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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古朴静谧的红军大桥静卧在于都河上。河水急缓有序，少有波澜，静静地向北流去。偶起的浪花在秋日的抚照下，跃动不已。
2005年10月26日上午，我们一行三人采访了于都籍老红军----钟明。
走进钟老所住的庭院，丝毫感受不到秋的萧瑟。院里花红叶绿，生机盎然，我们不觉细品起来。沉醉之际，一位身着军装的老者乐呵呵地走了过来。“快进来，快进来，到里面来坐。”钟老招呼我们进了厅堂。客厅洁净、明亮，长方形的餐桌上放满了各种新鲜水果。“别急，先吃点东西。”此时，我仔细打量起钟老来，白皙的皮肤、孩子般的笑容、矍铄的精神让你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位老者已89岁高龄了。
落座不久，钟老的话匣就从静谧的于都河打开，那一段段感人的长征故事从老人的记忆中流了出来。
独子参军别故乡
1916年1月，钟明生于赣州市于都县银坑乡，1932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年仅16岁的钟明第一次接受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思想的洗礼。1933年，在党的宣传教育下，身为团员的钟明带领几个同龄人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家里很反对，因为我是独子。那时，我耐心做父母的思想工作，把‘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的道理跟父母讲通了。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
到部队时，钟明只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培训，便成为后方医院的卫生员。至今，钟老还能唱出那时学的药诀：“碳酸氧酸水氧酸，阿司匹林佩格林酸，预备软膏消毒杀菌、治腐防腐。”
当卫生员不久，钟明就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广昌战役上，我们卫生院里的伤员多得连包扎都包不过来。”“那次战斗真是残酷呀!”说起那次战役，钟老至今仍心潮难平。
从1934年10月16日起，红军从于都的8个渡口渡河开始长征。
“那时只有临时搭建的浮桥，白天拆，晚上架，为的是躲开敌机的视线。为帮红军架桥，乡亲们把家里的门板都卸了，有位老人家把自己的寿材都搬来了。”钟老说。
钟明是10月18日从东门渡口过河的。“我是和毛主席同一天从同一座桥上过河开始长征的。”说到此处，钟老很是自豪。
过河的那天晚上，于都河畔围满了前来送别的人，乡亲们紧紧握住红军的手，把煮熟的鸡蛋、花生、豆子塞到他们的手里。顿时，哭泣声、呜咽声不绝于耳。“你们可要回来呀！”一位大嫂从口袋里掏出烫手的鸡蛋往钟明手里直塞。“大嫂！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钟明难过地点了点头。正准备上浮桥时，钟明突然转身对那位大嫂说：“大嫂，我们走后，还请你照顾好我们的伤员。”“你们放心去吧！我们会照顾好的。”大嫂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
“出发前，连几步之遥的家都没回，真是不孝呀！”钟老显然有些愧疚。
三发子弹练“神枪”
中央红军在第一次过乌江后，机关进行了精简。那时，在后方医院当卫生班长的钟明主动要求去基层部队。就这样，他来到三军团四师十二团四连任通信员兼支部委员、青年干事。
1935年1月，红四连刚过遵义，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占领遵义城外山头的一个制高点阻击追敌。刘连长带领四连100多名战士火速调头，赶回遵义，抢占制高点。
来敌有一个营的兵力。很快，密集的枪声就在遵义城外响了起来。“连长，可以打吗？”钟明悄声问。“不行！再靠近点。”刘连长低声说道。
