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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克林伯格，出生于1918年，波兰人，苏联间谍，潜伏以色列26年，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生化武器情报。1983年被捕，2015年11月30日在巴黎去世。
26年间谍生涯，20年监禁岁月，从苏联红军少校到以色列中校再到苏联间谍，马库斯·克林伯格的一生可谓跌宕又传奇。他被认为是苏联安插在以色列“最成功的红色间谍”，以军医身份做掩护向苏联传递大量生化武器研制绝密情报。以色列对他恨之入骨，称他是“最具破坏性的间谍”。
2015年11月30日，这位97岁的老人在女儿的陪伴下走完了一生。他留下一句话：“我所做的一切，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为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
身为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却为苏联当间谍，这让许多人难以理解。以色列人曾经讽刺克林伯格：“以色列给你吃、给你住、成就了你，你却背叛它，真是不知羞耻！”
对这些质疑，克林伯格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最后一个间谍》里给出了答案。他说：“我当初决定做苏联间谍，于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欠苏联一笔债——是它将全世界从纳粹的魔掌中解救了出来，给了我打击纳粹、为家人复仇的机会。出于对苏联的认可，我希望在冷战中帮助苏联对抗美国。于公，我认为冷战双方如果共享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秘密，将有利于这些武器的禁用。所以我偷取情报给苏联。”
克林伯格的家是被纳粹毁掉的。他出生在波兰一个哈西德派犹太教宗教导师世家。1939年，纳粹德国的铁蹄踏入波兰。21岁的克林伯格当时还在华沙大学医学院读大四。恐慌中，父亲将他叫到一旁，含泪嘱咐：“至少要活下来一个。你必须逃出去。”他逃到了苏联，并在明斯克完成了学业。之所以去苏联，也和他的兴趣有关。虽然自幼被父母送入宗教学校学习，但他对宗教兴趣不大。在大学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被它深深地吸引。父亲无奈地说：“克林伯格，你或许不能成为一名犹太教导师，但你能成为一名教授共产主义的老师。”
德国入侵苏联后，克林伯格加入了苏联红军，在前线担任医护人员，军衔是少校。没过几个月，他因右腿被弹片击伤而退出火线。伤愈后，他被派往乌拉尔小城莫洛托夫，进行斑疹伤寒病的防疫救治工作，同时在莫斯科中央高等医学训练中心修习流行病学研究生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苏联红军攻入纳粹统治下的白俄罗斯后，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首席流行病专家。
战争结束后，克林伯格退伍回到家乡华沙，此时他才知道父母和唯一的弟弟早在1942年就被害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他万念俱灰，带着新婚的妻子移民瑞典，在那里生下了女儿西尔维娅，并过着平静的生活。
打入以色列高层
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求贤若渴，亲自给在欧洲犹太人特工机构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命他招募顶尖的东欧犹太科学家，并暗示所招募人员将投入到以色列生化武器的研究中。克林伯格曾在苏联红军中任医官，常年从事流行病研究，又是犹太人，这样的身份、学术背景与经历让他获得了以色列的青睐。而他也没有任何犹豫。当年11月，以色列局势还没完全稳定，克林伯格便带着妻儿举家迁往这个新生的国家。
后来，以色列情报局分析，克林伯格此举是有目的的。他虽出生于传统的犹太人家庭，但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并非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时候放弃在瑞典的舒适生活奔赴以色列，或许是因为他在瑞典时就已和苏联情报人员有所接触。但克林伯格否认了这一点。
克林伯格顺利进入以色列国防军，任预防医学部主任，并创立了军事医学中心研究实验室。很快，他成为以色列顶尖的化学和生物武器领域专家，获中校军衔。1957年，克林伯格参与创立了以色列生物研究所IIBR。这家研究所位于特拉维夫东南20公里处，隶属于总理办公室。在研究所里，他多年担任科学部副主任及流行病学部主管，后升任副所长，参与了许多以色列绝密的生化项目研究。作为执政党工人党党员，他与包括时任总理艾希科尔在内的以色列高层领导人也有着密切接触。
