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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者的原乡
过一种“浪费”时间的生活
“奢侈，不再是积累各种物品，而是表现在能够自由支配时间，回避他人、塞车和拥挤上。独处、断绝联系、拔掉所有插头、回归现实、体验生活、重返自我、返璞归真、自我设计……奢侈本身是对服务、度假地、治疗、教育、烹饪和娱乐的选择。”如同法国思想家雅克·阿塔利在其著作《21世纪词典》说的那样，我们所推崇的，是一种非物质的“奢侈”—来自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职业的人们，选择背离常人眼中的主流生活，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主选择生活的样貌。也就是说，这种奢侈的本身，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指代，而是人们有这样的魄力，自由地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作者舒国治，还是商人胡延平，抑或是行者谷岳，他们拥有同一个选择：过一种“浪费”时间的生活。
他少存款，无子女，好走路，终日背着一个背包四处闲晃。对于今日无法“安身立命”的世人而言，闲人舒国治可能是一个别样的启示。
下雨了。舒国治看看玻璃窗外，风吹树斜，正是京城夏日。他心情不错。天凉了，回房便关空调开窗，让风吹进来。若出门，淋雨也无妨。“身边就这么几件重要的事：喝两口规矩的水，吸两口新鲜的空气”。《流浪集》一书中，他手写了一枚书签：“世道再难，也要呼吸顺畅”。台湾人、写作者、城市的晃游者，舒国治这样解释他的姓氏：“舒，舒服的舒”。
理想的下午
若回到台北，这最是一个理想的下午—理想的下午，有赖理想的下午人。他套上鞋，出门，“也只是漫无目的地走，”舒国治在《理想的下午》里写道，“看看市景，听听人声。穿过马路，登上台阶，时而进入公园，看一眼花草，瞧一眼池鱼。……走逛一阵，若想凝神专思片刻，见有旧书店，也可进入浏览。一家逛完，再进一家。有时店东正泡茶，相陪一杯，也是甚好。”
梁文道给舒国治的书写序，猜测有些读者看到这样的文字，会腹讥“这种品味很小资”，然而，梁文道辩驳道：“他（读者）大概看了太多流行时下的广告，也大概太过年轻，遂将态度的悠闲与讲究生硬地等同于‘小资’，乃至于忘记了中国散文的古老传统，忽视了消费乔装以外的做人美学。”在梁看来，以“文如其人”来形容舒国治最是恰当，也正因为此，后者才能迷倒一众台湾作者，成为彼岸十年来最受欢迎的散文家。
舒国治是六十年代里饱受西洋电影和摇滚乐熏陶成长的半城半乡少年，与金士杰和杨德昌是好友。初习电影，后注心思于文学，曾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拿过时报文学奖，备受文坛瞩目。当世人皆以为他要鬻文卖字以成就功名时，他却孓然一身，以别人眼中“自毁前程”的姿态，浪迹美国七年。
驱车游历美国的四十四个州，舒国治成为漫无根由的旅行者，就像鲍勃·迪伦在《日升之屋》里唱的，“他从生命中得到的唯一快乐，是一个镇接着一个镇的游荡”。而立之年，不求事功，却游走在美国公路上，前路无尽延伸，茫茫无所摄视，登驰其上，“是探索‘单调’最最本质之举”；他当然也有过茫然，“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睡过太多太多异地的车，去了太多太多毫无来由的村镇。十多年后回想，仍然想不出一个道理我干嘛要在那些公路上让我的汽车滑行。”
门外汉的张望
1990年冬天，舒国治返台长住。他喜欢赖床，中午外出觅食，如有稿约就回家伏案手写，然后趁黄昏之前出去晃晃，到旧书店、茶铺、咖啡馆串门聊天；至黄昏，回家小憩；到晚饭时刻，再出门跟朋友聚餐。偶或饭后不想归家，就坐捷运去近郊的北投泡温泉。这种生活，可简陋，可精致，总体而言“已经是很有韵致，流畅如行云流水”。
台北是个小村庄，人情温热，喜欢被照拂也喜欢照拂别人，终究舒国治不是“待在家里的人”，因此边走边玩，偶记为文字。去纽约，偏觉纽约“太抽象”；游瑞典，叹息北欧人的“自怜幽独”；到了雅驯的英国，感慨“英国的全境，只得萧简一字”；至于常去的日本，他则索性做起“京都的门外汉”。
他的看都是“张望”式的，“你只能在门外张望，观其门窗造型、格子线条，赏其墙泥斑驳及墙头松枝斜倚、柿果低垂之迎人可喜，轻踩在他们洒了水的门前石板，甚至窥一眼那最引你无尽向往却永远只得一瞥的门缝后那日本建筑中最教人赞赏、最幽微迷人的玄关”。
舒国治所写，多及小吃、旅行，着墨最多的是关乎闲晃。他说，学问幽默都不尽然是他写作的兴趣，“我只是讲我的人生，看风景，看社会世道”；他不写政治，几十年不看报纸，远离即时资讯。他只是玩：“你在这里停留，耗用时间，消耗体力，都是玩。”
