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方晨的长篇新作《老实街》系由他的11个短篇连缀而成，有一定“偶然性”，但这样的结构方式竟产生了一种意外的文本之美。这些小说，篇篇有独立的人物，人物有鲜明的性格，因而故事各异，而且，这些人物、故事又与小说中的情境那么融洽。一句话，这些小说都是独立的短篇佳作，而且，每篇都建构了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有宏观的时代气象，更有微观的心灵风雨。若非在刊物上读到过那些已经独立发表的短篇，即使反复阅读，也不会发现它是“临时”组合起来的，因为，其间不仅没有什么离心力，反而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使人物彼此照亮，事件相互激发，而气场也愈益强大。
　　这一切，都得从那把“刀”——大马士革剃刀——说起。
　　说实话，笔者之所以对《老实街》的结构发表上面那些议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说第一章《大马士革剃刀》。就整体而言，乍一看，这一章最像“闲笔”。左门鼻，老实街上的老实人，太平常了，好像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而且就小说情节来看，对老实街的存亡而言，他的存在无足轻重。至于陈玉伋这个外来者，他的存在与生死，对于老实街而言，更是如同草芥一般，至多不过引发几声议论与叹息——小说中就是如此。
　　然而，这一章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放在开篇。如果措置不当，小说的精气神会大受影响，神韵会大打折扣，甚至泯然众人。因为，这不是一部写“形”的小说，而是一部写“神”的小说。进一步说，在形与神、外与内、生与死等一系列对立的范畴中，作家的重心无疑在后者上，即作家的主要目标是写出这个世界的内在神韵，写出这个世界的生死，以及生死之际人心中的鬼魅与神迹。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晦暗，以至于我们的作家不得不凝聚心神，锻造审美锋刃，剖开其外壳，将几近窒息的神韵与精灵释放出来，滋养我们的生命。这审美的利刃，就依附在这把大马士革剃刀上，其魂魄的光芒内敛其中。
　　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我们知道，这把剃刀很是神秘、稀罕。不过，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其在小说中的作用。这得从与左门鼻相依为命的老猫瓜被剃成一只光溜溜的妖精，以至于这只“老实猫”不堪其辱、投湖自杀说起。由于它的死因过于蹊跷，因而成为关注的焦点：到底是谁把它剃成一只怪物的？这可真是丑陋的杰作。情势急转直下，尽管无人明确说出自己的疑问所指，无形的道德重压也让陈玉伋无法承受，他离开了老实街，并无声瘐毙。
　　实际上，陈玉伋是冤死的。尽管为了艺术张力的需要，作家假戏真做，真戏假做，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建构了一个个叙事圈套，但只要静心阅读，还是不难发现罪魁祸首不是别人，而是“济南第一大老实”左门鼻——是他将爱猫剃成“妖怪”，从而嫁祸陈玉伋，将其从老实街逼走、逼死。想一想小说中那些有意味的细节，这一切就一目了然。比如，左门鼻将大马士革剃刀赠送给陈玉伋，且一送再送，而陈玉伋怕承受不起，也一还再还，陈玉伋第二次还刀时，左门鼻“我若不收呢，你还能怎样”的言语中已然有了硬度与寒意。比如，陈玉伋还完刀，左门鼻送他回去后，站在院中石榴树下，无意中揪下片片树叶。或许，这时他已然动了杀机。比如，陈玉伋离开老实街前谁也没去找，唯独在夜深人静时去找左门鼻，让他给自己剃光头。再比如，老实街沦陷后捡破烂的老汉在废墟中捡到的那把剃刀，以及上面沾着的那根纤细优美的毛发：猫毛。这不仅告诉了我们真正的“黑手”是谁，而且还告诉了我们这“黑手”的工具——大马士革剃刀！