80米、60米、40米、35米、20米，“打！”刘连长一声令下，四连战士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敌人发出一阵阵惨叫。紧接着，钟明和战友们一起跳出战壕，端起带刺刀的枪向敌军冲去。瞬间，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就上演了。英勇的红四连杀得敌人四处逃窜。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钟老说，“打仗真不容易。”
钟老告诉我们，长征途中，红军的弹药极其匮乏，有些部队不得不规定，每次战斗只发三发子弹，而且必须留一发备用子弹。如果在一次战斗中把子弹打光，就要受处罚。正因为这样，部队很多战士都不轻易开枪，一般是打一枪就往前冲，临近时再开一枪，然后，就是肉搏了。
饥困险献革命身
草地上，拖着饥困身子的钟明显得很是憔悴。野草、野菜、牛骨头都几乎被先头部队吃光了，留下的是被踏软的沼泽地。“那时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跟着部队走，走出草地。”钟老是这样描述当时心情的。
部队快到雪山时，钟明和几个战友被路边树林里那一个个红艳艳的野果吸引住了。想摘，又担心中毒，一路上，食物中毒的事情发生不少了；不摘，肚子又饿得确实难以抵挡。最终，饥饿还是驱使他们往野果走去。野果很甜，或许是太甜，或许是太饿，战士们虎吞起来。几分钟后，钟明和战友便呕吐起来。“有毒！”一个战士先喊了起来。战士们一阵恐慌，幸运的是，这种九十一岁老红军。
野果只有微毒，没有给战士们带来太大伤害。“这样的事情太多了。”钟老感叹着。
说到这，钟老又跟我们说起了那段缺水的日子。“缺水的时候，水比金子都贵。”“记得部队开进山区的那一阵子，由于没水喝，我们奉命四处找水。我意外找到了一个‘水窖’，说是‘水窖’，其实里面什么都有，马粪、马尿掺杂其中，脏东西在水里发酵后沉淀在下面。”“水是下雨天从山上流下来的。”“喝一口，那个味呀！”说到这里，钟老眉头一皱，头一摇。“没办法，只能喝啊！”就是喝了这些水，很多战士的嘴都裂开了血口。
饥渴，战士们还能挺住，困乏，他们却难以抵挡。部队开进四川、贵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时，上级要求部队日夜行军。“那时，很多人完全是凭着意志在前进。”钟老至今都记得那个险些丧命的夜晚。部队在黑得可怕的山路上摸索着前进，突然，又累又饿的钟明仿佛被睡神驱使着，一头栽了下去。老半天，钟明才清醒过来，“救命呀！救命呀！”他在山底下无力地呼喊着。幸运之神没有遗弃这位19岁的红军战士，他的呼救声被收容队队员听见了，很快被救了起来。“真是命大，下面都是沙子，若是石头当时就完蛋了。”钟老庆幸地说。
壮胆力应关云长
1936年2月，钟明随红一方面军主力参加了东征山西的战役。这是他参加的第四次战斗，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斗。“那一仗，几乎要了我的命。”钟老摸着左眼说。
1936年4月上旬，钟明所在部队经过苦战，占领了三交镇郭家庄的一个山头。正当部队往山下冲时，一颗罪恶的子弹从钟明的左眼角飞了进去，从头顶钻了出来。当时，钟明就不省人事。刘连长冲着战士喊道：“不管死活，都要把他抬回去。”
抬回后方医院的钟明长时间昏迷不醒，醒来时，只看到自己的鲜血和白色的脑浆。右边的身体怎么也不能动弹。
当时敌人封锁得太紧，医院器械、药品都很有限，钟明的伤口一直没得到好的处理。后来，医生告诉他，伤口里有骨屑，不做手术永远也好不了。当过卫生员的钟明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那就跟我手术吧！病总要治的呀！”钟明对医生说。
“没有麻药，你受得了吗？”医生担心地问。
“受得了！”钟明毫不犹豫地回答。
“手术那个痛呀，没法形容！又不能喊，怕影响医生的手术。”钟老又一次紧锁眉头，仿佛回到了那可怕的手术场景。手术后一年，钟明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一名堪与关云长刮骨疗伤媲美的普通长征战士，为我们真实地诠释了红军魂。老人头顶那凹陷的疤痕也将永远为我们诉说那撼人的长征故事。
