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主文莱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博尔基亚总结本次东盟外长系列峰会(7月29日～8月1日在斯里巴加湾市举行)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对此，作者没有异议，本文将重点探讨一些成功之外的东西。
　　
　　反恐大戏：豪迈与婉约下的休止符
　　
　　尽管搭台的是东盟，但唱反恐大戏的主角还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鲍卿从7月29日起一路南行，以一天点击一个国家的高效率，迅速访问东南亚六国，并在中途参加了东盟－美国外长对话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鲍卿边走边唱，硬是把一出“国际反恐联盟风云录”演绎得气势如虹，有声有色。首先，鲍卿于8月1日与东盟签署了“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宣言”。这样，美国可与东盟国家展开全面合作，以便能更积极地遏阻恐怖分子的人、财、物在东南亚地区的流动。其次，在美国的推动下，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在会后的宣言中表示，“立即冻结恐怖分子及其同伙的资产，并阻断其打入国际金融体系的通路”。
　　比起主角的高歌猛进，东盟国家的外长们却把反恐乐章演奏得心思满怀，小心翼翼。首先，他们更重视东盟整体的和谐统一。年会期间，马来西亚外长曾积极推动把“印尼－菲－马联合反恐协议”(今年5月签署）推广至东盟十国。但由于各国心思不同，东盟遵照“全体一致原则”，只在东盟外长会议后发表了意在表达反恐决心的联合宣言。其次，他们虽与主角有亲疏远近之分，但基本采取了迎合态度。泰国决定应美之邀参加阿富汗重建工作；菲律宾欢迎与鲍卿讨论新一轮反恐军演；新加坡成为第一个允许美国在其港口进行安检的国家；马来西亚争取到让美考虑在其境内设立“东南亚地区反恐活动中心”；印尼也顶住国内穆斯林的压力，同意反恐联合宣言，作为美为其制定反恐计划、提供反恐巨额经费(1640万美元)的回报；越南在坚决反对美利用联合反恐宣言干涉本国内政的条件下，未对联合反恐宣言表示反对。
　　豪迈也罢，婉约也罢，双方好像都在有意回避一个争论，即国际反恐合作是否还应包括采取一些措施消除贫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以及前总统拉莫斯都曾指出，“贫困是恐怖主义的根源”。这话让西方人听着别扭，西方领导人要么不以为然，要么含糊其辞。原因之一是西方人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借反恐之名行乞讨之实。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奇普曼更直截了当，他说，“穷人和恐怖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拉莫斯的逻辑也许更让人深思：穷国人民对富国往往有怒、有恨、有仇，如果有人用宗教诱导穷人说死后可上天堂，这些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充当人体炸弹。
　　
　　南海行为准则：踢不出去的球
　　
　　众所周知，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存在南海岛屿的领土争端。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各方逐渐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共识。1997年，中国和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99年，东盟同意采用菲律宾和越南提出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草案”，希望以此为基础制定与中国谈判的共同立场。2000年5月，中国与菲律宾发表“21世纪双边合作架构共同声明”，承诺维持南海的和平与安定。2001年8月，中国表示准备批准南海行为准则。但由于东盟国家在准则的适用范围上存在严重分歧，因此东盟在当年的年会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菲律宾主张准则适用于整个南海地区，越南认为准则不仅包括南沙群岛，还应包括西沙群岛，而马来西亚则坚持只适用于南沙群岛。
　　因此，球一直粘在东盟脚下。今年2月，据传当时兼任外长的菲律宾副总统金戈纳分别说服马来西亚和越南外长，三方在准则适用范围上达成非正式妥协。经此会前磋商，东盟各国对能在东盟外长会上达成共识显得信心十足。因此马来西亚在会前率先提出“南海领土争端”解决案。据马来西亚外长称，该准则泛指南海地区，是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政治约定”，内容包括争端各方应保证尝试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尊重航行的自由，进行军事演习前应事先通报，各方不应占据任何新的争议地区等条文。各国外长也认为该方案的核心是为解决南海争端营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对此“普通接受”。菲律宾代表甚至造势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不再玩下去了”。《华盛顿邮报》也评论说，“东盟各国在经历了多年讨价还价后，已经就如何缓解同中国就有争议领土的紧张关系问题达成了共识”。
