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风险投资家给创业者提供的首先不是钱，而是两种远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授道与入行！真正的风险投资家要给创业者注入正确的价值观，要授予为人之道、创业之道、管理之道。
纵观历史，投资者往往在幕后起着决定性作用。地理大发现时代初期，投资者不仅资助探险之旅，而且，他们的非凡判断力，通常决定着改变历史进程的探险之旅能否成行。在新经济中，投资者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他们为企业提供建议、经验和全球联系，当然还有资金，不过这一点也许最不重要。
约翰·杜尔：
硅谷风险投资之王，KPCB公司合伙人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res（KPCB公司）的合伙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当属此类。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最具创意、最不拘于传统的冒险资本投资家之一。他是硅谷与华府之间的枢纽，并领导了把高科技议事日程变成美国的议事日程的运动。杜尔及其合伙人为一大批技术型企业提供资金，如莲花（Lotus）、康柏（Compaq）、赛门铁克（Symantec），以及电脑动画工作室Pixar。在投资过程中，杜尔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长，促成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的诞生，在短短10年内创造了高达10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这一成就令人瞩目，但他更伟大的成就是，他不仅创建了企业关系网，使全球各地的企业领导互相联系，而且十分清楚地指明了商界真正的关键要素。“关键是团队。能网罗到人才方能抓住机会。惟有这种资源是竞争对手模拟不到的。旧式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这样的时代已去而不返。如今，我们生活在以自己创造的知识为动力的经济之中。这一新的现实在各个层面改变了我们的经营观。举例来说，我们在看世界地图时，看到的不再是实际的距离，甚至也不是一个个的国家，而是在各处之间不断流动的国际互联网邮包或电子信件。在新经济中，冒险资本就是向那些发送这些信息、交换这些观念的企业家投资。原因很简单，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中，就必须投资于创造知识和分享知识的人。”
面对全球化浪潮，杜尔认为：“它使资金和技术在企业成功中不再那么重要。今天，要建立一家成功企业所需的所有资源几乎随处都能找到。与此同时，全球化大大减少了企业赖以创造长期竞争优势的各种要素。一个好创意的半衰期也比以前大为缩短。”
1998年11月，美国在线（AOL）宣布收购Netscape公司，从而引发了IT行业的兼并风暴。业内人士则注意到，这两家公司之间还存在着一层极其重要的关系：这两家公司都受到风险资本公司KPCB的支持。KPCB的创始人之一Frank Caufield是AOL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KPCB公司的大股东杜尔则是Netscape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三个月之后，又出现了一项交易额达数十亿美元的收购事件。由KPCB及有线电视业巨头TLC公司支持的宽带服务公司——@Home宣布，它将和网络门户Excite公司兼并。而Excite也是由KPCB公司支持的。同样，这一切都是@Home公司某个董事积极游说的结果，这个人当然还是约翰·杜尔。
有人说，杜尔是网络投资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多年来，杜尔一直在宣扬KPCB的“网络”精神，一个由KPCB投资的公司建立起来的有着密切联系的网络。当然，风险投资家们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了。杜尔说：“大门对于很多糟糕的概念来说确实是毫不客气地关闭了。但是，仍然有大量好的概念、好的企业家值得投资。”就拿杜尔来说，作为互联网最早的啦啦队长之一和硅谷中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他当年押宝的几家公司如今已成了华尔街的亏损大户，比如WebMD和Drugstore.com。但是企业家的执着和风险投资家的勇气使我们看到了更为重要的一点：Dot-com时代还活着，只是与以往相比有所不同。互联网仍然在改变很多事情，甚至连它自身都已发生了深远而且不可逆转的变化。