后记：1949年6月，钟明离开部队转到地方工作。1970年，他携妻子何英回到阔别30多年的故乡----于都，开始了他们幸福的晚年生活。
2005年10月26日上午，我们一行三人采访了于都籍老红军----钟明。
走进钟老所住的庭院，丝毫感受不到秋的萧瑟。院里花红叶绿，生机盎然，我们不觉细品起来。沉醉之际，一位身着军装的老者乐呵呵地走了过来。“快进来，快进来，到里面来坐。”钟老招呼我们进了厅堂。客厅洁净、明亮，长方形的餐桌上放满了各种新鲜水果。“别急，先吃点东西。”此时，我仔细打量起钟老来，白皙的皮肤、孩子般的笑容、矍铄的精神让你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位老者已89岁高龄了。
落座不久，钟老的话匣就从静谧的于都河打开，那一段段感人的长征故事从老人的记忆中流了出来。
独子参军别故乡
1916年1月，钟明生于赣州市于都县银坑乡，1932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年仅16岁的钟明第一次接受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思想的洗礼。1933年，在党的宣传教育下，身为团员的钟明带领几个同龄人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家里很反对，因为我是独子。那时，我耐心做父母的思想工作，把‘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的道理跟父母讲通了。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
到部队时，钟明只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培训，便成为后方医院的卫生员。至今，钟老还能唱出那时学的药诀：“碳酸氧酸水氧酸，阿司匹林佩格林酸，预备软膏消毒杀菌、治腐防腐。”
当卫生员不久，钟明就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广昌战役上，我们卫生院里的伤员多得连包扎都包不过来。”“那次战斗真是残酷呀!”说起那次战役，钟老至今仍心潮难平。
从1934年10月16日起，红军从于都的8个渡口渡河开始长征。
“那时只有临时搭建的浮桥，白天拆，晚上架，为的是躲开敌机的视线。为帮红军架桥，乡亲们把家里的门板都卸了，有位老人家把自己的寿材都搬来了。”钟老说。
钟明是10月18日从东门渡口过河的。“我是和毛主席同一天从同一座桥上过河开始长征的。”说到此处，钟老很是自豪。
过河的那天晚上，于都河畔围满了前来送别的人，乡亲们紧紧握住红军的手，把煮熟的鸡蛋、花生、豆子塞到他们的手里。顿时，哭泣声、呜咽声不绝于耳。“你们可要回来呀！”一位大嫂从口袋里掏出烫手的鸡蛋往钟明手里直塞。“大嫂！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钟明难过地点了点头。正准备上浮桥时，钟明突然转身对那位大嫂说：“大嫂，我们走后，还请你照顾好我们的伤员。”“你们放心去吧！我们会照顾好的。”大嫂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
“出发前，连几步之遥的家都没回，真是不孝呀！”钟老显然有些愧疚。
三发子弹练“神枪”
中央红军在第一次过乌江后，机关进行了精简。那时，在后方医院当卫生班长的钟明主动要求去基层部队。就这样，他来到三军团四师十二团四连任通信员兼支部委员、青年干事。
1935年1月，红四连刚过遵义，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占领遵义城外山头的一个制高点阻击追敌。刘连长带领四连100多名战士火速调头，赶回遵义，抢占制高点。
来敌有一个营的兵力。很快，密集的枪声就在遵义城外响了起来。“连长，可以打吗？”钟明悄声问。“不行！再靠近点。”刘连长低声说道。
