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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面临的局势空前复杂，“内忧”方面千头万绪，纷繁芜杂，“外患”方面日甚一日，却又难以果断抉择。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不同派别提出的不同救国方案——“师夷长技、维新制度、暴力革命”等等——可谓前仆后继。本文认为这些救国方案在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始终在保守（“右”）与激进（“左”）中进行着两难抉择。如此反复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缺失了近代中国社会前进所必须的东西——包容？这都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近代中国；新陈代谢；激进保守；包容；
中图分类号：B9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6-0058-02一、在鸦片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近代西学从遥远的大西洋畔向我们匆匆走来。
它不但来得异常急骤，而且气势汹汹。交通隔绝且信息闭塞的传统中国正是在近代与传统的强烈对比中，开始急起直追，开启了面目不但丑恶，甚至狰狞的近代化。因此，这条漫漫的求索之路多少有些不尽人意，甚至有些畸形。
（一）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洋务运动兴起，历史留给了中国政府二十余年的时间，这已经不算很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对个人如此，对国家民族更是如此”。【1】问题是当我们探讨为什么20年之前没有出现，而20年之后却能出现洋务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痛批以道光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目光短浅，思想愚昧，是极“右”的代表。然而细细想来，他们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能全怪他们吗?他们背负了极为沉重的传统，中国的血泪屈辱史从他们手里开始，但积贫积弱的根源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鸦片战争中，他们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2】但传统终究不能战胜现代化，即使凭借战争中的偶然因素赢得了战争，中国仍然不能赢得近现代化；况且洋务运动中的某些先进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等都发轫于这20年，甚至备受争议的耆英之“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须驾驭有术”【3】思想也对后来洋务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当“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洋务派吸取前人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迈出了由极“右”向“左”转的第一步。且究洋务运动始终来看，他们的认识高度显然应经超过了魏源、林则徐（也应包括耆英）等前人的见识。他们普遍认识到西学先进之处不仅仅涉及军事国防方面，而且包括教育、经济、外交等方面。也许正是由于这超前的认识，他们才取得了较为令人瞩目的成就——军事（包括军工企业）近代化、工业企业（包括管理制度）近代化、教育的改变、外交的务实。【4】况且这些成就是在极“右”保守思潮——顽固派的无理责难和干扰下取得的，实属不易。但是无论怎样高估其成就，仍无法改变其进行30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洋务成就在甲午战争中如此不堪一击，终究失败的事实。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面对责难者的责难，他们进行了斗争，也做了适当的让步，但这些“责难”如耗费太巨、管理官僚化、过分依赖洋人等虽有夸张成分，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这并非对洋务派无谓指责，过于苛求，只是他们同晚清时期所有仁人志士一样面临的那种狼狈和进退为难的处境，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决断力与忍受力，包容理解“前辈”（即使他备受争议）所做之事。
（三）且看甲午战争后，变局急转直下，于是出现了公车上书、强学会、时务报、国闻报、保国会、百日维新、戊戌政变，随之而来的是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深化。也许今人不难看出，相对于祖宗之法不可变、圣人礼教不可攻的迂腐言论来说，中国的出路只能寄托在因势利变之中。其锋芒已触及到政治制度的层面，这已经不止近代化一小步了。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维新派主观上轻率与冒进等极“左”的措施与策略，至少部分的扼杀了他们曾经极力推动的维新事业。有学者对维新派的冒进做法进行了归纳：先声夺人的声势，广布流言，不分策略的大肆宣传鼓动；快变、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百日维新期间发布的上谕竟达110多件；孤立排斥西太后的策略；对传统中心象征的挑战。【5】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改革过程中特别需要尽可能的利用现存体制内的共识资源与传统权威合法性；特别需要在不同的个人、利益团体与政治势力之间求同存异；特别需要不断的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妥协、讨价还价；特别需要……而这些，维新派都未做到。
