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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罚款当然不是其初衷。但也绝不意味着罚了款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生。在苍山县，无论是官员的逻辑，还是农民的逻辑，与国家基本国策的逻辑都是有出入的。在那里，逾 5万多名超生儿没有户口，成了“黑孩”。他们的升学、就业、结婚成了问题。
这使恶性循环成为一种可能。而且，困局仍可能在下一代被复制。
4月8日，山东省苍山县迎来了一场春雨，对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但苍山县一些农民却无法高兴起来。他们在四处借钱，营救被村里“计划生育”抓走的亲人。
就在一个月前，苍山县二庙乡芦塘村村民姚成志57岁的老伴，在被村主任带人“罚”了200元钱后，一时气愤不过竟以喝农药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万幸的是，她被及时抢救。《小康》在采访时得知，姚成志的弟弟姚成军，是一个有7个孩子的超生户，为了躲避村里无休止的罚款，姚成军全家一直在外地打工。但他没想到，这次“株连”了他的嫂子。
姚成军不在家，村主任就带着十几个人来到他的哥哥家，“不交钱就推走拖拉机。”姚成军的嫂子无奈之下，给了200元钱，也没有任何收据。嫂子越想越气，“年年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倔强的她于是喝下了农药。
据了解，在这个村子里，虽然生7个孩子的不多，但超生现象非常普遍，“只要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几乎没有不超生的，二胎正常，三胎四胎非常之多，整个村子至少有400多个没有户口的黑孩。”
在《小康》之后的调查中发现，芦塘村只是苍山县“黑孩”现象的一个缩影，一位掌握计生数据的内部人士透露，2005年的一次统计，苍山县有5万多没有户口的“黑孩”，而民间流传的数字是，整个苍山县目前有6万名“黑孩”。
“如果老大是男孩就不会要这么多了……”
苍山县隶属于山东省临沂市，土地面积1800平方公里，是一个辖21个乡镇、1179个行政村的大县。总人口118万人，是中国重要的大蒜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韩日等国。
在临沂市所辖的三区九县中，苍山的人口数量最多，也是计划外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县二庙乡芦塘村是一个有3300多人的村庄（户籍人口），而《小康》记者拿到的其中59户村民名单中，四胎以上的就有10户，二胎或三胎的有49户。这些孩子中除了第一胎有户口，二胎以后大都是没有户口的“黑孩”。据村民反映，该村400多个没有户口的“黑孩”还不到全村超生数字的二分之一。
芦塘村村民陈玉峰（化名）今年37岁，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女儿12岁，最小的男孩刚刚出生不到三个月。5个孩子中只有老大有户口。为了躲避罚款，陈玉峰就带着全家开始了“超生游击队”的生活，一年换一个地方打工，生到第四个的时候还是女孩，他们夫妻俩都哭了，直到第五胎生了个儿子一家人才露出了笑容。
陈玉峰说，要这么多孩子就是为了要个男孩，在农村，没有男孩是受欺负的，如果老大是男孩就不会要这么多了，最多要两个。
陈玉峰给出的理由是当地农民最普遍的观念，在当地，农民没有形成计划生育的意识。
苍山县的另一个村——神山镇小屯村，“黑孩”的数量也是惊人的，这个村有2000多口人，700多户人家。一位熟悉村里情况的村民透露，村里90%以上的育龄妇女都超生，最多的生五个孩子，还有很多是十七八岁就结婚生孩子的，这些孩子根本不可能有户口，最保守估计这个村得有300多“黑孩”。
苍山县计生部门的人透露，“黑孩”现象不只是芦塘村和小屯村，离县城较近的高屯、郎庄、卜楼、孙于沟、常于沟都有很多“黑孩”，特别是孙于沟、常于沟，这两个村计划外出生的能有1000多人，家中有五六个孩子的占大多数。
“只要交钱就可以生”
走进苍山县的大部分村庄，能够看到最多的就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创建和谐美好家园”、“人口质量高，小康早到来”、“关注女孩，就是关注未来”等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标语。从这个角度看来，当地政府应当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为什么苍山县还会有这么多的“黑孩”呢？
