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讲道，“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
　　 任何事物，任何问题，都有“两点”，但“两点”不是对等的，均衡的，其中必有一个重点。坚持“一方为主、统筹兼顾”，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社会生活千头万绪，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还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由此可见，要想在工作中取得主动权，就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并予以解决。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抓主要矛盾在战争中的绝妙应用，也是他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法宝。
　　 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毛泽东令林彪弃长春、沈阳之敌于不顾，日夜兼程直取锦州。这是毛泽东在指挥战争中的杰作，也是他善于抓主要矛盾的典范。解放军打下锦州，就切断了蒋介石东北军南逃的退路，以“关门打狗”;就防止了东北国军与傅作义的联合，为后来的平津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就打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东北野战军一入关，华北战况就会大为改观;就为解放军的后勤供应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因为东北是重工业基地，物产丰富。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一步棋，不是一石三鸟，而是一石四鸟。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总是对全局作出统筹分析，全力抓住主要矛盾，并提出正确的策略予以解决。但是，主要矛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矛盾也可能随之改变。譬如，他基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分析，得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他认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反动派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就是说，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由此，他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我们是共产党员，但首先是中国人”的著名论断，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这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主要矛盾的“两个转变”。第一个是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第二个是人民解放军由战斗队逐步地向工作队的转变。
　　 1958年底到1959年初，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毛泽东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了《三国志》中的许多人物，讲得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他认为，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即事后诸葛亮。要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不要“多端寡要”，头绪太多，不得要领，抓不住中心。每个时期的工作都应该有中心，脑子里经常要装几个大问题。1959年4月上海会议，毛主席更明确地向到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毛泽东从理论到实际，对于抓主要矛盾的问题，讲得很到位，做得很出色。同时，他也注意兼顾次要矛盾的解决。1949年3月13日，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會。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与如何抓主要矛盾相联系，还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一般来讲，在轻重缓急诸问题中，先解决急和重的问题。重就是主要矛盾，那么，急呢？急，不一定是主要矛盾，但是也可能转化。中医有“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说法。“本”是指基础病，是主要矛盾;“标”是指症状，是次要矛盾。但是，如果症状紧急，也要先解决次要矛盾。譬如，一个人存在“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是基础病，是“本”，但他同时又感冒发烧或腹泻不止，这是症状，是“标”，则应先治标。这就是说，次要矛盾突发，变成了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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