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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目漱石从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这一事件中感受到日本社会存在的危险。他固然在情感上有些许革命的冲动，但理智上并不希望革命在日本发生，而想通过改良的方式使国家转危为安。夏目漱石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天皇制，但坚持天皇与国民都是“人”的观点。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军国主义很容易带来专制独裁，而专制独裁必然“招致革命”。他认为要破除危险，就要处理好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建立现代国家制度。
关键词：夏目漱石； 天皇制；国家观念
一、引言
当中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而举国欢呼的时候，夏目漱石却从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这一事件中感受到日本社会存在的危险。这个时期的漱石绝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只是围绕革命可能性进行思考，警告这种危险性。1911年8月，夏目漱石在大阪因胃病住院治疗。回到东京后做痔疮手术。再记日记已经是三个月后的11月11日，这天的日记就是在医院里写的。漱石记下了与两个中国留学生的谈话，这两个中国留学生都来自武汉三镇，他们回忆了1个月前的10月10日发生的武昌起义的情况。夏目漱石就辛亥革命记述如下：“最近的报纸常谈‘革命’二字，‘革命’作为不祥的词语值得忧虑，不仅报纸全是这些词语，连日本人也大都同情革命党。”[1]日本学者桧山久雄断定漱石文学没有革命的冲动。“与其说痛快毋宁说是恐怖，害怕革命之火会在日本点燃，显示了夏目漱石的恐惧心理。”[2]但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并不完全赞同桧山久雄的观点。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给英国民众以很大的冲击，并引起了英国的激进主义运动，当时很多作家包括威廉·华兹华斯也都投身其中。与十八世纪的英国相似，在日俄战争前后完成产业革命的日本，当时劳动争议很多，政府采取镇压手段，1910年发生的大逆事件能够反映当时的状况。看到致使北京的朝廷迅速灭亡的辛亥革命，夏目漱石预测会对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藤井省三认为：“熟知史实的夏目漱石，把辛亥革命高潮时的日本和法兰西革命时的英国相提并论，不可能没有一点革命的冲动。”[3]
二、夏目簌石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杂的态度
笔者认为：夏目漱石固然在情感上有些许革命的冲动，但理智上并不希望革命在日本发生。在夏目漱石一系列作品以及讲演中不过是指出革命的可能性，以引起重视，期待改进。在《中味与形式》的讲演中，夏目漱石警告说，形式不能适应内容的变化，就可能爆发革命，看到邻国爆发革命与其说是痛快毋宁说是恐怖。或者说，革命只限于邻国说痛快就完了，可是一旦殃及日本就成为恐怖的事情了。夏目漱石认为要破除危险，就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现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夏目漱石认为当时日本的社会状态与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很不相同，人们内面生活也有很大区别，因此，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与这种变化相对应，也必然发生极大变化。现实生活的内容变化了，如果社会体制不变，社会就不能前进，甚至会带来动乱与革命。大逆事件以后，夏目漱石强烈的危机意识鲜明地表现出来。他说：“为什么德川氏灭亡了，为什么发生维新革命，因为社会拒绝一种形态永久性地持续。也许未来的形态一时受压抑，伴随着新内容的出现，相应的形式必然在一定时候爆发，这是非常稳当合理的见解。”[4]
夏目漱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军国主义很容易带来专制独裁，而专制独裁必然“招致革命”。 历史人物都是逐渐走上独裁道路的，列强强化军国主义，相互之间战争不断，在这样的时代，日本军国主义一定日益强化。为此，日益把天皇作为支配国民的权威的根据，尽力把国民压制在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之中。连国民的自由都不断被夺取的话，“人活力的发现”作为“自然之理”，必然爆发，发展为“革命”。“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在它的内部有必然崩溃的危险。”[1]夏目漱石认为要破除危险，必须处理好天皇与国民的关系，因而他反对政府借助天皇的威光压制人民，反对“大逆事件”凭借天皇之名把反政府的人不问情由地剿灭。夏目漱石主张言论自由，反对政府的专制，认为不改变这种专制必然招致国家体制的危机。漱石并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只是作为追求言论思想的自由、深深地为革命的危险而担忧的学者，不能不反对政府的专制。“‘危险、危险，如果不注意就会发生危险’的《草枕》中的語句，在《虞美人草》、《三四郎》、《从此以后》中反复出现。”[1]
