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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汝信
人道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论证了剥削制度在历史上产生、发展以至消灭的必然性，把废除人对人的剥削、最终消灭私有制作为具体的斗争纲领，从而为根本铲除一切不人道现象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彻底的人道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要为人类创造一个更适宜于人生活的新世界，使人能够真正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从而结束人的“史前期”而成长为真正的人。
上面这些话都是从汝信的一篇文章中摘引的。这篇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的文章，发表在去年八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它阐述了这些久已不为人所道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深为理论界和读者所赞佩，当然，也不免有人想不通，认为这是宣扬超阶级的人性，是把马克思早年的思想混同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甚至说作者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
可惜过去那种动不动就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生成，在实践中发展，并由实践来证明的生生不息的活的真理。真正能够坚持它的，是大批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探索新问题的战士。汝信就正是一位这样的战士。他已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线上战斗二十多年了。
汝信是一九四九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一九五六年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那时他才不过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哲学，从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沿阵地，汝信在这块前沿阵地上曾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过许多工作。他编译过数量可观的资料，写过不少理论文章。不过，作为一个学者，汝信的大量工作还是放在学术研究上，通过学术研究实践，贯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五十年代末，汝信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二十多年来，他在学术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特别是在美学史方面。
现在对西方美学史有兴趣有研究的人已经相当多了，不过当汝信着手研究的时候，这门学科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要说可供参考的前人成果，就连一些基本的资料也极少，有的重要文献甚至连原文都不容易找到。知难而上是战士的本色。虽然汝信面临的困难很多，但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地应用于美学领域，建立严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心要攻克它。一九五八年二月，他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批判》发表了。从那时算起，到一九六三年四月正式出版《西方美学史论丛》，前后不过五年。这些成果虽然只是集中在古希腊、十八至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和十九世纪俄国的美学思想研究，它还不能构成一部系统的美学史，但只要想一想它几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园地上耕耘的，就可以想象汝信付出的劳动是怎样的艰巨了！
汝信二十多年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在治学态度和治学作风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既不钻冷门，也不凑热闹，而是选择那些难点、空白点和关节点，进行系统的研究。他对普罗提诺的研究，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普罗提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是西方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交界线上的一个思想家，被称为亚历山大理亚派希腊哲学家的殿军，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的始祖，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形成起过很大的作用。在美学上普罗提诺也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欧洲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趣味，并在长时期内对欧洲宗教艺术的发展起了支配作用。甚而到了近代，受普罗提诺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不乏其人，可见，他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著作一向以晦涩艰深著称，就连黑格尔也说，要叙述一下普罗提诺的思想，“其困难绝不下于作一个有系统的发挥”。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系统地阐明普罗提诺的哲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研究选题说，汝信完全有理由不去碰它。但汝信正因为其虽难而又重要，才决定要和这位学术史上被冷落了的哲人周旋一番。他找来了英文和德文的资料，对普罗提诺从生平到思想，都进行了研究，写出了《普罗提诺论美》一文，全面地分析了普罗提诺的美学思想。
