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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寒冬，本应是万物休眠的季节。但是，两位耄耋之年的学者，却仍然在忧国忧民的思考着中国当前诸多的社会问题。一位是已经一百零一岁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绪贻先生，另一位是八十一岁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他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志同道合的多年挚友。他们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应《书屋》杂志之约，就读书生活、教育问题、知识分子的担当以及当前国学热的问题畅谈了各自的看法。本刊幸而蒙爱，分四期刊登之，以飨读者。
刘道玉：绪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国史学术大师，今天能够与先生交流，是我一生最荣幸的事，将会受益无穷。北宋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为他四处借书，他靠抄书和自学成为一代儒宗，是名闻遐迩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因而，他最懂得读书的重要性，故发出了“立身以学习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的醒世恒言。下面，我们请绪贻先生畅谈他读书的经历、方法和经验。
刘绪贻：读书的问题就我来说，刚刚开始并非就是“乐淘淘”的。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是很不好的，使得我最初读书时，不利条件很多。第一，我父亲虽然是一个小学教师，但当时孩子很多，有五个孩子，所以家境清贫。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书，只有一个大约半人高的书箱，只有这么一点书，可说是家无藏书，读书的时间也很少，这是第一个不利的条件。后来，我成人以后，虽然能够有机会读一些书了，但却又遇到了特殊年代，造成知识分子读书的局限性很大，这是第二个不利的条件。第三个不利的条件，是我学习语言的能力不强。我除了中文、英文以外，还学过半年的德文，自修过俄文，但都不成器，所以，我读书的语言也只有中文和英文。由于这几种原因，可以说我读书读得不多，不是那种博览群书的人，是读书读得很少的人。
有关我读书的经历和所读过的书，我回忆起来大致分成这么几个阶段。我曾经读过两年小学，其余时间读私塾，一直到二十二岁高中才毕业，我大约五岁开始和我的父亲一起开始读书，一直到我高中毕业，期间我读过的书，我现在也记不太清，大致有《三字经》、《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这都是和我的父亲一起读的。读私塾的时候主要是读《四书》、《左传》、《古文观止》、《昭明文选》、《东莱博议》，以及《西厢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孽海花》、《封神榜》、《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等等。
刘道玉：绪贻先生，您读的书很多，也很“超前”啊，像《西厢记》、《镜花缘》等这样的一些书，我到现在都没有读过，这些都为您成为学问大家奠定了基础。
刘绪贻：那个时候，只都读过这些书，练过“童子功”，笑。到了大学的时候，读了《西洋文学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史》、《堂·吉诃德》、《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主要读了这么几本：一是《社会变迁》，这是跟着我当时很喜欢的一个老师一起读的，这本书现在中国有翻译本。还跟另外一位老师读了《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另外，当时在大学里还特别重视数学、高级代数和高级统计学等等。我在美国期间，在课外还自己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杜威的哲学，凡勃伦的《有闲阶级》以及《文化人类学》。我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感兴趣，也很喜欢，所以自己读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籍。1947年回国以后，读了一些新书，例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以及武汉大学校友李锐的几本书，我都读了，还有中山大学袁伟时等同志的文章……
王郢：您到现在坚持每天都读书吗？
刘绪贻：是的，反正我现在每天在家里也没有别的事情，读书和写作成为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我现在当然精力有限，难以坚持长时间和高强度的阅读，每天读书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八个钟头，但我仍然坚持每天读书和写作。在所读的这些书中，我认为最受益的，是读了以后能够背下来的书，能背下来的最有用。中国古人说“开卷有益”，但我并不认为所有的书开卷了就都有益。有一些书我读完了以后，就几乎对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例如《封神榜》这本书，虽然我当时读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玩，但对我后来平生做人、为学却没有什么影响。有些书是白读了，但有一些书对我的写作技巧帮助很大，例如《聊斋志异》、《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这些书，就对我的写作技巧很有帮助。其中，《古文观止》这本书，它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还对我人格的形成也很有帮助。《红楼梦》这本书对我的婚姻恋爱观也很有影响。