闲散逸放社会的产物
东晃晃西逛逛，舒国治仿佛一生都在路上，而正经上班的时间不过三个月。原因再简单不过：一是年轻时晚上不肯睡，因有那么多好书好电影可看，好音乐可听，好朋友可聊，好梦可编织；其二则因为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人人散漫，都不知上班何为。
“我是时代的产物。” 舒国治说，“做小孩时，听见墙外有圆牌甩打在地上的声音，便说什么也按捺不住要夺门而出。因为当年看漫画、看武侠、小摊上吃零嘴等，被父母有识见地禁绝。也因为我们出生在一个逸放的时代，成长于一个闲散的社会。” 这逸放和闲散，兼及他的懒，终令舒国治成为今日之闲人。他说，“只有极度的空清，极度的散闲，才能获得自由。且是安静的自由。”
返台至今，舒国治始终未置房产。他说年轻时省一点可以过活，后来时代赚钱，自己仍然落后，各种社会诱惑，索性全然放弃，单论不买房一事，“然后才有一点闲，得一点清淡”，否则一身为之所累，“年轻的轻浮的岁月，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样的，就不可能过了”。所以，进而言之，“我也是我自己的能耐的产物。”
梁文道曾说，他生平所见的友朋中，最会玩且最会讲故事的，一是阿城，一是舒国治。二者多有不同，阿城讲知青生涯，讲文房四宝，讲弥勒佛的转世，杂学渊博娓娓道来。而舒国治的故事通常是这样的—譬如台湾“9·21”地震，自己半夜被震醒，侧耳一听，狗没有叫，小孩也没有哭，于是继续睡去；譬如洗红酒杯绝不用洗洁精，代之以温热水，若是去油，代之以橘子皮；又譬如家中若铺木地板，最好未经上漆，赤脚行于上，或盘腿坐下，或干脆躺卧。
舒国治常背一个背包，脚上一双运动鞋，无论身处哪一城市，皆喜荡步当车；躯体修长，声音洪亮，面容清癯，年已逾六旬，而毫无老态。他说，“那不是我的塑造，也不是他人的误解。我从20多岁，到30多岁，到40多岁，皆是东望望西望望—没有人生阶层的停顿造成不同年龄的痕迹。”
“太多的人用太多的时光去赚取他原以为很需要却其实用不太到的钱，以致他连流浪都觉得是奢侈的事了。”但是，有时回身计算一下，原可能派用在流浪上的光阴，固然是省下来了，却也未必替自己多做了多少丰功伟业。唉，何惜也如此算计。正是：“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流浪。”（场地鸣谢：北京上东盛贸饭店）
过一种“浪费”时间的生活
“奢侈，不再是积累各种物品，而是表现在能够自由支配时间，回避他人、塞车和拥挤上。独处、断绝联系、拔掉所有插头、回归现实、体验生活、重返自我、返璞归真、自我设计……奢侈本身是对服务、度假地、治疗、教育、烹饪和娱乐的选择。”如同法国思想家雅克·阿塔利在其著作《21世纪词典》说的那样，我们所推崇的，是一种非物质的“奢侈”—来自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职业的人们，选择背离常人眼中的主流生活，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主选择生活的样貌。也就是说，这种奢侈的本身，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指代，而是人们有这样的魄力，自由地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作者舒国治，还是商人胡延平，抑或是行者谷岳，他们拥有同一个选择：过一种“浪费”时间的生活。
他少存款，无子女，好走路，终日背着一个背包四处闲晃。对于今日无法“安身立命”的世人而言，闲人舒国治可能是一个别样的启示。
下雨了。舒国治看看玻璃窗外，风吹树斜，正是京城夏日。他心情不错。天凉了，回房便关空调开窗，让风吹进来。若出门，淋雨也无妨。“身边就这么几件重要的事：喝两口规矩的水，吸两口新鲜的空气”。《流浪集》一书中，他手写了一枚书签：“世道再难，也要呼吸顺畅”。台湾人、写作者、城市的晃游者，舒国治这样解释他的姓氏：“舒，舒服的舒”。
理想的下午
若回到台北，这最是一个理想的下午—理想的下午，有赖理想的下午人。他套上鞋，出门，“也只是漫无目的地走，”舒国治在《理想的下午》里写道，“看看市景，听听人声。穿过马路，登上台阶，时而进入公园，看一眼花草，瞧一眼池鱼。……走逛一阵，若想凝神专思片刻，见有旧书店，也可进入浏览。一家逛完，再进一家。有时店东正泡茶，相陪一杯，也是甚好。”
梁文道给舒国治的书写序，猜测有些读者看到这样的文字，会腹讥“这种品味很小资”，然而，梁文道辩驳道：“他（读者）大概看了太多流行时下的广告，也大概太过年轻，遂将态度的悠闲与讲究生硬地等同于‘小资’，乃至于忘记了中国散文的古老传统，忽视了消费乔装以外的做人美学。”在梁看来，以“文如其人”来形容舒国治最是恰当，也正因为此，后者才能迷倒一众台湾作者，成为彼岸十年来最受欢迎的散文家。
