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白琳之间，横亘着30年的岁月。读她的散文、走近她，预想中是一个费力而困难的事情，但想不到竟是一个让人欣喜、深受启迪的过程。
　　不知不觉间，上世纪50年代的人，已到“知天命”乃至“耳顺”之年。这一代人是不幸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运动等等都赶上了，绝大多数都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多变的人生道路；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教育、计划经济的种种好处，又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过着一种理性、稳定而自足的生活。不管怎样，这一代人是独特的、传奇的、强大的，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今天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
　　我的评论生涯已有三十余年。写作实践中，我深切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文学资源，基本上是传统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那一套，我所坚持的批评标准，大体上是经典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尺度。这样的文学背景和批评观念，能够适应今天的文学发展和作家作品吗？尽管我也在不断学习、纳新，但固有的积淀和观念，并不是容易改变的。因此在我近年来的评论文章中，批评了诸多文学现象，也批评了一些青年作家的创作。譬如在“80后”小说家的作品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欲望的张扬、精神的虚无、思想的芜杂、写法的粗糙等等，对这些我都给予了批评。现在，当我面对白琳散文集《白鸟悠悠下》，确实有点踌躇，担心看到与那些“80后”小说家一样的“风景”，担心走不进作家创造的文学和精神世界。要知道白琳写的是散文，散文是一种更接近作者、更具真实性的文体啊！
　　白琳与我均是《山西文学》的同人 ，只是不在一个时间段，并无工作上的交集。2000年我离开编辑岗位，随后调入山西文学院搞专业创作。她于2004年才调进编辑部，同时调进的还有几位年轻编辑。对这些“70后”“80后”年轻人，我并不熟悉，只是见了面客气地打个招呼。有两件事白琳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件是2014年在潞城召开漳河水小说笔会，饭后大家坐在宾馆院子里的游泳池边，白琳向我说起她是新疆人，硕士毕业于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学专业，当时正在学着写散文。另一件是我在《山西文学》发过一篇怀念老友常金仓的文章，其中写到几个历史学家的名字，白琳校对时发现有错字，电话上告诉了我。我问她怎么知道是错的？她说在网上搜索过。校对姓名、地名，为了保险起见，她一般都会在网上搜一搜。她的认真、细心让我感佩。白琳调到省作协已经十几年了，她留给人的是文静、羞怯，一副学生模样的形象。不久前的一次文学会议上，她说散文集出版了，送我一本求教，扉页上用清秀、稚拙的笔体写道：“这是我第一本书，请您翻翻。”后面还画了一个表示喜悦的符号。坦率说，我对“80后”的创作不大看好，尤其是小说，这或许是我的一种偏见。他们沉湎于自造的小世界、小情感中，他们在思想艺术上表现出太多的雷同化、重复化现象。现在他们已是“而立”之年了，但在文坛上并没有隆重地站立起来。白琳的散文写作开始于2013年，至今已发表十几篇作品，据几位散文圈的朋友说：很有特色和锐气。有作品被《散文选刊》转载，并获得了该刊主办的“新经验散文奖”。这不由得让我刮目相看。我想看看白琳究竟表现了一个怎样的文学世界？我想看看《山西文学》后来者们的创作态势如何？