杜尔也被称为反盖茨主义者，因为他几乎对每个与微软竞争的公司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包括了Intuit、Netscape以及Sun。KPCB甚至设立了一个Java基金、提供制造Java产品及服务的创业家，因微软视Java为它Windows作业系统的一大威胁。但杜尔的最大影响力是在互联网上。1996年接受专访时，他就推测出互联网的市场潜力，他说：从1980年到1990年，个人电脑是最大的一件事。PC工业里的新公司一年内的收益可以从零升到美金千亿——我是认为互联网尚未被过度哄抬的几个疯子之一，且相信我们真的身处在比PC更大的商机之中。如果PC的市场是美金千亿，我想互联网的商机将是它的三倍。后来随着股票的暴涨，证明了他是对的。
当然，杜尔在IT业的影响力可不只是金钱而已。虽然身为一手建立的许多高科技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他对于保护自由市场却不遗余力。1996年时，他将电脑工业团结起来，一同抵抗加州的211提案。一旦通过此法案，股东诉讼案的限制就会放松——这在刺激如云霄飞车的科技股世界中，可是个真正的危机。当时他便共同创办（现在更共同主持）了科技联网（Technology Network），或亦称TechNet——专门向州及联邦政府表达高科技公司需求的政治活动团体。该团体相当积极地为克林顿总统签署的安全诉讼统一标准行动进行游说，将针对公司无法达到报酬率而兴起集体诉讼的股东列入联邦法庭之中。基于他在政治方面的关系（以及喜爱对工业活动进行政治性演说的嗜好），许多专家都曾推测杜尔可能成为2000年副总统戈尔的竞选搭档。
杜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既坚守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对技术又有很深的理解。在评估重要的风险方面，他要求绝对的坦白。杜尔的交际能力令人难以置信。他有五个电话号码、两部手机、一个双向寻呼机和两台笔记本计算机与别人保持联系。有时他把手机塞到头盔中，一边在阿斯彭滑雪，一边与他的“系列”成员（他用这个日语词汇来描述他和合作伙伴资助的公司形成的紧密联盟）通话。迄今为止，该公司已向250家美国技术公司投资超过13亿美元，创造了19.2万多个就业机会。 维诺德·科斯拉：
全球“技术领域”投资之王
2001年，《福布斯》公布100名最好的风险投资家，46岁的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名列第一。科斯拉曾创建了Sun公司，后跳槽到Kleiner Perkins公司——人称光纤网络产业鼻祖。他最成功的交易包括投资Juniper网络、Extreme网络和Cerent。评选委员会认为，科斯拉之所以能在“技术领域最佳风险投资者”中名列第一，不仅在于他成功地用钱生钱，还在于他有本事选择那些在一鸣惊人之后还能稳健发展的企业，这在风险投资者当中是很少见的。
1955年，科斯拉生于印度新德里，天资聪颖，先后在世界知名学府——印度技术学院、美国卡内基·梅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取得学位，一毕业就和志同道合的博士生安迪·贝赫托西姆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大胆想法变成现实，在1982年创立Sun微系统公司。1984年，科斯拉退出该公司管理层，由他在斯坦福读MBA的同学兼老友斯考特·麦克里尼（Scott McNealy）接任。当时，科斯拉只有30岁，却已完成创立世界一流公司的大业，完全可以选择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988年，科斯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份稳定而收入不错的风险投资公司工作和埋头研究却不知发展前景的学术工作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他觉得那份工作会更加稳妥。1995年，科斯拉、杜尔和几个合作伙伴携手支持创立网景，16个月后该公司上市，股价迅速上扬，大大刺激了后来被称为“互联网泡沫”的上市狂潮。此后，科斯拉和杜尔分头出击，投资网站Excite、@Home、Amazon等公司。投资的公司都在短期内赢得响当当的名声，股价连续翻番，带来巨大回报。
科斯拉自己在6个主要公司投入的5000万美元就换来150亿美元。后来，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这些公司的市值大幅减少，别人还在痛苦彷徨，他却早走一步，开始投资电信基础设施、光纤网络和网络辅助软件了。