　　由于小说歧义纷披，很难单向解读，但我们大致还是能够意会到，左门鼻之所以如此不择手段，是因为他在陈玉伋面前感到了道德的逼仄——在这条街上，有他左门鼻一个老实人就够了，哪里还容得下另一个老实人，尤其是一个比他左门鼻还“老实”的老实人？我们似乎看到，在一个一切都睡着了的夜晚，老实街睡着了，小卖店、左门鼻睡着了，他的猫（瓜）也睡着了……一个幽灵如同烟雾般从左门鼻沉睡的身体中浮现出来，蹑手蹑脚地走向瓜，走向沉睡中的瓜，他手里拿着的，正是那把有着水的形态却又有着火的魂魄的大马士革剃刀。他用这把剃刀，把瓜剃得纤毫不剩，赤裸光滑，也将他的仪态、尊严、生命阉割得纤毫不剩。我們看到，在解除了左门鼻和瓜的武装后，这把魔鬼的利刃似乎获得了更为强大的能量，它轻盈地旋转着，跳跃着，舞蹈着，走出了左门鼻的小卖店，走向了老实街正在沉睡着的家家户户，走向正在沉睡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以同样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是的，它用自己魔鬼的锋芒，剖开了老实街沉重的障壁，让老实街上的一切，有形的与无形的，老实的与鬼祟的，轻盈的与沉重的，上升的与下沉的，像瓜那光溜的躯体一样，暴露在耀眼的阳光之下。是的，它用自己天使的温柔，掀开了笼罩在老实街人们心灵上蒙眬轻柔的面纱，让他们走出晦暗，走向透明，让他们心中的情与欲、生与死、灵与肉、神与鬼，缤纷出场，尽情表演……
　　二
　　这种自戕式的叙事——左门鼻在逼走、逼死陈玉伋的同时也逼走、逼死了自己，随着陈玉伋的离去与死亡，他的道德合法性乃至存在必要性也同时土崩瓦解——是伦理与审美的双重冒险：从伦理上看，左门鼻的所作所为让他和老实街居民蒙耻，让他们既无路可进又无路可退——“老实”，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大根本都被他们自己阉割了。从更高的层面上看，这是切断了小说中人物的退路，更可悲的是，小说中人物面前又一片空茫。旧道德已死，新文明未生，他们该何去何从？从审美上看，这种叙事撕碎了一切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梦幻，使老实街在物质与精神上同时坍塌，沦为废墟。既然如此，它还有再生的可能吗？
　　然而，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赋予了小说一种罕见的力道与极致的美感。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种冒险基于作家的文化与现实判断：道之不存久矣！“老实”（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已死。在一个物质为王、欲望称霸的世界上，与其让它在小说中局促、虚假地活着，不如让它在艺术中决绝、唯美地死去。想一想现实中所谓“传统文化”苟延残喘的囧境，我们就知道作家的这种冒险是多么明智。至少，这种谢幕方式为自己保留了最后的尊严。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洞悉传统文化中的混沌乃至暗黑之处，但作家仍在小说中对这传统文化的逝去表达了无尽的哀婉之情——这一切，都体现在作家对老实街风物人情的描摹中。阅读中，笔者常常为一种忧伤的情绪打动，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笔者为这种逝去的文明所捕获。我们多么愿意再看看老实街上发生的那些老实事啊！可一切已然不再！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冒险还基于作家的审美判断：只有在文明毁弃、道德瓦解的历史时刻，人心的微妙，人心的深浅，人心的动荡，人心的多姿，才能够以一种激越的美学方式呈现出来。何况，作家已经在现实中无数次目睹这种“死亡”的心灵“戏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小说第一章是敞开叙事的一章，是化育万物、化育众生的一章。也就是说，整部小说就是以老实街的死亡为前提展开的。