可见，无论维新派取得了多少成就，都不能改变他们主观上急功近利、“左”倾冒进的错误。“如果说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能够采取一种稳健和理智的态度，力求在不伤害国体的情形下解除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则维新派的种种表现显然不够冷静”。【6】如果说洋务派由于不敢同传统决裂而在维新派眼中显得“有”时，维新派则走向了“左”的极端。他们抛弃了自身原本缺乏并应该继承前人的东西——稳健。
（四）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新政为标记的。清末新政是中国社会变革中非常可贵的一笔，但在君主立宪方面却太过小心翼翼，显出其“右”的本质。最终它也被“左”的手段——暴力革命“请”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而代之以民主共和。若仅就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观察，新政仍在继续。有意思的是：新政的成功方面（如经济）继续成功，革命派、立宪派和工商界莫不怀着“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兴致致力于事业【7】，这是正方向上的继续；新政的失足之处（如民主政治）不进反退，这是负方向上的变化。主要包括新政为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开了个头；辛亥革命后，革命派缔造了民国的基石，袁世凯却得到了民国的利器【8】，时局开始向“右”转，但仍是为多数人接受的结果；袁氏用极为卑鄙的手段制造了宋教仁案，正义的受害一方却不顾实际的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为激进的武装反抗去处理这一案件，使得向“右”转但仍为人接受的时局突然间转向了极“左”。孙中山逆法治（自己曾给予厚望的《临时约法》）大潮而动、逆人心思定的潮流而动、逆党内的理性声音而动，【9】结果极“左”又突然间转回了极“右”（国民党被解散，袁氏复辟）。到了军阀混战时期，更加反复，更加令人眼花缭乱。
二、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中，为什么总是“左”“右”摇摆？为什么关键时刻总是功亏一篑。
首先，国情使然：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都是在严峻的危机形势刺激下引发的。这使变革者（包括革命者等所有进行救国探索的团体，以下涉及到变革或变革派意思于此相同）心态上的焦虑感、愤激感这些主观因素，更容易支配他们的政治选择。正因为如此，救国运动存在三种前途。一种是“畏之过甚”者，他们面对“亡国灭种”如此严峻的形势选择逃避或抱着敌视西方的态度完全从传统中寻求救国依据，此举可视为“右”；另一种则是“操之过切”者，他们以主观上感受到的民族危机感的强度，作为变革所应具有的幅度、深度与速度的基本依据，较少或根本不考虑变革受现实条件、大众承受力等因素的制约，此举可视为“左”；第三种则是充分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利步步为营地实现预期目标。事实证明近代中国的变革者是沿着前两种前景发展的。
第二，极其深厚的传统舆论氛围。国人往往用道德上的完美无瑕与主观动机的纯洁来作为对行为效果的评判，在他们看来，既然他们的意图与动机是纯正的，那么，失败的责任就应该完全有邪恶的反对者来承担。这样很容易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而非任何中间状态。无人怀疑“二次革命”中革命党人动机的纯正，但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品质并不是个人在道德上的声望，而是对未来结果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预测。历史早已证明在冠冕堂皇旗号下进行的颇多（不是全部）武装运动不过是纵横捭阖的政治游戏而已，结局尽管充满“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但与社会进步毫无益处。
第三，变革者对学习的对象要么敌视排斥，要么又倾注太多。“师夷长技”尽管迈出了学习西方的第一步，但并未将学习对象视作平等的客体，仍以“夷”待之；义和团民的绝对排外早已被证明无任何可取之处，在此，不再赘述。实际上，晚清的爱国主义应该是“抵抗侵略与向外国学习的统一”，应该是“炽烈的报国之志同冷静的探索救国之路的统一”。【10】但西学的面目并非“眉清目秀”。它时而丑恶狰狞，时而“绵里藏针”，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甄别的难度。维新时代第一理论旗手严复传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可谓“刺激了国人的合群保重意识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为其后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作了一次社会总动员”【11】但人类社会毕竟与动物有着根本的不同，以进化论思想改革出来的社会未必能实现真正的富强。
长期以来我们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二次革命的失败与研究倾注了太多的道德同情与辩解，而对他们的对立派别倾注了太多的误解。对于一个生活在新的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简单的把这些先驱者们视为诗化的审美对象，而是应该进一步去发掘他们在进行历史的“接力”时究竟缺失了什么。
三、时局虽然异常复杂，国人的探索终究没有止步。
问题只是在于每次探索之前究竟缺失了什么？以致如此反反复复。实际上，“右”与“左”之间、新与旧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但并非根本对立。面对历史，我们不能假设什么，但本着以史为鉴的原则，我们可以说近代史上的不同派别应学会包容，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道德上、人格上等的包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尽可能的团结大多数的人群，争取温和派，尽量减少对既得利益派别的不必要冲击。