科斯拉不无懊恼地承认自己所在的公司没有把握住互联网掀起的第一次投资热潮。他说：“我不得不相信，没有投资思科系统公司是我职业生涯最严重的一个错误。我们公司错过了思科，仅仅因为我们的投资合伙人中没有一个真正了解通讯行业！”
当然，科斯拉所在公司精英荟萃，绝对不会轻易再犯同样的错误。他的合伙人威尔·赫斯特三世说：“我们经常聚会，分析我们已经做错的事情，找出后发制胜的办法。”六年前，他们看准网络通讯产业将会兴起，毫不犹豫一头扎了进去。这在当时是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决定，而他们领先一步的决策也带来了丰硕回报。
相比之下，真正显示科斯拉及其搭档超群实力的业绩还在后面：虽然科斯拉为没有成为思科的风险投资者而耿耿于怀，但他们在1996年创办并一手培育起来的同步光纤网络设备制造商赛伦特（Cerent）却由于成绩喜人，赢得刚刚成为市场新星的思科的青睐。赛伦特打算公开上市，就在提出申请之后的11个小时，思科赶来提出了一个让赛伦特难以拒绝的慷慨方案：出资69亿美元收购。当时整个公司只有287名员工，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后，每名员工的身价就上升到700万美元。
不过，谁也比不上科斯拉的投资增幅，科斯拉他们最初的投资只有800万美元，占该公司三成股份，与思科签完收购合同后，这笔投资急剧增长为20亿美元，其间仅仅花了两年半时间。
科斯拉和思科一样，对通讯产业的发展抱有坚定的信心。他说：“网络公司的收入增长就是惊人的，在我从业的全部时间里，我还从没在任何领域见过这么高速的增长。”这当然是真的，说这话时是在1999年年底的时候，疯涨的互联网泡沫很快就要达到最高峰。
在市场风云变幻的年代，从无数投资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赢家，科斯拉的经验是必须拥有应变能力。这不仅是对投资者的要求，其实也是对企业家的要求。
他说：“所有旧机制都是在旧经营哲学下产生的，旧经营哲学的基础在于，以10年为一个周期，年增长率约为5%。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是以未来10个月为一个周期，周增长率达到5%。这就是网络企业迅速崛起的背景。”充分地把握和利用了这一新变化，在别人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抢先一步，结果科斯拉大获成功。
杜尔把他们的成功秘诀归结为某种魔术，使他们能够确定最有潜力的公司、CEO或行业，做出最有利的投资。他在一个采访中说，他们的公司之所以这样成功，是因为他们的兴趣不是单纯的创造企业，而是为自己创造重大的主动权。
面对目前席卷股市的郁闷情绪，科斯拉另有看法。科斯拉说，充足的现金基金还在虎视耽耽，随时准备进入高技术领域。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初步估计，去年4月至今已经投入大约370亿美元，而在去年头9个月，投入新企业的资金达到520亿美元，增长40%，全年共有5380家新企业获得投资。当然，在这些新企业当中，大部分都做不下去，只有少数可以取得成功。
不过，他又强调说，这是投资者早已熟悉的规律，与互联网或新经济无关。无论在硅谷、西雅图、波士顿还是其他地方，目光敏锐的风险投资者们还在努力寻求下一个思科、微软或甲骨文。
科斯拉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确实对技术市场很有信心：他参与投资的商务规划服务公司Corio在1999年7月上市，之后股价跌到不到最高点的三成，虽然他所在的克莱纳-帕金斯已经拥有该公司的10%股权，他还是从自己口袋里再拿出310万美元购入另外2%。科斯拉说，他不担心风险，只担心人们从此不敢投资，过分小心翼翼，但他又说，那也好，那时只有最好的企业才会得到投资。
科斯拉他们显然非常清楚急剧扩张的市场给相关设施和服务领域带来的巨大需求，这些需求会使在这些领域先行一步的投资者得到高额的回报。所以，他们果断投资发展相关技术，满足市场需求。
与其他同行相比，除了看准时机的本事高人一筹，他们公司的投资策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投资建立一个大规模且稳健运行的企业，不是为了贪图便宜赚快钱。 科斯拉说：“我们的投资风格和其他风险投资者不同之处在于投资企业的情况，大部分投资者做的是短线投资，而他们投资的企业当中有95%在创办六个月内就会出售兑现，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健步发展、快速向前的企业。”
全球化浪潮：
