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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于中华传统文化良多的东邻日本，其国民对于我国的典章文物，最能理解洞悉其深邃之意蕴，亦最能体察觉悟其玄奥之美感。住友舂翠所藏的庙堂吉金、阿部房次郎所藏的高古绘画、山口谦四郎所藏的佛道造像、岩崎弥之助所藏的古籍善本、中村不折所藏的敦煌文书，皆名重一时。历代因种种原因而东传扶桑的中华文物，尤以后来被指定登录为其“国宝(National Treasure)”及“重要文化财(1mportantCultural Property)”者最为引入瞩目。1950年日本颁布实施的《文化财保护法》对“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埋藏文化财”、“史迹名胜”及“天然纪念物”的指定、管理、保护、公开、调查等皆作出了明确翔实的规定。依据这——法令，自1951年至1993年夏季，日本国内总共指定了“重要文化财”9700余件(组)，其中“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考虑具有较高价值的”830件(组)文物还被登录为日本国宝。这9700余件(组)日本重要文化财中，包括了955件(组)对日本文化具有特别意义和密切关联的外国文物，其中中国文物总计841件(组)，占外国文化财总数的88．06％，中日两国文化间的血脉传承与密切联系由此可见一斑。在这841件中国文物中，按照年代划分，以宋元时期作品最多，高达578件(组)，其他有唐代文物125件(组)、明清文物70件(组)、唐代以前文物65件(组)、五代十国文物3件(组)；按照品类划分，以法书典籍所占比重最大，总计380件(组)，其余依次为绘画240件(组)、工艺品135件(组)、雕刻品53件组、考古资料30件(组)以及历史资料3件(组)。在重要文化财的57件(组)外国雕刻品中，中国作品以53件(组)的数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中除1组北宋时期的石雕狮子像外，其余皆为古代佛教造像。这批被指定登录为日本国宝及重要文化财的中国历代佛教造像精品，在中国佛教美术史以及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愧“禹域国光、东瀛法宝”之誉。本文特遴选其中精粹10尊加以赏介，以飨读者。
京都教王护国寺藏唐代木雕兜跋毗沙门天王立像(国宝)
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唐代密教高僧不空，在其所译的《毗沙门仪轨》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条灵应故事。据说天宝元年(742年)大石国、康国等西域五国兵临安西城下，由于安西距首都长安远达一万二千里，即使派遣救兵支援最少也要八个月的时间，远水难解近渴。正在唐玄宗愁眉不展之际，一行和尚建议命胡僧不空人宫举行法事，以召清北方毗沙门天王相助。此计果然奏效，数月之后安西地方传来捷报，正在两军对垒之际，一群身高丈余的金甲神人携带金鼠轻而易举地解了安西之围。唐兵大获全胜之后，北方毗沙门天王曾于城门北楼上现出真身，安西地方守将遂画影图形进献入宫，从此在城门北楼上供奉毗沙门天王及其眷属造像即成为定俗。
唐代的木雕天王造像仍有若干遗存，如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馆所藏伯希和自敦煌搜集的四尊立像，但唐代于城楼北门上供养的毗沙门天王造像国内早已杳然无存，所幸日本尚珍存有一尊弥足宝贵的唐代毗沙门天王木雕立像。京都教王护国寺所藏樱桃木雕兜跋毗沙门天王立像，通高189．4厘米，体量近乎与真人等大，1955年6月即被登录为日本国宝。此像早年曾供奉于日本平安京的罗城门楼之上，后因城楼倒塌，遂移入教王护国寺供养，实属可与《毗沙门仪轨》相互印证的稀世奇珍。此像造型的最大特点即在于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天王立像头部以及上半身明显偏小，而下半身特别是双腿尤为修长，造像大匠意在通过比例的调节而特别凸现出天王巍峨伟岸、武勇威猛的精神气质。包括洛阳龙门石窟唐代奉先寺大佛在内的巨型佛像，往往刻意增大头部及上身的比例以求弥补近大远小的视觉误差，教王护国寺所藏的这尊木雕立像则反其道而用之，两者皆得造像的妙旨。
京都嵯峨清凉寺藏北宋雍熙二年木雕释迦如来立像(国宝)