传统体制下，保守的“右”派与传统官僚对于新生的变革派（更不用说革命派了）从来没有采取过平和宽容的态度。这就使得深受压抑而一朝得势的变革派（或其他对立派别）对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用张謇的话来说，同样是“有诟骂而无商量，有意气而无商量”，同样缺乏容人之量。当然也就不能包容从现实状态向理想状态过渡的若干并不完美甚至有些缺憾的中间阶段了。维新派对于对立的派别基本就是这样做的。洋务派则不然，维新开始后，整个社会包括维新派已经对洋务运动持怀疑态度，但洋务派并未沉沦，洋务运动也没有停止，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积极补救，新疆巡抚陶模、顺天府尹胡玉芬还有不错的成绩；政变后，他们也并未落井下石，即使维新变法中的观望派（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也对维新人士积极营救，【12】基本做到了包容。
在理论上对应该怎么做进行界定确非难事，实践层面上却往往难以掌握。学会包容，甚至异端，甚或魔鬼也可与其结成暂时的联盟。这绝非一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能概括的。因为问题总是在于对洋务派的无理责难中往往也包含了忠言，孰真孰假？,情况难以尽述，恐怕只有因时、因事、因地制宜了。改革积弊非朝夕之事，对问题与选择作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善即恶的两叉分类，而不允许渐进、宽容、妥协、多元性存在的价值与权力、对立派别之间的互补性不应该成为政治精英的智慧逻辑。
最后，用《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本文的结语。
参考文献：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引入时作了修改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根据其中关于中英力量对比的分析
[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认识资料汇编》，转引自邹牧仑《乾坤再造——百年震荡历史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第62、63页
[4]李时岳《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引入时作了修改
[5]萧功秦《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观原因》载《历史学习》1996，12
[6]邹牧仑《乾坤再造——百年震荡历史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第224页
[7]、[8]、[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346、347、359页，引入时作了修改
[10]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27页
[11]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91页
[12]雷颐《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改革的动力与空间》根据中国近代史网，引入时作了修改
关键词：近代中国；新陈代谢；激进保守；包容；
中图分类号：B9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6-0058-02一、在鸦片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近代西学从遥远的大西洋畔向我们匆匆走来。
它不但来得异常急骤，而且气势汹汹。交通隔绝且信息闭塞的传统中国正是在近代与传统的强烈对比中，开始急起直追，开启了面目不但丑恶，甚至狰狞的近代化。因此，这条漫漫的求索之路多少有些不尽人意，甚至有些畸形。
（一）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洋务运动兴起，历史留给了中国政府二十余年的时间，这已经不算很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对个人如此，对国家民族更是如此”。【1】问题是当我们探讨为什么20年之前没有出现，而20年之后却能出现洋务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痛批以道光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目光短浅，思想愚昧，是极“右”的代表。然而细细想来，他们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能全怪他们吗?他们背负了极为沉重的传统，中国的血泪屈辱史从他们手里开始，但积贫积弱的根源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鸦片战争中，他们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2】但传统终究不能战胜现代化，即使凭借战争中的偶然因素赢得了战争，中国仍然不能赢得近现代化；况且洋务运动中的某些先进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等都发轫于这20年，甚至备受争议的耆英之“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须驾驭有术”【3】思想也对后来洋务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当“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洋务派吸取前人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迈出了由极“右”向“左”转的第一步。且究洋务运动始终来看，他们的认识高度显然应经超过了魏源、林则徐（也应包括耆英）等前人的见识。