苍山县超生有其历史原因，一位曾在村里担任过村干部的人说，农民与城里的人不一样。农村人祖辈都在这里，生一个小孩的就受气，生一个小孩的就不敢与生两个小孩的斗，生两个小孩的又不如生三个小孩的。“农村没有男孩不行，有没有户口无所谓，孩子生出来了你总不能让我把他掐死吧？”
农民的想法很简单：“多子多福，有人就有财”。至于将来在孩子身上发生的投入问题，尤其是教育的投入，他们似乎没有多想。
尽管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30年，目前的政策减少了4亿名婴儿的出生，但农民的生育意识仍然没有发生同步的变化。
这位干部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当地的故事：某村有一户农民生了10个孩子，一次县里的计生干部来检查，这10个孩子的父亲一点也不隐瞒自己超生，当着计生干部的面，把十个孩子叫出来，按大小个儿排好队，然后拎起一把斧头问计生干部：“这十个都是我生的，你们说哪个不该生，我就把哪个劈了！” 计生干部愣了一下，起身就走。
显然，这是个难题，计生干部的难题。
农村计划生育几乎成为地方政府最难开展的一项工作，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多年以前，苍山县抓计划生育就很严厉，甚至不排除采取一些严厉的手段。当地的农民对记者说，那时候，抓人、拆门、拿东西、非法关押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因此被处理过。
当然，罚款一直是最经常被使用的处罚手段。
即使是这样，当地的人口也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控制。农民“多子多福”的决心几乎无可撼动。
到了现在，苍山县的计划生育工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计划生育政策在这里有被异化的味道。“只要交钱就可以生”。县里、市里、省里来检查，村干部提前通知：“该躲的躲，该藏的藏。”村民说，这样既能罚到钱，又能收卖人心，村干部在选举时就能得到更多的选票。
二庙乡芦塘村多名村民告诉记者：“只要给村主任交上钱（保胎费），就可以随便生”，而且是“挑门捡户、优亲厚友，最低3000元，也有6000到8000的……”村民们普遍反应，“‘保胎费’没有收据，上级来检查，村干部通知你藏起来，这就对得起你那几千块钱了。”
在不久前的一次计划生育检查中，二庙乡芦塘村干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村民们注意了，接到乡里通知，这几天市里又要来检查计划生育，现在已经检查到向城、新兴、兴明几个乡镇，来不来咱们乡里还不好说，但要做好准备，该躲的躲起来，该藏的藏起来，特别是两胎以上的，还有正在怀孕的，这几天就别在家了……”
“保胎费”并不是芦塘村独创的，在记者调查的几个乡镇中，交“保胎费”就可以生孩子的现象比比皆是。苍山县卞庄镇小北山村村民张强（化名）说，他在 2006年初就向镇政府反映过村主任收“保胎费”的问题。他在举报信中列出了一串具体的名单和钱数：收取赵启亮、刘建伟、沈德江每人1000元的“保胎费”没入帐；赵中祥交社会抚养费15000元（开条14400元），赵尔付实交社会抚养费5000元（开条4800元），沈长征实交社会抚养费7000元（开条6800元）……
罚款成了“摇钱树”
“保胎费”只是开始，超生户生完孩子还要交“超生费（社会抚养费）”而且很少开正式收据。
不只是这样，这一届干部下去了，新上任的干部还得罚。这是村干部的逻辑。
而农民的逻辑是：根据政策，既然我们超生了，就认罚。可是，不能没完没了啊。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少生，而不是为了多罚。显然，无论是村干部的逻辑，还是农民的逻辑，与国家基本国策的逻辑都是有出入的。
现在看来，在苍山县，这一目标，无论在哪一方，都没有被实践和被实现。
一位知情人向《小康》记者透露，苍山县的“超生罚款”并不是由乡镇直接领导的，而是将每三五个村子组成一个工作区，每一个工作区由乡镇派一名书记，工作区的主要任务就是罚钱。“保胎费”和“超生费”的罚款由乡镇和村里分成，村里的提成比例是15%-30%不等。据说，2005年二庙工作区在计划生育罚款中的提成就有20多万元。