文学家陶渊明说他自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我认为真正要做到读书有益，最好的办法还是要背诵。背诵这些读过的书以后，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书都要全部背下来，但是能够背诵的书最好还是要背。
王郢：但现在的书又多又厚，如何能够背下来呢？
刘绪贻：是呀，现在就很难了，有时候一本书都很难读完。比如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说他一生读书很少有从头到尾都完整读完的。以前我在读私塾时，读《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这些书的时候，都要求要背诵，而且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可以倒背。不过我想我读书背得最熟的是《四书》，其次是《左传》。《四书》的篇幅不算长，所以我通篇全部背诵下来。
刘道玉：关于背书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死记硬背与增强科学的记忆力是不同的。人的记忆力是各种思维能力的组成之一，不可能有记忆迟钝的天才科学家。我至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的记忆力，这与我在年轻时注意加强记忆力锻炼有关，这就犹如高尔基所说，记忆力就像肌肉一样，越练越强。
王郢：对于年轻人，您是否有一些可以推荐值得一读的书呢？
刘绪贻：我说到的那些书和文章，非常值得一读。
刘道玉：绪贻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清朝有个文学家叫做张潮，他有一本书叫做《幽梦影》，书里面他写到：“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这是不同年龄对读书不同的心态和感觉，因为不同年龄对于读书这件事情的感受是不同的。你现在有没有“玩月”的感觉啊？
刘绪贻：是的，不同年龄读书的感受的确是很有不同。因为你年纪很小的时候，由于阅历有限，所以理解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到了中年，你读书的时候心境更开阔、视野也更开阔，老年更是如此。 刘道玉：所谓的“玩月”，我的理解是一种欣赏的态度，从一些有价值的书中获得乐趣。对于我们这些老人来说，基本上没有了读书的功利思想，因为文凭、学位、仕途和金钱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我还想提出另一个问题，当前我们的国人不读书的现象比较严重，是世界平均读书最少的国家之一。不读书自然也不买书，也不藏书，这是否潜在着文化的危机？您对于这种状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刘绪贻：我当然是要劝人读书啊。特别是对于到我这里来的那些年轻人，我更是要劝他们一定要多读书，而且不仅是要多读书，还要读进步的书。对于那些课堂上授课的书，倒无需太重视，反而要特别重视社会上广大群众、喜欢读书的人他们所在读和喜欢读的书。以前一些到我家来访问的年轻学生，他们对于刚才我说的那些书甚至都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视野和思想都非常窄狭，所以好多问题难以做出判断……
刘道玉：绪贻先生，你是跨世纪的老人，集德高、学高和寿高为一身，一百零一岁仍然坚持写作，学富五车、学贯中西，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听你的一席话我真是终身受益。我读书和您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是学社会科学的，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你列举的那些书我基本都没读过。我自己读书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私塾教育的传统文化启蒙阶段。我受了两年的私塾教育，当然和刘先生您所读的私塾不能相提并论。当时我在农村的私塾，读得很浅，就是《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连唐诗都读得不多，但李绅写的《悯农》一首，是农家孩子必读的诗句，全诗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由于目睹农民的艰辛，我从小就养成了节约和爱惜粮食的习惯。
第二阶段是正规的国民学校教育。离开私塾以后，我上了正规的小学，后来又连续的读完了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基本上都是按照当时规定的教科书来读书。在教科书以外，我基本上没有读过小说，我当时抱着这样的思想：“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数、理、化以外的任何书都不读，小说也不读，以为学好数、理、化就真的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导，我就是受了这句话的误导。在“文革”之前我连小说都没读过，我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当时的我就是读数、理、化，化学系的课程选了以后我还选物理系的课程，武汉大学的课程读完以后，我还选毗邻的武汉水利水电学院的工程力学课。这是我读书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根据工作需要阅读教育学著作的阶段。文化大革命之后，我被推到武汉大学校长的位置，根据工作的需要，我开始读教育学的著作，这使我跳出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误区。我读了很多教育的书，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卢梭的《爱弥儿》、纽曼的《理想大学》、杜威的《民主与学校教育》、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等我都读过。