　　当只有规训而无解放，只有眼前而无将来，只有现实而无浪漫，即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之后，老实就变成了怯懦的代名词，礼义就变成了丑行的遮羞布。在这样的时刻，“学老实，比老实”无异于丑行的竞赛，是一种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堕落。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老实街，这城中的世外桃源，也被资本给盯上了，于是形形色色的鬼怪开始在这里出没。小说第六章《歪脖子病不好治》和第七章《弃的烟火》写的就是这些鬼怪以及老实街人在这些鬼怪面前的怯懦——何止是怯懦，简直就是耻辱！在这些混世魔王面前，老实街人简直就是以卑贱为荣了。更可怕，也更可怜、可悲的是，在一再的威胁、侮辱面前，他们不仅自己可耻地退却了，而且还要求老实街唯一的觉醒者、反抗者退却。
　　因为阻止这些魑魅魍魉侵占老实街，老实街美丽的女儿、市广播电台声名远播的女记者朱小葵离奇失踪。为了捍卫老实街的尊严，同时也是为了捍卫心爱的女友朱小葵的尊严，老实街的好儿子、人民警察邰浩成了老实街继朱小葵之后的另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觉醒者、反抗者。我们还可以窥察到，正是由于邰浩的觉醒与反抗，那些街痞才没敢在老实街做出更出格的举动，换句话说，他们没能完成彻底从精神上摧毁老实街的任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个恶煞，那个在“跺下脚地皮颤三颤的人物”才出场了，来从精神上彻底摧毁老实街，尤其是唯一的抵抗者邰浩。这些“老实人”，不仅不去心疼自己的好孩子，不仅不去尊敬自己的英雄，反而成群结队地找到邰浩，以情义为武器向这唯一的智者和勇者施压，让他屈服，用软暴力逼迫自己的孩子说出“我不是老实街的了”，“从此，我做的一切，与老实街无关”。
　　而最悲哀的是，在危机面前，他们不仅不知道爱护、尊敬自己的好孩子和英雄，反而变本加厉、一错再错，把老实街和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女子身上。小说第四章《世界的幽微》写的就是这样的悲剧。老实街第一美女鹅年轻时的追慕者、跨国公司在济南的代理人、市领导的座上宾高杰看上了老实街，要拆迁、改造这里。大难临头，老实街上的人们，一窝蜂跑到鹅的小卖店来，像无赖一样缠上了她，“在她面前大讲老实街的美德、传统，讲老实街辉煌的历史”。虽然刻意回避高杰的名字，但他们相信鹅明白他们的所指。
　　这些老实人是想让鹅去出卖自己的情感乃至肉体，换取老实街卑微的存在，换取自己苟活的空间。实际上，鹅虽然表面上拒绝了他们，但暗地里她还是去求了高杰，“她一个人以自己的柔弱之躯，去跟巨大的怪物战了一役”。只不过，她被高杰这个“幽微”给骗了，虽然做了牺牲，却也没能保住老实街。作家在第十章《竹器店》中给这件事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声：老实街被拆的命运无可挽回，老实街人将做鸟兽散了，就在这样的时刻，某日清晨，鹅那由小卖店改建的竹器店门上竟被泼上了屎尿，而门旁的墙上竟然写上了两个石灰大字“破鞋”——这就是老实街人对她的报答。
　　三
　　我们看到，在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下，作为一种价值系统的老实街已然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然而，让人更加悲凉的是内在的瓦解。在以凌厉之笔将老实街人在资本侵凌下屈服的不堪穷形尽相之后，作家又以更加细腻也更加犀利的笔触探测了老实街人心灵的内在变异。
　　小说第八章《八百米下水声大作》中，老实街异人小耳朵能听到地下八百米的水声，甚至能听到水的“样子”，听到“水头就像一条条大蛇”，“在地下冲撞，滑溜溜。”不过，对这些神迹，作家只是点到为止，反而花费大量笔墨写他的日常。
　　然而，苗家大院北墻下被盗挖了一个大坑。人们不约而同想到小耳朵，想到他的天赋异禀。人们似乎第一次意识到，脚踩的地下，乾坤广大，宝藏丛生。更重要的事情赫然摆在眼前：到底谁才能领着他们抵达宝藏丛生的地下乾坤呢？于是，一向平静的老实街上有了令人心惊的异动。先是桂小林把小耳朵请到自己家，把他灌醉了后，带着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让他给自己“听宝”；后是小耳朵与父亲老周的冲突。
