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波兰共和国政府为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米沃什的离去并不使人吃驚，毕竟这已经是一棵历尽百年沧桑的老橡树了。意外的却是，在安葬问题上，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波兰人的身份却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波兰政府最先拟定两个地方作为安葬米沃什的墓地，一个是克拉科夫的墓地，一个是克拉科王宫附近的教堂。在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安葬着的都是波兰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化人。当然，政府最后还是确定把米沃什和他们安葬到一起。
　　这个决定并没有获得国人一致的认同，一些知名人士公开表示反对，其中前波兰作协主席斯特热莱维奇和波兰社科院的知名教授，以及4位波兰家庭联盟党的前议员等多人联名写信给克拉科夫地区教会的大主教，要求拒绝在克拉科夫教堂安葬米沃什。波兰的宗教电台玛莉亚电台完全置大主教的意见于不顾，号召听众反对米沃什的葬礼。
　　不少反对者根本不承认米沃什是波兰人，波兰一些媒体在评价米沃什时，也使用了“叛徒”、“逃亡者”、“良心缺席者”等词语；在葬礼问题上，甚至出现当天是否应当让送葬队伍穿过城市这样一类争论。
　　
　　一棵无根的橡树
　　
　　1951年，米沃什作为波兰驻法大使馆的一名文化官员忽然出走，从此过起流亡的生活。是他决心同波兰政府决裂，从而主动地把自己同故土的联系切断了。他不能不做一个西方人。但是，无论是在巴黎，还是10年后在美国，他都做不成那类“世界公民”。像卢梭、马克思、爱因斯坦，他们身在异地，辗转流徙，确实很少带有为我们所惯见的“祖国”观念。
　　米沃什不同。他在法国时，听纯诗的提倡者瓦雷里做关于永久性艺术的演讲，想的却是祖国内地政治大搜捕的恐怖情景。他在巴黎出版的文集《被禁锢的头脑》，反对极权统治与思想控制，同样是以波兰及东欧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为背景的。在美国，这位波兰之子也没有被美国化。他自称属于“另一个欧洲”，来自“20世纪的黑暗中心”，可是，他不但拒绝为“自由欧洲之声”撰稿，而且反对东欧作家对西方的模仿，为西方的文化市场写作。
　　作为一个失去了祖国、从而拥有流亡的自由的人，米沃什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或社团，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惟在教学和写作中讨生活，一个人留守他的精神家园。
　　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时，讲授的是波兰文学，30多年未曾改变，在讲学中把波兰的思想引入美国。他坚持双语写作，写诗则必定使用波兰语，因为诗在他的心目中是最为神圣的。到了晚年，他仍然使用波兰语来翻译《圣经》。他自称是“波兰语的忠实仆人”，显而易见，波兰语就是他的故乡，已然流逝的激情岁月，“先人祭”的最虔敬最庄重的礼仪。
　　但是，波兰语只是小语种而已，势利的文坛肯定瞧不起它、忽略它以及以它作为媒介的所有文本。一旦使用波兰语，便意味着自我孤立，拒绝为美国和西方所了解，这对于一个把文学当作一项宏伟事业的作家来说，应当说是致命的。然而，米沃什对此不曾有过犹豫和怨悔。在法国上流社会，或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当他自称为维尔诺人、波兰人、“小地方人”的时候，他是自豪的。
　　这样一个具有深刻的波兰情结的人，竟然毫不讳言接受西方主流文化——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异类。“我是一个西方文化的追慕者，我的左派倾向并没有改变我的亲西方主义。”这就是米沃什的表白。
　　他批判美国的文化现象，尤其是束缚于单纯的市场价值和自然威力的现象，所操持的思想利器，便是源自西方的，而不像同样流放于美国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那样，对美国的批判，纯然出于固有的东方立场。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米沃什不失为一个西方知识分子。
　　
　　“漂泊者”
　　
　　那么，米沃什到底属于哪一个国度?他从波兰出发，最后回到波兰，但是其间的道路是向西方敞开的。西方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其中之一便是“漂泊者”，用这个意象说明米沃什的归属最恰当不过。漂泊是无根的。
　　米沃什是一个怀有自由理想和个人尊严的作家。他的独立而自由的行动，可以说，都根源于对自己作为一个波兰人的生存境遇的认知。米沃什曾经写道，从睁开眼睛的那天起，他看见的就是火光、大屠杀，是背信、侮辱，以及吹牛家的无耻。《使命》一诗说：
　　在畏惧和颤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
　　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
　　揭露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我们被允许以休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
　　谁就自认为是一个失踪的人。
　　正如许多被称作“自山主义者”卖身权门而倡言“自由”一样，许多自命为“个人主义者”的人，惟凭一己的私欲行事而毫不顾及自己的社会身份；倘若如此，那么，他们与米沃什相去甚远。在米沃什看来，作为一个人，如果来自专制社会而忘记奴隶的身份，头脑遭到禁锢却不曾产生束缚的感觉，备受凌侮而心灵不觉伤痛，实际上是对个人的背叛。
　　
　　自由的代价
　　
　　米沃什写枪口、铁丝网、权力、威势、火和废墟，然而也写葡萄酒、茶和面包，写樱花、菊花以及明月，他有能力把所有这些关于自由与不自由的相悖的事物组合到他的各种文本里。对于一个自由书写者来说，本来并不存在艺术的门限。正如米沃什，政治介入的意识使他的作品更富于血肉相连的生命质感：在他的文字里，随处可以感觉到那种传教士式的或帕斯卡式的热情。米沃什的作品，自觉地承受厂更多的现实。对于艺术道路，他看得非常清楚，明确地说：“对每一位当代诗人来说，波罗的海人的问题比风格、格律和隐喻重要得多。”
　　为了自由宁可放弁祖国，获得自巾却又怀念祖国，这就是米沃什。自由使他一生长受困扰，使他冒险，使他逃亡，使他得深沉的怀乡病。自由使他区别于其他的东欧人、美国人，也区别于其他的作家和诗人。自由一开始便使他陷于分裂和瓦解，使他在空虚中追逐，呼告干无边际的旷野。即使诺贝尔文学奖给他艰难坚持的工作以肯定性的评价，那也不过是一种象征，并不曾使他免于尴尬的境地：美国人读不懂他的诗歌，波兰人看不到他的诗歌。自由使他孤立，但是，这是无法挽救的事。
　　自由是排他的，就是说，要自由就自由到底，一旦选择了自由，就没有别的选择。
　　米沃什的葬礼，上演了一出关于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的悲喜剧：他切割自己的根，他寻找自己的根，其实根，一直长在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