　　在寒冷、沉静、黯淡的冬日的阳光里，我读完了白琳薄薄的散文集。就像看到了莺飞草长的明媚的春天，就像看到了原野上白杨树的悄然生长。它带给我的是一种沉浸、欣喜，是一种启迪、自省。现在，山西文学界已有一个阵容可观的新锐作家群，既包括小说作家，也包括散文作家，白琳无疑已走进了这个作家群。我对散文领域并不熟悉，但我相信她是独特的、有潜力的。她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作品虽然难以摆脱“80后”思想内容较为狭窄的缺陷，但其中的“小我”又分明具有一种普遍性、代表性。她是从“野路子”上走进创作的，正是这种无牵无挂使她的作品显得自然而率真，具有了一种原创性。她的创作是一种自发式创作，从中见不到功利目的、刻意经营，她只是抒情言志、“以情纬文”，尽兴地袒露着自己的人生遭遇、精神情感、艺术天赋，呈现出一个本真、鲜活、丰富、矛盾的“自我”来。这或许是她的散文脱颖而出的深层“密码”。当然，白琳刚刚出道，创作上难免有一些问题和不足。譬如在写作题材上还不够开阔、多样。大部分作品都带有“自传”痕迹，写更广大的社会人生就显得捉襟见肘。这是“80后”作家的“软肋”，白琳身上表现得同样明显。但这又是必须不断克服的问题。譬如在作品构思上还不大自觉、严谨，情节缺乏主线、结构不够和谐，语言尚欠锤炼。如果不遵循经典规律和经验终究难成大器。我是不是又犯了“好为人师”的毛病？
　　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优秀，我们常常要看她对生活和人生的把握、表现能力如何。在这一点上，显示出白琳一种自然的、出色的表现能力。把白琳的作品排列起来，就可以看到她较为完整的人生经历。《白鸟悠悠下》写的是童年和少年时期，跟随母亲从新疆辗转到山西平陆县城（作品中的盘海县），落脚一所小学校，母亲教书，“我”上学，所经历的艰苦、屈辱、孤独的一段生活。《我的年少在你的怀抱》写的是在太原上大学期间，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做家教、当代教，骑着自行车满城奔波、辛劳的种种经历。《正畸》写的是在两年零五个月中，校正牙齿的痛苦、漫长的过程。《我们都要脸》写的是与几个闺蜜，祛痘除疤做美容的种种遭遇。《考博未遂记》写的是边工作边考博，复习功课的苦不堪言、耳闻目睹的考博黑幕，从开始到失败的悲凉“故事”。作者的笔墨是细腻、深切、传神的。写出了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女孩子，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聪慧，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红尘滚滚的城市社会的。我们从作品中的“我”身上，看到了一部分“80后”的人生命运。40年代、50年代的人不容易，70年代、80年代的人更不容易，后者面对着更复杂的社会环境、更严峻的人生挑战。昆德拉说过：“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读了白琳的散文，我对这句名言有了更深透的理解。白琳用她精准的笔触，写出了“80后”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她比同代一些小说家揭示得更加到位、深邃。白琳长于写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形象、服饰，还有现实生活中的“风景”、物象等等，细节逼真、刻画有力，颇有油画的神韵。白琳也写了“自我”之外的一些人和事。譬如《菲行三记》描写的是旅行途中邂逅的几个人物，《谢晓婉》叙述的是高中女同学从追求幸福到屡屡失败的人生命运。她的描述依然细腻、灵动、深切，但这些描写似乎隔着一层，形多而神少，情节的组织也显得散漫，显示出白琳同外部社会和人事的某种隔膜，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作家的创作，“小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写他人、社会乃至世界，同样是必须面对的，而且二者的关系是紧密相依、不能分割的。 　　对社会人生的洞察力乃至审视力，同样是一个作家需要具有的创作能力。而这往往是女作家身上的“短板”，特别是“80后”的女作家。难能可贵的是，这方面倒表现了白琳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自审意识。《白鸟悠悠下》写年少时的“我”和女朋友昌明在杳无人迹的河滩上，看到“羽色纯白，静静矗立”的仙鹤，在“我”的视野和想象中：“那只鸟飞走了，它很从容很优雅，就像它对我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感到平庸无比。”在这里，“我”与白鹤已经神魂交融，骄傲的白鹤与“我”都似乎看到了“我”的“平庸”，从而萌发出一种朦胧的超脱现实的人生“梦想”。《我们都要脸》里写“我”忍受着痛苦与厌烦去校正畸齿，“我实在是想改变自己的内里，却只能先着手于外表的振作。我想借着脸面的改观让自己渐渐颓唐的自信心起立，尽管这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但是我要说，这确实是女人在泥沼中求生的本能。”