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少臣，字扫尘，1955年生，北京人。现为中国画研究院专业画家，中国美协会员。擅长画大写意花鸟画，也常画人物小品，风格高古清新，构图绝妙。笔墨深邃有内涵，是当今国内大写意花鸟画领域颇具实力与影响力的画家之一。
　　
　　问：是什么促使您走上了艺术创作的道路？是受家庭的影响，还是出于天性？
　　答：我走上艺术创作道路是缘于偶然。我的母亲是个农民，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我既有农民宽厚忍让的品质，又有工人坚毅果敢的性格。家里也没有人从事绘画、艺术创作。小时候，我没有想过当一名画家，做一名解放军是我那个时候的最大梦想，但是我特别喜欢画画。最早我还是用钢笔画，照着小人书画，比如《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等等；画秦琼、画张飞，看什么画什么。
　　问：对于您从事艺术创作，您的父母、家人持一种什么态度？
　　答：我父母对我的态度很宽松，我前面说到，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奶奶对我特别疼爱，她常说：“你呀，我看了，一定能画出来的，只可惜我看不到了。”这句话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它成了我绘画的动力，我就是这么认认真真地走过来的。（说到这里时，邢少臣的眼圈有些红了）
　　问：我听说您很小的时候说过，您的画也能在美术馆展览，是吗？
　　答：是的，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届全国美展在美术馆举办。上美术课时，老师带我们去美术馆看展览。刚走进去，我就萌生出一个想法：“他们的画能挂在这儿展出，将来有一天我的画也能挂在这儿。”我这样想了，也不经意这样说了，直到今天我的有些同学还记得我当时所说的这句话。那时我确实产生了画好、要好好画的念头，我想，我踏上艺术创作的道路就是缘于那个时刻吧。从那以后，我更是天天画画，慢慢地我就认识了什么是国画，什么是油画等等。
　　


　　我上过师范，读过美术专科，别人画画是画面，而我动手就是线；我对中国画有一种很自然的兴趣。后来跟着卢老学画，对中国画的认识逐渐深刻起来，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画，也对线更执著了。
　　问：您认识了不少大师级的老先生吧？
　　答：我比较幸运，在20世纪70年代陆续认识了任先生、卢先生、齐先生，以及今天被誉为大师的崔子范老先生和董寿平等老先生，并得到了他们的教导与指点。
　　问：您跟崔子范先生学了多久画？
　　答：我跟着老师学画，最长的是崔老：从开始学到1988年调入中国画研究院，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之后也从未间断，一直跟着他学习。从他那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他的观念、他对笔墨的感觉，以及他对中国画的特殊贡献，都使我受益匪浅。所以说，我学画的根是从齐白石算起，后来逐渐受崔老影响。那时候，我也去苦禅先生那儿看他画画，因为先生的很多学生和我都是好朋友，大家互相之间都有交往。
　　问：您对笔墨是怎样理解的？
　　答：我对中国画有一定认识后，就对传统的中国绘画进行了长期的、多层次、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从两宋到明清到近现代，几十年间从未中断过，也从中领悟了很多东西。我感觉大写意就是笔墨两个字。笔墨看似简单，其实包容却很多、很大。笔墨是无声的，没有语言，但是通过笔墨能够看到画家的文化、学识、修养、阅历和社会积累。初学者看笔墨，感觉笔墨好像是很难撼动大山一样，很难学，很难掌握：而中年人对笔墨已经很纯熟了，怎样去发挥自己的特长，怎样使作品更美、更具内涵，怎样才能发扬民族文化，这是一个中年画家考虑的问题；而作为八九十岁的老画家，他们留在纸上的就是几十年的文化积累、人生积累和对艺术的认识，初学者是达不到的。
　　笔墨是一种文化，我们不能单纯地看这两个字。比如有些人，他们的笔墨表现得比较张扬、跋扈、霸道；有些人的笔墨表现出一种飘浮、怪乱、滑软；而真正的中国画的笔墨讲究的是内涵。这种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佛家的出世思想，道家的现实思想，儒家的中庸精神。具有这种文化精神的笔墨，绝不是飘浮的、乱怪的、张扬的、霸道的，而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充满厚度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强调内涵和沉淀，期望能够达到不温不火，不急不躁的完美的笔墨意境。
　　