“罚款提成”的说法在记者的采访中多次得到印证。苍山县三合乡圩子村王书全（化名）曾拿到了村里提成的证据：圩子村2005年以来收“保胎费”近10万元，到目前为止，村书记手中还有15000元，村主任手中有16000元，总共3万元左右，按比例应该是拿到了30%的提成。
在《小康》记者采访期间，正好遇到了苍山县神山镇和二庙乡的“罚款行动”。知情人透露，当地一般每年最少有两次以上的行动，一次是春节前，这时候在外打工的人都会回家过年；一次是5月份左右，这时候农民的大蒜丰收了，农民手里有钱。这次搞得早是因为有人向上面举报了超生问题。
4月7日一大早，苍山县神山镇召开了近三个月以来“计划生育开展工作情况通报会”。在近三个小时的会议中，所有领导的讲话都围绕罚款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一位领导说：“全镇1/3的村庄完成（罚款）任务……前杨、后杨、六合店等11个村庄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有两个村庄完成得不好，小屯村完成不到20%。这些村庄不是没有超生的，而是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这些村庄应该向完成任务或超额完成任务的村庄学习……”
一些村干部对这次任务的布置有些不满，神山镇某村村支书说，xx村有2700多人，罚款任务是9万多，我们村才1300人，罚款任务也是9万多。
这些罚款除了乡镇和村里分成外，还有一部分流入了当地干部的腰包。上述知情人说，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工作区书记、村干部都是靠计划外超生罚款发财的，仅一个乡的工作区书记一年就能收五六万甚至十几万。
超生“黑孩”的户口困境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罚款当然不是其初衷。但也绝不意味着罚了款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生。
地方逻辑与政策逻辑的背离在继续。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超生儿的户口问题，户口成了官民双方的困境。
在《小康》的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农民都认为交了罚款就可以生，交了罚款就会给孩子上户口。上述那位芦塘村喝农药自杀的老人就有一个超生的五岁孙子，一年前交了16000元的罚款，至今也没有上户口。她们在盼着早点解决孩子的户口，因为孩子马上就要上学了。
对此，苍山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告诉《小康》，其实不是不能落户，而是某些领导为了仕途不想给解决。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制，按省市考核方案要求，每查实一例计划外出生漏报现象的县区就得重点管理，如果苍山县一下子报出这么多“黑孩”，会有很多人受处理。这位领导说，超生与户口无关，因为户口没有政策限制。比如，给一个村解决20个户口无所谓，这是派出所的事。但这20个如果是超生的就要出事了，这是计划生育的事，很多人会丢官。
苍山县有五六万“黑孩”的事，被公安局知道没问题，而且户口都能解决。但若是让省计生委、国家计生委知道了，这就是大事故。“没有因为户口问题处理干部的，只有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被处理的。”所以，这些“黑孩”的户口不可能一下子解决。
这位领导分析，等着下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再把这个数字报上去。到那时候，原来的责任人该升的升了，该退的退了，新上任的领导可以不负这个责任。
然而，时间在激化矛盾。那些没有户口的超生儿已渐渐长大，至入学年龄、就业年龄，以及结婚年龄。但因为没有户口，他们的升学、就业以及结婚都成为了问题。
在这个困局中，他们期待一个出口。期待这个出口来解决他们的升学、就业以及结婚问题。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被忽略：单个家庭负担多个子女的教育。平均子女数在多个以上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可想而知，何况还是在并不富裕的农村。如何提高当地人口的素质是个问题。因此而来的担忧是，计划生育观念的自然生成恐怕难以在后一代得以实现。