风险投资的后硅谷时代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成为震中，硅谷更是最大的受害者。而捂着伤口，默默承受最大痛楚的，是风险投资。
互联网很快复苏了，当然，再也回不到1999年的盛世了。更加回不到的是硅谷在全球无与伦比的绝对中心地位。今天，虽然硅谷的风险投资依然是全球关注的热点，但是，更多精彩的故事，更神奇的投资案例，开始在硅谷之外屡屡发生。
看来，风险投资是灵丹妙药，但是也不是绝对的灵丹妙药。风险投资成就了创新和创业，但是，又何尝不是重大的创新机会和优秀的创业人才，给了风险投资以表现的机会。如今，高科技创新和创业浪潮已经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甚至在巴基斯坦、墨西哥、南非等硅谷以外的地方全面掀起。
所以，在高科技全球化的今天，风险投资开始进入了新的硅谷时代。硅谷与各个国家以及区域的竞争和较量，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地方的风险投资们多大程度上能够把硅谷的风险投资的精髓偷师在手，究竟能否进一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风险投资的狂喜与痛楚：
以马云为例
中国互联网最值得关注的大事就是阿里巴巴上市。媒体们都在关注陆兆禧担任阿里CEO的事情，而投行们却已经纷纷预测阿里上市的市值，有对冲基金估计阿里市值可以达到600-1200亿美元。这个市值是什么概念？也就是4000-8000亿人民币！已经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中国市值最高的国有垄断巨头的市值相当了。
可以预计，阿里上市将是一个融资额度达到千亿人民币级，整体市值千亿美元级的大事件，有可能打破Facebook上市的记录，创造全球互联网的最高峰。
这是一场巨大的财富盛宴，创始人、团队、风险投资、投资银行、股民等都将直接参与分享。而最触动我的是，这场策源地在杭州的财富大爆炸，基本上与浙江的资本没有什么关系。有钱、有创业精神、有头脑的浙江资本完全沦为旁观者。
直到2007年，就在阿里即将上市香港前夕，杭州一位马云多年的好朋友还问我：“你说马云到底是不是骗子啊？到底有多大的忽悠成分？”的确，在上市爆发之前，在马云成为今天动辄几亿、几十亿美金的操作者之前，即使在他的大本营浙江，人们也很少能够理解马云这个人，很少理解马云这份事业的价值和高度。
如今，阿里巴巴达到500亿美元以上的市值，很可能很快挑战1000亿美元的新高度。在这种天文数字面前，马云再也不需要为自己证明什么。马云的成功使得浙江在中国互联网版图中成为与北京、深圳、上海等并列的重镇。马云对于浙江的贡献和价值完全超越了金钱可以衡量的程度。但是，放在整个浙江的创业生态和企业家生态，马云依然是浙江的一个异类，依然不属于被浙江人能够真正理解和效仿的榜样。有了马云的对比，浙江整体的企业家群体就显得境界有限。
千亿美元！马云将创造浙江人最大的一笔财富。但是，浙江人最应该反思的是，这笔财富与浙江的资本为什么没有关系！浙江如此有钱，浙江人如此精于创业，如此懂得挣钱，但是这些年浙江人在马云创造千亿美元的巨大钱眼过程中，却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却是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家”们给马云提供创业资本，同时也是软银、雅虎等分享了最大的份额，对于精明、骄傲的浙江人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很简单，浙江人很懂得赚钱，懂得把握商机，但是，在马云的成功面前，这种特长显得如此现实，如此功利，所以根本不可能去参与互联网这样需要远见和理想的财富创造过程。浙江人错失马云商机，将是未来几十年都需要学习和反思的事件！
马云是为数不多摆脱了浙江资本局限性的人之一。也就是说，马云的成功，与浙江的资本是没有关系的。马云越成功，也就越彰显浙江资本的短视和狭隘！其实，不仅仅浙江的资本现实，中国的资本也大多一样，包括国际金融重镇香港的资本。
浙江资本错失了马云这个巨大的投资机会，那么，浙江资本还会继续错失下一个马云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富有眼光的资本是需要创新文化和制度环境为基础的。
