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释放出“乐观弥漫在空气中”的信号。在1月15日的演讲中，她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将在2014年加强，主要由于发达经济体的恢复，但增速仍然徘徊在较低水平。好消息是随着住房市场和私人需求回升，美国经济正在恢复信心。因此，美联储开始逐步缩减量化宽松规模。
　　虽然拉加德认为欧洲经济在逐渐恢复中，但欧盟内部的彼此差距比以往更大。持续的国际失衡正从贸易盈余收缩的中国转移到德国，以GDP占比衡量，德国贸易盈余几乎是中国的3倍。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处于贸易盈余状态。南欧国家过去曾陷入赤字，但目前已经开始缩减进口，鼓励出口。
　　总之，新兴国家（除中国）正在陷入经常性账户赤字。随着发达国家经济逐渐恢复并回到正常利率水平，资本会从新兴市场回流。因此，新兴市场正面临不太乐观的前景：利率升高、汇率走低、缺乏足够外资为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资金。
　　资产泡沫和家庭高负债的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处理不断增加的银行不良贷款。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而言，这不可避免会带来经济增速下滑、失业率增加和通胀上升，尤其是当天气变化影响粮食产量时。
　　拉加德乐观地阐述周期的效应：“在危机时候，我们必须依赖新兴市场维持全球经济增长。在过去五年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四分之三的力量。然而，随着经济周期转换，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放慢增长步伐。”
　　在1月2日对2013年的回顾中，索罗斯对中国经济发出警示使很多人感到吃惊。此后，《福布斯》杂志发表文章，把新加坡和冰岛式的崩溃做比较。新加坡重蹈冰岛覆辙？那篇报道迅速通过社会媒体传播开来。这些风险，需要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变化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评估。今年，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几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将进行选举，这意味着处理这些主要风险的经济政策要等到新政府形成后才能出台。在中亚，随着美国本土页岩油的开采，减少了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政治联盟也以非传统的套路发生着变化。沙特阿拉伯正与巴基斯坦走得更近，尽管伊朗已开始向西方献殷勤，尤其是去年新总统上台后。
　　拉加德提醒，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我们也知道刚过去的蛇年正好和1929年（大萧条）、1941年（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属相一致。然而，不要相信所有事情都是注定的，全球经济的命运仍然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否有决心采取行动处理好过去十年产生的剩余流动性。
　　东亚国家实际上是世界工厂或世界生产链的关键环节，它们的增长动力将在到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意味着，区域性的合作、和平和稳定将对改革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
　　全球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会高度关注这些改革是否会踌躇不前，是否会被地区争议或政治事件所破坏。并且，资本流入也成为政策考量的一个复杂因素。但是，我仍然对亚洲地区中期前景向好抱有信心，亚洲地区的风险带确实变宽了，所以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强大的心脏面对前面的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