　　这一切都暗示着，就要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作家用心之细、用笔之妙由此尽显。小耳朵的智障儿子跟老祁学剪纸手艺没学成，反倒意外学成了一首绝活——修剪花草，而且疯魔成性，“刀法”了得，见花就剪。某日，小耳朵竟动了雅兴，去张瘸子家看月季花，并要了最大的一朵，赏玩着回家。其实，行文至此，我们已然明白，小耳朵这是在借儿子的剪刀杀自己的耳朵。我们也意识到他在跟父亲争吵时从儿子手中夺过剪子高高举起的用意——他那时就想剪除自己的耳朵，只是那样过于绝情，他才强制自己放弃了，并有了后来的精心设计：要来一朵鲜花，别在耳朵上午睡，而且，这时家中只有他和智障儿子。因而，随着“家里传来一声尖厉的惨叫”，我们知道，那灵异的耳朵没了。
　　小耳朵借智障儿子的双手，用相对体面的方式给了街坊们一个交代，断绝了他们通过自己“听宝”的指望，也用这种决绝的方式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自己，也给老实街留下了最后一丝尊严。不过，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残忍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是不是就像小耳朵一样，就像老实街上的街坊们一样，用一种“智障”的方式，剪除着自己身上的“异禀”，剪除着自己生活中的丰富性，剪除着这个世界的灵性和神性？
　　我们恍然明白，作家写的其实不是别的，而是异禀的消失，灵性的消失，美德的消失。这种消失在第九章《花事了》中表现得更为神奇也更为惊心。与小耳朵展示给老实街和我们的就是个“奇”字不一样，现在出场的则是一位“仙”，而且还是一位专为老实街有情人成就良缘的“花仙”。因而，老花头的出场，必然春光烂漫、喜气氤氲。作家把他当做天上的月老来写的，写他像仙人一样，无声无息地掌控着老实街上的爱情走向。 　　在他和老伴出国探亲归来后，街坊们纷纷摆酒欢迎他，无异于“迎神”，或者说，这一场场酒就是“封神”仪式，而老实街第一美女兼奇女鹅的那场酒，则就是这场“封神”仪式的高潮。高潮如期而至：
　　日落偏西之后，鹅家的大门才打开，陪酒的老常烂醉如泥，老花头却令人刮目相看，他平常滴酒不沾，这天却跟老常喝了不少。“但见他轻飘飘欲倒不倒，满面亮晶晶，红扑扑，笑嘻嘻，显年轻了不说，竟是乘风御气的仙人可比……”到了家门口，他若进去，这“神”就封成了，万事大吉。可他“偏不进去，折身又往回走”，“路过张公馆时，一枝逾墙而出的独步春，轻轻打了一下他的脸，他竟立于墙下，对着独步春说起话来”。人面似花，花颜若人；人花相对，物我两忘。这是何等醉人的景象。如果就此打住，该是多么的真多么的善多么的美啊。
　　可是，还没完：
　　到了涤心泉那儿……不料，他弯腰往地上一趴，就把头探到泉池里……盯着水里的人影儿看。他虽不动，人影儿却在动。他看到人影儿后面，有张匀净的蓝天，还有另一个人影儿……也在微微动，就像他们正一起漫无目的地走在另一个清明安乐的世界。
　　看着看着，老花头就羞了。
　　还是一样的天地，一样的风景，一样的人物，可一瞬间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无可挽回地颓败了。就在这诗情醉人的文字中，作家已然出手无形，“杀”死了一位神仙，而且还招来了一个精魅。或许会有读者觉得这样阐释言过其实，因为，难道有什么异样吗？老花头不就是醉了酒吗？不就是在泉水中看到了醉颜如花的自己和搀扶着自己的“女人花”吗？况且，不过瞬间的事，很快，“一阵清风吹过，水面上起了一圈涟漪，人影子就揉成了一团”……
　　然而，这不是一部写形的小说，而是一部寫神写气的小说，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写的不是事件，不是人物，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心、人性，而是神、气，神、气的弥散。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那个“羞”字就是杀人无形的利刃，因为，就是这个字，透露了转瞬间发生在老花头心中的那场隐秘的战争：老花头，老实街上的花仙，竟然动了“凡心”，想要和鹅，老实街上世俗生活的象征，一起去往“一个清明安乐的世界”。
　　实际上，老花头醉酒后的唯美文字中，除了仙气，还有妖气。作家表面上是写“迎神”“封神”，本意却在“去魅”。因而，在老花头摇曳的醉态中，在他与独步春斗艳的场景中，我们看到的已然不是一位“花仙”，而是一位“花精”，伏在泉边喝水的则甚至是“花妖”。这个隐秘的转换告诉我们，老实街的“神气”已然散尽，就要死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这是堪与《大马士革剃刀》媲美的一章。