三、夏目漱石的国家观念
夏目漱石认为要破除危险，就要处理好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在“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上，他反对把二者二元对立，不赞成当时一部人的观点：日本必须实行国家主义，为此必须“踩碎”个人主义。夏目漱石主张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同时也是个人主义。漱石关于国家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仙北谷晃一认为漱石已经认识到所谓国家应该有独立的个人的权利。国家就是守卫那个国境，能够保护繁荣。所谓公民是世界上权利的一个单位，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政治的一员，是社会权力的一个单位。对于自我意识与个人主义作为观念都没有现实体验的日本大部分国民来说，要接受这样的思想还要有一个过程，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中谈到的情形：漱石上高中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标榜国家主义的会，但夏目漱石拒绝挂上其他人都挂的会徽。在成立大会上，漱石受到攻击。当多数人坚持国家主义，正确的意见——坚持个人主义观点反而成了异类。
夏目漱石认为当国家危难之时，个人自由就被缩小，国家太平，个人自由就膨胀。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夏目漱石显然是现代正常的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合理解说者。他并非针对中国而论，却正好说中了中国的情况，他说在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仍然一味地追求个性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在当时还算太平的日本，夏目漱石认为应该强调个人主义。他还打个比方，发生火灾了，救火的人可以戴防火头巾；大火既灭或者是没有火灾的时候，还戴着防火头巾在大街上走就太别扭了。生活中除了国家大事以外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人确实有，但是心里只想着国家大事而什么事情也不想的人就不可能有。卖豆腐的即使再爱国，也知道并非为了国家而卖豆腐，而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夏目漱石幽默地说，午饭吃了三碗，晚饭吃了四碗，未必是为了国家而增减，而是根据胃的情况作出的决定。如果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而吃饭，为了国家而洗脸、如厕，那可不得了。一些国家主义者自以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国家，这是“虚伪”[5]。夏目漱石联系日本现实，说当时日本贫穷而且国土狭小，也并非平安无事，因此普通国民不能不考虑国家大事，但日本短期内既然没有垮台灭亡的危险，那也就没有必要满嘴国家国家的叫喊。不要说什么“战争即将爆发”，也不要说什么“危机存亡之秋”，没有那么严重。如果真到了将要亡国灭种之时，“那些人格高尚之人，一定自然而然地面对这个方向，主动约束个人自由，减少个人活动，为国家效忠尽力，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夏目漱石以此证明国家主义与个人“绝对不是任何时候永远矛盾、永远你死我活地互相杀戮”[5]，而是在不同国情下的取舍。但是夏目漱石又不赞同把它们放在同等道德层次，夏目漱石明确指出：“国家的道德和个人的道德相比，是远远处于低段位的。”[5]国家之间外交辞令上冠冕堂皇，私下里却是欺诈蒙骗，坏事做绝。而个人主义却不同，道德良心必须放在相当的高度，因此国家主义应该自认下风。夏目漱石正确解说了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
四、小结
总之，夏目漱石的目的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他不能接受“革命”的方式，而是希望统治者放弃独裁专制，不要为所欲为，给予国民充分的权利和自由，显然，这是“改良”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转引自伊豆利彦.漱石と天皇制[M].東京：有精堂，1989.
[2]檜山久雄.鲁迅と漱石[M].東京：第三文明社，1977.
[3]藤井省三.俄罗斯の影——夏目漱石と鲁迅[M].平凡社，1985.