80米、60米、40米、35米、20米，“打！”刘连长一声令下，四连战士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敌人发出一阵阵惨叫。紧接着，钟明和战友们一起跳出战壕，端起带刺刀的枪向敌军冲去。瞬间，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就上演了。英勇的红四连杀得敌人四处逃窜。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钟老说，“打仗真不容易。”
钟老告诉我们，长征途中，红军的弹药极其匮乏，有些部队不得不规定，每次战斗只发三发子弹，而且必须留一发备用子弹。如果在一次战斗中把子弹打光，就要受处罚。正因为这样，部队很多战士都不轻易开枪，一般是打一枪就往前冲，临近时再开一枪，然后，就是肉搏了。
饥困险献革命身
草地上，拖着饥困身子的钟明显得很是憔悴。野草、野菜、牛骨头都几乎被先头部队吃光了，留下的是被踏软的沼泽地。“那时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跟着部队走，走出草地。”钟老是这样描述当时心情的。
部队快到雪山时，钟明和几个战友被路边树林里那一个个红艳艳的野果吸引住了。想摘，又担心中毒，一路上，食物中毒的事情发生不少了；不摘，肚子又饿得确实难以抵挡。最终，饥饿还是驱使他们往野果走去。野果很甜，或许是太甜，或许是太饿，战士们虎吞起来。几分钟后，钟明和战友便呕吐起来。“有毒！”一个战士先喊了起来。战士们一阵恐慌，幸运的是，这种九十一岁老红军。
野果只有微毒，没有给战士们带来太大伤害。“这样的事情太多了。”钟老感叹着。
说到这，钟老又跟我们说起了那段缺水的日子。“缺水的时候，水比金子都贵。”“记得部队开进山区的那一阵子，由于没水喝，我们奉命四处找水。我意外找到了一个‘水窖’，说是‘水窖’，其实里面什么都有，马粪、马尿掺杂其中，脏东西在水里发酵后沉淀在下面。”“水是下雨天从山上流下来的。”“喝一口，那个味呀！”说到这里，钟老眉头一皱，头一摇。“没办法，只能喝啊！”就是喝了这些水，很多战士的嘴都裂开了血口。
饥渴，战士们还能挺住，困乏，他们却难以抵挡。部队开进四川、贵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时，上级要求部队日夜行军。“那时，很多人完全是凭着意志在前进。”钟老至今都记得那个险些丧命的夜晚。部队在黑得可怕的山路上摸索着前进，突然，又累又饿的钟明仿佛被睡神驱使着，一头栽了下去。老半天，钟明才清醒过来，“救命呀！救命呀！”他在山底下无力地呼喊着。幸运之神没有遗弃这位19岁的红军战士，他的呼救声被收容队队员听见了，很快被救了起来。“真是命大，下面都是沙子，若是石头当时就完蛋了。”钟老庆幸地说。
壮胆力应关云长
1936年2月，钟明随红一方面军主力参加了东征山西的战役。这是他参加的第四次战斗，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斗。“那一仗，几乎要了我的命。”钟老摸着左眼说。
1936年4月上旬，钟明所在部队经过苦战，占领了三交镇郭家庄的一个山头。正当部队往山下冲时，一颗罪恶的子弹从钟明的左眼角飞了进去，从头顶钻了出来。当时，钟明就不省人事。刘连长冲着战士喊道：“不管死活，都要把他抬回去。”
抬回后方医院的钟明长时间昏迷不醒，醒来时，只看到自己的鲜血和白色的脑浆。右边的身体怎么也不能动弹。
当时敌人封锁得太紧，医院器械、药品都很有限，钟明的伤口一直没得到好的处理。后来，医生告诉他，伤口里有骨屑，不做手术永远也好不了。当过卫生员的钟明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那就跟我手术吧！病总要治的呀！”钟明对医生说。
“没有麻药，你受得了吗？”医生担心地问。
“受得了！”钟明毫不犹豫地回答。
“手术那个痛呀，没法形容！又不能喊，怕影响医生的手术。”钟老又一次紧锁眉头，仿佛回到了那可怕的手术场景。手术后一年，钟明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一名堪与关云长刮骨疗伤媲美的普通长征战士，为我们真实地诠释了红军魂。老人头顶那凹陷的疤痕也将永远为我们诉说那撼人的长征故事。
后记：1949年6月，钟明离开部队转到地方工作。1970年，他携妻子何英回到阔别30多年的故乡----于都，开始了他们幸福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