刘绪贻：我问一句，蔡元培、梅贻琦的关于教育著作你读过吗？
刘道玉：我都读过。蔡元培的四卷全集、陶行知的六卷全集，我都读过，而且不止一次的反复阅读。
第四阶段是广泛阅读完善自己的阶段。我从校长卸任以后，我读书的境界又开阔了。
刘绪贻：境界提高了，视野开阔了。
刘道玉：是的。因为我没有负担了，校长也不做了，化学研究也不做了，读书也就更开阔了。这个时候我读的书，包括西方哲学，例如叔本华、康德、罗素、萨特等等人的，我都读，还有诸如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这个时候读书比较广泛，这个阶段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觉得自己以前读书太少，是一种遗憾，为了要弥补过去的损失，要完善自己，要广泛读书。
关于读书的方法，我们中国是一个书香之国，关于读书的方法有很多很多，像诸葛亮的观大略读书方法，宋朝陈善的出入读书方法，华罗庚的厚薄读书方法等等。其中，华罗庚说读书要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这就是厚积薄发的意思，对我启发很大。我自己的读书方法，就是“读记法”，一边读书一边记笔记。
刘绪贻：钱钟书也是这样。
刘道玉：我现在的读书笔记有几十本。我虽然已经中风十七年了，右手已经不能写字，但我仍然坚持锻炼用左手做笔记，一年至少要写完两本十六开的笔记本。笔记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一些统计数字。数字虽然枯燥，但有时候数字却是某些观点最有力的证明论据。记下来以后，要用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查找，信手拈来。比如说，中国现在科技期刊有五千多种，其中英文期刊只有二百三十九种，只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五，但中国的期刊总量占世界期刊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可见我国英文期刊的缺乏。更为可惜的是，我们这么多期刊，在各学科中位于世界前三位的学术期刊，却一本都没有。二是记录一些名言警句，例如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梭罗有一句名言：“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我曾经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我说现在说真话难，听真话更难。第三，记录一些自己的读书体会。读完书以后有什么读书体会，三言两语的把它记下来，这是我一生读书都坚持的方法。
现在我谈谈读书的几点感想：第一，我不太读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书，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朱光潜的美学等等我还是读的，艾思奇的哲学书我也是在大学时做教科书就读了，但现在那些所谓的哲学家的书我是不读的。我跟青年人谈话时，也劝他们不要读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书，因为现在将哲学过于庸俗化了。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追问事物的本源，人从何而来，世界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哲学。
第二点体会，我劝导青年要放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这是不正确的，误导了我，我希望现在的青年人不要再被误导。而且我的体会是，真正要学好数、理、化，必须打好人文基础，没有人文基础，是不可能学好数、理、化的。因为人文基础给你提供了阅读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没有这些能力，怎么能学好数、理、化呢？我们化学系就有个教授动手能力很强，能够解决很多技术实验问题，但却连论文都写不好，一篇论文都没有。他就是因为人文基础太差，文字能力太差，写不出文章来，讲课的效果也很差，这就是片面强调数、理、化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我要劝告当代的青年真正要学好数、理、化，必须打好人文基础。人的才华是相通的，现在高考中的文、理分科是不可取的。至于少数具有文科特殊天赋的人才，是录取时需要掌握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有个别的特别有天赋的人，就让所有人都按照文、理分科来教学，这也是导致当代我国青年人文素质低下的原因之一。
刚才说到张潮的那句话，我觉得我也进入到台上“玩月”的境界了。读书的最初阶段当然是为了应用，但最高的境界就是为了欣赏，欣赏知识的内核和美。
刘绪贻：我觉得现在青年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所学的东西都是设计的课程和实用的知识，课本以外很少有时间或兴趣涉猎，只为考试而读书。这是最大的问题。现在的教育只培养“工具”，而不是启发人如何追求真理，更谈不上“百年树人”。所以你看那些到我家里来的学生，我问他这些能够启发人思想、开阔人视野的书，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所读的东西，多半都是课程内的东西，这真是太可怕了，所以资中筠说，中国的教育这样继续下去，人种都要退化。