[4]夏目漱石.中味と形式，夏目漱石全集（第10卷）[M].東京：筑摩书房，1973.
[5]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十夜之梦——夏目漱石随笔集[M].李正伦，李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孙放远（1966-），男，江苏睢宁人，文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关键词：夏目漱石； 天皇制；国家观念
一、引言
当中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而举国欢呼的时候，夏目漱石却从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这一事件中感受到日本社会存在的危险。这个时期的漱石绝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只是围绕革命可能性进行思考，警告这种危险性。1911年8月，夏目漱石在大阪因胃病住院治疗。回到东京后做痔疮手术。再记日记已经是三个月后的11月11日，这天的日记就是在医院里写的。漱石记下了与两个中国留学生的谈话，这两个中国留学生都来自武汉三镇，他们回忆了1个月前的10月10日发生的武昌起义的情况。夏目漱石就辛亥革命记述如下：“最近的报纸常谈‘革命’二字，‘革命’作为不祥的词语值得忧虑，不仅报纸全是这些词语，连日本人也大都同情革命党。”[1]日本学者桧山久雄断定漱石文学没有革命的冲动。“与其说痛快毋宁说是恐怖，害怕革命之火会在日本点燃，显示了夏目漱石的恐惧心理。”[2]但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并不完全赞同桧山久雄的观点。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给英国民众以很大的冲击，并引起了英国的激进主义运动，当时很多作家包括威廉·华兹华斯也都投身其中。与十八世纪的英国相似，在日俄战争前后完成产业革命的日本，当时劳动争议很多，政府采取镇压手段，1910年发生的大逆事件能够反映当时的状况。看到致使北京的朝廷迅速灭亡的辛亥革命，夏目漱石预测会对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藤井省三认为：“熟知史实的夏目漱石，把辛亥革命高潮时的日本和法兰西革命时的英国相提并论，不可能没有一点革命的冲动。”[3]
二、夏目簌石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杂的态度
笔者认为：夏目漱石固然在情感上有些许革命的冲动，但理智上并不希望革命在日本发生。在夏目漱石一系列作品以及讲演中不过是指出革命的可能性，以引起重视，期待改进。在《中味与形式》的讲演中，夏目漱石警告说，形式不能适应内容的变化，就可能爆发革命，看到邻国爆发革命与其说是痛快毋宁说是恐怖。或者说，革命只限于邻国说痛快就完了，可是一旦殃及日本就成为恐怖的事情了。夏目漱石认为要破除危险，就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现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夏目漱石认为当时日本的社会状态与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很不相同，人们内面生活也有很大区别，因此，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与这种变化相对应，也必然发生极大变化。现实生活的内容变化了，如果社会体制不变，社会就不能前进，甚至会带来动乱与革命。大逆事件以后，夏目漱石强烈的危机意识鲜明地表现出来。他说：“为什么德川氏灭亡了，为什么发生维新革命，因为社会拒绝一种形态永久性地持续。也许未来的形态一时受压抑，伴随着新内容的出现，相应的形式必然在一定时候爆发，这是非常稳当合理的见解。”[4]
夏目漱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军国主义很容易带来专制独裁，而专制独裁必然“招致革命”。 历史人物都是逐渐走上独裁道路的，列强强化军国主义，相互之间战争不断，在这样的时代，日本军国主义一定日益强化。为此，日益把天皇作为支配国民的权威的根据，尽力把国民压制在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之中。连国民的自由都不断被夺取的话，“人活力的发现”作为“自然之理”，必然爆发，发展为“革命”。“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在它的内部有必然崩溃的危险。”[1]夏目漱石认为要破除危险，必须处理好天皇与国民的关系，因而他反对政府借助天皇的威光压制人民，反对“大逆事件”凭借天皇之名把反政府的人不问情由地剿灭。夏目漱石主张言论自由，反对政府的专制，认为不改变这种专制必然招致国家体制的危机。漱石并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只是作为追求言论思想的自由、深深地为革命的危险而担忧的学者，不能不反对政府的专制。“‘危险、危险，如果不注意就会发生危险’的《草枕》中的語句，在《虞美人草》、《三四郎》、《从此以后》中反复出现。”[1]
三、夏目漱石的国家观念
