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一部记载着先秦时期政治，文化，经济，礼法制度的巨著。它通过对官制的记载来表达治国方案，学术价值极高。欲全面了解周代官制和礼乐体制之大法，首选《周礼》，乃为上策；若要直观礼乐制度的繁文缛节，舍此书莫得。
　　其中《春官宗伯·大司乐》在开篇写道“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这“成均之法”或者说“成均”究竟为何物，许多名家论证过、解释过，大体上产生了两个有分歧的答案，一说其为乐律学理论，一说成均为大学，掌成钧之法，即掌管学政。这两个答案从根本上对大司乐的职能产生了异议。
　　东汉一叫郑众的宦官认为：“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他片面的认为大司乐要负责调准音的高低，即调律，定律。东汉末年的儒家学者郑玄则在对《周礼》的注疏中反对道：“郑司农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玄谓：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这段话中出现的“五帝之学”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痒近是也”。虞痒，即为古代大学名称之一，这一点一定是无可争议的。
　　对于郑众郑玄二人不同的说法，贾公彦更倾向于郑玄，他在《十三经注疏本》中写道：“先郑（即郑众）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者。’案，乐师惟教国子小舞，大司乐教国子大舞，其职有异。彼乐师又无调乐音之事，而先郑云‘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其成事。’义理不可。且董仲舒以‘成均为五帝学。’故依而用之。……”彼郑注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库近是也。天子饮酒于虞库……’郑引之者，证‘成均’是学意。若如先郑以义解之，何得于中饮酒 故知先郑之义非也云。然则周人立学之宫者.即虞痒之学是也。”
　　他认为郑众的说法是错误的，郑众说“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义理上是无法讲通的，周礼中对乐师的描述有明确的说道：“乐师执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通篇并未提到过‘乐师主调其音’这一说法。职务为掌管乐律的官员，周礼也有明确详尽的记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既然《周礼》已经明确说明掌管乐律之官是大师，又何必劳烦大司乐呢？又有孔颖达疏曰：“成均，则虞痒也，上尊，堂上之酒；尊天子于成均之内饮酒，以恩泽被及于此郊人。”若将成均按先郑之义理解，怎能于中饮酒呢。
　　曾有一位学者将“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分成前后两句无因果关系的话来看待，认为《周礼。春官》这两句话是开宗明义地讲出了大司乐的两项职责。大司乐一要负责调准十二律，所谓成均之法，就是调准十二律的方法；二要负责掌管西周学校的教学行政，负责贵族子弟的学业。
　　这种分段式的理解，与理解“成均之法”时片面的只看“均”字之义而得出结论的方法如出一辙。“大司乐掌成钧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从句法上来看，只有他们是有上下承接关系，才会用“以”字来做连接，也只有将他们按上下承接关系来翻译，句子才通顺。“大司乐掌成钧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 以何物治建国之学政 若在此仍片面的认为“成钧之法”就是制定乐律之法的话，那可真是矛盾极了。以定乐律之法来治建国之学政，岂不荒唐。
　　《礼记·王制》日：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将出学，小香、大香、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天子齐戒受谏。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家宰齐戒受质。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从质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齐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辫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
　　《礼记·文王世子》曰：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禽，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哥赞之。禽师学戈，禽师垂赞之。香鼓南。春诵夏弦，大师招之。替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替宗，书在上厚。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
　　《王制》、《文王世子》述及的都是周初及早期制度。由两篇文献看来，都能为成均为大学之意提供佐证。
　　后来的一些史料同样能证明成均为大学之意。
　　隋朝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央官学的名称叫做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之一。到了唐代时曾几易国子监之名，其中就包括成均监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