这使恶性循环成为一种可能。 困局仍可能在下一代被复制。
这使恶性循环成为一种可能。而且，困局仍可能在下一代被复制。
4月8日，山东省苍山县迎来了一场春雨，对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但苍山县一些农民却无法高兴起来。他们在四处借钱，营救被村里“计划生育”抓走的亲人。
就在一个月前，苍山县二庙乡芦塘村村民姚成志57岁的老伴，在被村主任带人“罚”了200元钱后，一时气愤不过竟以喝农药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万幸的是，她被及时抢救。《小康》在采访时得知，姚成志的弟弟姚成军，是一个有7个孩子的超生户，为了躲避村里无休止的罚款，姚成军全家一直在外地打工。但他没想到，这次“株连”了他的嫂子。
姚成军不在家，村主任就带着十几个人来到他的哥哥家，“不交钱就推走拖拉机。”姚成军的嫂子无奈之下，给了200元钱，也没有任何收据。嫂子越想越气，“年年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倔强的她于是喝下了农药。
据了解，在这个村子里，虽然生7个孩子的不多，但超生现象非常普遍，“只要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几乎没有不超生的，二胎正常，三胎四胎非常之多，整个村子至少有400多个没有户口的黑孩。”
在《小康》之后的调查中发现，芦塘村只是苍山县“黑孩”现象的一个缩影，一位掌握计生数据的内部人士透露，2005年的一次统计，苍山县有5万多没有户口的“黑孩”，而民间流传的数字是，整个苍山县目前有6万名“黑孩”。
“如果老大是男孩就不会要这么多了……”
苍山县隶属于山东省临沂市，土地面积1800平方公里，是一个辖21个乡镇、1179个行政村的大县。总人口118万人，是中国重要的大蒜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韩日等国。
在临沂市所辖的三区九县中，苍山的人口数量最多，也是计划外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县二庙乡芦塘村是一个有3300多人的村庄（户籍人口），而《小康》记者拿到的其中59户村民名单中，四胎以上的就有10户，二胎或三胎的有49户。这些孩子中除了第一胎有户口，二胎以后大都是没有户口的“黑孩”。据村民反映，该村400多个没有户口的“黑孩”还不到全村超生数字的二分之一。
芦塘村村民陈玉峰（化名）今年37岁，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女儿12岁，最小的男孩刚刚出生不到三个月。5个孩子中只有老大有户口。为了躲避罚款，陈玉峰就带着全家开始了“超生游击队”的生活，一年换一个地方打工，生到第四个的时候还是女孩，他们夫妻俩都哭了，直到第五胎生了个儿子一家人才露出了笑容。
陈玉峰说，要这么多孩子就是为了要个男孩，在农村，没有男孩是受欺负的，如果老大是男孩就不会要这么多了，最多要两个。
陈玉峰给出的理由是当地农民最普遍的观念，在当地，农民没有形成计划生育的意识。
苍山县的另一个村——神山镇小屯村，“黑孩”的数量也是惊人的，这个村有2000多口人，700多户人家。一位熟悉村里情况的村民透露，村里90%以上的育龄妇女都超生，最多的生五个孩子，还有很多是十七八岁就结婚生孩子的，这些孩子根本不可能有户口，最保守估计这个村得有300多“黑孩”。
苍山县计生部门的人透露，“黑孩”现象不只是芦塘村和小屯村，离县城较近的高屯、郎庄、卜楼、孙于沟、常于沟都有很多“黑孩”，特别是孙于沟、常于沟，这两个村计划外出生的能有1000多人，家中有五六个孩子的占大多数。
“只要交钱就可以生”
走进苍山县的大部分村庄，能够看到最多的就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创建和谐美好家园”、“人口质量高，小康早到来”、“关注女孩，就是关注未来”等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标语。从这个角度看来，当地政府应当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为什么苍山县还会有这么多的“黑孩”呢？