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普罗提诺可以说是一个难点。当然，并不是任何一个难点都有值得钻研的意义。普罗提诺思想在美学史上有相当的影响，国内过去一直不曾有人研究过它，所以它既是西方美学史中的一个空白点，又是一个关节点，因而花番大的力气去剖剥这个难点是非常值得的有意义的事。汝信就正是这样做的，直到目前，除了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中有一节，他的这篇论文仍然是国内唯一的一篇对普罗提诺美学思想的专题研究。它的某些具体论述或许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体现作者的这种知难而进，不苟于取成的治学精神，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罢。
所谓难点、空白点、关节点，往往就是这门学科的关键问题。能不能抓住它，需要的是眼光；敢不敢于排难攻克它，需要的是勇气；能否取得成果，需要的是功力。汝信对普罗提诺的研究，是他治学的眼光和功力的一个例子，对席勒美学思想的研究是又一个例子。席勒这位和歌德同时的卓越诗人和戏剧家，又是一位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占有独特地位的美学家。他的美学思想，构成了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到黑格尔的《美学》之间的环节。“正因为有了席勒，德国古典美学思想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过渡才显得更加合理，而合乎其必然的内在规律”。大概这也正是汝信要写那篇《席勒的<美育书简>》的动机罢，至少他是把席勒作为德国古典美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来看待的，指出这一点也就同样说明了作者敏锐的眼光。
在汝信的西方美学史研究中，用力最深、收获最多的，要算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从启蒙时期的高特谢德、鲍姆加敦、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福斯特，到古典哲学时期的谢林、康德、席勒、黑格尔，汝信都对他们的美学思想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象启蒙运动时期的许多人物，特别是莱辛的美学思想，过去国内都很少有人进行过专门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汝信的研究，多少还带有一些拓荒的性质。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只有德国的美学才配称作美学”。德国美学是近代资产阶级美学最辉煌的代表。但汝信对它下如此大的功夫，却不单纯是由于那些丰富瑰丽的思想光彩的吸引，而同样反映了他学术上那种攻克重点的战略眼光。正如他二十多年前说过的，他对德国美学谈得比较多，那是鉴于它在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对它作系统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汝信研究过程中，曾经广泛地参阅了前人或当代学者的成果，这是不足为奇的；同样汝信研究中，在不少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完全苟同前人或其他学者，哪怕是学术上最有名望的权威。譬如对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汝信把它同亚里斯多德美学理论进行了对照研究，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国内学者对柏拉图的研究，要以朱光潛先生最负盛名了，汝信对朱先生的某些看法，例如《会饮篇》的哲学倾向，柏拉图灵感说与摹仿说的关系，汝信就并不完全赞成。和某些专以“批判”为业的人不同，汝信不苟同朱先生，完全是学术上不同见解的商榷。就在同一篇文章中，汝信对西方某些学者将亚里斯多德美感的目的论和伦理的目的论完全分开的看法表示反对，明确肯定了朱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最能说明汝信这种治学态度的，还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他最早发表的一篇美学史论文就是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在其他许多文章中，对车氏的观点也曾广泛地征引过，有的甚至当作了立论的依据。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可以说对汝信有很深的魅力。但“吾爱我师，吾尤爱真理”，即使对车氏这样的思想家，汝信也不是一味盲从。譬如他认为车氏对柏拉图哲学的本质就有所误解，评价过高，说新柏拉图主义和柏拉图哲学完全不同，这个结论就是错误的。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学术上对前人或时贤的某些理论表示反对，正是科学不断发展的一种标志。如果认为后辈对于长者有什么见解相左就是冒犯，那学术也就停滞了。人们尊崇学术上权威，是尊崇知识和真理；学术的繁荣是靠无数人的艰苦探索，不是靠一两个，哪怕渊博无比的权威所能造出的。至于手中没有真理，不是靠科学而是凭借学术以外的某种手段，企图垄断学坛，称霸学界，那除了暴露其狂妄，还能企求什么呢？