刘道玉：我完全同意绪贻先生和资中筠先生的意见。我国当前不读书的状况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应该引起国家高层领导者们重视了。一个西方哲人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准。因此，我们国人应该清醒了，要铭记高尔基的名言：“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
刘道玉：绪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国史学术大师，今天能够与先生交流，是我一生最荣幸的事，将会受益无穷。北宋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为他四处借书，他靠抄书和自学成为一代儒宗，是名闻遐迩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因而，他最懂得读书的重要性，故发出了“立身以学习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的醒世恒言。下面，我们请绪贻先生畅谈他读书的经历、方法和经验。
刘绪贻：读书的问题就我来说，刚刚开始并非就是“乐淘淘”的。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是很不好的，使得我最初读书时，不利条件很多。第一，我父亲虽然是一个小学教师，但当时孩子很多，有五个孩子，所以家境清贫。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书，只有一个大约半人高的书箱，只有这么一点书，可说是家无藏书，读书的时间也很少，这是第一个不利的条件。后来，我成人以后，虽然能够有机会读一些书了，但却又遇到了特殊年代，造成知识分子读书的局限性很大，这是第二个不利的条件。第三个不利的条件，是我学习语言的能力不强。我除了中文、英文以外，还学过半年的德文，自修过俄文，但都不成器，所以，我读书的语言也只有中文和英文。由于这几种原因，可以说我读书读得不多，不是那种博览群书的人，是读书读得很少的人。
有关我读书的经历和所读过的书，我回忆起来大致分成这么几个阶段。我曾经读过两年小学，其余时间读私塾，一直到二十二岁高中才毕业，我大约五岁开始和我的父亲一起开始读书，一直到我高中毕业，期间我读过的书，我现在也记不太清，大致有《三字经》、《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这都是和我的父亲一起读的。读私塾的时候主要是读《四书》、《左传》、《古文观止》、《昭明文选》、《东莱博议》，以及《西厢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孽海花》、《封神榜》、《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等等。
刘道玉：绪贻先生，您读的书很多，也很“超前”啊，像《西厢记》、《镜花缘》等这样的一些书，我到现在都没有读过，这些都为您成为学问大家奠定了基础。
刘绪贻：那个时候，只都读过这些书，练过“童子功”，笑。到了大学的时候，读了《西洋文学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史》、《堂·吉诃德》、《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主要读了这么几本：一是《社会变迁》，这是跟着我当时很喜欢的一个老师一起读的，这本书现在中国有翻译本。还跟另外一位老师读了《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另外，当时在大学里还特别重视数学、高级代数和高级统计学等等。我在美国期间，在课外还自己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杜威的哲学，凡勃伦的《有闲阶级》以及《文化人类学》。我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感兴趣，也很喜欢，所以自己读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籍。1947年回国以后，读了一些新书，例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以及武汉大学校友李锐的几本书，我都读了，还有中山大学袁伟时等同志的文章……
王郢：您到现在坚持每天都读书吗？
刘绪贻：是的，反正我现在每天在家里也没有别的事情，读书和写作成为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我现在当然精力有限，难以坚持长时间和高强度的阅读，每天读书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八个钟头，但我仍然坚持每天读书和写作。在所读的这些书中，我认为最受益的，是读了以后能够背下来的书，能背下来的最有用。中国古人说“开卷有益”，但我并不认为所有的书开卷了就都有益。有一些书我读完了以后，就几乎对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例如《封神榜》这本书，虽然我当时读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玩，但对我后来平生做人、为学却没有什么影响。有些书是白读了，但有一些书对我的写作技巧帮助很大，例如《聊斋志异》、《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这些书，就对我的写作技巧很有帮助。其中，《古文观止》这本书，它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还对我人格的形成也很有帮助。《红楼梦》这本书对我的婚姻恋爱观也很有影响。
文学家陶渊明说他自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我认为真正要做到读书有益，最好的办法还是要背诵。背诵这些读过的书以后，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书都要全部背下来，但是能够背诵的书最好还是要背。