舒国治是六十年代里饱受西洋电影和摇滚乐熏陶成长的半城半乡少年，与金士杰和杨德昌是好友。初习电影，后注心思于文学，曾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拿过时报文学奖，备受文坛瞩目。当世人皆以为他要鬻文卖字以成就功名时，他却孓然一身，以别人眼中“自毁前程”的姿态，浪迹美国七年。
驱车游历美国的四十四个州，舒国治成为漫无根由的旅行者，就像鲍勃·迪伦在《日升之屋》里唱的，“他从生命中得到的唯一快乐，是一个镇接着一个镇的游荡”。而立之年，不求事功，却游走在美国公路上，前路无尽延伸，茫茫无所摄视，登驰其上，“是探索‘单调’最最本质之举”；他当然也有过茫然，“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睡过太多太多异地的车，去了太多太多毫无来由的村镇。十多年后回想，仍然想不出一个道理我干嘛要在那些公路上让我的汽车滑行。”
门外汉的张望
1990年冬天，舒国治返台长住。他喜欢赖床，中午外出觅食，如有稿约就回家伏案手写，然后趁黄昏之前出去晃晃，到旧书店、茶铺、咖啡馆串门聊天；至黄昏，回家小憩；到晚饭时刻，再出门跟朋友聚餐。偶或饭后不想归家，就坐捷运去近郊的北投泡温泉。这种生活，可简陋，可精致，总体而言“已经是很有韵致，流畅如行云流水”。
台北是个小村庄，人情温热，喜欢被照拂也喜欢照拂别人，终究舒国治不是“待在家里的人”，因此边走边玩，偶记为文字。去纽约，偏觉纽约“太抽象”；游瑞典，叹息北欧人的“自怜幽独”；到了雅驯的英国，感慨“英国的全境，只得萧简一字”；至于常去的日本，他则索性做起“京都的门外汉”。
他的看都是“张望”式的，“你只能在门外张望，观其门窗造型、格子线条，赏其墙泥斑驳及墙头松枝斜倚、柿果低垂之迎人可喜，轻踩在他们洒了水的门前石板，甚至窥一眼那最引你无尽向往却永远只得一瞥的门缝后那日本建筑中最教人赞赏、最幽微迷人的玄关”。
舒国治所写，多及小吃、旅行，着墨最多的是关乎闲晃。他说，学问幽默都不尽然是他写作的兴趣，“我只是讲我的人生，看风景，看社会世道”；他不写政治，几十年不看报纸，远离即时资讯。他只是玩：“你在这里停留，耗用时间，消耗体力，都是玩。”
闲散逸放社会的产物
东晃晃西逛逛，舒国治仿佛一生都在路上，而正经上班的时间不过三个月。原因再简单不过：一是年轻时晚上不肯睡，因有那么多好书好电影可看，好音乐可听，好朋友可聊，好梦可编织；其二则因为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人人散漫，都不知上班何为。
“我是时代的产物。” 舒国治说，“做小孩时，听见墙外有圆牌甩打在地上的声音，便说什么也按捺不住要夺门而出。因为当年看漫画、看武侠、小摊上吃零嘴等，被父母有识见地禁绝。也因为我们出生在一个逸放的时代，成长于一个闲散的社会。” 这逸放和闲散，兼及他的懒，终令舒国治成为今日之闲人。他说，“只有极度的空清，极度的散闲，才能获得自由。且是安静的自由。”
返台至今，舒国治始终未置房产。他说年轻时省一点可以过活，后来时代赚钱，自己仍然落后，各种社会诱惑，索性全然放弃，单论不买房一事，“然后才有一点闲，得一点清淡”，否则一身为之所累，“年轻的轻浮的岁月，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样的，就不可能过了”。所以，进而言之，“我也是我自己的能耐的产物。”
梁文道曾说，他生平所见的友朋中，最会玩且最会讲故事的，一是阿城，一是舒国治。二者多有不同，阿城讲知青生涯，讲文房四宝，讲弥勒佛的转世，杂学渊博娓娓道来。而舒国治的故事通常是这样的—譬如台湾“9·21”地震，自己半夜被震醒，侧耳一听，狗没有叫，小孩也没有哭，于是继续睡去；譬如洗红酒杯绝不用洗洁精，代之以温热水，若是去油，代之以橘子皮；又譬如家中若铺木地板，最好未经上漆，赤脚行于上，或盘腿坐下，或干脆躺卧。
舒国治常背一个背包，脚上一双运动鞋，无论身处哪一城市，皆喜荡步当车；躯体修长，声音洪亮，面容清癯，年已逾六旬，而毫无老态。他说，“那不是我的塑造，也不是他人的误解。我从20多岁，到30多岁，到40多岁，皆是东望望西望望—没有人生阶层的停顿造成不同年龄的痕迹。”
“太多的人用太多的时光去赚取他原以为很需要却其实用不太到的钱，以致他连流浪都觉得是奢侈的事了。”但是，有时回身计算一下，原可能派用在流浪上的光阴，固然是省下来了，却也未必替自己多做了多少丰功伟业。唉，何惜也如此算计。正是：“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流浪。”（场地鸣谢：北京上东盛贸饭店）