如果细心浏览一下汝信的文章，可以发现它们前后风格上多少有些异样。异样在哪里？是否可以这么说，六十年代的那些文章，有不少是偏重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分析，因而学理味比较浓；最近几年来的某些文章，如《罗丹博物馆参观记》和《席勒的<美育书简>》，阐释更多的是美学理论的社会意义，战斗气息较为突出。《参观记》是汝信访问法国回来写的一篇美学散记，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位世界雕塑大师作品的艺术特点分析不多，却费了不少笔墨去描述它们的社会意义。“思想者”这尊著名铜像，使作者看到的是一位正在痛苦地沉思的形象，并由此想起了斯巴达克思，猜想他“在发动震撼整个罗马世界的奴隶起义的前夕，大概就是这样思想的”。“他是一位多么出色的战士啊！他的身体里就象尚未喷发的火山那样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他厌恶那浑浑噩噩的生活，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了，不管思想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和烦恼，他还是要思想，因为他是一个‘人’。”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这尊青铜雕像却仿佛告诉我们相反的真理：我思想，不是为了证明我存在，而是为了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加莱义民》，这是反映百年战争中一个历史事件的名作，作者说它让人们看到的是，“英雄既不是天神，也不是超人”，“只要愿意，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表现出高度的英雄主义”。至于《青铜时代》，作者干脆就把它理解为“人的觉醒”。他还借一位朋友的话，对罗丹艺术作了这样的总结：“人的觉醒”是一个大题目，罗丹其他许多作品都可以归入这个主题。“如果在《青铜时代》里，人还刚刚开始获得自我意识，那么到了《思想者》，他就完全自觉地在探究人应该怎样生活了。”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其实‘人学’这个提法更适合于雕塑艺术，人始终是雕塑艺术的中心”。他还由罗丹的艺术的主题，联想到我们若干年前谈“人”色变的状况，说：如果非要目中无“人”才算是站稳了阶级立场，那只能是神的立场，兽的立场，因为“人”都没有了，又谈得上什么“阶级”？
和《参观记》稍有不同的是，《席勒的<美育书简>》着重阐述的是席勒美学理论的历史内容。作者指出，席勒的《美育书简》，“就是为了回答法国革命所提出的问题而写的，这个问题就是：人怎样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席勒认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审美活动可以赋予人以自由。“当人只是感觉自然的时候，他就是自然的奴隶；一旦他思考自然，他就成为自然的立法者……人由于给予无形式的东西以形式，所以证明他是有自己的自由。”所以人的审美活动不是一种消极的静观，而是对自然的必然性的一种能动把握。席勒还认为，艺术和科学一样，是绝對不受人的专制统治侵犯的。政治立法者可以封闭艺术的领域，但却不能在那里进行统治；他可以侮辱艺术家，但却不能伪造艺术；他可以驱逐真理之友，但真理却依然存在。过去几个世纪，哲学家和艺术家曾一直致力于把真理和美灌输到人类的底层中去，他们遭到了毁灭，但真理和美却以不可摧毁的生命力显示了自己。人已经从长时间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觉醒过来，不仅要求恢复自己不可丧失的权利，而且已经起来用暴力来取得他们认为是被不公正地剥夺了的东西。席勒预言：看来，把法律扶上王座，把人当作自身目的来尊重，使真正的自由成为政治结合的基础的那种自然的可能性仿佛已经出现了。席勒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美上面，“只有美才能使整个世界幸福”。对于席勒的这一思想，汝信肯定了他看到了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同发达的美感的联系，但同时也指出，席勒把事物的真实关系给颠倒了，他的想法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怎样恢复人所失去的自由，一直是许多思想家热烈探讨的题目，但他们始终是在黑暗中摸索，席勒当然不能例外，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向人类指明了通往自由之路。
最后那一段话既象是对席勒的批判，又象是对席勒提出问题的回答，是汝信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中讲的。汝信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战士。他不满足于对历史上思想家们提出的问题进行学理的解剖，他还特别关心现实生活中向理论提出的问题。人的问题既是前人为之探索不止，又是今天一个仍然相当突出的问题。六十多年前，当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时，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惊慌，诅咒它是什么不讲“人道”。那时我们的先烈李大钊就曾驳斥了这种谰言，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高呼：“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可是，当这面赤旗正在中国上空飘扬的时候，我们却曾经一度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对它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讨伐。过去的那些批判，正象汝信说的，“在理论上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增添光辉，反而使它的真实精神遭到了歪曲；在实践上则导致了十分有害的后果，竟然使种种违反基本人道准则的不法行为得以打着‘革命’的旗号而通行无阻。”所以，当人道主义，还有人情、人性……这些问题还是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时，汝信的这篇关于人道主义再认识的文章，就不啻是砸向“禁区”的投弹，为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作一大声呼喊！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汝信的文章，尽管遭到某些人的非议，但人们感到欣慰的是，人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吸引更多的人在思索，在探讨。用不着什么深奥的哲理就可以预言，随着这场讨论的深入，将是人的进一步觉醒，将是马克思主义前所未有的真正大普及。
