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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玻璃制品之一，在西方作为防范恶眼意识的护符。在传入中国特别是进入中原之初就作为异域珍宝装饰品使用，完全没有护符之功能。传入中国后，蜻蜓眼玻璃珠制作材料发生变化，样式更加丰富，功用也变得完全不同。
[关键词]蜻蜓眼式玻璃珠；恶眼意识；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8-0038-03
中国古代的玻璃制品相对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出现较晚。专家已有共识，早期的玻璃制品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而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玻璃制品之一。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指以眼睛或抽象的眼睛形象为图案的玻璃珠。其制造方法是直接制造出类似眼睛的玻璃珠，或是在珠体上嵌入一种或几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形成一层或数层类似眼睛的效果，或是在珠体上造出凸起于表面的眼睛形状，形成“鼓眼”。顾名思义，这种珠子很像蜻蜓的复眼，英文中的名称为“复合眼珠”；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称其为“蜻蜓眼式玻璃珠”。
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是古代埃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307年）时期的产品。在更早的时候，古代埃及还使用黏土制造过蜻蜓眼式玻璃珠。究其原因，古代埃及人流行将眼睛装饰于器物上，如将眼睛镶嵌于棺木、木乃伊、面具和小雕像等器物上，不仅应用广泛，而且种类繁多，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第四王朝（公元前2575年至公元前2465年）。这种做法应当和恶眼意识有着密切关系。恶眼意识是在西亚、北非和欧洲广大地区流传很广的一种信仰。人们相信，某些人的眼中充满邪恶的力量，能够杀死鲜活的生命，摧毁无生命的物体。而恶眼的第一次注视力最为强大，佩戴适当的护符，可以吸收恶眼第一次注视的强大力量，能够承受后面减弱的攻击。蜻蜓眼式玻璃珠就是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护符，因而人类学家又称其为“恶眼珠”。直到今天，南欧、东非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信仰依然有所遗留。由于恶眼意识的共同信仰，蜻蜓眼式玻璃珠出现之后，很快在北非、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广泛流行。①
我们讨论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主要时代为春秋至西汉以前，西汉以后虽然有零星发现，但已不属于同一发展序列，或是传世品，或另有来源。春秋至西汉这个时期内，中国境内大概已发现近千颗此类珠子，分布地点有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内蒙、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广东、浙江、上海、云南等地。从世界上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整个古代的玻璃的制造可分为钠钙玻璃和铅钡玻璃两大系统。埃及和两河流域是最早发明玻璃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0年至公元前18世纪的中王国时，埃及人就掌握了玻璃制作术，之后迅速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及邻近地区。这些地区主要生产钠钙玻璃，虽有含铅玻璃出现，但数量很少，不成体系。中国自产玻璃为铅钡系统，自战国至明清，一直都有生产。安家瑶先生认为，从玻璃的发展规律看，西亚的镶嵌玻璃（即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出现晚于彩色玻璃珠饰几百年，而彩色玻璃的首次出现又晚于单色玻璃珠饰1000多年，所以说单色玻璃珠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发展成为彩色的镶嵌玻璃。但中国的情况却是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的玻璃饰块同时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河南辉县琉璃阁发现的吴王夫差剑，剑格上嵌有三小块透明度很高的玻璃。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格两面嵌有蓝色玻璃。这两件嵌单色玻璃块的剑的年代与出土镶嵌玻璃珠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的年代几乎同时，都是春秋末战国初。中原地区至今还没有发现比春秋末更早的玻璃制品，也就是中国最早的玻璃中即有镶嵌式玻璃珠，没有任何发展过程，就突然出现的镶嵌式玻璃珠只能用贸易品来解释。②