早期佛教美术作品中凡需表现佛陀之处，都以法轮、足印、台座、菩提树等象征佛的存在。但根据佛典中的记载，在释迦牟尼尚未涅檠时即有佛像出现，其中以优填王思慕如来所造的牛头旃檀像最为著名，流播中土长达一千余年。据《增一阿含经》等经典记载，优填王因为思念上天为其母说法的释迦佛而积虑成疾，危在旦夕，经群臣启发，遂命巧匠以牛头旃檀木雕刻高五尺的立佛一尊，作为供养的对象，因此病愈，这尊木雕像与波斯匿王所造紫磨金像即为世间最初的两尊佛像。实际上，直到释迦牟尼灭度后数百年，才因希腊本土造像的影响而于犍陀罗地区出现最早的佛像，但这一传说对后世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正所谓“立塔则称道阿育，画像必本诸优填”。
优填王瑞像历代多有施造，千载盛行不衰。据元代《旃檀佛像记》所载，优填王像施造于西周穆王八年，于印度及龟兹分别供养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及六十八年后东来中土，递藏于凉州、长安、扬州、金陵、汴京、上京等地历经近千载之后，于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由世祖忽必烈迎请至大都皇宫万寿山仁智殿(位于今北海白塔山)供养，从此再未离开北京。但遗憾的是这尊流传有绪的“最古之旃檀佛”最终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毁于火，而时下国内所存最著盛名的旃檀像当属北京雍和宫照佛楼内的清代鎏金铜像。
海外所藏施造于我国的优填王旃檀像，以日本高僧裔然于北宋雍熙三年(986年)迎请回国，现供奉于嵯峨清凉寺的魏氏樱桃木雕“释迦如来立像”最为著名。此像通高160厘米，为碉然礼请中国“造像博士”张延皎、张延袭兄弟仿汴京(北宋首都开封)启圣禅院释迦瑞像而造(该像最早系扬州开元寺所藏，辗转入藏启圣禅院)。此像于1955年与其腹内装脏物一道被登录为日本国宝。此像的装脏物共计26类，200余件，其中尤以据北宋画院名手高文进所绘底本刻印的四幅版画最为重要，堪称存世宋代道释绘画的第一流杰作。
京都藤井有邻馆藏五胡十六国金铜弥勒菩萨立像(重要文化财)
犍陀罗是古印度的十六列国之一。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入侵犍陀罗，间接促成了佛教美术史上的重大转折：随这次失败的东征大规模传人的希腊文化的影响，出现以真实人体(主要是白种人)为模特的佛像。犍陀罗是佛像最早的诞生地，其造像的萌芽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上半叶的帕提亚时代，此地的佛像虽然也借助于佛典仪轨来表达神化了的佛陀，但其创作的基本观念同于希腊一罗马以“神人同形”说为指导的人体雕塑，因此保留有相当浓厚的异域色彩，特别是白种人特征，故此种造像又称“希腊化的佛像”或干脆称为“阿波罗式佛像”。
日本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珍藏的这尊据传出自陕西三原的弥勒菩萨立像，系现存中国年代最早的圆雕金铜造像之一，属于深受希腊一罗马文化影响的犍陀罗式造像。造像头绾婆罗门式发髻，手持标志祭司种姓的军持(水瓶)，颇为契 合弥勒菩萨出家前的身份。此像丝绦束发，编发披肩，颈饰项圈：垂挂百索缕护符，袒上身斜披天衣，佩饰手镯臂钏；左手持军持，右手施无畏印，指间有蹼；下身裹有腰布，程式化的衣褶方硬犀利，足登异域舶来的缀珠凉鞋，堪称道地的希腊风犍陀罗造像模仿品。据传发现于陕西境内，但其制作地当在西域地区。就艺术成就而言，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两尊同类作品似乎难望其项背。
新田栋一旧藏北魏太和年间比丘法恩造金铜释迦佛坐像(重要文化财)
2004年岁末，一项名为“法相威仪”的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隆重开幕，旅日华侨彭楷栋所藏的358件(组)历代金铜佛像无偿捐赠入藏台北故宫。早在1995年，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曾以身家性命作保，极力促成了彭楷栋珍藏的32尊金铜佛像精品以3亿多新台币的天价入藏台北故宫。这位藏家的中文名字 “彭楷栋”鲜为人知，但他的日文名字“新田栋一”却是赫赫有名。新田氏集藏中国金铜佛像时，已值二战后搜求精品颇为不易的时期，但有志者事竟成，他最终建立起数量众多、品质上乘，为海内外文博机构及私人藏家艳羡不已的金铜佛像收藏王国。曾经有一尊造像，竟令新田栋一一见之下怦然心动，铭感五内，以致常跪不起。此尊极品金铜佛像就是后来台北故宫以1亿5000万新台币自新田处购藏的北魏太和元年(477年)阳氏造金铜佛坐像，这也是目前有交易记录的最为昂贵的中国佛教造像之一。
