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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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的接见和特朗普的忌妒


  2020年2月20日,韩国总统文在寅邀请奉俊昊等电影《寄生虫》主创人员到青瓦台共进午餐。整个午餐过程气氛愉悦,文在寅与奉俊昊愉快交谈,全程笑得合不拢嘴。文在寅感谢奉俊昊“逾越非英语电影面临的壁垒”,让韩国人引以为豪,给了人们“克服新冠疫情的巨大勇气”。
  早先,在前不久举办的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寄生虫》包揽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在得知《寄生虫》获奥斯卡奖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文在寅就向奉俊昊发去贺电,称《寄生虫》继2019年斩获戛纳金棕榈奖后,今年获奥斯卡四项大奖,这是过去一百年里所有韩国电影人不断努力的结果。文在寅还表示,今后韩国政府将进一步为广大电影人提供能够尽情发挥想象力,并放心大胆制作电影的环境。他本人也非常期待奉俊昊导演的下一部作品。
  文在寅表示,《寄生虫》展现的社会问题引起他的共鸣,他也将化解社会不平等列作其最优先的施政课题。《寄生虫》斩获奥斯卡多项大奖后,影片中韩国穷人居住的半地下室得到广泛关注。在文在寅和奉俊昊青瓦台会面两日之前,首尔市政府宣布,将拨款为1500户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改善住房条件,每户家庭最多可获得32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9 万元)资助。据报道,首尔市政府正在进行老房修补工程,半地下室住户将优先得到补助。首尔市政府将与相关机构合作,为半地下室住户改善供暖系统,更换地板,以及安装空调、除湿机、通风机、窗户和火灾报警器。
  而对于《寄生虫》在全球大放异彩,奉俊昊表示:“我曾担心这部作品过于写实地暴露现代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会引起观众不适,使观众因此而忽视故事的本质和电影的意义。作为一部正面暴露社会问題的影片,能够如此获得全球观众的喜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原先批评奉俊昊电影“左倾”的韩国政界保守派人物开始考虑修复奉俊昊的故居,并为其建造铜像。奉俊昊对此“苦笑”说:“这样的事情希望在我死后再做,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都希望这样的事情能赶快消失。”
  相对于文在寅的兴高采烈,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寄生虫》在奥斯卡大放异彩可谓醋味十足。在演讲时,特朗普公开表示:“《寄生虫》很好吗?我不知道。”特朗普说他并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但他认为一部外国电影获得好莱坞的顶级荣誉是有问题的。特朗普激动地表示:“最佳影片怎么能是一部韩国影片呢?美国和韩国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尤其是贸易。美国政府一直寻求减少和韩国之间的贸易逆差。然后,奥斯卡居然还把奖项颁给了《寄生虫》?”仅仅20分钟后,《寄生虫》的北美制作方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特朗普这么说可以理解,毕竟他不会读字幕。”
  这结果确实吓坏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人。
  奉俊昊创造了近百年来奥斯卡的首例,实现了非英语片的突破,成为2020年刷新韩国影史第一人。要知道,《寄生虫》是继2009年《母亲》之后,奉俊昊时隔10年重返韩国本土电影创作,此前的作品《雪国列车》《玉子》走的都是国际路线。奉俊昊将韩国电影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寄生虫》是奥斯卡92 年历史上,首部拿下最佳影片的外语片。1988年的《末代皇帝》拍摄和上映都采用的英语对白,2012年的《艺术家》是讲述好莱坞的默片,最后几句对白也是英语。《寄生虫》无论故事、对白、出品公司,还是导演和演员几乎全部是韩国制造。过去仅有10 部外国电影曾经入围过最佳电影,而没有任何一部能够夺得这个奖项──李安也曾经挑战过,2000年的武侠创新电影《卧虎藏龙》代表华语电影入围了10项大奖,虽然荣获包括最佳外语电影等四项大奖,但与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无缘。去年的《罗马》代表墨西哥出征,一样入围了10项大奖,也为阿方索·卡隆送上了一座最佳导演奖,但同样地没有获得最佳电影。除了最佳影片,《寄生虫》还把最佳导演和首次设立的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拿到手,加上早前美国演员工会的最佳群戏奖,电影业界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全面的肯定。
  而早在奥斯卡之前的2019年5月,奉俊昊的这部作品就首次替韩国拿下戛纳金棕榈,这是艺术电影领域公认的最高评价。同时囊括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上一次还是1955年的美国影片《君子好逑》。除了电影同行的认可,影迷和媒体对《寄生虫》也赞不绝口,IMDb20万人打出8.5分,烂番茄新鲜度99%,MTC媒体综合评分95分。
  所以,不管那些影评人是否喜欢《寄生虫》,不管奉俊昊是过誉了还是没有,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寄生虫》和奉俊昊导演的成功值得好好庆祝和骄傲。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92 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奉俊昊导演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包揽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