也就是在这一年，克林伯格开始了间谍生涯。他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一名苏联特工几年前就开始与他秘密接触。第一次见面时，克林伯格并未意识到对方的身份，但知道对方来意后，也没有抗拒。俩人逐渐建立了联系。这位特工在之后的7年里一直充当克林伯格与克格勃之间的纽带。俩人的代号分别是“洛克”（意为失败）和“维克多”（意为成功），每三个月见一次面，见面前在约定好的墙上画记号。特工“维克多”会为“洛克”克林伯格提供各种间谍工具，包括隐形墨水和微型摄像机。他们常碰头的地点是一间东正教堂，有时也在车上或陋巷中。有一次，因为克林伯格的出色表现，“维克多”还为他带来苏联二等荣誉“劳动红旗”奖章。在回忆录中，克林伯格多次表达对“维克多”的信任与崇拜，但他始终不知道“维克多”的真名。
遭双面间谍出卖
这一潜伏就是26年。除了官方身份，克林伯格的学术头衔也为他打了掩护。他是以色列国立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医学系预防和社会医学部主任，还活跃于欧洲整形外科学会、国际整形外科学会、国际流行病学协会等多个国际专业组织，曾多次被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参加会议。没有人会联想到这位专家是间谍。
然而，克林伯格还是露出了破绽。1963年，以色列的两大情报机构摩萨德和辛贝特都盯上了他，怀疑他利用职务之便暗通苏联，但苦于没有证据，不好对他下手。1965年，克林伯格被拘捕过一次。但在审讯中，他竟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特工们没辙，只得将其释放，转为暗中观察。克林伯格在回忆录中说，那次测谎过关完全是侥幸，因为特工们的问题是：“你是否在为波兰做间谍？”1976年，克林伯格第二次被捕，但特工们依旧无功而返。
若不是一个苏以双面间谍出卖了克林伯格，以色列特工们要彻底揭穿克林伯格或许还得花一番工夫。这个双面间谍是个苏联犹太人，1982年移民以色列，一入境就向以色列情报机关投诚，坦白了自己被苏联情报机构招募，并供出克林伯格也是苏联间谍。 1983年1月19日，克林伯格接到一项“任务”：新加坡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邀请他过去处理。毫无戒备的克林伯格匆匆出发。然而，司机并没有将他带到机场，而是把他秘密带到了位于特拉维夫的一个安全屋。这一切都是辛贝特的精心安排。他在安全屋待了10天，遭受了轰炸式的审问。他说，特工们为了逼供，对他施以暴力，甚至注射药物。最终，他承认了自己是苏联间谍的事实。为了减少责任，他将自己开始做间谍的时间推迟了几年，并称当时是被苏联特工威胁才被迫答应的。
很快，克林伯格被秘密提交给军事法庭。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法庭根据他的自供，判他20年徒刑。因为事关机密，他被秘密监禁。以色列给他造了个假姓名和身份，将他关押在巴勒斯坦西南部城市阿什凯隆。除了最亲近的人，基本没人知道他已经入狱。1989年，苏联曾与以色列接触，意图达成“换谍”协议，但没有成功。最初10年，以色列一度严禁媒体提到克林伯格。直到苏联解体，以色列才渐渐松口。
克林伯格在监狱待了15年。1997年，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以色列政府释放克林伯格，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狱中已经中风过好几次。1998年，克林伯格获得假释，被拘禁在家中。2003年，克林伯格终于刑满释放，在签下一份保密协议后，他迫不及待地飞往巴黎，投奔了女儿。
后代是法国共产党
克林伯格曾经如此评价和他一起被关押的另一苏联间谍：“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而我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一直都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他说，自己做间谍时未收过苏方一分钱。1998年转为在家拘禁后，按法律规定，一切监禁所需费用如监管人员的薪水、摄像头的购买和维修费用等，都由他自己出钱。这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最后只得卖掉公寓来还债。刑满后，克林伯格几乎是身无分文地飞往巴黎。
获释后，克林伯格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甚至连写冷战历史的学者也不愿见。当时已85岁的他希望过几年安定的生活。他的家位于塞纳河左岸，是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有一个复古风格的阳台。如果来了客人，出面接待的一般都是女儿。近些年，他出席过的最大场合是自己95岁的生日派对。女儿替他邀请了二十几名好友在塞纳河左岸的一间餐馆聚会，他对大家说：“能和你们在一起，是我现在最庆幸的事了。”
就在那次生日派对上，一位英国记者见到了克林伯格，并记录下对他的印象。他说，克林伯格身高不到1.6米，秃顶，留着山羊胡，戴着细框眼镜，穿着一件极普通的淡蓝色衬衫和一条灰色裤子。除了一双蓝色眼睛依旧炯炯有神，他从这位老人身上看不出任何间谍的影子。
事实上，直到去世，克林伯格都不以间谍自居，而是认为自己为和平做出了贡献。克林伯格的孙子布洛萨是法共党员、巴黎市议员。老人去世后他说：“对于祖父的一生，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他的间谍生涯，而是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忠诚。”