　　四
　　我们详述了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老实街的崩解，为了书写这种崩解，我们又将主要精力用于解析老实街神气的离散上。老实街人在外力压制下的萎缩与鄙俗，在内在诱惑下的迷失与颓败，由是，老实街的暗疾昭然若揭，小说弥漫着一种哀伤的气息，为“老实”衰败而哀伤的气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直面颓败的现实时，作家还写了事物的另一面，写了真正的老实人、老实街的好儿女对邪魔入侵和逼仄现实的绝地反击，以及这反击的失败与悲凉，让我们看到了老实街最后的气血与精神，使小说为悲剧精神所统摄，而非相反。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而为，在小说中，作家毕其功于一役，将所有的气血与精神都贯注到老实街两位美丽的女性（朱小葵与鹅）身上。
　　在老实街神气消弭的过程中，真正的男性反抗者就只有邰浩一个人。为了对抗侵入老实街的黑社会，他几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幽灵。邰浩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除了他天性正派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心中还跳动着他所钟爱的朱小葵的心灵，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被失踪了的朱小葵灵魂附体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邰浩的反抗就是朱小葵的反抗。
　　朱小葵是老实街的才女，素有大志。这个在市广播电台做播音员的才女，人生道路本出奇顺利，但因得罪权贵，台里抗不住压力，中止了她的节目。再后来，她受到了某种社会势力的威胁，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紧接着，告别邰浩，告别老实街，从济南，从人间消失了，成了个不解之谜。
　　作家叙事相当隐秘，不小心就会以为朱小葵的人生自此之后就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沿着小说中的草蛇灰线追索，你会发现朱小葵的人生轨迹并不模糊，她不仅没失踪，而且根本就没离开济南——为了绝地反击，不惜委身济南某高官。在她说服下，这名高官出手摧毁了这股黑暗势力。功成后，朱小葵（此时身份是高官的情妇）提出就此分手，且去意已决。这位高官“恼恨中便生杀意”，经过精心策划，在朱小葵车中安装了烈性TNT炸药，将其炸成漫天血雨，酿成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
　　实际上，自从离开老实街之后，朱小葵虽身在人间，却形同鬼魅。对此，作家做了极其细致的铺垫。在离开老实街时，在跟邰浩告别时，朱小葵已然下定决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鬼魅的形式抗拒鬼魅。这样的抗拒何其刚烈，怎能不令人动容，怎能不令人敬重！因而，当朱小葵车上的烈性炸药轰然而响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片横飞的血雨，还有一颗清洁、刚烈灵魂的花火，漫天绽放，照亮人间！
　　与朱小葵不同，编竹匠女儿鹅的抗拒更草根、更日常，也更多面。首先，鹅抗拒的是老实街上日常的鄙俗与虚伪。按照老实街的标准，鹅恐怕是最不见容于这个地方的人。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满是风尘气息的女子，却在老实街活出了精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的决绝，她的刚硬。然而，鹅之所以成为《老实街》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更在于她对“世界的幽微”的反抗，在于她以身饲虎，以一己之力维护老实街，尽管她失败了，可她活出了自我，活出了老实的真精神，她“虽败犹荣”。