关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路线问题，基本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经由游牧民族的辗转贸易从西亚、中亚而来；③第二种是经印度首先到达云南省；④第三种是经海路首先传到了吴越、广东等地，再传入内地。⑤但从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和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地点和时间上的逻辑关系来看，应是第一种即从中亚地区经游牧民族辗转传入新疆地区，这种可能性为大。从目前考古发掘情况看，新疆地区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在时间上也是最早的，在新疆轮台群巴克IM27中发现有蜻蜓眼式玻璃珠，时代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早期到春秋中期，为多人合葬墓，发现一颗“暗黄色，内有黑色圆点，饰六个白色圆圈”的蜻蜓眼式玻璃珠。⑥另外春秋早期新疆且末扎滚鲁克M14中发现了蜻蜓眼式玻璃珠，饰白色环纹，此墓中出土有游牧特征明显的的动物纹木器，有从西方传来的木竖箜篌，也有中原传去的丝织品，非常有典型性。⑦同时期新疆地区的墓葬还有拜城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经科学检测，其成分与西方的非常相似。⑧
从目前考古发现看，玻璃珠的传播并没有沿着河西走廊向东传播，而是经过阿尔泰地区至米努辛斯克和蒙古高原等地，再南下进入中国的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战国初内蒙古凉城毛庆沟M39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表明，这个地区应是其从北方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春秋末战国初即公元前5世纪前后，蜻蜓眼玻璃珠出现在中原大地，数量不多，但都出土于高级别的大墓中。河南固始侯古堆M1中出土8枚蜻蜓眼式玻璃珠，⑨墓主人为后来成为吴王夫差妻子的勾吴夫人，当时夫差为吴国太子，统领吴军攻打楚国，其妻随夫出征中暴亡，因正处战争，就地厚葬。经过化学测试墓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为钠钙玻璃。曾侯乙墓出土了173枚蜻蜓眼式玻璃珠，但只有一件做了化学分析，为普通的钠钙玻璃。⑩另外，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13枚，山东临淄郎家庄M1出土9枚，洛阳中州路2段M2717出土3枚蜻蜓眼式玻璃珠。所有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皆出土于贵族大墓中，每个墓出土数量较多，它们可以说是突然出现的，而且这一时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形制、大小、纹饰都能从西亚找出相似对照物。但我们也不能肯定所有这一时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都是从国外传来，特别是出土了173枚的曾侯乙墓，只测试了两枚，样品较少。从早期墓葬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来看，多是为与玉、玛瑙等宝石同出，作为异域贸易或礼物的稀奇之物而入葬的，也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得到。 战国中晚期，即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出土地点明显增加，遍布全国。与早期不同，这个时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不仅出土于身份较高的大墓，也出土于下层贵族、官员和普通百姓的墓葬。从这些墓葬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用途来看，各不相同。如甘肃平凉庙庄M6、M7发现16枚蜻蜓眼式玻璃珠，除在棺床上发现，在其随葬的车马器的飞軨上也有发现，应是车马器的装饰物；（11）在咸阳黄家沟M46中出土的为项饰，胸部串珠，除了两枚蜻蜓眼式玻璃珠外，还有玉珠、米珠、玛瑙珠等；（12）在长治分水岭M36、M25中出土有玻璃管、玉饰、水晶珠等串成的串饰；（13）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墓中出土错金银带钩的饰物等等。（14）国内发现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绝大部分出现在这个时期，其中相对集中的是湖南、湖北和河南省。自从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中原地区后，很可能以其特殊质地和独特纹饰首先被高级贵族作为华丽和新奇饰品接受和使用，由于与起源地相距遥远，又是辗转贸易，原有的功能、内涵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弱化以致消失。所以我们看到春秋末战国初的高级贵族对稀奇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使用有炫耀之作用，并开始上行下效。但由于蜻蜓眼式玻璃珠来自万里之外，数量有限，可以想象其价格相当昂贵。于是本土的手工业者开始模仿制作。在模仿过程中，由于模仿者对原有器物所代表的文化情境和功用内涵的不了解，以及制作原料、工艺、水平的影响，并且使其适应中国本土化的需求，使得外来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中国后，从形制到内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战国中后期以后，从已进行的成分分析的珠体来看，蜻蜓眼式玻璃珠除少部分为的钠钙玻璃，大部分为本土制作的铅钡玻璃。（15）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楚国势力范围中，除了大型墓葬外，中小型墓葬也大量出现蜻蜓眼式玻璃珠，楚人采用重晶石为制造玻璃主要原料之一，生产出的具有西方没有的铅钡玻璃系统；从楚国精美的青铜器上看出楚人工匠有着积极的创新精神和高超铸造技，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制作工艺也有着和青铜器制作相似的铸造和镶嵌工艺。说明楚地应为当时中国制作其的中心地区。（16）
