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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40年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为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社会“一夜之间”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那么在如此漫长的年代里，中国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态之下呢？
关键词：清朝；体制；经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以“海内为郡县，法令由统一”为治国之策，确立了以皇帝为最高权威的中央集权式封建统治体制。而后，这一封建统治体制伴随数代皇朝的变迁而逐步得到巩固和完善，到明朝时已经发展得极为成熟。1644年，清军入关，满族贵族统治者取得了统治整个中国的权利和地位，但新的皇朝———清朝“接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文化及其统治方式”。[1]实行的仍旧是中央集权体制。
一、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
清朝中央政权机关各部的正副长官为尚书、侍郎，由皇帝任命。尚书和侍郎各位两人，满、汉各一人，但实权为满人掌握。从雍正朝开始，皇帝为了进一步强化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和行政能力，在朝廷内设立了军机处，指定信任的大学士和尚书、侍郎若干人担任军机大臣，秉承皇帝旨意，商讨和处理重要军政大事。清朝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也大致与明朝相同，划分为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省级长官是总督和巡抚，但并不完全统一，有的省只有巡抚，没有总督；有的省则相反。“总督的地位一般高于巡抚，但在兼有两者的省份里，巡抚并不隶属于总督，他们共同向皇帝负责。在驻有满洲军队（八旗军）的省份里，又设有满将军，其地位是和总督、巡抚平行的。每省还设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政以及督粮道、盐法道、河工道等官员。省一级的主要官员以及各级地方长官，直至县官，都由皇帝任命。”[1]
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清朝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首先涉及的便是土地制度，从秦汉以后土地已经可以进行买卖，并得到法律保护。这一制度的早期确立，为地主阶级的形成和壮大创造了条件，从而使中国的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结合尤为密切，以至离开地主经济和地主阶级就无法说明中央集权统治的特征。贵族地主多为皇亲国戚，不仅拥有大量“官田”，还可以依靠特权侵吞农民的土地。豪强地主也多为官僚名门，也常常利用政治权利和宗法势力以各种名义霸占农民的土地，他们都是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一般地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商人地主，主要依靠从商积累起的钱财大量购置土地；一种是由农民中的富裕者转变而来，占有的土地比较有限。由此可见，在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的前提下，商人、农民等这些本来属于平民的阶层也可以成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当他们演变成为地主之后便与皇帝、贵族和官僚有了利益上的共同点，不会和他们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导致的又一个结果就是大大推动了土地向地主阶级手中集中的过程，造成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趋普遍和严重，从而使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围绕土地所有权而展开的斗争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到了清朝，无论是皇亲贵族还是官僚、商人，对于扩张土地战友的欲望依旧表现得十分强烈，因此土地向地主阶级手中集中地趋势仍在持发展，这使得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和冲突无法得到缓和。
二、商品经济发展得到一定的发展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其基本特征的，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用于自己享用，用于交换的部分相当有限，这使得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当缓慢。但是尽管如此，到了明末清初，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衰落和瓦解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商品经济在一些地区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形成了独立的手工业行业。在江南地区，民间丝织手工业一直依附于农民家庭手工业，而到明清时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在当地县志的记载中，诸如“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以机为田，以梭为耒。”“比户习织，其专业者不啻万家”之类的记在很多。[2]这说明当地已有大量的丝织手工业者完全脱离了农业，成了专业产品的生产者。在清代初期，官府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可以看出当时丝织业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程度。农业生产内部的分工有了明显发展。在清代中期，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经比较普遍，江苏、浙江、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已经成为棉花的重要产区，有的还出现专门的棉农。还有烟草的普遍种植，茶叶的普遍种植。有的地方出现“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的局面。[3]
伴随市镇数量的增加，区域性商品流通市场已经比较发达。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对促进市镇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记载，苏州府管辖区域内的市镇在明朝时为48市35镇，到乾隆时增至60市73镇；松江府的情况也大抵相同，市镇数量由明末的六十余个，增加到乾隆的一百余个。[4]市镇不仅在数量上增加，本身的规模也在扩大。在明朝，镇拥有的居民一般为三四百家左右，到清朝则增加到三四千家左右，扩展速度非常惊人。市镇不仅仅是手工业相对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担负着手工业产品集散地的功能。鸦片战争之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之前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对不错的，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社会状态：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商品经济较快发展。
参考文献：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0.