他们普遍认识到西学先进之处不仅仅涉及军事国防方面，而且包括教育、经济、外交等方面。也许正是由于这超前的认识，他们才取得了较为令人瞩目的成就——军事（包括军工企业）近代化、工业企业（包括管理制度）近代化、教育的改变、外交的务实。【4】况且这些成就是在极“右”保守思潮——顽固派的无理责难和干扰下取得的，实属不易。但是无论怎样高估其成就，仍无法改变其进行30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洋务成就在甲午战争中如此不堪一击，终究失败的事实。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面对责难者的责难，他们进行了斗争，也做了适当的让步，但这些“责难”如耗费太巨、管理官僚化、过分依赖洋人等虽有夸张成分，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这并非对洋务派无谓指责，过于苛求，只是他们同晚清时期所有仁人志士一样面临的那种狼狈和进退为难的处境，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决断力与忍受力，包容理解“前辈”（即使他备受争议）所做之事。
（三）且看甲午战争后，变局急转直下，于是出现了公车上书、强学会、时务报、国闻报、保国会、百日维新、戊戌政变，随之而来的是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深化。也许今人不难看出，相对于祖宗之法不可变、圣人礼教不可攻的迂腐言论来说，中国的出路只能寄托在因势利变之中。其锋芒已触及到政治制度的层面，这已经不止近代化一小步了。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维新派主观上轻率与冒进等极“左”的措施与策略，至少部分的扼杀了他们曾经极力推动的维新事业。有学者对维新派的冒进做法进行了归纳：先声夺人的声势，广布流言，不分策略的大肆宣传鼓动；快变、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百日维新期间发布的上谕竟达110多件；孤立排斥西太后的策略；对传统中心象征的挑战。【5】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改革过程中特别需要尽可能的利用现存体制内的共识资源与传统权威合法性；特别需要在不同的个人、利益团体与政治势力之间求同存异；特别需要不断的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妥协、讨价还价；特别需要……而这些，维新派都未做到。
可见，无论维新派取得了多少成就，都不能改变他们主观上急功近利、“左”倾冒进的错误。“如果说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能够采取一种稳健和理智的态度，力求在不伤害国体的情形下解除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则维新派的种种表现显然不够冷静”。【6】如果说洋务派由于不敢同传统决裂而在维新派眼中显得“有”时，维新派则走向了“左”的极端。他们抛弃了自身原本缺乏并应该继承前人的东西——稳健。
（四）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新政为标记的。清末新政是中国社会变革中非常可贵的一笔，但在君主立宪方面却太过小心翼翼，显出其“右”的本质。最终它也被“左”的手段——暴力革命“请”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而代之以民主共和。若仅就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观察，新政仍在继续。有意思的是：新政的成功方面（如经济）继续成功，革命派、立宪派和工商界莫不怀着“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兴致致力于事业【7】，这是正方向上的继续；新政的失足之处（如民主政治）不进反退，这是负方向上的变化。主要包括新政为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开了个头；辛亥革命后，革命派缔造了民国的基石，袁世凯却得到了民国的利器【8】，时局开始向“右”转，但仍是为多数人接受的结果；袁氏用极为卑鄙的手段制造了宋教仁案，正义的受害一方却不顾实际的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为激进的武装反抗去处理这一案件，使得向“右”转但仍为人接受的时局突然间转向了极“左”。孙中山逆法治（自己曾给予厚望的《临时约法》）大潮而动、逆人心思定的潮流而动、逆党内的理性声音而动，【9】结果极“左”又突然间转回了极“右”（国民党被解散，袁氏复辟）。到了军阀混战时期，更加反复，更加令人眼花缭乱。
二、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中，为什么总是“左”“右”摇摆？为什么关键时刻总是功亏一篑。
首先，国情使然：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都是在严峻的危机形势刺激下引发的。这使变革者（包括革命者等所有进行救国探索的团体，以下涉及到变革或变革派意思于此相同）心态上的焦虑感、愤激感这些主观因素，更容易支配他们的政治选择。正因为如此，救国运动存在三种前途。一种是“畏之过甚”者，他们面对“亡国灭种”如此严峻的形势选择逃避或抱着敌视西方的态度完全从传统中寻求救国依据，此举可视为“右”；另一种则是“操之过切”者，他们以主观上感受到的民族危机感的强度，作为变革所应具有的幅度、深度与速度的基本依据，较少或根本不考虑变革受现实条件、大众承受力等因素的制约，此举可视为“左”；第三种则是充分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利步步为营地实现预期目标。事实证明近代中国的变革者是沿着前两种前景发展的。
第二，极其深厚的传统舆论氛围。国人往往用道德上的完美无瑕与主观动机的纯洁来作为对行为效果的评判，在他们看来，既然他们的意图与动机是纯正的，那么，失败的责任就应该完全有邪恶的反对者来承担。这样很容易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而非任何中间状态。无人怀疑“二次革命”中革命党人动机的纯正，但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品质并不是个人在道德上的声望，而是对未来结果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预测。历史早已证明在冠冕堂皇旗号下进行的颇多（不是全部）武装运动不过是纵横捭阖的政治游戏而已，结局尽管充满“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但与社会进步毫无益处。