我们的真实现状是：中国很有钱了，但是，中国具有创新意识的资金太少了！即使在美国，风险投资一年的规模也就是200亿美元的级别，大致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型城市的房地产投入。中国每年真正投入风险投资的资金也就是200亿元，大概相当于中国房地产年投入的万分之一。所以无论是马云，还是腾讯，还是百度，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阳光财富——互联网财富，基本与中国本土的资金无关，沦为看热闹的旁观者。这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纵观历史，投资者往往在幕后起着决定性作用。地理大发现时代初期，投资者不仅资助探险之旅，而且，他们的非凡判断力，通常决定着改变历史进程的探险之旅能否成行。在新经济中，投资者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他们为企业提供建议、经验和全球联系，当然还有资金，不过这一点也许最不重要。
约翰·杜尔：
硅谷风险投资之王，KPCB公司合伙人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res（KPCB公司）的合伙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当属此类。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最具创意、最不拘于传统的冒险资本投资家之一。他是硅谷与华府之间的枢纽，并领导了把高科技议事日程变成美国的议事日程的运动。杜尔及其合伙人为一大批技术型企业提供资金，如莲花（Lotus）、康柏（Compaq）、赛门铁克（Symantec），以及电脑动画工作室Pixar。在投资过程中，杜尔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长，促成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的诞生，在短短10年内创造了高达10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这一成就令人瞩目，但他更伟大的成就是，他不仅创建了企业关系网，使全球各地的企业领导互相联系，而且十分清楚地指明了商界真正的关键要素。“关键是团队。能网罗到人才方能抓住机会。惟有这种资源是竞争对手模拟不到的。旧式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这样的时代已去而不返。如今，我们生活在以自己创造的知识为动力的经济之中。这一新的现实在各个层面改变了我们的经营观。举例来说，我们在看世界地图时，看到的不再是实际的距离，甚至也不是一个个的国家，而是在各处之间不断流动的国际互联网邮包或电子信件。在新经济中，冒险资本就是向那些发送这些信息、交换这些观念的企业家投资。原因很简单，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中，就必须投资于创造知识和分享知识的人。”
面对全球化浪潮，杜尔认为：“它使资金和技术在企业成功中不再那么重要。今天，要建立一家成功企业所需的所有资源几乎随处都能找到。与此同时，全球化大大减少了企业赖以创造长期竞争优势的各种要素。一个好创意的半衰期也比以前大为缩短。”
1998年11月，美国在线（AOL）宣布收购Netscape公司，从而引发了IT行业的兼并风暴。业内人士则注意到，这两家公司之间还存在着一层极其重要的关系：这两家公司都受到风险资本公司KPCB的支持。KPCB的创始人之一Frank Caufield是AOL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KPCB公司的大股东杜尔则是Netscape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三个月之后，又出现了一项交易额达数十亿美元的收购事件。由KPCB及有线电视业巨头TLC公司支持的宽带服务公司——@Home宣布，它将和网络门户Excite公司兼并。而Excite也是由KPCB公司支持的。同样，这一切都是@Home公司某个董事积极游说的结果，这个人当然还是约翰·杜尔。
有人说，杜尔是网络投资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多年来，杜尔一直在宣扬KPCB的“网络”精神，一个由KPCB投资的公司建立起来的有着密切联系的网络。当然，风险投资家们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了。杜尔说：“大门对于很多糟糕的概念来说确实是毫不客气地关闭了。但是，仍然有大量好的概念、好的企业家值得投资。”就拿杜尔来说，作为互联网最早的啦啦队长之一和硅谷中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他当年押宝的几家公司如今已成了华尔街的亏损大户，比如WebMD和Drugstore.com。但是企业家的执着和风险投资家的勇气使我们看到了更为重要的一点：Dot-com时代还活着，只是与以往相比有所不同。互联网仍然在改变很多事情，甚至连它自身都已发生了深远而且不可逆转的变化。
