。Song等（2008）在对中国省级区域FDI存量与多种污染物排放的关系研究时也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FDI与污染物排放关系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上均表明，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可能存在收入门槛效应。
相应的FDI对于东道国技术溢出方面的研究中，FDI存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溢出途径。水平溢出方面，FDI的溢出效应通过外资企业员工向东道国企业流动实现，即技术外溢伴随着劳动力转移。李子豪等（2011）认为，技术影响渠道方面，FDI的人员流动效应的正面影响显著强于FDI的竞争、示范效应。垂直溢出方面，FDI的溢出效应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实现，如向下游供应高质量的投入品促进下游企业生产技术提高。同时相关实证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前提是投资地具有一定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与该地区的R&D投入密不可分。由文献分析可以推测，FDI对于东道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会随着当地吸收能力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即存在门槛效应。
此外，Weber等（2008）指出，2005年我国大约有1/3的CO2排放是出口导致的。Wang和Watson（2007）研究得出，2004年我国净出口导致23%的CO2排放，这主要是由于碳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上述研究均表明，外商来我国投资频繁，虽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的增加。
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基于不同省份收入水平以及研发投入的不同，考察了FDI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门槛效应。
四、结论与启示
1. 笔者使用1999—2012年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收入门槛效应以及研发投入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会增加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此同时也存在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以及研发投入门槛效应。
2. 收入门槛效应的分析表明，在低收入阶段，FDI将促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外资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而在中等收入以及高收入阶段，引入外资会更多地考虑环境问题，并且由于外资企业具有相对更好的节能减排措施，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研发投入门槛效应的分析表明，研发投入会显著地改善二氧化碳的排放，减排效果明显。但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减排效果降低也很显著。
3. 基于本文的结论，笔者做了以下思考：首先，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节能减排任务艰巨，与此同时我国吸引外资规模逐渐扩大，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地方政府应该更好地改变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环境规制等。其次，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各地政府在发展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应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缓解外资引进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压力。再次，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也有显著的研发投入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的省份，应该积极扩大环境保护相关的研发投入，加大财政支持，提升本地的研发水平，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参考文献：
[1]代迪尔，李子豪.外商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1，（5）. [2]李晓钟，刘振宇.FDI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分析[J].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1）：95-103.
[3]袁鹏，程施.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2011，（2）：79-88.
[4]Ligang Song， Wing Thye Woo. China′s dilemma：Economic growth，the environment，and climate change[A].Environmental Politics[M].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8.
[5]Hoffmann R，Lee C G，Ramasamy B，et al. FDI and pollution：a granger causality test using panel dat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5，（3）：311-317.
[6]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2）：345-368.
[7]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1.
[8]Matthews H S，Hendrickson C T，Weber C L. The importance of carbon footprint estimation boundari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8，（16）：5839-5842.
[9]Wang T，Watson J.China′s carbon emiss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implications for post-2012 policy[J]. Climate policy，2008，（6）：577-587.
[10]Stern D I，Common M S，Barbier E B.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World development，1996，（7）：1151-1160.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关键词：FDI；碳排放；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研发投入门槛；面板数据；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91-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来我国投资频繁，近年来环保呼声高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多重影响效应逐渐成为学者的研究热点。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的增加，根据BP统计，我国CO2排放量由1978年的15亿吨上升到2008年的69亿吨，增加了3.6倍。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出口碳强度高和能耗高的产品，承担了生产和加工这些产品的全部CO2排放成本。
早期有观点认为发展中东道国更易成为跨国公司的“污染避难所”。越来越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改善东道国的环境状况。基于此种思路，部分学者对FDI与不同投资地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研究表明，当投资地在收入水平、人口因素、对外开放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时，FDI对环境的影响也明显不同。这表明，FDI对于东道国环境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东道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FDI与环境的关系也存在变化。
2009年底，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当前，我国面临严峻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同时FDI持续高水平流入，FDI对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回答这一问题，有待此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文献综述
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的研究较少，笔者将详细地总结以及梳理现有的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以分析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的传导机制。
在探讨FDI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中，Hoffman 等（2005）认为，在低收入国家，CO2排放水平影响了FDI进入；在中等收入国家，FDI流入导致了CO2排放增加；在高收入国家，没有发现FDI与CO2排放的因果关系。Song等（2008）在对中国省级区域FDI存量与多种污染物排放的关系研究时也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FDI与污染物排放关系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上均表明，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可能存在收入门槛效应。
相应的FDI对于东道国技术溢出方面的研究中，FDI存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溢出途径。水平溢出方面，FDI的溢出效应通过外资企业员工向东道国企业流动实现，即技术外溢伴随着劳动力转移。李子豪等（2011）认为，技术影响渠道方面，FDI的人员流动效应的正面影响显著强于FDI的竞争、示范效应。垂直溢出方面，FDI的溢出效应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实现，如向下游供应高质量的投入品促进下游企业生产技术提高。同时相关实证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前提是投资地具有一定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与该地区的R&D投入密不可分。由文献分析可以推测，FDI对于东道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会随着当地吸收能力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即存在门槛效应。
此外，Weber等（2008）指出，2005年我国大约有1/3的CO2排放是出口导致的。Wang和Watson（2007）研究得出，2004年我国净出口导致23%的CO2排放，这主要是由于碳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上述研究均表明，外商来我国投资频繁，虽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的增加。
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基于不同省份收入水平以及研发投入的不同，考察了FDI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门槛效应。
四、结论与启示
1. 笔者使用1999—2012年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收入门槛效应以及研发投入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会增加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此同时也存在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以及研发投入门槛效应。
2. 收入门槛效应的分析表明，在低收入阶段，FDI将促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外资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而在中等收入以及高收入阶段，引入外资会更多地考虑环境问题，并且由于外资企业具有相对更好的节能减排措施，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研发投入门槛效应的分析表明，研发投入会显著地改善二氧化碳的排放，减排效果明显。但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减排效果降低也很显著。
3. 基于本文的结论，笔者做了以下思考：首先，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节能减排任务艰巨，与此同时我国吸引外资规模逐渐扩大，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地方政府应该更好地改变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环境规制等。其次，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各地政府在发展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应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缓解外资引进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压力。再次，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也有显著的研发投入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的省份，应该积极扩大环境保护相关的研发投入，加大财政支持，提升本地的研发水平，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参考文献：
[1]代迪尔，李子豪.外商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1，（5）. [2]李晓钟，刘振宇.FDI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分析[J].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1）：95-103.
[3]袁鹏，程施.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2011，（2）：79-88.
[4]Ligang Song， Wing Thye Woo. China′s dilemma：Economic growth，the environment，and climate change[A].Environmental Politics[M].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8.
[5]Hoffmann R，Lee C G，Ramasamy B，et al. FDI and pollution：a granger causality test using panel dat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5，（3）：311-317.
[6]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2）：345-368.
[7]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1.
[8]Matthews H S，Hendrickson C T，Weber C L. The importance of carbon footprint estimation boundari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8，（16）：5839-5842.
[9]Wang T，Watson J.China′s carbon emiss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implications for post-2012 policy[J]. Climate policy，2008，（6）：577-587.
[10]Stern D I，Common M S，Barbier E B.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World development，1996，（7）：1151-1160.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