　　通过朱小葵和鹅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小说中那种悲伤气息的来源。原来，作家哀婉的是那种清洁精神和刚烈性情的消失。缺少了这种性格和精神，缺少了这种勇气和决绝，所谓“人”，所谓“老实人”，不过是吃粮食造粪便的臭皮囊，而所谓的“老实”也不过是怯懦的代名词，毫无价值可言。因而，在小说中，作家想向我们宣扬、贯注的，其实是这种元气未失的“老实”精神，是生活厚朴、精神高蹈的“老实”精神。是的，厚朴的生活与高蹈的精神，缺一不可。如果把淋漓的“神气”丢了，则我们不仅不配拥有现实，更不配拥有未来。 　　五
　　每次阅读王方晨的小说，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个问题：纯文学的尊严。更进一步说，就是如何才能捍卫纯文学尊严的问题。
　　稍微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纯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发生，进而演变成了反对现实对文学的过度甚至粗暴干预。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在文学界竟产生了一种以讹传讹的流俗，认为纯文学就是去政治、去现实的。
　　在笔者看来，真正理性的态度不是讨论文学需不需要现实，而是讨论文学如何接纳、吸收现实。如果说，其他类型的文学对现实的吸收过于粗糙乃至粗暴的话，那么，纯文学应该以一种更加精细、精致的方式接纳、吸收现实。在这个方面，王方晨的小说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老实街》包容着巨大的现实内容：从最具体的层面，老实街故事是围绕着拆迁这个当下中国最常见的现实展开的；再高一个层次，老实街故事其实是围绕着现代化进程对人们生活的改变展开的；最后，我们还可以说，老实街故事是围绕着资本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博弈展开的。但作家并没有写这些相对外在的现实，而是写这种现实背后神、气的流变。其对现实的处理，显然高人一筹。既把现实转化为小说叙事的强大动能，又避开了其可能带来的伤害；既巧妙地解决了文学的公共性问题，又很好地展示了小说的文学品格。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小说的现实感或真实性问题。《老实街》当然不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写内心的作品，更不是“写实”作品，而是写更为虚无缥缈的神、气的。按照一般的理解，作家完全可以天马行空、信笔写来，但细读文本，会发现作家写得极其节制，极其认真，极其小心，换言之，他写得极其“真实”。这里的“真实”首先是事实意义上的真实。说老实话，笔者就曾想以其济南描写为切入点来结构评论，但看到从这个角度談的文章、访谈比较多就放弃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作家的成功。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在细节真实上下足了功夫。不单是小说中的街道、建筑、风景、器物、人物、语言等作家都精细地琢磨过，恐怕就是小说中那些不起眼的事物，作者也有所设计。小说提到老实街的孩子喜欢老常，因为没少吃过他给的高粱饴——鲁泉食品厂出产的高粱饴。这里的高粱饴是一个不起眼的叙事道具，但上网一查，你会发现济南竟真有家“鲁泉食品厂”，小说的现实感瞬间倍增。这就是细节真实的力量。
