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村环境问题形成的重要根源在于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与社会组织力量的缺位。考察近年来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抗议可以发现,其与国家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权力的高度渗透下,以体制错位、资本强势、社会缺失等形式出现的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在生态政治学的视角下,构建乡村环境治理的平衡体制,需要以社会力量的培育为出发点,依托政府权力重构,加强对于政府的谋利倾向和市场的逐利取向的规制。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限制了"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而依托于政经一体化体制的重构并推动"能动社会"的增长成为可行路径。着眼于现实的社会制度,可以分别从府际协同、国家-社会协同以及国家、市场与社会协同等不同的路径着手进行考虑,最终构建国家、市场与社会针对生态议题的新格局。结构重构的最终目的是搭建国家、市场和社会对生态议题的协同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