苍山县超生有其历史原因，一位曾在村里担任过村干部的人说，农民与城里的人不一样。农村人祖辈都在这里，生一个小孩的就受气，生一个小孩的就不敢与生两个小孩的斗，生两个小孩的又不如生三个小孩的。“农村没有男孩不行，有没有户口无所谓，孩子生出来了你总不能让我把他掐死吧？”
农民的想法很简单：“多子多福，有人就有财”。至于将来在孩子身上发生的投入问题，尤其是教育的投入，他们似乎没有多想。
尽管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30年，目前的政策减少了4亿名婴儿的出生，但农民的生育意识仍然没有发生同步的变化。
这位干部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当地的故事：某村有一户农民生了10个孩子，一次县里的计生干部来检查，这10个孩子的父亲一点也不隐瞒自己超生，当着计生干部的面，把十个孩子叫出来，按大小个儿排好队，然后拎起一把斧头问计生干部：“这十个都是我生的，你们说哪个不该生，我就把哪个劈了！” 计生干部愣了一下，起身就走。
显然，这是个难题，计生干部的难题。
农村计划生育几乎成为地方政府最难开展的一项工作，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多年以前，苍山县抓计划生育就很严厉，甚至不排除采取一些严厉的手段。当地的农民对记者说，那时候，抓人、拆门、拿东西、非法关押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因此被处理过。
当然，罚款一直是最经常被使用的处罚手段。
即使是这样，当地的人口也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控制。农民“多子多福”的决心几乎无可撼动。
到了现在，苍山县的计划生育工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计划生育政策在这里有被异化的味道。“只要交钱就可以生”。县里、市里、省里来检查，村干部提前通知：“该躲的躲，该藏的藏。”村民说，这样既能罚到钱，又能收卖人心，村干部在选举时就能得到更多的选票。
二庙乡芦塘村多名村民告诉记者：“只要给村主任交上钱（保胎费），就可以随便生”，而且是“挑门捡户、优亲厚友，最低3000元，也有6000到8000的……”村民们普遍反应，“‘保胎费’没有收据，上级来检查，村干部通知你藏起来，这就对得起你那几千块钱了。”
在不久前的一次计划生育检查中，二庙乡芦塘村干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村民们注意了，接到乡里通知，这几天市里又要来检查计划生育，现在已经检查到向城、新兴、兴明几个乡镇，来不来咱们乡里还不好说，但要做好准备，该躲的躲起来，该藏的藏起来，特别是两胎以上的，还有正在怀孕的，这几天就别在家了……”
“保胎费”并不是芦塘村独创的，在记者调查的几个乡镇中，交“保胎费”就可以生孩子的现象比比皆是。苍山县卞庄镇小北山村村民张强（化名）说，他在 2006年初就向镇政府反映过村主任收“保胎费”的问题。他在举报信中列出了一串具体的名单和钱数：收取赵启亮、刘建伟、沈德江每人1000元的“保胎费”没入帐；赵中祥交社会抚养费15000元（开条14400元），赵尔付实交社会抚养费5000元（开条4800元），沈长征实交社会抚养费7000元（开条6800元）……
罚款成了“摇钱树”
“保胎费”只是开始，超生户生完孩子还要交“超生费（社会抚养费）”而且很少开正式收据。
不只是这样，这一届干部下去了，新上任的干部还得罚。这是村干部的逻辑。
而农民的逻辑是：根据政策，既然我们超生了，就认罚。可是，不能没完没了啊。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少生，而不是为了多罚。显然，无论是村干部的逻辑，还是农民的逻辑，与国家基本国策的逻辑都是有出入的。
现在看来，在苍山县，这一目标，无论在哪一方，都没有被实践和被实现。
一位知情人向《小康》记者透露，苍山县的“超生罚款”并不是由乡镇直接领导的，而是将每三五个村子组成一个工作区，每一个工作区由乡镇派一名书记，工作区的主要任务就是罚钱。“保胎费”和“超生费”的罚款由乡镇和村里分成，村里的提成比例是15%-30%不等。据说，2005年二庙工作区在计划生育罚款中的提成就有20多万元。
“罚款提成”的说法在记者的采访中多次得到印证。苍山县三合乡圩子村王书全（化名）曾拿到了村里提成的证据：圩子村2005年以来收“保胎费”近10万元，到目前为止，村书记手中还有15000元，村主任手中有16000元，总共3万元左右，按比例应该是拿到了30%的提成。