王郢：但现在的书又多又厚，如何能够背下来呢？
刘绪贻：是呀，现在就很难了，有时候一本书都很难读完。比如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说他一生读书很少有从头到尾都完整读完的。以前我在读私塾时，读《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这些书的时候，都要求要背诵，而且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可以倒背。不过我想我读书背得最熟的是《四书》，其次是《左传》。《四书》的篇幅不算长，所以我通篇全部背诵下来。
刘道玉：关于背书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死记硬背与增强科学的记忆力是不同的。人的记忆力是各种思维能力的组成之一，不可能有记忆迟钝的天才科学家。我至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的记忆力，这与我在年轻时注意加强记忆力锻炼有关，这就犹如高尔基所说，记忆力就像肌肉一样，越练越强。
王郢：对于年轻人，您是否有一些可以推荐值得一读的书呢？
刘绪贻：我说到的那些书和文章，非常值得一读。
刘道玉：绪贻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清朝有个文学家叫做张潮，他有一本书叫做《幽梦影》，书里面他写到：“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这是不同年龄对读书不同的心态和感觉，因为不同年龄对于读书这件事情的感受是不同的。你现在有没有“玩月”的感觉啊？
刘绪贻：是的，不同年龄读书的感受的确是很有不同。因为你年纪很小的时候，由于阅历有限，所以理解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到了中年，你读书的时候心境更开阔、视野也更开阔，老年更是如此。 刘道玉：所谓的“玩月”，我的理解是一种欣赏的态度，从一些有价值的书中获得乐趣。对于我们这些老人来说，基本上没有了读书的功利思想，因为文凭、学位、仕途和金钱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我还想提出另一个问题，当前我们的国人不读书的现象比较严重，是世界平均读书最少的国家之一。不读书自然也不买书，也不藏书，这是否潜在着文化的危机？您对于这种状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刘绪贻：我当然是要劝人读书啊。特别是对于到我这里来的那些年轻人，我更是要劝他们一定要多读书，而且不仅是要多读书，还要读进步的书。对于那些课堂上授课的书，倒无需太重视，反而要特别重视社会上广大群众、喜欢读书的人他们所在读和喜欢读的书。以前一些到我家来访问的年轻学生，他们对于刚才我说的那些书甚至都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视野和思想都非常窄狭，所以好多问题难以做出判断……
刘道玉：绪贻先生，你是跨世纪的老人，集德高、学高和寿高为一身，一百零一岁仍然坚持写作，学富五车、学贯中西，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听你的一席话我真是终身受益。我读书和您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是学社会科学的，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你列举的那些书我基本都没读过。我自己读书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私塾教育的传统文化启蒙阶段。我受了两年的私塾教育，当然和刘先生您所读的私塾不能相提并论。当时我在农村的私塾，读得很浅，就是《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连唐诗都读得不多，但李绅写的《悯农》一首，是农家孩子必读的诗句，全诗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由于目睹农民的艰辛，我从小就养成了节约和爱惜粮食的习惯。
第二阶段是正规的国民学校教育。离开私塾以后，我上了正规的小学，后来又连续的读完了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基本上都是按照当时规定的教科书来读书。在教科书以外，我基本上没有读过小说，我当时抱着这样的思想：“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数、理、化以外的任何书都不读，小说也不读，以为学好数、理、化就真的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导，我就是受了这句话的误导。在“文革”之前我连小说都没读过，我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当时的我就是读数、理、化，化学系的课程选了以后我还选物理系的课程，武汉大学的课程读完以后，我还选毗邻的武汉水利水电学院的工程力学课。这是我读书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根据工作需要阅读教育学著作的阶段。文化大革命之后，我被推到武汉大学校长的位置，根据工作的需要，我开始读教育学的著作，这使我跳出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误区。我读了很多教育的书，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卢梭的《爱弥儿》、纽曼的《理想大学》、杜威的《民主与学校教育》、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等我都读过。
刘绪贻：我问一句，蔡元培、梅贻琦的关于教育著作你读过吗？