费力又费钱的修牙，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激发自己的自信心，于是我们真正懂得了“我”正畸的动机。《考博未遂记》中写“我”在准备考试中的内心：“我这辈子都希望自己又优雅又有学问，虽然目前我仍然又懒惰又无知。”一面在眺望人生，一面在自我反思，“我”的精神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中的这位年轻女子，既勤奋、聪慧、进取，又散漫、封闭、虚无；既文雅、自信、坚韧，又爱美、趋俗、功利…… 凸显了一位逼真的、丰富的、立体的“80后”的独特形象。这自然不是白琳本人，已经成为一个文学形象，但与白琳有着一种血脉关系。白琳对社会人生的洞察也是发人深思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她对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中。《太原爱情故事》一口气写了三十余个爱情短章，多数精彩，少数一般，从中可见她对现实婚爱的关注和深思。“最佳爱情”中两个人青梅竹马，相爱二十年，但男人却奇怪地出轨，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本以为最好的爱情，是什么都不计较，爱就好了，多简单。可是，原来在爱情里面，爱是最不可靠的东西。”“门当户对”里学霸男与富家女最终结婚，作者的答案是：“人们强调门当户对并不是因为势利，而是思想的匹配。”“巧碧”中好男人苇胡终于找上了“自己真正爱的人”，从此做牛做马伺候老婆觉得很快活，作者揭示出所谓爱情其实就是一种自愿和付出。爱情、婚姻、家庭是一个最复杂、最无解的领域，白琳的探索是深入的、有意义的，我们期待着她继续探索下去，写出更有分量的作品来。
　　散文的历史源远流长，散文的文体变幻无穷。一个散文家要有所建树，就需要突破既有的表现形式和语言，开拓乃至创造出新的文体来。如前所述，白琳是从“野路子”上闯进文坛的，她或许没有认真研究过散文理论和写法，也没有旧的散文框框的束缚，她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心要求，按照她学过的艺术理念，寻觅一种散文形式和语言，反而使她独辟蹊径，构成了一种自由而多样的写作形态。从文体的规模和篇幅看，传统的散文一篇大体在三五千字之间，比短篇小说的体量要小一些。但白琳的散文，一本21万字的集子，只有11篇作品，平均一篇2万字。难怪有些论者称她的散文为大散文，其实应该叫长散文，因为所写的人事以及意蕴并不大。11篇作品中绝大部分篇章在二三万字以上，最长的一篇有5万余字，五六千字的只有2篇。篇幅意味着生活领域、艺术空间的大小、轻重，白琳一出道就显示出她在散文上的开拓精神。从表现模式看，传统散文有记事、记人、抒情、哲理、杂感等诸多样式。白琳也没有按照这些教条去操作，而是依循生活本身和内心要求去构思、布局，形成了多样化的散文样态。《白鸟悠悠下》《我的年少在你的怀抱》等“自传”类散文，把记事、写人、内心世界等熔为一炉，是一种众声协奏式的复调性结构。《有多少欲望等待发射》记叙的是舅母一家的生活以及表姐的悲剧人生，《谢晓婉》书写的是高中女同学的人生苦难，这是两篇写人的散文，已经借鉴了许多小说手法，可以归入小说范畴，具有跨文体特征。而《太原爱情故事》是一部由31篇短章组成的系列散文，达到了中篇规模，这种写法也不多见。《我们是游向哪里的鸭子》和《寻访你的长城》，是白琳散文中的佳制。前者写“我”和弟弟的感情与故事，后者写“我”内蒙旅行、在赵长城和赵武灵王塑像前的感受、震撼和遐想。这两则篇幅精短、感情充沛，颇有散文诗的味道。白琳在散文语言上也出手不凡，颇有个性。她把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心理等糅合在一起，自由潇洒、随意转换，既有细腻、雅致、灵慧的柔美，又有锐利、反讽、新潮的刚烈，形成一种源自生命、源自艺术的内在张力。这样的散文语言，也是很有特色的。白琳把新疆的文化、新疆人的个性，带进了山西乃至全国文学中。但白琳也不可以因此而自满，她在散文的内容、思想、形式和写法上，还处于一种自发的、起步的阶段，还没有经过经典文学的训练、规范，回到经典、突破经典，更是一条泥泞而悠长的征途。
　　段崇轩，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西文学》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及散文随笔写作。出版著作《马烽小说艺术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等十余部。有多篇作品获全国及省内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