70年代的斯皮尔伯格


  昆汀·塔伦蒂诺这样评价奉俊昊——上世纪70年代的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而在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在击败昆汀之后,奉俊昊还特意感谢了昆汀。台上是代表韩国电影、意气风发的奉俊昊,台下是为他鼓掌、竖起大拇指的好莱坞电影大佬昆汀·塔伦蒂诺和马丁·斯科西斯,让人不禁感慨。
  很多中国观众因为此次奥斯卡才认识了这位韩国导演,可是在韩国或是文艺青年心目中,凭借《杀人回忆》《汉江怪物》等作品,奉俊昊早已是“韩国国宝级”导演。就连早几年大火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千颂伊的妈妈为了证明女儿是一线明星,还吹嘘道:“奉俊昊导演都要请她去演电影呢。”   岂止是全智贤,诸多好莱坞一线影星纷纷“毛遂自荐”想与奉俊昊合作。《雪国列车》的主演之一、蒂尔达·斯文顿就曾公开表示,自己是为了奉俊昊才出演的,“并不仅是因为看过他的作品,更是因为他本人就特别吸引我。”《雪国列车》的另一位主演“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也曾“自私”地表示:“和导演见面后,我心里就想,如果其他演员看不到他的电影就好了,只有我知道他的存在就好了。”
  谁是韩国最好的导演,影迷们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拍了《老男孩》而全球知名的朴赞郁,有人认为是在欧洲拿奖最多的金基德,也有认为是极具人文气质的李沧东。但毫无疑问,作品用两只手便可以数过来的奉俊昊是韩国历史上最卖座的电影导演,没有之一。
  从第二部作品《杀人回忆》开始,奉俊昊便在票房上一发不可收拾——《杀人回忆》获得了524 万的观影人次,《汉江怪物》1301万人次,《母亲》298 万人次,《雪国列车》933万人次……辉煌的成绩让奉俊昊当之无愧成为了韩国的“斯皮尔伯格”,但在刚走上电影这条路之初,他却有些信心不足。“我的电影如果没人看,就回家开影像店。”奉俊昊当初曾这样说过。人们通常把2000年的电影《绑架门口狗》看作奉俊昊的处女作,尽管这部作品票房并不太理想,还让奉俊昊在电影院看完羞愧难当。
  2003年,凭借《杀人回忆》,奉俊昊获得第二届大韩民国电影奖最佳导演奖等各项韩国乃至亚洲电影奖项,奠定了他在韩国电影界的地位。《杀人回忆》还把韩国影星宋康昊推上了国民影帝的宝座。此后,奉俊昊又拍了《母亲》,照样载誉无数。而《雪国列车》则是韩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电影项目运作。事实上,这部电影比《汉江怪物》诞生得还要早。
  2004年,在准备拍《汉江怪物》的时候,奉俊昊定期会去一家漫画书店,在那里发现了一本叫《雪国列车》的漫画书,他站着读完了整部漫画。当时奉俊昊就下定决心要把这部漫画搬上大银幕。他被“列车”这一独特的具有电影性的空间所深深吸引,还有车上熙熙攘攘的人们的样子。在车上,为了生存,人类相互斗争,在这列搭载着最后幸存者的“诺亚方舟”里,没有平等可言。奉俊昊为这样的故事深深着迷。