战国时的《庄子》、《韩非子》等提到过“隋侯之珠”，是当时中国的六宝之一，经常与和氏之璧并提，表示相当珍贵。有专家认为“隋侯之珠”为蜻蜓眼式玻璃珠，（17）隋国即是曾国，曾侯乙墓出土大量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在其年代稍晚的在随州擂鼓墩M2中，应是曾国诸侯王夫人的墓中也出现了24枚蜻蜓眼式玻璃珠。（18）但林梅村先生根据《论衡·率性》“隋侯以药做珠，精耀如真”的记载，认为“隋侯之珠”是当地制品，而非舶来品。由于曾侯乙墓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检测样品太少，无法断定173枚珠子是否全部来自西方。无论如何，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制作非常复杂和精细，难度很高，（19）生产量不会很大，尤显珍贵。所以工匠们又在釉砂上制作蜻蜓眼，作为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替代品。釉砂是指在表面层含有少量玻璃态内部大部分为未熔融的石英砂的物质材料，（20）它和玻璃制造原料相同或相似，外观也较为接近，由于内部结构和化学组成均与成熟玻璃不同，不是完全玻璃态，不能称为玻璃。但因其烧制温度要低200℃以上，工艺上要简单很多，更加容易制作。釉砂蜻蜓眼珠在湖北、湖南、河南、四川、甘肃、广东等地多有发现。
到秦和西汉时期，蜻蜓眼式玻璃珠考古发现的数量明显减少，特别是在战国中晚期十分流行的楚地很少发现。而受其辐射影响的周边地区还有零星出现，如甘肃秦安、陕西西安、山西侯马、河南洛阳、重庆、四川、广东、云南等。关于蜻蜓眼式玻璃珠在楚地的突然消失，是秦人占领楚地后，工匠被迁被杀，是墓葬习俗突然改变还是釉陶和瓷器的出现使工匠的流失，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西方，蜻蜓眼式玻璃珠和恶眼意识有密切关系，但从传入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时，其恶眼意识被严重弱化甚至从未出现。早期由于其形制独特、数量稀少，成为高级贵族把玩或作为装饰品的稀奇之物。随后楚地工匠大量仿制，因为没有受到恶眼意识的影响，思想上不受束缚，而只是把它们作为工艺品制作，不仅制作出与西方产品相同或相似的玻璃珠，而且创造出中国特有的独特图案。赵德云先生把蜻蜓眼式玻璃珠分为九型，其中Ab型和H型为中国特有，不见于西方。（21）安家瑶先生指出，中国工匠“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他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22）由于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工艺复杂、制作难度大，聪明的工匠还制作出许多仿制品，材质最为接近的是带蜻蜓眼纹饰的釉砂珠；此外，还有蜻蜓眼式彩绘陶珠，在楚地颇多发现，如湖北江陵、荆门、黄州，湖南长沙楚墓，受楚文化影响的陕西汉中、河南辉县、四川成都、广州汉墓等也有发现。仿蜻蜓眼所用的材料还有骨珠、象牙珠、玉珠、石珠、煤精珠、木珠等等，有些材料易得，制作得很大，如陶珠中山西榆次王湖岭M4出土的四件仿蜻蜓眼式陶珠，直径达5.5厘米，球面通体施黑底，彩绘红白二色圆点纹，出土时色彩鲜艳。（23）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了一枚形制巨大的釉砂彩珠，直径达7～8厘米。（24）除了材质的不同，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功用也是丰富多样，除作为首饰、串饰与玉珠等通常用途外，还为其他器物的饰品，如剑格的剑饰、带钩饰物、车马器饰物、铜镜饰物、牌饰、丝织品饰物等。总之，蜻蜓眼式玻璃珠从西方传来，进入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后，引起当时人们的强烈兴趣，大量仿制，材质与样式更加丰富，使用功能也与西方的护符功用完全不同。从春秋末到西汉的500年左右的时间里，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原大地风靡一时，虽东汉以后日渐式微，但它依旧是漫漫历史长河中一朵色彩斑斓的浪花。
[注 释]
①（21）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
②（22）（24）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③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李全、郑建国：《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看汉之前的中外交通》 ，《四川文物》，2010年第2期。
④张正明：《料器与先秦的楚滇关系》，《江汉论坛》，1988年第12期。
⑤（16）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与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等：《新疆轮台县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
⑦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文管所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⑧（15）李青会、周虹志等：《一批中国古代镶嵌玻璃珠化学成分的检测报告》，《江汉考古》，2005年第4期。
⑨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⑩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1）魏怀珩：《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12）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13）山西省文管会等：《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3期。
（14）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考古》，1980年第2期。
（17）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19）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20）伏修峰、干福熹：《中国古代釉砂和玻砂》，《硅酸盐学报》，2006年第4期。