我们期待着汝信能发出更多这样的呐喊，战士的呐喊！
人道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论证了剥削制度在历史上产生、发展以至消灭的必然性，把废除人对人的剥削、最终消灭私有制作为具体的斗争纲领，从而为根本铲除一切不人道现象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彻底的人道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要为人类创造一个更适宜于人生活的新世界，使人能够真正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从而结束人的“史前期”而成长为真正的人。
上面这些话都是从汝信的一篇文章中摘引的。这篇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的文章，发表在去年八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它阐述了这些久已不为人所道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深为理论界和读者所赞佩，当然，也不免有人想不通，认为这是宣扬超阶级的人性，是把马克思早年的思想混同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甚至说作者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
可惜过去那种动不动就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生成，在实践中发展，并由实践来证明的生生不息的活的真理。真正能够坚持它的，是大批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探索新问题的战士。汝信就正是一位这样的战士。他已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线上战斗二十多年了。
汝信是一九四九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一九五六年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那时他才不过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哲学，从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沿阵地，汝信在这块前沿阵地上曾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过许多工作。他编译过数量可观的资料，写过不少理论文章。不过，作为一个学者，汝信的大量工作还是放在学术研究上，通过学术研究实践，贯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五十年代末，汝信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二十多年来，他在学术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特别是在美学史方面。
现在对西方美学史有兴趣有研究的人已经相当多了，不过当汝信着手研究的时候，这门学科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要说可供参考的前人成果，就连一些基本的资料也极少，有的重要文献甚至连原文都不容易找到。知难而上是战士的本色。虽然汝信面临的困难很多，但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地应用于美学领域，建立严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心要攻克它。一九五八年二月，他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批判》发表了。从那时算起，到一九六三年四月正式出版《西方美学史论丛》，前后不过五年。这些成果虽然只是集中在古希腊、十八至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和十九世纪俄国的美学思想研究，它还不能构成一部系统的美学史，但只要想一想它几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园地上耕耘的，就可以想象汝信付出的劳动是怎样的艰巨了！
汝信二十多年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在治学态度和治学作风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既不钻冷门，也不凑热闹，而是选择那些难点、空白点和关节点，进行系统的研究。他对普罗提诺的研究，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普罗提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是西方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交界线上的一个思想家，被称为亚历山大理亚派希腊哲学家的殿军，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的始祖，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形成起过很大的作用。在美学上普罗提诺也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欧洲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趣味，并在长时期内对欧洲宗教艺术的发展起了支配作用。甚而到了近代，受普罗提诺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不乏其人，可见，他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著作一向以晦涩艰深著称，就连黑格尔也说，要叙述一下普罗提诺的思想，“其困难绝不下于作一个有系统的发挥”。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系统地阐明普罗提诺的哲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研究选题说，汝信完全有理由不去碰它。但汝信正因为其虽难而又重要，才决定要和这位学术史上被冷落了的哲人周旋一番。他找来了英文和德文的资料，对普罗提诺从生平到思想，都进行了研究，写出了《普罗提诺论美》一文，全面地分析了普罗提诺的美学思想。