第三，变革者对学习的对象要么敌视排斥，要么又倾注太多。“师夷长技”尽管迈出了学习西方的第一步，但并未将学习对象视作平等的客体，仍以“夷”待之；义和团民的绝对排外早已被证明无任何可取之处，在此，不再赘述。实际上，晚清的爱国主义应该是“抵抗侵略与向外国学习的统一”，应该是“炽烈的报国之志同冷静的探索救国之路的统一”。【10】但西学的面目并非“眉清目秀”。它时而丑恶狰狞，时而“绵里藏针”，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甄别的难度。维新时代第一理论旗手严复传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可谓“刺激了国人的合群保重意识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为其后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作了一次社会总动员”【11】但人类社会毕竟与动物有着根本的不同，以进化论思想改革出来的社会未必能实现真正的富强。
长期以来我们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二次革命的失败与研究倾注了太多的道德同情与辩解，而对他们的对立派别倾注了太多的误解。对于一个生活在新的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简单的把这些先驱者们视为诗化的审美对象，而是应该进一步去发掘他们在进行历史的“接力”时究竟缺失了什么。
三、时局虽然异常复杂，国人的探索终究没有止步。
问题只是在于每次探索之前究竟缺失了什么？以致如此反反复复。实际上，“右”与“左”之间、新与旧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但并非根本对立。面对历史，我们不能假设什么，但本着以史为鉴的原则，我们可以说近代史上的不同派别应学会包容，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道德上、人格上等的包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尽可能的团结大多数的人群，争取温和派，尽量减少对既得利益派别的不必要冲击。
传统体制下，保守的“右”派与传统官僚对于新生的变革派（更不用说革命派了）从来没有采取过平和宽容的态度。这就使得深受压抑而一朝得势的变革派（或其他对立派别）对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用张謇的话来说，同样是“有诟骂而无商量，有意气而无商量”，同样缺乏容人之量。当然也就不能包容从现实状态向理想状态过渡的若干并不完美甚至有些缺憾的中间阶段了。维新派对于对立的派别基本就是这样做的。洋务派则不然，维新开始后，整个社会包括维新派已经对洋务运动持怀疑态度，但洋务派并未沉沦，洋务运动也没有停止，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积极补救，新疆巡抚陶模、顺天府尹胡玉芬还有不错的成绩；政变后，他们也并未落井下石，即使维新变法中的观望派（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也对维新人士积极营救，【12】基本做到了包容。
在理论上对应该怎么做进行界定确非难事，实践层面上却往往难以掌握。学会包容，甚至异端，甚或魔鬼也可与其结成暂时的联盟。这绝非一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能概括的。因为问题总是在于对洋务派的无理责难中往往也包含了忠言，孰真孰假？,情况难以尽述，恐怕只有因时、因事、因地制宜了。改革积弊非朝夕之事，对问题与选择作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善即恶的两叉分类，而不允许渐进、宽容、妥协、多元性存在的价值与权力、对立派别之间的互补性不应该成为政治精英的智慧逻辑。
最后，用《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本文的结语。
参考文献：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引入时作了修改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根据其中关于中英力量对比的分析
[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认识资料汇编》，转引自邹牧仑《乾坤再造——百年震荡历史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第62、63页
[4]李时岳《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引入时作了修改
[5]萧功秦《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观原因》载《历史学习》1996，12
[6]邹牧仑《乾坤再造——百年震荡历史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第224页
[7]、[8]、[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346、347、359页，引入时作了修改
[10]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27页
[11]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91页
[12]雷颐《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改革的动力与空间》根据中国近代史网，引入时作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