电影社会学家


  这位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韓国导演擅长从并不流行的题材中发现宝藏。当初,他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创作了原先并不被看好的科幻题材电影《汉江怪物》。影片一出炉,便打败当时风头正劲的《王的男人》,改写了韩国电影票房史纪录。《汉江怪物》中那个庞大丑陋的怪物正是象征着韩国社会,表达了对于韩国放任美国派遣驻军等行为的不满;《杀人回忆》则取材于上世纪80 年代发生在韩国的一个真实连环杀人案件,奉俊昊将视角对准了当时落后刻板的侦查制度……《寄生虫》的灵感则来源于被他视为导师的韩国导演金绮泳以中产家庭为主轴的《下女》、以犯罪电影见长的法国导演克劳德·夏布洛的《仪式》与《禽兽该死》、约瑟夫·罗西执导的《仆人》,以及希区柯克经典的《惊魂记》。《寄生虫》剧情主要描述贫困的一家四口如何处心积虑地想要进入上流人家的生活,并透过两个背景截然不同的家庭,来反映出人性贪婪与贫富之间的普遍差距。
  生在书香门第,在大学主修社会学,再加上他的电影中兼具商业与艺术,这让不少影评人给奉俊昊戴上了“电影社会学家”的头衔。“其实我不太懂社会学,大学时我不喜欢那些教授们的课。我的精力都花在电影社团和看电影上了。”对于这个问题,奉俊昊总是笑着回应,“我知道不少影迷和学者爱过度解读我的电影,对我来说,我不会刻意地往电影中增加什么深刻的艺术性。”
  奉俊昊对于电影,要求绝对是控制权。他的电影都有导演剪辑权,没有人能干涉。早在多年前,奉俊昊凭《杀人回忆》《汉江怪物》等作品扬名海外后,他就时常接到好莱坞电影公司寄来的剧本,希望能展开合作。“在好莱坞,制片方都会对导演横加干涉。而我是一个控制狂,如果不能掌控整部电影——从剧本、选演员、拍摄到剪辑的话,我会抓狂。”奉俊昊说,“我真的希望能保护自己的想象力和电影的各种细节,所以我觉得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好莱坞导演。”当美韩合拍的《雪国列车》在北美发行时,美国的发行方韦恩斯坦公司就觉得影片时间过长,希望删减20分钟的戏。奉俊昊当即就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更是多次装作听不懂对方的英文而拒绝回应。奉俊昊强硬的态度,最终让对方妥协。
  奉俊昊喜欢亲身示范,即便是动作戏也是如此。“我平时一点儿不运动,体重快到200斤(如今可能已经超过了),但经常因为拍摄时候心太急就奋不顾身亲自去示范。”拍摄《雪国列车》时,有一个打斗场面是杰米·贝尔冲向对方,撞在对方手里锋利的斧子上,杰米·贝尔本身很抗拒演这个镜头,奉俊昊就亲身示范,一下从空中飞过去,撞到了斧子上。

