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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对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大多以年报为样本，且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方面，有关企业家个体差异性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十分缺乏。本文通过对专家和报告使用者问卷调查，确立了科学的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评估标准，在此基础上，首次以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1207份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学历、年龄、社会声誉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后的研究发现，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本文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时，必须考虑到企业家的相关特征。同时，本文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为加强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等管理人员的选拔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性质
中图分类号 F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131-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22
近年来，在中央政策的驱动下，中国经济和社会谋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逐渐提速，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和未来经济进步的主要方向。正处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交点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正前所未有地受到利益相关方的关注，而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与外界的沟通平台，各方对其信息披露水平的要求也日益提升。以2006年为“拐点”，在深交所于2006年9月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以及国资委、上交所等机构发布一系列文件鼓励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之后，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迎来“井喷式”增长，2006年已超过历年之和，2010年更是达到702份（上市公司为483份）。然而，大量研究却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存在篇幅差异大、宣传做秀味道过于浓厚以及报告内容不中肯、不可比、不准确、不及时、不清晰、不可靠等现象和问题，报告质量总体偏低、个体之间差距较大[1-3]。为何在面临近乎相同的内外部经营环境的条件下，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 研究现状
已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的理论解释主要集中在企业伦理和战略管理两大领域：企业伦理的研究通常使用一个伦理框架来考察企业进行对社会、环境和员工问题的信息披露；而在战略管理领域，研究者们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主要集中在能否为企业带来良好的财务绩效和竞争优势方面。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公司规模[4]、财务杠杠[5]和再融资需求[6-7]等公司特征因素，以及股权结构[8-9]、董事会特征[10-11]和高管激励[12]等公司治理因素上。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战略决策与企业家自身特性被隔离开来，研究者往往忽略了企业家个体差异性特征对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及其战略选择的影响[13]。现有文献很少问及企业家学历、教育背景、年龄、性别、任职年限、社会声誉等人口背景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但现实中这种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相关研究表明，作为企业战略决策最主要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不同背景特征的企业家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进而对企业战略选择和信息披露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14]。例如，相较于男性企业家，女性企业家更加认同社会责任对组织有效性的重要作用[15-16]；学历越高的企业家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在复杂的决策过程中就可能越理性和客观，更能理解和注意利益相关者对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的诉求[17-18]；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年龄大的企业家由于收入较高，对生存等低层次的需求较低，可能会追逐个人的社会声望、自我价值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目标，从而可能利用企业的资源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19]；具有丰富的产量导向型经验（包括生产、工艺学、会计等职能经验）的企业家，往往过于追逐效率、效益目标，而牺牲对社会责任的承担[20]；企业家的职业经验和任期会影响他们对环境的感知和从事不道德行为的意愿[21]。
综上，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时，如果不考虑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的影响，就可能难以得出有效的结论。基于此，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数据为样本，从企业家学历、教育专业、性别、年龄、任职期限、社会声誉等方面，实证分析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关键词 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性质
中图分类号 F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131-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22
近年来，在中央政策的驱动下，中国经济和社会谋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逐渐提速，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和未来经济进步的主要方向。正处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交点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正前所未有地受到利益相关方的关注，而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与外界的沟通平台，各方对其信息披露水平的要求也日益提升。以2006年为“拐点”，在深交所于2006年9月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以及国资委、上交所等机构发布一系列文件鼓励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之后，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迎来“井喷式”增长，2006年已超过历年之和，2010年更是达到702份（上市公司为483份）。然而，大量研究却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存在篇幅差异大、宣传做秀味道过于浓厚以及报告内容不中肯、不可比、不准确、不及时、不清晰、不可靠等现象和问题，报告质量总体偏低、个体之间差距较大[1-3]。为何在面临近乎相同的内外部经营环境的条件下，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 研究现状
已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的理论解释主要集中在企业伦理和战略管理两大领域：企业伦理的研究通常使用一个伦理框架来考察企业进行对社会、环境和员工问题的信息披露；而在战略管理领域，研究者们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主要集中在能否为企业带来良好的财务绩效和竞争优势方面。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公司规模[4]、财务杠杠[5]和再融资需求[6-7]等公司特征因素，以及股权结构[8-9]、董事会特征[10-11]和高管激励[12]等公司治理因素上。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战略决策与企业家自身特性被隔离开来，研究者往往忽略了企业家个体差异性特征对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及其战略选择的影响[13]。现有文献很少问及企业家学历、教育背景、年龄、性别、任职年限、社会声誉等人口背景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但现实中这种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相关研究表明，作为企业战略决策最主要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不同背景特征的企业家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进而对企业战略选择和信息披露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14]。例如，相较于男性企业家，女性企业家更加认同社会责任对组织有效性的重要作用[15-16]；学历越高的企业家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在复杂的决策过程中就可能越理性和客观，更能理解和注意利益相关者对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的诉求[17-18]；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年龄大的企业家由于收入较高，对生存等低层次的需求较低，可能会追逐个人的社会声望、自我价值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目标，从而可能利用企业的资源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19]；具有丰富的产量导向型经验（包括生产、工艺学、会计等职能经验）的企业家，往往过于追逐效率、效益目标，而牺牲对社会责任的承担[20]；企业家的职业经验和任期会影响他们对环境的感知和从事不道德行为的意愿[21]。
综上，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时，如果不考虑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的影响，就可能难以得出有效的结论。基于此，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数据为样本，从企业家学历、教育专业、性别、年龄、任职期限、社会声誉等方面，实证分析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