[2]于素云，张俊华.中国近代经济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3]段本洛.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徐成明（1990-），男，汉族，湖北云梦人，现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关键词：清朝；体制；经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以“海内为郡县，法令由统一”为治国之策，确立了以皇帝为最高权威的中央集权式封建统治体制。而后，这一封建统治体制伴随数代皇朝的变迁而逐步得到巩固和完善，到明朝时已经发展得极为成熟。1644年，清军入关，满族贵族统治者取得了统治整个中国的权利和地位，但新的皇朝———清朝“接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文化及其统治方式”。[1]实行的仍旧是中央集权体制。
一、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
清朝中央政权机关各部的正副长官为尚书、侍郎，由皇帝任命。尚书和侍郎各位两人，满、汉各一人，但实权为满人掌握。从雍正朝开始，皇帝为了进一步强化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和行政能力，在朝廷内设立了军机处，指定信任的大学士和尚书、侍郎若干人担任军机大臣，秉承皇帝旨意，商讨和处理重要军政大事。清朝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也大致与明朝相同，划分为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省级长官是总督和巡抚，但并不完全统一，有的省只有巡抚，没有总督；有的省则相反。“总督的地位一般高于巡抚，但在兼有两者的省份里，巡抚并不隶属于总督，他们共同向皇帝负责。在驻有满洲军队（八旗军）的省份里，又设有满将军，其地位是和总督、巡抚平行的。每省还设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政以及督粮道、盐法道、河工道等官员。省一级的主要官员以及各级地方长官，直至县官，都由皇帝任命。”[1]
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清朝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首先涉及的便是土地制度，从秦汉以后土地已经可以进行买卖，并得到法律保护。这一制度的早期确立，为地主阶级的形成和壮大创造了条件，从而使中国的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结合尤为密切，以至离开地主经济和地主阶级就无法说明中央集权统治的特征。贵族地主多为皇亲国戚，不仅拥有大量“官田”，还可以依靠特权侵吞农民的土地。豪强地主也多为官僚名门，也常常利用政治权利和宗法势力以各种名义霸占农民的土地，他们都是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一般地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商人地主，主要依靠从商积累起的钱财大量购置土地；一种是由农民中的富裕者转变而来，占有的土地比较有限。由此可见，在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的前提下，商人、农民等这些本来属于平民的阶层也可以成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当他们演变成为地主之后便与皇帝、贵族和官僚有了利益上的共同点，不会和他们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导致的又一个结果就是大大推动了土地向地主阶级手中集中的过程，造成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趋普遍和严重，从而使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围绕土地所有权而展开的斗争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到了清朝，无论是皇亲贵族还是官僚、商人，对于扩张土地战友的欲望依旧表现得十分强烈，因此土地向地主阶级手中集中地趋势仍在持发展，这使得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和冲突无法得到缓和。
二、商品经济发展得到一定的发展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其基本特征的，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用于自己享用，用于交换的部分相当有限，这使得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当缓慢。但是尽管如此，到了明末清初，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衰落和瓦解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商品经济在一些地区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形成了独立的手工业行业。在江南地区，民间丝织手工业一直依附于农民家庭手工业，而到明清时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在当地县志的记载中，诸如“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以机为田，以梭为耒。”“比户习织，其专业者不啻万家”之类的记在很多。[2]这说明当地已有大量的丝织手工业者完全脱离了农业，成了专业产品的生产者。在清代初期，官府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可以看出当时丝织业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程度。农业生产内部的分工有了明显发展。在清代中期，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经比较普遍，江苏、浙江、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已经成为棉花的重要产区，有的还出现专门的棉农。还有烟草的普遍种植，茶叶的普遍种植。有的地方出现“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的局面。[3]
伴随市镇数量的增加，区域性商品流通市场已经比较发达。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对促进市镇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记载，苏州府管辖区域内的市镇在明朝时为48市35镇，到乾隆时增至60市73镇；松江府的情况也大抵相同，市镇数量由明末的六十余个，增加到乾隆的一百余个。[4]市镇不仅在数量上增加，本身的规模也在扩大。在明朝，镇拥有的居民一般为三四百家左右，到清朝则增加到三四千家左右，扩展速度非常惊人。市镇不仅仅是手工业相对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担负着手工业产品集散地的功能。鸦片战争之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之前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对不错的，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社会状态：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商品经济较快发展。
参考文献：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0.
[2]于素云，张俊华.中国近代经济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3]段本洛.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徐成明（1990-），男，汉族，湖北云梦人，现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