　　然而，细节真实并不仅仅或并不主要是“事实真实”，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真实”或“精神真实”。在这一点上，《老实街》同样做得出类拔萃。小说第四章《世界的幽微》中有一个细节，写由于居住环境局促，年轻时的高杰只能住在小阁楼上，他常常坐在那里看市井生活，望得久了，高杰“常会不由得流下两行泪来”。没有这个细节，我们就无法想象这位清秀的少年日后会变成贪得无厌的“幽微”——正是这种局促的生活扩张了他膨胀的野心。还是这一章中，鹅知道高杰欺骗了自己后，去索菲特大酒店找他算账，高杰请她去四十九层的旋转大厅吃法式大餐。作家以十分细腻的笔墨写高杰喝红酒、吃大餐，写他“摇晃着叉起一块半生带血的牛排，放进嘴里，大嚼一阵，不管烂不烂，一口吞咽下去”，写他“头猛一沉，脸就‘噗’一声埋在了炒虾球、牛排、蜗牛、青蛙腿、牛角面包、黄油、冰激凌和刀叉里面”。我们眼前禁不住出现了幻觉：高杰吃的哪里是什么法式大餐呀，他吃的就是鹅呀，就是鹅的肉体和心肝呀，就是老实街，就是老实街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呀……何止如此，他要吞噬的，是整个的世界。毕竟，他是“世界的幽微”。在他那里，一切皆可吞噬。我们禁不住灵魂战栗，因为，它所揭示的，不仅是鹅的命运，不仅是老实街的命运，而且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因而，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真实，是情感意义上的真实，是精神意义上的真实。
　　《老实街》的小说结构也很值得分析。它的每一章都是完整的短篇构造，但这些短篇合在一起，彼此照应，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向心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作家没有拘泥于叙事的外部结构，即没有亦步亦趋，跟随拆迁或都市化进程对人们生活的改造这一现实节奏，而是穿越这一现实的硬壳，深入人们的情感、精神、气息里面去，写更内在更微妙的变化，即写人们的神、气，写这神、气的聚散迷离，因而真正把这些章节组织起来的，是这种神、气的内结构：比如，第一章《大马士革剃刀》就是这一精神戏剧的序幕，开篇就展示了神、气自戕的极端情境，从而为各种气息的流动打开通道……罗列下来，我们发现小说每一章写的都是精神、气息的流荡与冲激。更为难得的是，这些精神、气息的流荡、冲激最后汇聚为两股大的气流，即老实街神、气的流散与聚集：一方面是这种神、气无可挽回的流散，另一方面是老实街上的好儿女们（邰浩、朱小葵、鹅）对这种神、气的眷恋、挽留。这两种气流的纠结形成强大的气旋，把我们卷入其中，直到最后《大宴》一章，老实街风流云散，我们才怅然若失，也由此猛然惊醒，不停地追问自己——你到底是老实街上的哪一个？是的，我们依然停留在这气旋中！这样的小说结构，自然不会有离心力，而只能有向心力。
　　最后，我还想谈谈小说的语言。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在这方面，王方晨无疑是少数例外之一，即他的语言有较高的辨识度。我不想分析其语言来源、构成、节奏等，只想举出他的小说语言给我感受最深的一点：诗意、硬度、狠度。
　　王方晨的小说语言极其讲究，几乎每句话都充满了诗意，甚至可以当做诗来读，但细细体会，却发现他的语言中有一种罕见的硬度与狠度。或者说，他语言中的诗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伪装”，“伪装”下边是无情的刀剑。对了，他的语言是刀剑，他之所以写作，就是想用这刀剑刺中你，刺中你的灵魂！
　　实际上，王方晨关注语言、锤炼语言不是一天两天，创作伊始，他就在语言上下了大功夫，新千年前后，他的语言风格、辨识度已然初步形成，而现在他依旧孜孜矻矻，磨砺不已。语言几乎是作家唯一有效的面对世界的方式，王方晨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很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因为，在他的语言中，我们看到了他的灵魂，看到了他的灵魂跟这个世界的下作和流俗不屈不挠斗争的生动姿势。
　　王方晨的写作值得阐释的内容有很多，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言。借用他小说的关键词来结尾：他用自己的写作阐释了真正的“老实”精神，为自己赢得了尊严，为文学赢得了尊严。这样的写作，值得尊敬。
　　2018年3月23日改定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