（23）王克林：《山西榆次古墓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2期。
[关键词]蜻蜓眼式玻璃珠；恶眼意识；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8-0038-03
中国古代的玻璃制品相对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出现较晚。专家已有共识，早期的玻璃制品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而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玻璃制品之一。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指以眼睛或抽象的眼睛形象为图案的玻璃珠。其制造方法是直接制造出类似眼睛的玻璃珠，或是在珠体上嵌入一种或几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形成一层或数层类似眼睛的效果，或是在珠体上造出凸起于表面的眼睛形状，形成“鼓眼”。顾名思义，这种珠子很像蜻蜓的复眼，英文中的名称为“复合眼珠”；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称其为“蜻蜓眼式玻璃珠”。
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是古代埃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307年）时期的产品。在更早的时候，古代埃及还使用黏土制造过蜻蜓眼式玻璃珠。究其原因，古代埃及人流行将眼睛装饰于器物上，如将眼睛镶嵌于棺木、木乃伊、面具和小雕像等器物上，不仅应用广泛，而且种类繁多，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第四王朝（公元前2575年至公元前2465年）。这种做法应当和恶眼意识有着密切关系。恶眼意识是在西亚、北非和欧洲广大地区流传很广的一种信仰。人们相信，某些人的眼中充满邪恶的力量，能够杀死鲜活的生命，摧毁无生命的物体。而恶眼的第一次注视力最为强大，佩戴适当的护符，可以吸收恶眼第一次注视的强大力量，能够承受后面减弱的攻击。蜻蜓眼式玻璃珠就是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护符，因而人类学家又称其为“恶眼珠”。直到今天，南欧、东非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信仰依然有所遗留。由于恶眼意识的共同信仰，蜻蜓眼式玻璃珠出现之后，很快在北非、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广泛流行。①
我们讨论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主要时代为春秋至西汉以前，西汉以后虽然有零星发现，但已不属于同一发展序列，或是传世品，或另有来源。春秋至西汉这个时期内，中国境内大概已发现近千颗此类珠子，分布地点有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内蒙、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广东、浙江、上海、云南等地。从世界上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整个古代的玻璃的制造可分为钠钙玻璃和铅钡玻璃两大系统。埃及和两河流域是最早发明玻璃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0年至公元前18世纪的中王国时，埃及人就掌握了玻璃制作术，之后迅速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及邻近地区。这些地区主要生产钠钙玻璃，虽有含铅玻璃出现，但数量很少，不成体系。中国自产玻璃为铅钡系统，自战国至明清，一直都有生产。安家瑶先生认为，从玻璃的发展规律看，西亚的镶嵌玻璃（即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出现晚于彩色玻璃珠饰几百年，而彩色玻璃的首次出现又晚于单色玻璃珠饰1000多年，所以说单色玻璃珠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发展成为彩色的镶嵌玻璃。但中国的情况却是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的玻璃饰块同时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河南辉县琉璃阁发现的吴王夫差剑，剑格上嵌有三小块透明度很高的玻璃。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格两面嵌有蓝色玻璃。这两件嵌单色玻璃块的剑的年代与出土镶嵌玻璃珠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的年代几乎同时，都是春秋末战国初。中原地区至今还没有发现比春秋末更早的玻璃制品，也就是中国最早的玻璃中即有镶嵌式玻璃珠，没有任何发展过程，就突然出现的镶嵌式玻璃珠只能用贸易品来解释。②
关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路线问题，基本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经由游牧民族的辗转贸易从西亚、中亚而来；③第二种是经印度首先到达云南省；④第三种是经海路首先传到了吴越、广东等地，再传入内地。⑤但从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和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地点和时间上的逻辑关系来看，应是第一种即从中亚地区经游牧民族辗转传入新疆地区，这种可能性为大。从目前考古发掘情况看，新疆地区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在时间上也是最早的，在新疆轮台群巴克IM27中发现有蜻蜓眼式玻璃珠，时代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早期到春秋中期，为多人合葬墓，发现一颗“暗黄色，内有黑色圆点，饰六个白色圆圈”的蜻蜓眼式玻璃珠。⑥另外春秋早期新疆且末扎滚鲁克M14中发现了蜻蜓眼式玻璃珠，饰白色环纹，此墓中出土有游牧特征明显的的动物纹木器，有从西方传来的木竖箜篌，也有中原传去的丝织品，非常有典型性。⑦同时期新疆地区的墓葬还有拜城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经科学检测，其成分与西方的非常相似。⑧