〔本刊责任编辑 尹 静〕
〔原载《环球人物》2015年第30期〕
26年间谍生涯，20年监禁岁月，从苏联红军少校到以色列中校再到苏联间谍，马库斯·克林伯格的一生可谓跌宕又传奇。他被认为是苏联安插在以色列“最成功的红色间谍”，以军医身份做掩护向苏联传递大量生化武器研制绝密情报。以色列对他恨之入骨，称他是“最具破坏性的间谍”。
2015年11月30日，这位97岁的老人在女儿的陪伴下走完了一生。他留下一句话：“我所做的一切，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为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
身为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却为苏联当间谍，这让许多人难以理解。以色列人曾经讽刺克林伯格：“以色列给你吃、给你住、成就了你，你却背叛它，真是不知羞耻！”
对这些质疑，克林伯格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最后一个间谍》里给出了答案。他说：“我当初决定做苏联间谍，于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欠苏联一笔债——是它将全世界从纳粹的魔掌中解救了出来，给了我打击纳粹、为家人复仇的机会。出于对苏联的认可，我希望在冷战中帮助苏联对抗美国。于公，我认为冷战双方如果共享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秘密，将有利于这些武器的禁用。所以我偷取情报给苏联。”
克林伯格的家是被纳粹毁掉的。他出生在波兰一个哈西德派犹太教宗教导师世家。1939年，纳粹德国的铁蹄踏入波兰。21岁的克林伯格当时还在华沙大学医学院读大四。恐慌中，父亲将他叫到一旁，含泪嘱咐：“至少要活下来一个。你必须逃出去。”他逃到了苏联，并在明斯克完成了学业。之所以去苏联，也和他的兴趣有关。虽然自幼被父母送入宗教学校学习，但他对宗教兴趣不大。在大学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被它深深地吸引。父亲无奈地说：“克林伯格，你或许不能成为一名犹太教导师，但你能成为一名教授共产主义的老师。”
德国入侵苏联后，克林伯格加入了苏联红军，在前线担任医护人员，军衔是少校。没过几个月，他因右腿被弹片击伤而退出火线。伤愈后，他被派往乌拉尔小城莫洛托夫，进行斑疹伤寒病的防疫救治工作，同时在莫斯科中央高等医学训练中心修习流行病学研究生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苏联红军攻入纳粹统治下的白俄罗斯后，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首席流行病专家。
战争结束后，克林伯格退伍回到家乡华沙，此时他才知道父母和唯一的弟弟早在1942年就被害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他万念俱灰，带着新婚的妻子移民瑞典，在那里生下了女儿西尔维娅，并过着平静的生活。
打入以色列高层
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求贤若渴，亲自给在欧洲犹太人特工机构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命他招募顶尖的东欧犹太科学家，并暗示所招募人员将投入到以色列生化武器的研究中。克林伯格曾在苏联红军中任医官，常年从事流行病研究，又是犹太人，这样的身份、学术背景与经历让他获得了以色列的青睐。而他也没有任何犹豫。当年11月，以色列局势还没完全稳定，克林伯格便带着妻儿举家迁往这个新生的国家。
后来，以色列情报局分析，克林伯格此举是有目的的。他虽出生于传统的犹太人家庭，但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并非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时候放弃在瑞典的舒适生活奔赴以色列，或许是因为他在瑞典时就已和苏联情报人员有所接触。但克林伯格否认了这一点。
克林伯格顺利进入以色列国防军，任预防医学部主任，并创立了军事医学中心研究实验室。很快，他成为以色列顶尖的化学和生物武器领域专家，获中校军衔。1957年，克林伯格参与创立了以色列生物研究所IIBR。这家研究所位于特拉维夫东南20公里处，隶属于总理办公室。在研究所里，他多年担任科学部副主任及流行病学部主管，后升任副所长，参与了许多以色列绝密的生化项目研究。作为执政党工人党党员，他与包括时任总理艾希科尔在内的以色列高层领导人也有着密切接触。
也就是在这一年，克林伯格开始了间谍生涯。他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一名苏联特工几年前就开始与他秘密接触。第一次见面时，克林伯格并未意识到对方的身份，但知道对方来意后，也没有抗拒。俩人逐渐建立了联系。这位特工在之后的7年里一直充当克林伯格与克格勃之间的纽带。俩人的代号分别是“洛克”（意为失败）和“维克多”（意为成功），每三个月见一次面，见面前在约定好的墙上画记号。特工“维克多”会为“洛克”克林伯格提供各种间谍工具，包括隐形墨水和微型摄像机。他们常碰头的地点是一间东正教堂，有时也在车上或陋巷中。有一次，因为克林伯格的出色表现，“维克多”还为他带来苏联二等荣誉“劳动红旗”奖章。在回忆录中，克林伯格多次表达对“维克多”的信任与崇拜，但他始终不知道“维克多”的真名。