　　如此看来，球现在又到了“中国队”脚下，中国应该做出如何反应呢？唐家璇外长在年会上指出，作为新安全观的积极实践者，中国正通过自身经验证明了新安全观的可行性。实践之一即为就“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与东盟国家进行磋商，希望尽早达成一致。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中国准备回应时，人们发现在东盟外长会议主席声明中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的条款并无东盟已达成共识的迹象。据《华尔街日报》透露，原来，东盟成员国最终还是未能就准则是否应该将西沙群岛纳入其中达成共识。看来，球还在东盟脚下。
　　
　　东亚合作：顺境最需逆向思维
　　
　　以“10＋3”(东盟＋中日韩)机制为主导的东亚合作诞生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逆境。五年后，10＋3合作不可逆转地发展壮大起来。如何保持东亚合作的健康发展呢？一些专家学者及政府人士对中、日、美等大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先看中国。一方面，中国凭借其巨大的经济潜力扮演着东亚经济合作推动力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应进一步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比如，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必须得学会规则，遵守规则，用好规则，在自己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与邻为善，与邻共进，争取多赢。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说，“这关系到未来周边国家对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放心与否，也关系到中美由于经济竞争产生的矛盾是否可以调控管理。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东亚经济合作的意愿、范围和程度”。
　　次看日本。作为东亚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将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善意的学者也为日本提供了两条建议。第一，学会从亚洲获益。日本恢复经济活力离不开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融入亚洲并学会从亚洲获益将成为日本经济体制改革的“必修课”。第二，取信于邻。冷战后，历史问题在政府层次上的解决并不能保证公众间的和解，例如日韩探索自由贸易协定就难摆脱历史问题的阴影。一些学者认为，一个复苏、可信的日本可与负责任的中国一道发挥地区领导作用。否则，东亚稳定将过于依赖于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起伏的影响，不利于分散风险。
　　再看美国。一些学者建言，尽管美国不是10＋3成员，但是否拥有成员资格并不妨碍美帮助东亚通过经济合作走向成熟。美国可在如下方面发挥作用：（1）促成WTO加快完成多哈进程的谈判，以利全球自由贸易的开展。（2）通过改革国际金融组织给予东亚与其地位相称的更大发言权。（3）加强在东亚地区关键的双边关系，如加强美日对地区事务的双向政策协调等。稳定的美中、美日关系可帮助美国国内认识到东亚合作对美有利。（4）通过与东亚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来推动东亚经济的整合。（5）鼓励各种有利于最终实现更综合、更机制化的地区整合的方法，如日韩经济伙伴关系、帮助东盟加快实现一体化等。
　　
　　东盟地区论坛：发展方向之争
　　
　　目前，东盟地区论坛（ARF）仍然是东盟主导的、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对话场所。但近年来，尤其是从今年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来看，现行的ARF机制也正遭遇挑战。东盟地区论坛出现两种发展路线之争。
　　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金融危机后，东盟内部组织涣散，整体实力下降，印尼失去东盟领头羊地位，成员国之间矛盾增多，致使东盟对ARF的发展和策略产生模糊感，造成ARF发展方向不明。比如东盟各成员国对ARF的期望出现明显分歧。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的一些官员和学者大都有西方学习背景，比较活跃，看重欧洲式的预防性外交，从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西方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如认为东盟已经在恐怖主义威胁和经济全球化的真实世界中醒来，“亚洲价值观”是一场正在消逝的梦；欲将“人的安全”纳入“综合安全”的范畴，要求搞“建设性干预”；要求加紧研究预防性外交课题等。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仍坚守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底线”，主张循序渐进，反对具有干涉内政嫌疑的预防性外交。另一方面，在此情况下，美国争夺论坛主导权日趋明显。美国希望通过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召开国防部长会议，推动论坛向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机制化发展，同时，美国还想通过推行ARF的两主席制来分享论坛的领导权。因此，今后ARF是继续按循序渐进、寻求共识、保持其论坛性质的“东盟方式”发展，还是按西方主导的模式发展，成为争论的焦点。
　　(注：东盟外长系列年会是指由东盟每年在7月底8月初主办的一系列外长级会议，包括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