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普罗提诺可以说是一个难点。当然，并不是任何一个难点都有值得钻研的意义。普罗提诺思想在美学史上有相当的影响，国内过去一直不曾有人研究过它，所以它既是西方美学史中的一个空白点，又是一个关节点，因而花番大的力气去剖剥这个难点是非常值得的有意义的事。汝信就正是这样做的，直到目前，除了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中有一节，他的这篇论文仍然是国内唯一的一篇对普罗提诺美学思想的专题研究。它的某些具体论述或许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体现作者的这种知难而进，不苟于取成的治学精神，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罢。
所谓难点、空白点、关节点，往往就是这门学科的关键问题。能不能抓住它，需要的是眼光；敢不敢于排难攻克它，需要的是勇气；能否取得成果，需要的是功力。汝信对普罗提诺的研究，是他治学的眼光和功力的一个例子，对席勒美学思想的研究是又一个例子。席勒这位和歌德同时的卓越诗人和戏剧家，又是一位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占有独特地位的美学家。他的美学思想，构成了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到黑格尔的《美学》之间的环节。“正因为有了席勒，德国古典美学思想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过渡才显得更加合理，而合乎其必然的内在规律”。大概这也正是汝信要写那篇《席勒的<美育书简>》的动机罢，至少他是把席勒作为德国古典美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来看待的，指出这一点也就同样说明了作者敏锐的眼光。
在汝信的西方美学史研究中，用力最深、收获最多的，要算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从启蒙时期的高特谢德、鲍姆加敦、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福斯特，到古典哲学时期的谢林、康德、席勒、黑格尔，汝信都对他们的美学思想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象启蒙运动时期的许多人物，特别是莱辛的美学思想，过去国内都很少有人进行过专门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汝信的研究，多少还带有一些拓荒的性质。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只有德国的美学才配称作美学”。德国美学是近代资产阶级美学最辉煌的代表。但汝信对它下如此大的功夫，却不单纯是由于那些丰富瑰丽的思想光彩的吸引，而同样反映了他学术上那种攻克重点的战略眼光。正如他二十多年前说过的，他对德国美学谈得比较多，那是鉴于它在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对它作系统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汝信研究过程中，曾经广泛地参阅了前人或当代学者的成果，这是不足为奇的；同样汝信研究中，在不少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完全苟同前人或其他学者，哪怕是学术上最有名望的权威。譬如对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汝信把它同亚里斯多德美学理论进行了对照研究，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国内学者对柏拉图的研究，要以朱光潛先生最负盛名了，汝信对朱先生的某些看法，例如《会饮篇》的哲学倾向，柏拉图灵感说与摹仿说的关系，汝信就并不完全赞成。和某些专以“批判”为业的人不同，汝信不苟同朱先生，完全是学术上不同见解的商榷。就在同一篇文章中，汝信对西方某些学者将亚里斯多德美感的目的论和伦理的目的论完全分开的看法表示反对，明确肯定了朱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最能说明汝信这种治学态度的，还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他最早发表的一篇美学史论文就是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在其他许多文章中，对车氏的观点也曾广泛地征引过，有的甚至当作了立论的依据。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可以说对汝信有很深的魅力。但“吾爱我师，吾尤爱真理”，即使对车氏这样的思想家，汝信也不是一味盲从。譬如他认为车氏对柏拉图哲学的本质就有所误解，评价过高，说新柏拉图主义和柏拉图哲学完全不同，这个结论就是错误的。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学术上对前人或时贤的某些理论表示反对，正是科学不断发展的一种标志。如果认为后辈对于长者有什么见解相左就是冒犯，那学术也就停滞了。人们尊崇学术上权威，是尊崇知识和真理；学术的繁荣是靠无数人的艰苦探索，不是靠一两个，哪怕渊博无比的权威所能造出的。至于手中没有真理，不是靠科学而是凭借学术以外的某种手段，企图垄断学坛，称霸学界，那除了暴露其狂妄，还能企求什么呢？