夏目漱石认为要破除危险，就要处理好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在“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上，他反对把二者二元对立，不赞成当时一部人的观点：日本必须实行国家主义，为此必须“踩碎”个人主义。夏目漱石主张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同时也是个人主义。漱石关于国家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仙北谷晃一认为漱石已经认识到所谓国家应该有独立的个人的权利。国家就是守卫那个国境，能够保护繁荣。所谓公民是世界上权利的一个单位，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政治的一员，是社会权力的一个单位。对于自我意识与个人主义作为观念都没有现实体验的日本大部分国民来说，要接受这样的思想还要有一个过程，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中谈到的情形：漱石上高中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标榜国家主义的会，但夏目漱石拒绝挂上其他人都挂的会徽。在成立大会上，漱石受到攻击。当多数人坚持国家主义，正确的意见——坚持个人主义观点反而成了异类。
夏目漱石认为当国家危难之时，个人自由就被缩小，国家太平，个人自由就膨胀。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夏目漱石显然是现代正常的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合理解说者。他并非针对中国而论，却正好说中了中国的情况，他说在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仍然一味地追求个性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在当时还算太平的日本，夏目漱石认为应该强调个人主义。他还打个比方，发生火灾了，救火的人可以戴防火头巾；大火既灭或者是没有火灾的时候，还戴着防火头巾在大街上走就太别扭了。生活中除了国家大事以外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人确实有，但是心里只想着国家大事而什么事情也不想的人就不可能有。卖豆腐的即使再爱国，也知道并非为了国家而卖豆腐，而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夏目漱石幽默地说，午饭吃了三碗，晚饭吃了四碗，未必是为了国家而增减，而是根据胃的情况作出的决定。如果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而吃饭，为了国家而洗脸、如厕，那可不得了。一些国家主义者自以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国家，这是“虚伪”[5]。夏目漱石联系日本现实，说当时日本贫穷而且国土狭小，也并非平安无事，因此普通国民不能不考虑国家大事，但日本短期内既然没有垮台灭亡的危险，那也就没有必要满嘴国家国家的叫喊。不要说什么“战争即将爆发”，也不要说什么“危机存亡之秋”，没有那么严重。如果真到了将要亡国灭种之时，“那些人格高尚之人，一定自然而然地面对这个方向，主动约束个人自由，减少个人活动，为国家效忠尽力，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夏目漱石以此证明国家主义与个人“绝对不是任何时候永远矛盾、永远你死我活地互相杀戮”[5]，而是在不同国情下的取舍。但是夏目漱石又不赞同把它们放在同等道德层次，夏目漱石明确指出：“国家的道德和个人的道德相比，是远远处于低段位的。”[5]国家之间外交辞令上冠冕堂皇，私下里却是欺诈蒙骗，坏事做绝。而个人主义却不同，道德良心必须放在相当的高度，因此国家主义应该自认下风。夏目漱石正确解说了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
四、小结
总之，夏目漱石的目的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他不能接受“革命”的方式，而是希望统治者放弃独裁专制，不要为所欲为，给予国民充分的权利和自由，显然，这是“改良”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转引自伊豆利彦.漱石と天皇制[M].東京：有精堂，1989.
[2]檜山久雄.鲁迅と漱石[M].東京：第三文明社，1977.
[3]藤井省三.俄罗斯の影——夏目漱石と鲁迅[M].平凡社，1985.
[4]夏目漱石.中味と形式，夏目漱石全集（第10卷）[M].東京：筑摩书房，1973.
[5]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十夜之梦——夏目漱石随笔集[M].李正伦，李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孙放远（1966-），男，江苏睢宁人，文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