从目前考古发现看，玻璃珠的传播并没有沿着河西走廊向东传播，而是经过阿尔泰地区至米努辛斯克和蒙古高原等地，再南下进入中国的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战国初内蒙古凉城毛庆沟M39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表明，这个地区应是其从北方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春秋末战国初即公元前5世纪前后，蜻蜓眼玻璃珠出现在中原大地，数量不多，但都出土于高级别的大墓中。河南固始侯古堆M1中出土8枚蜻蜓眼式玻璃珠，⑨墓主人为后来成为吴王夫差妻子的勾吴夫人，当时夫差为吴国太子，统领吴军攻打楚国，其妻随夫出征中暴亡，因正处战争，就地厚葬。经过化学测试墓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为钠钙玻璃。曾侯乙墓出土了173枚蜻蜓眼式玻璃珠，但只有一件做了化学分析，为普通的钠钙玻璃。⑩另外，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13枚，山东临淄郎家庄M1出土9枚，洛阳中州路2段M2717出土3枚蜻蜓眼式玻璃珠。所有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皆出土于贵族大墓中，每个墓出土数量较多，它们可以说是突然出现的，而且这一时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形制、大小、纹饰都能从西亚找出相似对照物。但我们也不能肯定所有这一时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都是从国外传来，特别是出土了173枚的曾侯乙墓，只测试了两枚，样品较少。从早期墓葬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来看，多是为与玉、玛瑙等宝石同出，作为异域贸易或礼物的稀奇之物而入葬的，也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得到。 战国中晚期，即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出土地点明显增加，遍布全国。与早期不同，这个时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不仅出土于身份较高的大墓，也出土于下层贵族、官员和普通百姓的墓葬。从这些墓葬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用途来看，各不相同。如甘肃平凉庙庄M6、M7发现16枚蜻蜓眼式玻璃珠，除在棺床上发现，在其随葬的车马器的飞軨上也有发现，应是车马器的装饰物；（11）在咸阳黄家沟M46中出土的为项饰，胸部串珠，除了两枚蜻蜓眼式玻璃珠外，还有玉珠、米珠、玛瑙珠等；（12）在长治分水岭M36、M25中出土有玻璃管、玉饰、水晶珠等串成的串饰；（13）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墓中出土错金银带钩的饰物等等。（14）国内发现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绝大部分出现在这个时期，其中相对集中的是湖南、湖北和河南省。自从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中原地区后，很可能以其特殊质地和独特纹饰首先被高级贵族作为华丽和新奇饰品接受和使用，由于与起源地相距遥远，又是辗转贸易，原有的功能、内涵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弱化以致消失。所以我们看到春秋末战国初的高级贵族对稀奇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使用有炫耀之作用，并开始上行下效。但由于蜻蜓眼式玻璃珠来自万里之外，数量有限，可以想象其价格相当昂贵。于是本土的手工业者开始模仿制作。在模仿过程中，由于模仿者对原有器物所代表的文化情境和功用内涵的不了解，以及制作原料、工艺、水平的影响，并且使其适应中国本土化的需求，使得外来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中国后，从形制到内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战国中后期以后，从已进行的成分分析的珠体来看，蜻蜓眼式玻璃珠除少部分为的钠钙玻璃，大部分为本土制作的铅钡玻璃。（15）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楚国势力范围中，除了大型墓葬外，中小型墓葬也大量出现蜻蜓眼式玻璃珠，楚人采用重晶石为制造玻璃主要原料之一，生产出的具有西方没有的铅钡玻璃系统；从楚国精美的青铜器上看出楚人工匠有着积极的创新精神和高超铸造技，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制作工艺也有着和青铜器制作相似的铸造和镶嵌工艺。说明楚地应为当时中国制作其的中心地区。（16）