　　问：您常常谈到厚积薄发，而现在很多的中青年画家追求的是“快”和“出新”，对此您是怎样理解的？
　　答：齐白石先生60多岁时还默默无闻，吴昌硕先生40多岁才开始学画，但是他们对艺术的追求从未间断过。当几十年的磨练、生活积累，以及个人修养积累得非常丰厚时，才有后来的厚积薄发。而现在的中青年画家，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急于求成，画了几年就想成名。虽然短时间里，他们也名噪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还有的年青人名气大了，就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绩，这样是不容易进步的；一种风格形成了，也不容易改变。虽然所有的画家都想成为艺术大师，但大师不是争、抢、夺、封来的，它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有的人在世时可能名不见经传，但日后亦可能大放异彩。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只有从中汲取营养，才能水到渠成，才能有所创新，否则只会是空中楼阁。我每天练画，中国的大写意画，在60岁以前是不容易画好的，因为真正的大写意是需要积累、沉淀和锤炼的。我现在只有50多岁，我还要练，我始终认为，没有积累就达不到真正的大写意境界。放慢脚步，一步一个脚印，不追求名利，这是我所追求的。
　　问：您当时调到中国画研究院时还很年青，您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是怎么看的？
　　答：我是1988年调到中国画研究院的，当是我33岁，很年青，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奇迹吧。我没有经过专门的美术院校的学习，只是通过传统的学习方式，研究历史和古人，自己加以领悟和体会，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从一个业余的画家成为一个专业的画家，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自豪。我个人认为学院里培养的写意花鸟画家，很少有画得出类拔萃的。我主张临摹大师的画，比如齐白石老师的画，就是从“八大”演变来的。我认为只有学到根本，再从根本上演变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具有自己的风格，这样笔墨才完美。
　　


　　中国有句谚语叫“春捂秋冻”。在艺术上，我一直遵循着这句古老的养生道理，以不变应万变，抱着坚定的态度画传统。几十年来，我一直未放弃对传统的热爱，我始终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把传统学到根本，笔墨才更有韵味；只有自然，才能出新。现在很多的中青年画家，他们的作品看起来很新，可读起来很乏味，所以我一直是坚持这个观点——踏踏实实地学。“出新”是自然而然的；“变”也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你的作品不中不西、不伦不类，那么国内国外也不把它当回事了。所以，我一直在讲，对艺术要执著，不被任何理论、任何风格所左右。
　　问：您说画大写意与性格有关，画大写意一定要心胸开阔吗？
　　答：是的，大写意画家一定要心胸开阔，要有豪气。但是这种豪气并不是蛮横，是有内涵而不张扬。有的人文化修养不够，其画就张扬有余而内敛不足，很浮躁，不能使看画的人身心宁静，这样的画不能算是大写意。真正的大写意用笔虽然很简单，但其意义却很深远，富有哲理、文化、民族精神和禅意；一幅好的大写意作品一定是有韵味，有厚度，有可琢磨的地方。
　　问：您的学识和修养是通过读书，还是通过跟老师的交流来提升的？
　　答：我喜欢读书，但大本的理论著作我只是找其中的精华的句子来读，很多的做人的道理是老师教的。我特别喜爱下围棋，下围棋对我的绘画有很大的帮助，从围棋中我悟出了很多画的道理，也从画中悟出了很多棋的道理。棋中分高下，棋子是一个都不能输的。很多棋中高手，往往在对方很迷茫的时候下一着妙招而险中求胜；而有时呢，也因一招不慎而导致满盘皆输。因此，下围棋需要有一种拼搏感和敏锐的观察力。另外，围棋的黑白、方圆和围棋的点线面都和中国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是包罗万象。
　　再有，就是我掌握的国内外的信息比较多。国内每一个画家近期的作品，其风格特点，以及他们最近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在研究什么，我都非常清楚。只有了解别人在做什么，我才能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问：有人认为大写意画家作画太容易了，寥寥几笔即为一幅画作，您对此是怎么理解的？
　　答：大写意画家确实能够在两三分钟内作一幅画，甚者可以在一分钟内作一幅画。但是，大写意画背后是画家几十年来对社会、对人生、对自然的理解，是几十年的笔墨磨练。画面的快慢是根据作品的需要来决定的，有时需要快，有时需要慢，有时需要粗，有时需要细，也有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因此，看大写意画不能从表面上去看，而是要从大写意以外去了解。
　　问：听说外国友人来参观时，看到大写意画家几分钟就完成了画作，认为大写意画“物非所值”，您是怎样看的？
　　


