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发布通告称：“为了治赌，依法对全县范围内营业性棋牌室、麻将馆、宾馆麻将房等予以取缔。”
　　“麻将馆禁令”发布不久，因为涉及到治理赌博，有人“举双手表示赞同”；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忧“江西地面已经容不下一张麻将桌”，认为治理方法存在“一刀切”的嫌疑，虽有助于打击赌博，但也漠视了普通群众正当合法的娱乐需求。
　　近些年来，舆论场对于“一刀切”式的治理方法可谓并不陌生。此前就曾有过某些地方“一刀切”地禁止披麻戴孝。因此，某地治理方法一旦被贴上“一刀切”的标签，舆论场立刻就会露出“牙齿”撕咬。
　　面对汹汹舆论，玉山县将通告名称更改为《关于对利用棋牌室等场所实施赌博违法犯罪开展集中整治的通告》。更改后的通告名称，取消了“取缔”的说法，并强调打击范围只针对“赌博违法犯罪行为”。至此，负面舆论算是有所平息。
　　事实上，近期发布“麻将馆禁令”的地方，除了江西上饶市信州区、玉山县、万年县、鄱阳县以及丰城市等地之外，还有安徽池州、湖北十堰等地。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要跟“麻将馆”过不去呢？这就涉及到赌博和治赌的问题。
　　赌博的危害性大家是清楚的，因为赌博，妻离子散者有之、家破人亡者有之、结仇夺命者亦有之，所以有人把赌博称之为“社会之癌”。但赌博的特性大家可能知道得并不全面。赌博具有隐蔽性，一伙人真要赌博，往往是藏在暗处，而且赌得越大，藏得越深；赌博又具有随意性，一伙人可能一开始并未想起要赌博，但聚到一起，激发了想法，某个人提出这个话头，大家说赌也就赌上了；赌博还具有反复性，一个人因为赌博输了钱，吃了教训，一时之间可能不赌了，但时间一久，“好了伤疤忘了疼”，看到别人赌，心里不禁发痒，一时没控制住，就又走上了赌博的道路。
　　除此之外，赌博还具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就是行为界定上的模糊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对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要进行相关处罚。”但目前对“赌资较大”并无清晰界定，这就使得对于赌博的认定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比如有的地方，总赌资超过500元，就算聚众赌博；有的地方，每个筹码超过5元，也算赌博；江西规定，个人赌资在200元以上的，就算赌博。
　　以上种种特性叠加在一起，无疑会加大具体执法环节的难度。除此之外，治理赌博还面临一个现实难题，那就是警力不足。基层公安机关的警力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广大乡镇地区，“警民比”更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警力不足，基层群众的居住地又较为分散，赌博的认定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赌博本身又兼具相关特性，即便是把有限的这点警力都用于常规化治赌，效果也不见得有多好。
　　既然常规化治赌费力大、效率低，那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呢？正所谓“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治理赌博，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有效抓手。而“棋牌室、麻将馆、宾馆麻将房”等扮演的正是这样的“抓手”角色，对准“抓手”，集中“动刀”，用一段时间整治一个突出社会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站在治賭的层面来看，“麻将馆禁令”虽不是最优治赌方案，但却是最能有效落地的治赌方案。所以说，“麻将馆禁令”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刀切”，其中也不乏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那为什么玉山县等地的“麻将馆禁令”却掀起了舆论风波呢？根源在于，不是“动刀子”不对，而是在“动刀子”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力度和准度，容易误伤，也容易戳中舆论的痛点。假如一开始，就瞄准了“赌博违法犯罪行为”动刀，相信收获的不会是漫天的口水，而是雷鸣的掌声。比如安徽池州，虽然也发布了“麻将馆禁令”，但打击的对象是“非法”经营的棋牌室，因为“动刀”精准，没有误伤，也就没有引起负面舆论。
　　此次事件，聚焦来看，是一个通告名称的问题；放开来看，是应对舆论的问题；往深了看，则是行政治理能力的问题。就行政治理方式而言，一些地方，比较偏爱硬性执法。硬性执法，简单易操作，对于一些特殊问题，比如赌博问题，有特殊的“疗效”。但在网络化时代，每一个人、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媒体发布中心”，单纯的硬性执法，越来越经不住千万双在场或不在场“电子眼”的聚光与曝光。
　　不管是赌博问题的复杂程度，还是现代治理的转型升级，都要求地方政府在治理的时候，更要注重把好政策执行的边界。该切割的地方，毫无遗漏地切割；不该切割的地方，毫发无损地保留。尤其是执法部门，更要注重依法办事。于法有据、于理要合、于情无碍，方能将好事办实，支持政策的人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聂勇荐自《农民日报》2019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