战国时的《庄子》、《韩非子》等提到过“隋侯之珠”，是当时中国的六宝之一，经常与和氏之璧并提，表示相当珍贵。有专家认为“隋侯之珠”为蜻蜓眼式玻璃珠，（17）隋国即是曾国，曾侯乙墓出土大量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在其年代稍晚的在随州擂鼓墩M2中，应是曾国诸侯王夫人的墓中也出现了24枚蜻蜓眼式玻璃珠。（18）但林梅村先生根据《论衡·率性》“隋侯以药做珠，精耀如真”的记载，认为“隋侯之珠”是当地制品，而非舶来品。由于曾侯乙墓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检测样品太少，无法断定173枚珠子是否全部来自西方。无论如何，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制作非常复杂和精细，难度很高，（19）生产量不会很大，尤显珍贵。所以工匠们又在釉砂上制作蜻蜓眼，作为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替代品。釉砂是指在表面层含有少量玻璃态内部大部分为未熔融的石英砂的物质材料，（20）它和玻璃制造原料相同或相似，外观也较为接近，由于内部结构和化学组成均与成熟玻璃不同，不是完全玻璃态，不能称为玻璃。但因其烧制温度要低200℃以上，工艺上要简单很多，更加容易制作。釉砂蜻蜓眼珠在湖北、湖南、河南、四川、甘肃、广东等地多有发现。
到秦和西汉时期，蜻蜓眼式玻璃珠考古发现的数量明显减少，特别是在战国中晚期十分流行的楚地很少发现。而受其辐射影响的周边地区还有零星出现，如甘肃秦安、陕西西安、山西侯马、河南洛阳、重庆、四川、广东、云南等。关于蜻蜓眼式玻璃珠在楚地的突然消失，是秦人占领楚地后，工匠被迁被杀，是墓葬习俗突然改变还是釉陶和瓷器的出现使工匠的流失，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西方，蜻蜓眼式玻璃珠和恶眼意识有密切关系，但从传入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时，其恶眼意识被严重弱化甚至从未出现。早期由于其形制独特、数量稀少，成为高级贵族把玩或作为装饰品的稀奇之物。随后楚地工匠大量仿制，因为没有受到恶眼意识的影响，思想上不受束缚，而只是把它们作为工艺品制作，不仅制作出与西方产品相同或相似的玻璃珠，而且创造出中国特有的独特图案。赵德云先生把蜻蜓眼式玻璃珠分为九型，其中Ab型和H型为中国特有，不见于西方。（21）安家瑶先生指出，中国工匠“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他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22）由于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工艺复杂、制作难度大，聪明的工匠还制作出许多仿制品，材质最为接近的是带蜻蜓眼纹饰的釉砂珠；此外，还有蜻蜓眼式彩绘陶珠，在楚地颇多发现，如湖北江陵、荆门、黄州，湖南长沙楚墓，受楚文化影响的陕西汉中、河南辉县、四川成都、广州汉墓等也有发现。仿蜻蜓眼所用的材料还有骨珠、象牙珠、玉珠、石珠、煤精珠、木珠等等，有些材料易得，制作得很大，如陶珠中山西榆次王湖岭M4出土的四件仿蜻蜓眼式陶珠，直径达5.5厘米，球面通体施黑底，彩绘红白二色圆点纹，出土时色彩鲜艳。（23）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了一枚形制巨大的釉砂彩珠，直径达7～8厘米。（24）除了材质的不同，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功用也是丰富多样，除作为首饰、串饰与玉珠等通常用途外，还为其他器物的饰品，如剑格的剑饰、带钩饰物、车马器饰物、铜镜饰物、牌饰、丝织品饰物等。总之，蜻蜓眼式玻璃珠从西方传来，进入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后，引起当时人们的强烈兴趣，大量仿制，材质与样式更加丰富，使用功能也与西方的护符功用完全不同。从春秋末到西汉的500年左右的时间里，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原大地风靡一时，虽东汉以后日渐式微，但它依旧是漫漫历史长河中一朵色彩斑斓的浪花。
[注 释]
①（21）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
②（22）（24）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③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李全、郑建国：《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看汉之前的中外交通》 ，《四川文物》，2010年第2期。
④张正明：《料器与先秦的楚滇关系》，《江汉论坛》，1988年第12期。
⑤（16）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与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等：《新疆轮台县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
⑦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文管所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⑧（15）李青会、周虹志等：《一批中国古代镶嵌玻璃珠化学成分的检测报告》，《江汉考古》，2005年第4期。
⑨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⑩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1）魏怀珩：《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12）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13）山西省文管会等：《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3期。
（14）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考古》，1980年第2期。
（17）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19）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20）伏修峰、干福熹：《中国古代釉砂和玻砂》，《硅酸盐学报》，2006年第4期。
（23）王克林：《山西榆次古墓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