在《小康》记者采访期间，正好遇到了苍山县神山镇和二庙乡的“罚款行动”。知情人透露，当地一般每年最少有两次以上的行动，一次是春节前，这时候在外打工的人都会回家过年；一次是5月份左右，这时候农民的大蒜丰收了，农民手里有钱。这次搞得早是因为有人向上面举报了超生问题。
4月7日一大早，苍山县神山镇召开了近三个月以来“计划生育开展工作情况通报会”。在近三个小时的会议中，所有领导的讲话都围绕罚款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一位领导说：“全镇1/3的村庄完成（罚款）任务……前杨、后杨、六合店等11个村庄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有两个村庄完成得不好，小屯村完成不到20%。这些村庄不是没有超生的，而是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这些村庄应该向完成任务或超额完成任务的村庄学习……”
一些村干部对这次任务的布置有些不满，神山镇某村村支书说，xx村有2700多人，罚款任务是9万多，我们村才1300人，罚款任务也是9万多。
这些罚款除了乡镇和村里分成外，还有一部分流入了当地干部的腰包。上述知情人说，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工作区书记、村干部都是靠计划外超生罚款发财的，仅一个乡的工作区书记一年就能收五六万甚至十几万。
超生“黑孩”的户口困境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罚款当然不是其初衷。但也绝不意味着罚了款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生。
地方逻辑与政策逻辑的背离在继续。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超生儿的户口问题，户口成了官民双方的困境。
在《小康》的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农民都认为交了罚款就可以生，交了罚款就会给孩子上户口。上述那位芦塘村喝农药自杀的老人就有一个超生的五岁孙子，一年前交了16000元的罚款，至今也没有上户口。她们在盼着早点解决孩子的户口，因为孩子马上就要上学了。
对此，苍山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告诉《小康》，其实不是不能落户，而是某些领导为了仕途不想给解决。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制，按省市考核方案要求，每查实一例计划外出生漏报现象的县区就得重点管理，如果苍山县一下子报出这么多“黑孩”，会有很多人受处理。这位领导说，超生与户口无关，因为户口没有政策限制。比如，给一个村解决20个户口无所谓，这是派出所的事。但这20个如果是超生的就要出事了，这是计划生育的事，很多人会丢官。
苍山县有五六万“黑孩”的事，被公安局知道没问题，而且户口都能解决。但若是让省计生委、国家计生委知道了，这就是大事故。“没有因为户口问题处理干部的，只有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被处理的。”所以，这些“黑孩”的户口不可能一下子解决。
这位领导分析，等着下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再把这个数字报上去。到那时候，原来的责任人该升的升了，该退的退了，新上任的领导可以不负这个责任。
然而，时间在激化矛盾。那些没有户口的超生儿已渐渐长大，至入学年龄、就业年龄，以及结婚年龄。但因为没有户口，他们的升学、就业以及结婚都成为了问题。
在这个困局中，他们期待一个出口。期待这个出口来解决他们的升学、就业以及结婚问题。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被忽略：单个家庭负担多个子女的教育。平均子女数在多个以上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可想而知，何况还是在并不富裕的农村。如何提高当地人口的素质是个问题。因此而来的担忧是，计划生育观念的自然生成恐怕难以在后一代得以实现。
这使恶性循环成为一种可能。 困局仍可能在下一代被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