杜尔也被称为反盖茨主义者，因为他几乎对每个与微软竞争的公司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包括了Intuit、Netscape以及Sun。KPCB甚至设立了一个Java基金、提供制造Java产品及服务的创业家，因微软视Java为它Windows作业系统的一大威胁。但杜尔的最大影响力是在互联网上。1996年接受专访时，他就推测出互联网的市场潜力，他说：从1980年到1990年，个人电脑是最大的一件事。PC工业里的新公司一年内的收益可以从零升到美金千亿——我是认为互联网尚未被过度哄抬的几个疯子之一，且相信我们真的身处在比PC更大的商机之中。如果PC的市场是美金千亿，我想互联网的商机将是它的三倍。后来随着股票的暴涨，证明了他是对的。
当然，杜尔在IT业的影响力可不只是金钱而已。虽然身为一手建立的许多高科技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他对于保护自由市场却不遗余力。1996年时，他将电脑工业团结起来，一同抵抗加州的211提案。一旦通过此法案，股东诉讼案的限制就会放松——这在刺激如云霄飞车的科技股世界中，可是个真正的危机。当时他便共同创办（现在更共同主持）了科技联网（Technology Network），或亦称TechNet——专门向州及联邦政府表达高科技公司需求的政治活动团体。该团体相当积极地为克林顿总统签署的安全诉讼统一标准行动进行游说，将针对公司无法达到报酬率而兴起集体诉讼的股东列入联邦法庭之中。基于他在政治方面的关系（以及喜爱对工业活动进行政治性演说的嗜好），许多专家都曾推测杜尔可能成为2000年副总统戈尔的竞选搭档。
杜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既坚守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对技术又有很深的理解。在评估重要的风险方面，他要求绝对的坦白。杜尔的交际能力令人难以置信。他有五个电话号码、两部手机、一个双向寻呼机和两台笔记本计算机与别人保持联系。有时他把手机塞到头盔中，一边在阿斯彭滑雪，一边与他的“系列”成员（他用这个日语词汇来描述他和合作伙伴资助的公司形成的紧密联盟）通话。迄今为止，该公司已向250家美国技术公司投资超过13亿美元，创造了19.2万多个就业机会。 维诺德·科斯拉：
全球“技术领域”投资之王
2001年，《福布斯》公布100名最好的风险投资家，46岁的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名列第一。科斯拉曾创建了Sun公司，后跳槽到Kleiner Perkins公司——人称光纤网络产业鼻祖。他最成功的交易包括投资Juniper网络、Extreme网络和Cerent。评选委员会认为，科斯拉之所以能在“技术领域最佳风险投资者”中名列第一，不仅在于他成功地用钱生钱，还在于他有本事选择那些在一鸣惊人之后还能稳健发展的企业，这在风险投资者当中是很少见的。
1955年，科斯拉生于印度新德里，天资聪颖，先后在世界知名学府——印度技术学院、美国卡内基·梅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取得学位，一毕业就和志同道合的博士生安迪·贝赫托西姆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大胆想法变成现实，在1982年创立Sun微系统公司。1984年，科斯拉退出该公司管理层，由他在斯坦福读MBA的同学兼老友斯考特·麦克里尼（Scott McNealy）接任。当时，科斯拉只有30岁，却已完成创立世界一流公司的大业，完全可以选择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988年，科斯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份稳定而收入不错的风险投资公司工作和埋头研究却不知发展前景的学术工作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他觉得那份工作会更加稳妥。1995年，科斯拉、杜尔和几个合作伙伴携手支持创立网景，16个月后该公司上市，股价迅速上扬，大大刺激了后来被称为“互联网泡沫”的上市狂潮。此后，科斯拉和杜尔分头出击，投资网站Excite、@Home、Amazon等公司。投资的公司都在短期内赢得响当当的名声，股价连续翻番，带来巨大回报。
科斯拉自己在6个主要公司投入的5000万美元就换来150亿美元。后来，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这些公司的市值大幅减少，别人还在痛苦彷徨，他却早走一步，开始投资电信基础设施、光纤网络和网络辅助软件了。