刘道玉：我都读过。蔡元培的四卷全集、陶行知的六卷全集，我都读过，而且不止一次的反复阅读。
第四阶段是广泛阅读完善自己的阶段。我从校长卸任以后，我读书的境界又开阔了。
刘绪贻：境界提高了，视野开阔了。
刘道玉：是的。因为我没有负担了，校长也不做了，化学研究也不做了，读书也就更开阔了。这个时候我读的书，包括西方哲学，例如叔本华、康德、罗素、萨特等等人的，我都读，还有诸如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这个时候读书比较广泛，这个阶段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觉得自己以前读书太少，是一种遗憾，为了要弥补过去的损失，要完善自己，要广泛读书。
关于读书的方法，我们中国是一个书香之国，关于读书的方法有很多很多，像诸葛亮的观大略读书方法，宋朝陈善的出入读书方法，华罗庚的厚薄读书方法等等。其中，华罗庚说读书要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这就是厚积薄发的意思，对我启发很大。我自己的读书方法，就是“读记法”，一边读书一边记笔记。
刘绪贻：钱钟书也是这样。
刘道玉：我现在的读书笔记有几十本。我虽然已经中风十七年了，右手已经不能写字，但我仍然坚持锻炼用左手做笔记，一年至少要写完两本十六开的笔记本。笔记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一些统计数字。数字虽然枯燥，但有时候数字却是某些观点最有力的证明论据。记下来以后，要用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查找，信手拈来。比如说，中国现在科技期刊有五千多种，其中英文期刊只有二百三十九种，只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五，但中国的期刊总量占世界期刊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可见我国英文期刊的缺乏。更为可惜的是，我们这么多期刊，在各学科中位于世界前三位的学术期刊，却一本都没有。二是记录一些名言警句，例如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梭罗有一句名言：“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我曾经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我说现在说真话难，听真话更难。第三，记录一些自己的读书体会。读完书以后有什么读书体会，三言两语的把它记下来，这是我一生读书都坚持的方法。
现在我谈谈读书的几点感想：第一，我不太读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书，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朱光潜的美学等等我还是读的，艾思奇的哲学书我也是在大学时做教科书就读了，但现在那些所谓的哲学家的书我是不读的。我跟青年人谈话时，也劝他们不要读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书，因为现在将哲学过于庸俗化了。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追问事物的本源，人从何而来，世界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哲学。
第二点体会，我劝导青年要放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这是不正确的，误导了我，我希望现在的青年人不要再被误导。而且我的体会是，真正要学好数、理、化，必须打好人文基础，没有人文基础，是不可能学好数、理、化的。因为人文基础给你提供了阅读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没有这些能力，怎么能学好数、理、化呢？我们化学系就有个教授动手能力很强，能够解决很多技术实验问题，但却连论文都写不好，一篇论文都没有。他就是因为人文基础太差，文字能力太差，写不出文章来，讲课的效果也很差，这就是片面强调数、理、化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我要劝告当代的青年真正要学好数、理、化，必须打好人文基础。人的才华是相通的，现在高考中的文、理分科是不可取的。至于少数具有文科特殊天赋的人才，是录取时需要掌握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有个别的特别有天赋的人，就让所有人都按照文、理分科来教学，这也是导致当代我国青年人文素质低下的原因之一。
刚才说到张潮的那句话，我觉得我也进入到台上“玩月”的境界了。读书的最初阶段当然是为了应用，但最高的境界就是为了欣赏，欣赏知识的内核和美。
刘绪贻：我觉得现在青年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所学的东西都是设计的课程和实用的知识，课本以外很少有时间或兴趣涉猎，只为考试而读书。这是最大的问题。现在的教育只培养“工具”，而不是启发人如何追求真理，更谈不上“百年树人”。所以你看那些到我家里来的学生，我问他这些能够启发人思想、开阔人视野的书，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所读的东西，多半都是课程内的东西，这真是太可怕了，所以资中筠说，中国的教育这样继续下去，人种都要退化。
刘道玉：我完全同意绪贻先生和资中筠先生的意见。我国当前不读书的状况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应该引起国家高层领导者们重视了。一个西方哲人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准。因此，我们国人应该清醒了，要铭记高尔基的名言：“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