讲述急转直下危机之中的人们的故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人们是不会把善恶刻在头上的。一般大家都是‘灰色的’,适当地善良和小心,又适当地不良和卑劣。《寄生虫》的人物也都是这样的。”本篇访谈内容编译自韩国电影杂志《CINE21》2019年戛纳电影节前夕对奉俊昊的采访。
  Q:从《绑架门口狗》《玉子》再到《寄生虫》,你的电影里有很多动物的名字。
  A:鞭虫、蓼虫、钩虫、蛔虫……最近的年轻人应该不太懂这些名词了。(大笑)没做过大便检查吗?
  言归正传,在电影里面是不会出现寄生虫的,也不会出现医生和生物学家。这不过是比喻上的表现,是十分不好的那种比喻。这世界上谁想被叫做寄生虫呢?有谁想听到寄生虫这个词呢?只是换掉一个字而已,本来“相生”“共生”这些词汇里头所存在的尊重感全都消失,语言色彩也会骤降,变成责备一方的单方面关系。电影就是要讲述处于这急转直下危机之中的人们的故事。
  Q:韩国电影中有“虫”字的作品,比如金绮泳导演的《虫女》(1972)是第一部。
  A:是的,我也不是没想到金绮泳导演,还会让人想起今村昌平导演的《日本昆虫记》(1963)。两位都用过“虫”字作为电影题目,在海报里也使用了大大的汉字。因为我很喜欢两位导演,所以在用“虫”字的时候也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电影快感。这对观众来说有可能太过了,所以在决定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意见。不过,我在定题目的时候想要故意给出一种故装邪恶的感觉。回想起来,拍《杀人回忆》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反对那个名字,问我杀人要怎么回忆呢?他们说是从题目开始就太过了,太恐怖太负面了。但是随着电影上映一段时间,大家就熟悉这个题目了。《寄生虫》也是这样,虽然有点让人感到困惑,但是相信看完电影之后大家都会认可的。   Q:《寄生虫》中父母和子女双全这样的两个家庭相遇,在这方面跟你的前作中的家庭构成有些差别。
  A:这次我是第一次采用传统型家庭形式。《汉江怪物》是没有妈妈,《母亲》是只有妈妈跟儿子,《玉子》中美子的父母只是以墓地的形式出现,只有爷爷跟孙女活着。在社会上并没有说家庭中没有了谁就是不好的情况。现在这部作品是以两个完美构成的家庭出现,并从他们之间引申出有趣的故事。虽然在“家庭”这个部分有着前作的延续,但是和之前的作品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Q:你此前的电影里大部分家族作品中的角色都是有工作的人,但是《寄生虫》里面的奇泽则是无业游民,可以说是一个没什么未来的家庭。
  A:是的。在《汉江怪物》里主角一家是做小摊贩糊口的,在《母亲》里金惠子老师也卖药,但是奇泽他们是没工作的。当然,这几十年里他们一家人都不曾工作吗?也不是,他们也是曾工作过的人。只是在电影开始的这个时间节点,他们都没有工作,所以过得有点艰难。那就说他们全部都是无业游民吧,这么一说会比较有社会意义。虽然电影开始时全家都是无业游民的状态,但是随着奇友有了家教这份工作之后,他去了有钱人的家里。要找份家教的工作可是不容易的,我大学的时候也做过家教,结果刚稍微放下了紧张的情绪,刚做一个月就被解雇了。双方的雇佣关系是很脆弱的,家教这个位置也是十分的宝贵。在全家都没工作的时候,儿子第一个带来了“希冀”去工作了。
  Q:故事随着奇友去做家教而展开。为什么要做家教呢?
  A:是为了有交叉线。纵观现在社会,有钱人和小市民的行动轨迹都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既亲密又私人的距离上,这两个阶层的人能够同在一个空间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而能让二者在一起的也就只有家教了,听说这样能跟普通中产和有钱人见面,最近甚至还有很多直接住到家里的家教。我觉得从这里切入的话,所带来的戏剧性趣味会非常浓。虽然电影的性质不同,但是从森田芳光导演的《家族游戏》(1983)来看,主人公去做家教时会遇到完全不一样的人。我非常喜欢这样没有任何接触点的人物擦肩而过的设定。再看回《绑架门口狗》,公寓的管理事务所经理和大学讲师在人生中几乎没碰过面,但是围绕着“小狗事件”因为奇奇怪怪的事情让他们有了碰面的机会,而电影正是展现出了那样的瞬间。电影结束后他们也没有可能会再碰到了。大学讲师会成为教授搬到更好的小区,哪怕是不搬走两个人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了。而家教这个设定也是这样的一个装置。
  Q:如果说《雪国列车》和《玉子》都是在“吃”上面产生阶级冲突,那么《寄生虫》的两个阶级在冲突中的首个问题则是“寄生虫”这个词。
  A:有趣的是,在拍摄的时候也好后期制作的时候也好,都能感觉到这部电影里没有坏人。不过,还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回顾我们社会也并不是只有精神病患者或者带着恶意的人,这些“坏人”才会犯罪。大家都会有缺陷,又或者这么说,“她很善良,但是她却杀了人”,“他是个好人,但他被人骗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人们是不会把善恶刻在头上的。一般大家都是“灰色的”,适当地善良和小心,又适当地不良和卑劣。《寄生虫》的人物也都是这样的。虽然没有带着恶意,但是无法控制的事情时有发生。
  Q:大家很好奇在《寄生虫》中,你是以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现在的韩国社会的?这也让大家不禁想起你之前那些纯韩国本土的电影,以及以城市作为背景的《母亲》。离《绑架门口狗》的市中心和《汉江怪物》的汉江已经过去将近20年时间了,上世纪90年代和现在的首尔市中心有哪些变化?
  A:是的。这次有很具体的时空坐标。拍《绑架门口狗》时,我拍摄了公寓,那时是1999 年,因为有着当时很明显的时代背景。《母亲》事实上稍微微妙地去掉了一些地理政治方面和时代方面的东西,我又很故意地去掉了那一部分,因为想要呈现出最原本的母子关系,所以刻意想要去掉那部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在2000年代初或后期,除了用的手机会不一样之外,其他都会变得不那么泾渭分明。但是,《寄生虫》是很明确的,会让人联想到今天、现在、这里、特定的城市。人物生活的地方是在那個街道,就算不标明也能很容易地联想到的。影片主要呈现了北边以及现在的首尔的感觉——呼吸着那样的空气进行拍摄,这感觉真的很好。