遭双面间谍出卖
这一潜伏就是26年。除了官方身份，克林伯格的学术头衔也为他打了掩护。他是以色列国立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医学系预防和社会医学部主任，还活跃于欧洲整形外科学会、国际整形外科学会、国际流行病学协会等多个国际专业组织，曾多次被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参加会议。没有人会联想到这位专家是间谍。
然而，克林伯格还是露出了破绽。1963年，以色列的两大情报机构摩萨德和辛贝特都盯上了他，怀疑他利用职务之便暗通苏联，但苦于没有证据，不好对他下手。1965年，克林伯格被拘捕过一次。但在审讯中，他竟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特工们没辙，只得将其释放，转为暗中观察。克林伯格在回忆录中说，那次测谎过关完全是侥幸，因为特工们的问题是：“你是否在为波兰做间谍？”1976年，克林伯格第二次被捕，但特工们依旧无功而返。
若不是一个苏以双面间谍出卖了克林伯格，以色列特工们要彻底揭穿克林伯格或许还得花一番工夫。这个双面间谍是个苏联犹太人，1982年移民以色列，一入境就向以色列情报机关投诚，坦白了自己被苏联情报机构招募，并供出克林伯格也是苏联间谍。 1983年1月19日，克林伯格接到一项“任务”：新加坡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邀请他过去处理。毫无戒备的克林伯格匆匆出发。然而，司机并没有将他带到机场，而是把他秘密带到了位于特拉维夫的一个安全屋。这一切都是辛贝特的精心安排。他在安全屋待了10天，遭受了轰炸式的审问。他说，特工们为了逼供，对他施以暴力，甚至注射药物。最终，他承认了自己是苏联间谍的事实。为了减少责任，他将自己开始做间谍的时间推迟了几年，并称当时是被苏联特工威胁才被迫答应的。
很快，克林伯格被秘密提交给军事法庭。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法庭根据他的自供，判他20年徒刑。因为事关机密，他被秘密监禁。以色列给他造了个假姓名和身份，将他关押在巴勒斯坦西南部城市阿什凯隆。除了最亲近的人，基本没人知道他已经入狱。1989年，苏联曾与以色列接触，意图达成“换谍”协议，但没有成功。最初10年，以色列一度严禁媒体提到克林伯格。直到苏联解体，以色列才渐渐松口。
克林伯格在监狱待了15年。1997年，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以色列政府释放克林伯格，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狱中已经中风过好几次。1998年，克林伯格获得假释，被拘禁在家中。2003年，克林伯格终于刑满释放，在签下一份保密协议后，他迫不及待地飞往巴黎，投奔了女儿。
后代是法国共产党
克林伯格曾经如此评价和他一起被关押的另一苏联间谍：“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而我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一直都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他说，自己做间谍时未收过苏方一分钱。1998年转为在家拘禁后，按法律规定，一切监禁所需费用如监管人员的薪水、摄像头的购买和维修费用等，都由他自己出钱。这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最后只得卖掉公寓来还债。刑满后，克林伯格几乎是身无分文地飞往巴黎。
获释后，克林伯格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甚至连写冷战历史的学者也不愿见。当时已85岁的他希望过几年安定的生活。他的家位于塞纳河左岸，是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有一个复古风格的阳台。如果来了客人，出面接待的一般都是女儿。近些年，他出席过的最大场合是自己95岁的生日派对。女儿替他邀请了二十几名好友在塞纳河左岸的一间餐馆聚会，他对大家说：“能和你们在一起，是我现在最庆幸的事了。”
就在那次生日派对上，一位英国记者见到了克林伯格，并记录下对他的印象。他说，克林伯格身高不到1.6米，秃顶，留着山羊胡，戴着细框眼镜，穿着一件极普通的淡蓝色衬衫和一条灰色裤子。除了一双蓝色眼睛依旧炯炯有神，他从这位老人身上看不出任何间谍的影子。
事实上，直到去世，克林伯格都不以间谍自居，而是认为自己为和平做出了贡献。克林伯格的孙子布洛萨是法共党员、巴黎市议员。老人去世后他说：“对于祖父的一生，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他的间谍生涯，而是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忠诚。”
〔本刊责任编辑 尹 静〕
〔原载《环球人物》2015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