科斯拉不无懊恼地承认自己所在的公司没有把握住互联网掀起的第一次投资热潮。他说：“我不得不相信，没有投资思科系统公司是我职业生涯最严重的一个错误。我们公司错过了思科，仅仅因为我们的投资合伙人中没有一个真正了解通讯行业！”
当然，科斯拉所在公司精英荟萃，绝对不会轻易再犯同样的错误。他的合伙人威尔·赫斯特三世说：“我们经常聚会，分析我们已经做错的事情，找出后发制胜的办法。”六年前，他们看准网络通讯产业将会兴起，毫不犹豫一头扎了进去。这在当时是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决定，而他们领先一步的决策也带来了丰硕回报。
相比之下，真正显示科斯拉及其搭档超群实力的业绩还在后面：虽然科斯拉为没有成为思科的风险投资者而耿耿于怀，但他们在1996年创办并一手培育起来的同步光纤网络设备制造商赛伦特（Cerent）却由于成绩喜人，赢得刚刚成为市场新星的思科的青睐。赛伦特打算公开上市，就在提出申请之后的11个小时，思科赶来提出了一个让赛伦特难以拒绝的慷慨方案：出资69亿美元收购。当时整个公司只有287名员工，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后，每名员工的身价就上升到700万美元。
不过，谁也比不上科斯拉的投资增幅，科斯拉他们最初的投资只有800万美元，占该公司三成股份，与思科签完收购合同后，这笔投资急剧增长为20亿美元，其间仅仅花了两年半时间。
科斯拉和思科一样，对通讯产业的发展抱有坚定的信心。他说：“网络公司的收入增长就是惊人的，在我从业的全部时间里，我还从没在任何领域见过这么高速的增长。”这当然是真的，说这话时是在1999年年底的时候，疯涨的互联网泡沫很快就要达到最高峰。
在市场风云变幻的年代，从无数投资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赢家，科斯拉的经验是必须拥有应变能力。这不仅是对投资者的要求，其实也是对企业家的要求。
他说：“所有旧机制都是在旧经营哲学下产生的，旧经营哲学的基础在于，以10年为一个周期，年增长率约为5%。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是以未来10个月为一个周期，周增长率达到5%。这就是网络企业迅速崛起的背景。”充分地把握和利用了这一新变化，在别人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抢先一步，结果科斯拉大获成功。
杜尔把他们的成功秘诀归结为某种魔术，使他们能够确定最有潜力的公司、CEO或行业，做出最有利的投资。他在一个采访中说，他们的公司之所以这样成功，是因为他们的兴趣不是单纯的创造企业，而是为自己创造重大的主动权。
面对目前席卷股市的郁闷情绪，科斯拉另有看法。科斯拉说，充足的现金基金还在虎视耽耽，随时准备进入高技术领域。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初步估计，去年4月至今已经投入大约370亿美元，而在去年头9个月，投入新企业的资金达到520亿美元，增长40%，全年共有5380家新企业获得投资。当然，在这些新企业当中，大部分都做不下去，只有少数可以取得成功。
不过，他又强调说，这是投资者早已熟悉的规律，与互联网或新经济无关。无论在硅谷、西雅图、波士顿还是其他地方，目光敏锐的风险投资者们还在努力寻求下一个思科、微软或甲骨文。
科斯拉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确实对技术市场很有信心：他参与投资的商务规划服务公司Corio在1999年7月上市，之后股价跌到不到最高点的三成，虽然他所在的克莱纳-帕金斯已经拥有该公司的10%股权，他还是从自己口袋里再拿出310万美元购入另外2%。科斯拉说，他不担心风险，只担心人们从此不敢投资，过分小心翼翼，但他又说，那也好，那时只有最好的企业才会得到投资。
科斯拉他们显然非常清楚急剧扩张的市场给相关设施和服务领域带来的巨大需求，这些需求会使在这些领域先行一步的投资者得到高额的回报。所以，他们果断投资发展相关技术，满足市场需求。
与其他同行相比，除了看准时机的本事高人一筹，他们公司的投资策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投资建立一个大规模且稳健运行的企业，不是为了贪图便宜赚快钱。 科斯拉说：“我们的投资风格和其他风险投资者不同之处在于投资企业的情况，大部分投资者做的是短线投资，而他们投资的企业当中有95%在创办六个月内就会出售兑现，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健步发展、快速向前的企业。”
全球化浪潮：
风险投资的后硅谷时代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成为震中，硅谷更是最大的受害者。而捂着伤口，默默承受最大痛楚的，是风险投资。