新田氏旧藏的北魏太和年间比丘法恩造释迦佛坐像，无论造型、铸工、鎏金、品相，较之太和元年阳氏造像毫不逊色，因其高超的历史艺术价值而被指定为日本的重要文化财，这也是53件(组)出自中国的重要文化财雕刻品中为数不多的私人珍藏之一。将非公立机构的藏品指定登录为国宝及重要文化财，正是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的特色之一。阳氏造像与法恩造像在存世20余尊同类金铜佛像中以保存完好、体量巨大、造型古雅、光背华美、鎏金厚重、工艺精湛而备受推崇，允称北魏时代金铜造像的翘楚之作，不愧为托体山阿的云冈20窟露天大佛具体而微的肖妙缩影。
东京根津美术馆藏北魏太和十三年宽法生兄弟造金铜释迦多宝并坐像(重要文化财)
堪称北朝众经之王的《妙法莲华经》是与佛教造像艺术联系最为 东京根津美术馆藏北魏太和十三年宽法生兄弟密切的一部佛典，根据其中《见宝塔 造金铜释迦多宝并坐像正面(重要文化财)品》所造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造像”，成为南北朝时期风靡一时的造像题材。据此品所载，释迦牟尼宣讲法华妙义之时，有一座七宝佛塔自地涌出，现化于空中，前来听法的多宝佛于塔中分半座让与释迦佛，二佛遂于塔中结跏趺坐共同宣敷经旨。这一佛教典故特别为当时的僧俗信众所津津乐道，因此遗留下大量各种材质的二佛并坐造像。北魏中晚期山西、河北等地二佛并坐像的风靡，除因法华信仰的流行，还与北魏皇兴、太和年间并称“二圣”的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和孝文帝元宏密切相关。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时年仅12岁，其子孝文帝元宏更是冲龄践祚，皇兴元年登基时年方5岁，因此文成帝的皇后冯氏以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两度临朝听政，把持朝纲长达30余年。在佛教与皇权政治空前紧密合拍的北魏时代，皇室勋戚有感于“二圣”当朝的政局，受到《法华经》的启发，出资雕造此种二佛并坐像以逢迎大权在握、笃信佛法的文明太皇太后。完工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夕的云冈石窟，经初步统计，雕造二佛开坐龛竟多达385座。
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所藏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年)铭宽法生兄弟造金铜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即为绝佳的实例。造像通体鎏金保存完好，正面二佛结跏趺坐于凤自尖拱火焰纹龛内，身着典型半袒右“太和式”佛装的释迦佛呈说法状，似正在阐发《法华经》的妙旨，下首的结禅定印的多宝佛正襟危坐，所着通肩大衣仍存犍陀罗造像的遗绪。坐佛下方四足佛床背面镌刻发愿文44字，由此可知此像是北魏时代金铜佛铸造根据地河北地区的产品。制作于太和年间“二圣临朝”时期的宽法生兄弟造像，是有魏一代皇权、佛法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历史见证。
京都教王护国寺藏唐代木雕兜跋毗沙门天王立像(国宝)
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唐代密教高僧不空，在其所译的《毗沙门仪轨》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条灵应故事。据说天宝元年(742年)大石国、康国等西域五国兵临安西城下，由于安西距首都长安远达一万二千里，即使派遣救兵支援最少也要八个月的时间，远水难解近渴。正在唐玄宗愁眉不展之际，一行和尚建议命胡僧不空人宫举行法事，以召清北方毗沙门天王相助。此计果然奏效，数月之后安西地方传来捷报，正在两军对垒之际，一群身高丈余的金甲神人携带金鼠轻而易举地解了安西之围。唐兵大获全胜之后，北方毗沙门天王曾于城门北楼上现出真身，安西地方守将遂画影图形进献入宫，从此在城门北楼上供奉毗沙门天王及其眷属造像即成为定俗。