　　答：中国大写意画是一种文化，不能以快慢来衡量其价值。在一个外行眼中，作一幅大写意画确实很快，认为作大写意画很简单，这是走入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另外，作为一个大写意画家，虽然处在商品社会，也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作画不是做表演，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放弃作画的分寸和作品的好坏。
　　问：有人说中国画是需要“养”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这个“养”其实是修养。中国画与西方绘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国画的笔墨是一种文化，很深邃；而西方绘画的笔触虽然很美，但它只是一种技巧。从画中看到文化，非中国画莫属。
　　问：对于石涛讲的“笔墨当随时代”，您是怎么看的？
　　答：任何一个时代的画家，他的笔墨都是跟着时代的节拍的，不会有悖于这个时代，因为他所接触的、所感受到的都是时代赋于的。虽然我们中国画讲究学习传统，但每个画家的作品都潜移默化地受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所影响，决不会脱离本时代。
　　问：对于“搜尽奇峰打草稿”，您是怎么看的？
　　答：画家肯定是要游历名川，陶冶性情的。而我从上完师范大学后就不写生了，这是我和其他画家最大的区别。小时候上动物园写生，我也喜欢带着宣纸和笔墨直接画，我觉得钢笔表达不出我的情感。我习惯于先看，对自然有了感悟后也就装在脑子里了，然后把它直接变成笔墨；其实中国的笔墨就是意象派，它比西方要早得多。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方式，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同，发展的方向也不同，只要不偏离自己的轨迹就可以了。
　　问：迄今为止，在艺术上您经历过大的变革吗？
　　答：经历过两次。第一次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我二十五六岁，我的写意花鸟画在北京画界已小有名气。北京美协收藏的我的一幅《秋酣图》，构图简单，用笔老辣，很有立意，那时我的绘画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8调入中国画研究院以后，我也有一般人的想法，要创新、要出新。那时兴起了一种“点彩”派的画法，因此我就把传统放下了，这样尝试着画了近两年。画这样的一张画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画法和我自己的性格相背离，于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还是坚持从传统中把握自己，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而且研究院的工作使我的眼界更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想也就活了，对我画中国画帮助更大了，这使我的创作又走上了一个台阶。
　　问：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刻苦和悟性哪个更重要？
　　答：一个画家如果没有悟性，再怎么刻苦其作品也总是平庸的；但是，如果一个画家只有悟性而不刻苦，就不会有作品出现。所以，刻苦和悟性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是同等重要的。悟性有来自天赋的，也有通过后天培养使其提高的。
　　我观察生活的方法和一般画家有所不同，我有一种更深层、更细的观察。在上世纪80年代我画的几张大写意画中，有一幅《年夜》画的是一簸箕饺子和一壶酒，还有一幅《息》画的是一把梯子和两只小鸡。这些画的构图虽然很简单，但生活气息很浓，立意也很高，当时的美术杂志和美术文化报都发表了这幅作品。而这几年精彩的画作并不多，我觉得作为一个画家，只有善于挖掘生活，善于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耐人寻味，才能打动观众。
　　此外，在墨色上我也打破了前人墨色变化的复杂性，追求简单的墨色，敢于用重墨、浓墨，以增强视觉的冲击力。我偏重黑色，努力使黑而不僵，聚而不散。
　　问：您觉得自己的画容易仿吗？
　　答：可以，但是只画了三五年画的人要模仿是不容易的。仿画，最重要的是了解画家本人，否则只会是“形似而神不似”。
　　问：您是不是废了很多画？
　　答：是的，李可染说“废画三千”，我撕的画何止3000啊！一个好的画家只有敢于否定自己的作品，经常对自己的作品持否定态度，才能不断进步。此外，还要对自己的好作品进行不断总结，只有具备了精晰的分辨能力，自己才能得到提高。
　　问：崔老对您的画是怎样评价的？
　　


　　答：崔老对我的画评价很高。大概在我22岁时，我画了一张画，崔老看了以后，题款是“少臣同学画，章法新颖，笔墨苍润，格调高超，顺此前进，定能自成一家。”前年在美术馆联展时，崔老对在场的很多画家说：“少臣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我最重要的学生。”如此高的评价，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很感激老师对我的培养与评价。
　　问：齐白石先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崔老先生介意您的画与他相似吗？
　　答：崔老的笔墨对我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他的用笔。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风格跟他有很大不同。我二十多岁时，刘院长到我家去，看到我画的一幅画——画面是一只睡着的鸭子，很喜欢，于是向我要去挂在自己家里。高先生当时是美院教授，已七十多岁，在他家看到这幅画时，也大加赞赏。那时，我对中国画已悟得很深了，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沉淀，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这点上我还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问：“寻门而入，破门而出”，你觉得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答：我觉得自己现在在“出”与“入”之间。我的作品是很传统的，表现的都是生活中的细节，很自然也很具有新意，这跟自己的观察方法和悟性是分不开的。
　　问：您最早临的是谁的画？是每个时期都临吗？
　　答：我最早临的是齐白石的画，后来临的是“八大”、吴昌硕。我临画主要是临画的精神，我知道怎么去看，怎样起笔，怎样收笔，临“八大”几乎可以乱真。临的时间很长，实在是太喜爱了，觉得他们是用心在画画，从画中可以读到画家的内心，这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我们学习传统，要注意去粗取精，去其糟粕，留其精华。而有些人不具有分析能力，现在很多地方的宣传误导又太多，很多作品不伦不类的，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标榜、临仿，是不会受益的。
　　问：您是在有灵感时作画，还是把它当作每日必做的功课？
　　答：灵感是不定期出现的，在平常中也能感到新的东西，所以我并不拘于一格。“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一个好的写意画家，只有多练才能有好作品，因此作画是我每日必做的功课。
　　问：现在有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感到担忧，您是怎么看的？
　　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些东西的流失是必然的。但是它的根，它的精神并没有流失，对这一点并不需要过分担忧。中国画是一种艺术，并不是一颗小草，它有很雄厚的根基和广大的文化背景，我坚信我们及后人一定会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