如果细心浏览一下汝信的文章，可以发现它们前后风格上多少有些异样。异样在哪里？是否可以这么说，六十年代的那些文章，有不少是偏重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分析，因而学理味比较浓；最近几年来的某些文章，如《罗丹博物馆参观记》和《席勒的<美育书简>》，阐释更多的是美学理论的社会意义，战斗气息较为突出。《参观记》是汝信访问法国回来写的一篇美学散记，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位世界雕塑大师作品的艺术特点分析不多，却费了不少笔墨去描述它们的社会意义。“思想者”这尊著名铜像，使作者看到的是一位正在痛苦地沉思的形象，并由此想起了斯巴达克思，猜想他“在发动震撼整个罗马世界的奴隶起义的前夕，大概就是这样思想的”。“他是一位多么出色的战士啊！他的身体里就象尚未喷发的火山那样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他厌恶那浑浑噩噩的生活，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了，不管思想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和烦恼，他还是要思想，因为他是一个‘人’。”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这尊青铜雕像却仿佛告诉我们相反的真理：我思想，不是为了证明我存在，而是为了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加莱义民》，这是反映百年战争中一个历史事件的名作，作者说它让人们看到的是，“英雄既不是天神，也不是超人”，“只要愿意，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表现出高度的英雄主义”。至于《青铜时代》，作者干脆就把它理解为“人的觉醒”。他还借一位朋友的话，对罗丹艺术作了这样的总结：“人的觉醒”是一个大题目，罗丹其他许多作品都可以归入这个主题。“如果在《青铜时代》里，人还刚刚开始获得自我意识，那么到了《思想者》，他就完全自觉地在探究人应该怎样生活了。”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其实‘人学’这个提法更适合于雕塑艺术，人始终是雕塑艺术的中心”。他还由罗丹的艺术的主题，联想到我们若干年前谈“人”色变的状况，说：如果非要目中无“人”才算是站稳了阶级立场，那只能是神的立场，兽的立场，因为“人”都没有了，又谈得上什么“阶级”？
和《参观记》稍有不同的是，《席勒的<美育书简>》着重阐述的是席勒美学理论的历史内容。作者指出，席勒的《美育书简》，“就是为了回答法国革命所提出的问题而写的，这个问题就是：人怎样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席勒认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审美活动可以赋予人以自由。“当人只是感觉自然的时候，他就是自然的奴隶；一旦他思考自然，他就成为自然的立法者……人由于给予无形式的东西以形式，所以证明他是有自己的自由。”所以人的审美活动不是一种消极的静观，而是对自然的必然性的一种能动把握。席勒还认为，艺术和科学一样，是绝對不受人的专制统治侵犯的。政治立法者可以封闭艺术的领域，但却不能在那里进行统治；他可以侮辱艺术家，但却不能伪造艺术；他可以驱逐真理之友，但真理却依然存在。过去几个世纪，哲学家和艺术家曾一直致力于把真理和美灌输到人类的底层中去，他们遭到了毁灭，但真理和美却以不可摧毁的生命力显示了自己。人已经从长时间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觉醒过来，不仅要求恢复自己不可丧失的权利，而且已经起来用暴力来取得他们认为是被不公正地剥夺了的东西。席勒预言：看来，把法律扶上王座，把人当作自身目的来尊重，使真正的自由成为政治结合的基础的那种自然的可能性仿佛已经出现了。席勒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美上面，“只有美才能使整个世界幸福”。对于席勒的这一思想，汝信肯定了他看到了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同发达的美感的联系，但同时也指出，席勒把事物的真实关系给颠倒了，他的想法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怎样恢复人所失去的自由，一直是许多思想家热烈探讨的题目，但他们始终是在黑暗中摸索，席勒当然不能例外，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向人类指明了通往自由之路。
最后那一段话既象是对席勒的批判，又象是对席勒提出问题的回答，是汝信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中讲的。汝信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战士。他不满足于对历史上思想家们提出的问题进行学理的解剖，他还特别关心现实生活中向理论提出的问题。人的问题既是前人为之探索不止，又是今天一个仍然相当突出的问题。六十多年前，当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时，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惊慌，诅咒它是什么不讲“人道”。那时我们的先烈李大钊就曾驳斥了这种谰言，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高呼：“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可是，当这面赤旗正在中国上空飘扬的时候，我们却曾经一度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对它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讨伐。过去的那些批判，正象汝信说的，“在理论上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增添光辉，反而使它的真实精神遭到了歪曲；在实践上则导致了十分有害的后果，竟然使种种违反基本人道准则的不法行为得以打着‘革命’的旗号而通行无阻。”所以，当人道主义，还有人情、人性……这些问题还是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时，汝信的这篇关于人道主义再认识的文章，就不啻是砸向“禁区”的投弹，为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作一大声呼喊！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汝信的文章，尽管遭到某些人的非议，但人们感到欣慰的是，人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吸引更多的人在思索，在探讨。用不着什么深奥的哲理就可以预言，随着这场讨论的深入，将是人的进一步觉醒，将是马克思主义前所未有的真正大普及。
我们期待着汝信能发出更多这样的呐喊，战士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