电影《寄生虫》剧照


电影《寄生虫》剧照

  Q:和在《杀人回忆》《汉江怪物》《雪国列车》中一起合作过的宋康昊再度携手也让人很期待。在拍摄现场以及作品成品中,你认为宋康昊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
  A:虽然我们没有聚在一起,抓住对方的双手高举起来说出“我们要营造这样的世界!”这样的集会,但是在每部电影中,宋康昊作为前辈,不用我拜托他,他都会照顾后辈演员,并慢慢形成家庭的化学反应。有时我刚坐上车,康昊哥也马上上车了,在我惊讶地回头的同时,他就会问我“后期制作还顺不顺利?”——来检查我的工作。虽然影片中经常出现很多差不多比重的人物,但是宋康昊似乎也挺喜欢这样的情况,他经常说,这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跟有才能的后辈一起互相合作,这样很快乐。
  Q:这么正式细致地描写上流社会,这在你的电影中是第一次吧?
  A:洪坰杓导演跟我说:“俊昊啊,我们好像是第一次拍有钱人啊!” (大笑)。仔细地想了想,脏兮兮的警察(《杀人回忆》)、汉江小卖店(《汉江怪物》)、“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在尾节车厢屠宰跳蚤(《雪国列车》)、药剂商寡妇(《母亲》)……在拍电影的时候我全国跑,全身上下99% 都是脏兮兮的,都没有一块是能发出光泽的,除了惠子老师拿着的高尔夫球杆(大笑)。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玉子》的露西(蒂尔达·斯文顿)虽然是有钱人,但是她的日常生活却没有呈现出来,《寄生虫》是第一次展现出有钱人的生活。拍摄有钱人和有钱人的家是我的首次经历,所以很有意思。因为不是我熟悉的世界,所以做了很多商量和学习——原来还有这样的家具、这样的墙纸、这样的垃圾桶啊!垃圾桶就价值250 万韩元,即使踩下踏板也不会有声音,盖子也不会出声——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世界,真的是太神奇了(大笑)!把那些东西收回去的时候也是,我十分紧张生怕弄坏了什么,可以说是体验了一番神奇的世界。
  Q:作为昔日以《绑架门口狗》出道的青年导演,你现在也已经步入中年了。这期间,你对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家人”这个概念的想法也应该有所变化吧?
  A:我不知道有什么是没变的,有什么是变化了的。我经常每天都很混乱,所以在制作电影上,好像也反映出了我混乱的状态。虽然我现在已经拍了24 年电影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拍电影很吃力。每次都是说着为什么会这么难呢?然后一部接着一部拍下来了。我也经常会想那些我们常常称为“大师”的人,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呢?最近我看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骡子》奥斯卡投票用的蓝光后有了很多想法。2008年《老爷车》的时候他就说了作为演员身份要隐退,为什么现在又重新出演了呢?看着自己老去的肉体投放在大银幕上,却又一种莫名的激动。当你看过以前在《荒野大镖客》(1964)以及《肮脏的哈里》中骑着马开枪的他后,再看《骡子》里他90 岁的时候展现着自己老去的肉体之后,你就会明白这就是电影的故事。这是一部没有老气就无法成立的电影,紧密地和故事以及主题连接在一起。

奉俊昊作品,不仅仅是《寄生虫》


  凭借《寄生虫》一举拿下奥斯卡四项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奉俊昊的名气一下响彻了全世界。然而,作为韩国资深“国宝级”导演,奉俊昊可不仅仅只有《寄生虫》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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