唐代的木雕天王造像仍有若干遗存，如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馆所藏伯希和自敦煌搜集的四尊立像，但唐代于城楼北门上供养的毗沙门天王造像国内早已杳然无存，所幸日本尚珍存有一尊弥足宝贵的唐代毗沙门天王木雕立像。京都教王护国寺所藏樱桃木雕兜跋毗沙门天王立像，通高189．4厘米，体量近乎与真人等大，1955年6月即被登录为日本国宝。此像早年曾供奉于日本平安京的罗城门楼之上，后因城楼倒塌，遂移入教王护国寺供养，实属可与《毗沙门仪轨》相互印证的稀世奇珍。此像造型的最大特点即在于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天王立像头部以及上半身明显偏小，而下半身特别是双腿尤为修长，造像大匠意在通过比例的调节而特别凸现出天王巍峨伟岸、武勇威猛的精神气质。包括洛阳龙门石窟唐代奉先寺大佛在内的巨型佛像，往往刻意增大头部及上身的比例以求弥补近大远小的视觉误差，教王护国寺所藏的这尊木雕立像则反其道而用之，两者皆得造像的妙旨。
京都嵯峨清凉寺藏北宋雍熙二年木雕释迦如来立像(国宝)
早期佛教美术作品中凡需表现佛陀之处，都以法轮、足印、台座、菩提树等象征佛的存在。但根据佛典中的记载，在释迦牟尼尚未涅檠时即有佛像出现，其中以优填王思慕如来所造的牛头旃檀像最为著名，流播中土长达一千余年。据《增一阿含经》等经典记载，优填王因为思念上天为其母说法的释迦佛而积虑成疾，危在旦夕，经群臣启发，遂命巧匠以牛头旃檀木雕刻高五尺的立佛一尊，作为供养的对象，因此病愈，这尊木雕像与波斯匿王所造紫磨金像即为世间最初的两尊佛像。实际上，直到释迦牟尼灭度后数百年，才因希腊本土造像的影响而于犍陀罗地区出现最早的佛像，但这一传说对后世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正所谓“立塔则称道阿育，画像必本诸优填”。
优填王瑞像历代多有施造，千载盛行不衰。据元代《旃檀佛像记》所载，优填王像施造于西周穆王八年，于印度及龟兹分别供养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及六十八年后东来中土，递藏于凉州、长安、扬州、金陵、汴京、上京等地历经近千载之后，于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由世祖忽必烈迎请至大都皇宫万寿山仁智殿(位于今北海白塔山)供养，从此再未离开北京。但遗憾的是这尊流传有绪的“最古之旃檀佛”最终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毁于火，而时下国内所存最著盛名的旃檀像当属北京雍和宫照佛楼内的清代鎏金铜像。
海外所藏施造于我国的优填王旃檀像，以日本高僧裔然于北宋雍熙三年(986年)迎请回国，现供奉于嵯峨清凉寺的魏氏樱桃木雕“释迦如来立像”最为著名。此像通高160厘米，为碉然礼请中国“造像博士”张延皎、张延袭兄弟仿汴京(北宋首都开封)启圣禅院释迦瑞像而造(该像最早系扬州开元寺所藏，辗转入藏启圣禅院)。此像于1955年与其腹内装脏物一道被登录为日本国宝。此像的装脏物共计26类，200余件，其中尤以据北宋画院名手高文进所绘底本刻印的四幅版画最为重要，堪称存世宋代道释绘画的第一流杰作。
京都藤井有邻馆藏五胡十六国金铜弥勒菩萨立像(重要文化财)
犍陀罗是古印度的十六列国之一。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入侵犍陀罗，间接促成了佛教美术史上的重大转折：随这次失败的东征大规模传人的希腊文化的影响，出现以真实人体(主要是白种人)为模特的佛像。犍陀罗是佛像最早的诞生地，其造像的萌芽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上半叶的帕提亚时代，此地的佛像虽然也借助于佛典仪轨来表达神化了的佛陀，但其创作的基本观念同于希腊一罗马以“神人同形”说为指导的人体雕塑，因此保留有相当浓厚的异域色彩，特别是白种人特征，故此种造像又称“希腊化的佛像”或干脆称为“阿波罗式佛像”。
日本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珍藏的这尊据传出自陕西三原的弥勒菩萨立像，系现存中国年代最早的圆雕金铜造像之一，属于深受希腊一罗马文化影响的犍陀罗式造像。造像头绾婆罗门式发髻，手持标志祭司种姓的军持(水瓶)，颇为契 合弥勒菩萨出家前的身份。此像丝绦束发，编发披肩，颈饰项圈：垂挂百索缕护符，袒上身斜披天衣，佩饰手镯臂钏；左手持军持，右手施无畏印，指间有蹼；下身裹有腰布，程式化的衣褶方硬犀利，足登异域舶来的缀珠凉鞋，堪称道地的希腊风犍陀罗造像模仿品。据传发现于陕西境内，但其制作地当在西域地区。就艺术成就而言，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两尊同类作品似乎难望其项背。