互联网很快复苏了，当然，再也回不到1999年的盛世了。更加回不到的是硅谷在全球无与伦比的绝对中心地位。今天，虽然硅谷的风险投资依然是全球关注的热点，但是，更多精彩的故事，更神奇的投资案例，开始在硅谷之外屡屡发生。
看来，风险投资是灵丹妙药，但是也不是绝对的灵丹妙药。风险投资成就了创新和创业，但是，又何尝不是重大的创新机会和优秀的创业人才，给了风险投资以表现的机会。如今，高科技创新和创业浪潮已经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甚至在巴基斯坦、墨西哥、南非等硅谷以外的地方全面掀起。
所以，在高科技全球化的今天，风险投资开始进入了新的硅谷时代。硅谷与各个国家以及区域的竞争和较量，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地方的风险投资们多大程度上能够把硅谷的风险投资的精髓偷师在手，究竟能否进一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风险投资的狂喜与痛楚：
以马云为例
中国互联网最值得关注的大事就是阿里巴巴上市。媒体们都在关注陆兆禧担任阿里CEO的事情，而投行们却已经纷纷预测阿里上市的市值，有对冲基金估计阿里市值可以达到600-1200亿美元。这个市值是什么概念？也就是4000-8000亿人民币！已经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中国市值最高的国有垄断巨头的市值相当了。
可以预计，阿里上市将是一个融资额度达到千亿人民币级，整体市值千亿美元级的大事件，有可能打破Facebook上市的记录，创造全球互联网的最高峰。
这是一场巨大的财富盛宴，创始人、团队、风险投资、投资银行、股民等都将直接参与分享。而最触动我的是，这场策源地在杭州的财富大爆炸，基本上与浙江的资本没有什么关系。有钱、有创业精神、有头脑的浙江资本完全沦为旁观者。
直到2007年，就在阿里即将上市香港前夕，杭州一位马云多年的好朋友还问我：“你说马云到底是不是骗子啊？到底有多大的忽悠成分？”的确，在上市爆发之前，在马云成为今天动辄几亿、几十亿美金的操作者之前，即使在他的大本营浙江，人们也很少能够理解马云这个人，很少理解马云这份事业的价值和高度。
如今，阿里巴巴达到500亿美元以上的市值，很可能很快挑战1000亿美元的新高度。在这种天文数字面前，马云再也不需要为自己证明什么。马云的成功使得浙江在中国互联网版图中成为与北京、深圳、上海等并列的重镇。马云对于浙江的贡献和价值完全超越了金钱可以衡量的程度。但是，放在整个浙江的创业生态和企业家生态，马云依然是浙江的一个异类，依然不属于被浙江人能够真正理解和效仿的榜样。有了马云的对比，浙江整体的企业家群体就显得境界有限。
千亿美元！马云将创造浙江人最大的一笔财富。但是，浙江人最应该反思的是，这笔财富与浙江的资本为什么没有关系！浙江如此有钱，浙江人如此精于创业，如此懂得挣钱，但是这些年浙江人在马云创造千亿美元的巨大钱眼过程中，却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却是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家”们给马云提供创业资本，同时也是软银、雅虎等分享了最大的份额，对于精明、骄傲的浙江人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很简单，浙江人很懂得赚钱，懂得把握商机，但是，在马云的成功面前，这种特长显得如此现实，如此功利，所以根本不可能去参与互联网这样需要远见和理想的财富创造过程。浙江人错失马云商机，将是未来几十年都需要学习和反思的事件！
马云是为数不多摆脱了浙江资本局限性的人之一。也就是说，马云的成功，与浙江的资本是没有关系的。马云越成功，也就越彰显浙江资本的短视和狭隘！其实，不仅仅浙江的资本现实，中国的资本也大多一样，包括国际金融重镇香港的资本。
浙江资本错失了马云这个巨大的投资机会，那么，浙江资本还会继续错失下一个马云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富有眼光的资本是需要创新文化和制度环境为基础的。
我们的真实现状是：中国很有钱了，但是，中国具有创新意识的资金太少了！即使在美国，风险投资一年的规模也就是200亿美元的级别，大致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型城市的房地产投入。中国每年真正投入风险投资的资金也就是200亿元，大概相当于中国房地产年投入的万分之一。所以无论是马云，还是腾讯，还是百度，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阳光财富——互联网财富，基本与中国本土的资金无关，沦为看热闹的旁观者。这是我们国家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