新田栋一旧藏北魏太和年间比丘法恩造金铜释迦佛坐像(重要文化财)
2004年岁末，一项名为“法相威仪”的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隆重开幕，旅日华侨彭楷栋所藏的358件(组)历代金铜佛像无偿捐赠入藏台北故宫。早在1995年，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曾以身家性命作保，极力促成了彭楷栋珍藏的32尊金铜佛像精品以3亿多新台币的天价入藏台北故宫。这位藏家的中文名字 “彭楷栋”鲜为人知，但他的日文名字“新田栋一”却是赫赫有名。新田氏集藏中国金铜佛像时，已值二战后搜求精品颇为不易的时期，但有志者事竟成，他最终建立起数量众多、品质上乘，为海内外文博机构及私人藏家艳羡不已的金铜佛像收藏王国。曾经有一尊造像，竟令新田栋一一见之下怦然心动，铭感五内，以致常跪不起。此尊极品金铜佛像就是后来台北故宫以1亿5000万新台币自新田处购藏的北魏太和元年(477年)阳氏造金铜佛坐像，这也是目前有交易记录的最为昂贵的中国佛教造像之一。
新田氏旧藏的北魏太和年间比丘法恩造释迦佛坐像，无论造型、铸工、鎏金、品相，较之太和元年阳氏造像毫不逊色，因其高超的历史艺术价值而被指定为日本的重要文化财，这也是53件(组)出自中国的重要文化财雕刻品中为数不多的私人珍藏之一。将非公立机构的藏品指定登录为国宝及重要文化财，正是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的特色之一。阳氏造像与法恩造像在存世20余尊同类金铜佛像中以保存完好、体量巨大、造型古雅、光背华美、鎏金厚重、工艺精湛而备受推崇，允称北魏时代金铜造像的翘楚之作，不愧为托体山阿的云冈20窟露天大佛具体而微的肖妙缩影。
东京根津美术馆藏北魏太和十三年宽法生兄弟造金铜释迦多宝并坐像(重要文化财)
堪称北朝众经之王的《妙法莲华经》是与佛教造像艺术联系最为 东京根津美术馆藏北魏太和十三年宽法生兄弟密切的一部佛典，根据其中《见宝塔 造金铜释迦多宝并坐像正面(重要文化财)品》所造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造像”，成为南北朝时期风靡一时的造像题材。据此品所载，释迦牟尼宣讲法华妙义之时，有一座七宝佛塔自地涌出，现化于空中，前来听法的多宝佛于塔中分半座让与释迦佛，二佛遂于塔中结跏趺坐共同宣敷经旨。这一佛教典故特别为当时的僧俗信众所津津乐道，因此遗留下大量各种材质的二佛并坐造像。北魏中晚期山西、河北等地二佛并坐像的风靡，除因法华信仰的流行，还与北魏皇兴、太和年间并称“二圣”的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和孝文帝元宏密切相关。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时年仅12岁，其子孝文帝元宏更是冲龄践祚，皇兴元年登基时年方5岁，因此文成帝的皇后冯氏以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两度临朝听政，把持朝纲长达30余年。在佛教与皇权政治空前紧密合拍的北魏时代，皇室勋戚有感于“二圣”当朝的政局，受到《法华经》的启发，出资雕造此种二佛并坐像以逢迎大权在握、笃信佛法的文明太皇太后。完工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夕的云冈石窟，经初步统计，雕造二佛开坐龛竟多达385座。
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所藏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年)铭宽法生兄弟造金铜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即为绝佳的实例。造像通体鎏金保存完好，正面二佛结跏趺坐于凤自尖拱火焰纹龛内，身着典型半袒右“太和式”佛装的释迦佛呈说法状，似正在阐发《法华经》的妙旨，下首的结禅定印的多宝佛正襟危坐，所着通肩大衣仍存犍陀罗造像的遗绪。坐佛下方四足佛床背面镌刻发愿文44字，由此可知此像是北魏时代金铜佛铸造根据地河北地区的产品。制作于太和年间“二圣临朝”时期的宽法生兄弟造像，是有魏一代皇权、佛法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